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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沙海林(上):從上海出發,我“半路出家”成為駐美外交官

2018-4-16 08:22:28 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洪俊傑  選稿:葉頁

原標題:海上外交官|專訪沙海林(上):從上海出發,我“半路出家”成為駐美外交官

>>>專訪沙海林(下):南海撞機後,為什麼説是美國人讓我更愛國?

  專訪沙海林是在人民大道200號他辦公室內,我們坐在長方形會議桌前面對面。就我不長的記者經歷來説,我叫過他“沙部長”,曾是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去台北採訪雙城論壇的時候,叫他“沙常委”;他到人大工作後,叫他“沙主任”。而在專訪中,我改叫他“沙大使”,因為據説這個頭銜是終身的。

  從2000年到2005年,沙海林離開上海,幹了五年多的外交官,當過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及中國駐愛爾蘭大使。這份經歷在上海省部級幹部中應該是唯一的,他也頗為自豪地跟我説:“我的人生是精彩的。”

  儘管通過微信提出專訪要求時,沙海林一口答應,但採訪前我還有過擔心,外交官有太多“不能説的秘密”,況且沙海林目前還擔任著公職。但在接下來兩個小時交流中,沙海林很坦誠地講了很多他親歷的事件及所思所想,當然他也有言在先:“除非涉密,其他的我都儘量跟你説。”

  你要培養自己站在國家高度,而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高度去思考問題

  上觀新聞:大使好,您是外交部首次公開選拔的高級外交官,應該算黃埔一期吧?

  沙海林:(笑)是第一期大使培訓班。當時中央希望能從各地選拔一批年輕、優秀的幹部充實外交官隊伍,改變外交人員存在的經歷、知識、結構相對單一問題。

  我之前沒有報名,應該是組織推薦的。那是在2000年,浦東新區正在建政(建立政府),我這個區委常委、組織部長天天忙這些事。當通知我去參加選拔時,離考試也就10天時間。時任市委副書記孟建柱同志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説希望我去參加考試。

  坦率地説,去考試的時候,我沒什麼負擔,考得進就去,考不進去也無所謂。初試的時候,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六、七十個人。一個月後我去復試,一看就留了十幾個人。再過一個月,中組部、外交部派人在上海待了一個星期,對我進行全面考察。又過一個月,通知我去北京參加培訓,也就是説我被錄取了。

  上觀新聞:當時考試題目難嗎?

  沙海林:初試分兩天考四科。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三個小時,題目很多,根本來不及做。下午是綜合考試,主要考你的知識儲備。第二天上午英語筆試,下午英語口試。口試就是給你十分鐘時間看一份材料,然後讓你去另一間房接受考官口試。一個月以後又進行復試,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傅瑩同志就是我的考官之一。後來我才知道,我復試考的成績不錯。

  上觀新聞:您還記得進了培訓班的同學嗎?

  沙海林:據我所知,我們班的同學都陸續成為大使了,還出了五個部級幹部,宋濤(中聯部部長)、李進軍(中國駐北韓大使)、艾平(中聯部原副部長)、謝杭生(中央紀委駐外交部紀檢組組長)和我。

  上觀新聞:相比起科班出生的外交官,你們這些“半路出家”的外交官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沙海林:優勢是我們這些人對國情的了解更深,都親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同時也有服務外交的國內資源。此外,基層出來的外交官在國內大多經歷過基層複雜情況,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的能力較強。還有就是我們多多少少有經濟領域的工作經驗和獨當一面的領導工作的經驗,這也很重要。

  上觀新聞:那劣勢是什麼?

  沙海林:首先是語言。剛開始,我的英語遠遠不能適應崗位對我的要求。最難的就在雙方會談時,當對方用英語談一些比較敏感、比較複雜的問題,甚至可能從中釋放很多重要信號時,一開始我的聽力完全跟不上。

  還有就是我對外交工作的一些規矩、一些問題的來龍去脈還不熟悉,處理問題時能力不強,經驗和高度不夠。

  上觀新聞:三個月的培訓班不夠?

  沙海林:遠遠不夠。特別是你要培養自己站在國家高度,而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高度去思考問題,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上觀新聞:那與其他同學相比,來自上海的外交官有何優勢?

  沙海林:上海的開放度、國際化、社會化、市場化、法治化程度比較高,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相對來説,上海人的視野會更開闊一點。同樣,很多場面我們在上海都經歷過,所以更容易適應國外情況。浦東又是上海開放的前沿,我們在與外方打交道時,會更自然、從容、自信。

  與美國參眾議員打交道,使我加深了對美國的認識

  上觀新聞:您外交官第一站是正局級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起點很高。知道組織為何安排您駐美嗎?

