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故事都彌足珍貴 紀錄片《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播出

2020-05-22

  坐著綠皮火車抵達武漢時,天還沒亮,外面灰濛濛的。這是《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總導演范士廣對武漢的第一印象,“好像被投到另一個平行世界。”

  3月3日晚,終於被獲准進入武漢拍攝的范士廣與領隊柯丁丁、攝像周聖樂、編導謝抒豪,從上海南站出發。這次出行,他瞞著母親。“現在想來有點後怕,因為一直的拍攝方法是蹲守式、沉浸式拍攝,相當於天天在‘紅區’裏頭。”所謂“紅區”,是指重症病區,是感染風險最高、最危險的區域。

  5月21日晚,歷經一個半月的剪輯及後期製作,紀錄片《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首集《紅區》率先與觀眾見面。坐在威海路上的紀錄片工作室中,范士廣提起了他極為敏感的兩個數字:28天——這是攝製組在武漢蹲點拍攝的總天數;3萬分鐘——這是團隊拍攝積累的總素材時長。

  拍攝計劃從一集變到六集

  在綠皮火車上,范士廣與謝抒豪一開始只計劃拍攝一集。“後來從一集變兩集、四集,因為拍攝的內容越來越多了。”謝抒豪説。實際上,這時候的他們,已經有過在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等醫療機構的蹲點經歷。抵達武漢後,這支四人的團隊立刻分工,一隊去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一隊去金銀潭醫院蹲守拍攝。後來陸續來了其他成員,在雷神山、金銀潭、光谷蹲守了近一個月。最終敲定下來的《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共六集,前四集《紅區》《相逢》《臉龐》《雷神山往事》都有關武漢抗疫的點滴;後兩集《我要找到你》《我會陪著你》將鏡頭轉回上海,主要聚焦疫情暴發後,上海公共衛生系統如何快速應對。

  范士廣是調查記者出身,衝到抗疫前線,對他來説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他也坦言有過害怕:“每次穿防護服都拉一位護士仔細幫我檢查,就像強迫症似的。”最危險的一次,是跟拍一位進病房進行心理疏導的醫生。“他和病人在那裏溝通,我進去不到1小時,就突然感覺呼吸不過來,坐在椅子上感覺快睡著了。”

  每次出入“紅區”,攝像設備都需要經過嚴密的消毒。因此在武漢拍攝過程中,50%的鏡頭都是由手機完成的。“大機器很笨重,也經不起浸泡、擦拭,於是有時拿手機拍。”范士廣回憶道,“毫不誇張地説,每次消完毒拿到手機,它都是在滴水的。趕忙開機後看到圖標,總算松了口氣,素材還在。”時至今日,他的手機裏依然保存著難以計數的拍攝片段。

  紀錄片不能只有宏大的敘事

  在醫院蹲點的經歷,潛移默化中改變了范士廣對紀錄片架構的最初想法。“作為導演,天生就要拍有表現力的人物,要拍好的故事。但疫情下,除了這些,個人的感受才是最珍貴的。”在范士廣看來,記錄疫情中發生的一切時,“不能只有展現人類和疫情抗爭的英雄主義敘事。”

  讓這一想法變得具體的是一名華山醫院的護士。“她照顧的一位病人,一開始還能和家人打電話聯繫,後來突然病重、過世了。手機鎖在櫃子裏,不停有電話打過來,有鈴聲、有振動,直到40分鐘後,耗完電量,才不響了。”范士廣説,這個畫面會讓人不停地去回想,“紀錄片不能只有宏大的敘事,這會忽略非常珍貴的東西。”

  這一天后,范士廣與同事們啟動了“百人採訪計劃”。在他看來,上海援鄂醫療隊每個人的故事都彌足珍貴。於是,他們白天蹲點醫院,夜晚採訪醫護人員,這就有了第三集《臉龐》。中山醫院副院長朱疇文是第83個採訪者。“他一説到武漢,就流淚了,説剛到武漢那天,車輛行駛在高架上,空無一人,這哪是一個特大城市的景象啊。”范士廣特意記錄下了這一幕,而這一“臉龐”,屬於支援武漢的醫務人員。

  疫情發生後,范士廣更容易被那些日常的瞬間打動。有天晚上,拍攝完回酒店,前臺的小姑娘戴著口罩,抱著一把吉他在彈唱。范士廣把這一幕拍了下來。援鄂醫療隊返程那天,他從會場走出來,看到路邊站著一隻人扮的玩偶“皮卡丘”,手上拿著一張紙,上面是“謝謝”兩字。范士廣也拍了下來,“他在那裏等了半個小時,就為了説這兩個字。你看這顏色多麼鮮亮、溫暖。”范士廣説,疫情之下,更顯示出日常生活的溫度。

  3月31日,范士廣等第一批攝製組隨上海援鄂醫療隊返滬。在青浦的隔離點,攝製組就馬不停蹄地開始《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的剪輯,直至現在。採訪尾聲,他叫住記者,“幫我們拍一張照吧”。辦公室裏,四五個人的團隊,正在專心地剪輯第四集《雷神山往事》,“這是我們的紅區。”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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