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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制度是學術之福

2012年3月29日 08:29

選稿:項淩  來源:東方網  作者:馬廣志  

      2012年復旦大學將在全校範圍內實行高級職務聘任“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此前,自2010年起,復旦大學在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歷史系試點“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2011年擴展到整個文科領域,這讓那些真正優秀,但又不符合現有較為“剛性”學術要求的人才脫穎而出,不用“數論文”也能評教授。(《中國教育報》3月28日)

      復旦大學之所以實行“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其目的顯然是出於克服當前教師單純追求論文發表數量,而忽視論文品質的考慮。在筆者看來,這種“論文減負”的導向觸及了當今中國學術體制的一個弊端,是學術之福。

      近年來,為增加發表論文的數量,高校的一些教師在論文上花費了巨大的心思。在這種氛圍中,他們不但不安心搞科研,反而不惜損害學術尊嚴,抄襲、剽竊他人的成果,使得學術腐敗事件屢有發生。比如河南一教授抄襲本科生論文案件;川大副研究員涉嫌抄襲論文事件;等等,這些所謂的“教授”無不是上網下載幾篇相關論文,經過“粗加工”後,便擅自將他人的成果據為己有。

      要力避上述問題,就不能不分析它們生長的“土壤”。目前,國內的大多數高校對教師進行考核、評職稱的衡量手段之一,就是統計其發表的論文數量。教師的職稱不僅反映了其教學水準,往往更關係著他們的工資等各種福利待遇。這樣,教師很容易放棄科研花費時間長的項目,轉而大量地寫一些缺乏創新的論文,以滿足考核評審時對論文數量的要求。正如中科院院士陳佳洱所説:“現在很多研究都是''論文驅動'',而不是科學目標驅動。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提級、獎勵、待遇都是和文章掛鉤的。”

      更可怕的是,這種評價體系正在培養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的“殺手”。因為這種簡單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觀、公正、公平的評價,而且還給科研活動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鎖,讓某些人為獲獎和晉陞而搞“短平快”,使可貴的創新智慧遭到扼殺,形成了對人才的“逆淘汰”,誘使科研工作走向其反面,優秀的人才淪為平庸或者無法發揮價值,讓投機取巧之徒大佔便宜。長此以往,必將制約著我國的科研創新能力,毀蝕寶貴的創新精神,而這將大大制約我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步伐。

      在國外,大多數高校對教師和研究生沒有論文發表數量的要求,對教師的學術水準大多采用同行評議的方法,既要看他們的學術論文數量,更要看他們論文的品質。其實,一些著名的學術大師終生發表的論文數量屈指可數,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經典之作。顯然,這樣的評議比僅僅計算論文數量準確得多。現行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忽視的正是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僅僅是幾個人在那裏坐而論道,再來個各懷目的,又怎能不扼殺有價值的成果,放行無價值的“學術垃圾”?

      由此看來,復旦大學以“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取代“數量考核制”,主動革除滋生弊端的“土壤”,這是非常有遠見的。如此一來,它可以凈化校園裏的科研氛圍,讓學術研究遠離浮躁,營造學術研究的求真務實之風,有利於讓高校教師和學生靜下心來搞科研,創造出更多的學術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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