  沙海林:我們這批人分到哪的都有,我想駐美工作應該是份量比較重的。我先是負責國會事務,後來又增加了雙邊事務,那時候我幾乎天天都去國會山,最多時候一天要去兩、三次。我當時主要聯繫國會的參議員與眾議員,更多是與這些議員手下的三個重要人物打交道。一個是辦公室主任,一個是法律顧問,一個是外事顧問。這段經歷,讓我比較深入了解美國國會的架構和運作。

  上觀新聞:能舉個例子嗎?

  沙海林:美國國會的議員,實際上是某個地區或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參眾兩院也是各種利益集團進行相互較量的平臺。因此,國會山的政客與我們平時見的美國人不一樣。他出於政治考量,很多時候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比如,有一位叫霍林斯的參議員就明確對我説,雖然我個人對中國很友好,也懂得美中關係的重要性,但我絕不會支援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我問為什麼,他説你也不看看我從哪來的,我是南卡羅萊納州選出的參議員,那裏冶金和紡織是主要産業,怎麼能讓中國同類産品進來?如果我支援中國,那我的選民就不支援我了。

  那時,相對而言,華盛頓州與伊利諾伊州議員對中國就比較友好,那裏有波音公司,波音要賣飛機給中國。

  上觀新聞:那怎麼理解您説的議員代表利益集團?

  沙海林:據我觀察,美國議員有“三怕”:一是怕媒體,很關注輿論對他的反映,因此他們處處要迎合輿論、被輿論牽著走,當然也要設法影響媒體;二是怕選區選民,要迎合選民,而不是引導選民;三是怕利益集團,因為那是他的金主,所以在美國國會,資本影響政治是顯而易見的。

  從本質上講,參眾議員能不能維繫政治生命,很大程度上要看背後利益集團是否支援他。所以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外人通常約議員是很難的。但是如果通過大企業在華盛頓的遊説公司或公關公司去約這些議員,往往能一約一個準。此外,如果通過議員所在的選區的選民約見,也是相對容易的。

  上觀新聞:那個時候美國國會通過的涉華議案多嗎?

  沙海林:很多。那時每年美國會通過的涉華議案大約有70個到80個,裏面有很多是侵犯我主權、干涉我內政、損害我利益內容包括涉臺的內容。

  上觀新聞:那台灣當局在國會山的活動多嗎?

  沙海林:很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也要經常去國會的重要原因。我經常會在國會山附近的飯店裏看見台灣人的影子。美國人對我們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台灣人請他吃飯,花再多錢他也去,而我們請他吃工作餐,一頓飯超過30美元,他一定要自己付錢,因為有顧慮要避嫌。

  中國外交官當然知道炭疽桿菌危險,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上觀新聞:您負責與美國國會打交道,這裡面應該有不少“不太能細説”的故事吧?

  沙海林:(笑)2001年的時候,當時美國國會想通過“西藏政策法”,公然干涉我國內政。國會有個規則委員會,它能決定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把法案放到國會表決。經過我們努力工作,當然也有美國自己的考慮,最終這個法案沒能排上會。

  還有一次,美國參議員赫爾姆斯和眾議員蘭托斯聯手搞了個提案,以中國人權狀況為由,反對北京申辦奧運會。而我們則對另一批參眾議員堅決反對政治干涉體育、反對赫爾姆斯—蘭托斯提案的做法表示支援。經過我們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努力,這個反華提案最終沒能通過。

  由於正值國際奧會就北京申奧進行投票前夕,美國的正式態度會影響不少國家的投票態度。這個結果對奧會成員最終多數投票給北京是有作用的。

  北京申奧成功的那天晚上,中國大使館舉行招待會,許多外交官和家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國》,很激動。雖然沒有掉眼淚,但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眶是紅的。

  上觀新聞:您駐美的時候,美國發生了“9‧11”事件。

  沙海林:那天我是通過辦公室電視看到飛機撞向紐約世貿大廈的。而那架撞向五角大樓的飛機,是從我們使館的上空飛過的。

  不久後,華盛頓特區發現了炭疽菌,它像粉末一樣,藏在郵件中。人接觸它之後,馬上會持續發高燒,最後死亡。當時華盛頓特區人心惶惶。這就碰到了問題,第一,我們每天要收到大量來信,還拆不拆?第二,我們每天要去國會山,還去不去?我們當然知道危險,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上午剛剛去拜會參議院軍事情報委員會主席,下午他的辦公室就被封掉了,因為那裏發現了炭疽菌。

  上觀新聞:您想過防護措施嗎?

  沙海林:我當時通過上海好朋友,搞到了一種藥,據説吃了可以增強抵抗力。朋友給我快遞了一箱。之後,我們使館外交官出去辦事,我都分給他們各自一盒。其實這也沒太大作用,也就是種自我安慰。但當時大家都是為了國家,就這樣頂下來了。

  上觀新聞:後來大使館發生什麼事嗎?

  沙海林:儘管周邊感染炭疽菌致死的事時有發生,我們最後都沒事,實屬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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