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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如何論證文化大命題?2019全球文化管理學術研討會在上海交大舉行

2019-12-9 13:02:35

來源:東方網 作者:傅文婧 選稿:葉頁

  東方網記者傅文婧12月9日報道:自文化的概念被提出伊始,文化已經突破其狹義的概念,遍佈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如何論證文化這一大命題?2019全球文化管理學術研討會12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學開幕。此次研討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文化管理”為主題,由上海交通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5公約秘書處共同舉辦。

  參加本次研討會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政策與管理教席Milena Dragicevic-Sesic教授、全球文化研究領軍學者Justin O’Connor教授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委員會委員及70多位國內外知名高校與研究機構的文化學者。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管理與政策教席 Milena Dragicevic-Sesic教授分析了當前文化管理人才培養和專業化研究的兩個困境,即高等教育特別是碩博等高階人才的培養仍處於起步階段;人才培養、教學研究、文章發表等仍是以英美為中心的,多樣性不足。她呼籲新一代學者應當樹立全球視野,在世界上為自己的文化發聲。

  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原文化部文化産業司司長王永章先生認為創新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終極目標的不竭動力。理論要創新,政策設計要創新,落實措施要創新,平臺建設也要創新。他提議,通過此次研討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援下,以上海交大為主體,吸引國內外更多高校的專家學者參與,共同搭建一個全球文化管理的高端平臺。

  英國華威大學Jonathan Vickery副教授認為文化管理是一種文化生産的合理化的理論,是有關文化創造系統性、原理性的理解,是一種創造機會、創新性和應對挑戰的能力。文化管理是一種溝通不同文明的介質,需加強公共部門、民間社會、私有部門、文化部門的協同運作。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教授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化管理存在經濟偏向、創意偏向等三個問題。在未來文化管理的發展實踐中,要注意全球化和融合發展兩大趨勢,要突出文化管理的中國特徵,思考中國體系、中國話語、中國邏輯、中國貢獻,建立文化管理的中國學派。

  上海交通大學全球文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單世聯教授指出,文明人類從來都在尋找並建設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增進文化間的相互理解、管控可能産生的矛盾和衝突,需要全球文化管理。文化管理不只是企業戰略管理的複製,不只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不只是專業技術管理的應用。文化管理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包括文化史論、藝術管理、文化遺産管理、公共文化管理、文化産業管理與創意管理六個二級學科。

  新加坡Lassalle藝術學院Sunitha Janamohanan副教授結合東南亞地區文化管理的發展現狀指出,未來應注意加強民間社會與政府的聯繫,加強民間社會的參與和藝術創作者的表達;藝術家和管理者應創造合作交流的良好生態環境,彌合不同體系間的鴻溝。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産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主任胡惠林教授從“全球文化進程推動了中國高校尤其是上海交通大學文化管理學科的建設”、“全球化進程塑造了中國與世界的文化管理學科與學術管理研究的新文化關係”、“全球化轉型和全球治理變革提出了高品質文化管理學科建設的新時代要求”三方面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管理學科的發展歷程,並指明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管理學科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組成員、澳大利亞Creative Economy諮詢公司總經理Helene George女士總結了近年來全球文化管理思路的幾個轉變:對文化價值的界定,從單純的經濟效益到對社會的積極意義和正面影響;從短期視野到長期趨向;從依靠政府支援到企業與全社會共同參與。未來的文化管理應該超越文化或學術探討,面向全人類視野,更加具有可持續性。

  復旦大學中國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認為,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存在“有效傳播理念的缺失、分層傳播結構的失衡、精準運作路徑的偏差”,為解決這三個問題,可以運用跨文化分層傳播理論來實現突破,並提出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分層傳播研究的框架和路徑。

  河北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經理高磊博士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正在逐步獲得獨立性的時代背景,探討了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文化生産和傳播的新情況,指出大數據是生産要素、核心資源、重要支撐,並提出了打造知識服務的綜合解決方案。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教授以視頻博主李子柒帶來的文化輸出為例,回顧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視劇、流行音樂、出版、藝術和綜藝等領域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程,提出了如何把握當前文化及文化産業發展新機遇的基本設想。

  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錚副教授認為數字文化産業的管理幅度之大遠超行政管理的部門邊界,難度之大也超出當前管理學的基本範疇,數字文化産業管理需要對規則、契約等重新審視與認識,也需要對數字文化産業進行層次劃分,將其納入不同領域的治理範疇。

  澳大利亞南澳大學Justin O’Connor 教授指出,文化産業的興起帶來對於勞動者和生産關係的重新理解、思考與界定。20世紀60年代前後,世界範圍內的大繁榮大發展讓一切似乎都變得與經濟利益相關,甚至正在變得更糟,經濟價值正在成為世界的掌控者,決定著事物是否有存在的意義,文化的公共價值正是對這一問題的積極應對。在這種語境下,文化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挑戰?文化、藝術是對新時代的人文主義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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