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或許終有一天會像賀歲片一樣成為大眾選擇的一種娛樂

　　11月16日18點20分,上海影城的大廳正在舉辦紀念趙丹誕辰90週年的電影藝術圖片展,人們在趙丹的音容笑貌前駐足流連。在售票處,“趙丹電影回顧展”的公告板上共有《海魂》、《為了和平》、《烈火中永生》、《聶耳》、《馬路天使》五部影片。有人向售票員詢問6點半第一放映廳的片子,但她回答道:“這場不賣票。”

　　這場電影的確特殊。當記者走進可容納千余人的放映廳,裏面已是人頭濟濟。低垂的紅色絲絨幕布上寫著“永遠的藝術赤誠”幾個大字,四位身著黑色長裙的女子在舞臺上沉靜地演奏提琴。18點40分,在簡短地表達了對趙丹的紀念之情後,主持人説,“下面我們將欣賞趙丹在50年代拍攝的影片——《武訓傳》。”

　　似乎不需要對這部影片多作介紹,觀眾都已了

然於心。銀幕上剛剛打出“崑崙”二字,台下便有好些相機悄悄地按下快門。

　　沉重已然消散？

　　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訓辦教育的歷史傳記片《武訓傳》,被公認為新中國禁片史的開端。所以,即使這只是一場半公開的內部放映,但還是有好幾百名觀眾能夠親眼目睹這部被塵封幾十年之久的著名禁片。對很多觀眾來説,這是相當令人興奮的。

　　“前兩天系裏發電影票,我問別人,就是那個《武訓傳》嗎?同學説是的,我説那我一定要來看。”23歲的大學生沈倩説,“很多專業書上都説到這部電影,但我一直都沒看過,今天也算是來補一課。”

　　但看片過程中沈倩卻好幾次覺得不耐煩:“壞人的形象太臉譜化了。武訓老是跟人下跪磕頭,看著有點噁心。還有最後,畫面上還出現遊行的人群舉著毛澤東的照片,大家都笑了,實在是太牽強了。”確實,隔了半個世紀,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很難認同這部1950年公映的影片。至於那場因《武訓傳》而起的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就更讓他們感到費解。

　　電影末尾,由黃宗英扮演的女教師在武訓墓前向新社會的孩子們慷慨激昂地指出:“我們紀念武訓,要發憤用功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要認識他的勤勞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沈倩好生奇怪,便和她的同學們説,“本來以為這電影會多麼反動,可看到最後也不明白問題出在哪。不是已經很‘革命’了嗎?”

　　“可能是因為影片中講了太多什麼地獄啊,妖魔鬼怪啊,給人感覺不太好。”另一位年輕觀眾猜測道。

　　歷史那沉重、嚴酷的一頁,分明已經在大多數人心中消散。雖然史料仍然記載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由毛主席親自撰寫的社論——“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反動宣傳”四個字,當年曾如旱地驚雷般讓整個文化界大驚失色,人人自危。在批判運動開始後的一年多時間內,電影創作一片蕭條。

　　如今,台下的中年觀眾們大多沒有親歷過當年那場政治運動,因而能夠懷著輕鬆的心態來欣賞趙丹的出色演技,並在武訓挨打受騙時流下同情的眼淚。一位女士告訴《瞭望東方週刊》:“電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不比美國大片差!”

　　“不再是電影”

　　上海電影製片廠辦公室主任湯新華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在放映《武訓傳》之前,他們特地向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提交了申請。由於這是一場為紀念趙丹而舉辦的純學術性質的內部放映活動,申請很順利地得到了批准。上影集團專門從北京的中國電影資料館調來了影片拷貝,僅放映一場,並向文化藝術界及相關高等院校師生贈票。

　　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倪震、上影集團副總裁汪天雲等專家都一致表示,這部電影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放映,應該沒有什麼障礙。但從11月16日的放映活動看來,《武訓傳》在今日似乎仍舊是一個比較禁忌的話題。

　　“現在概念比較模糊。當年的批判現在已經否定了,但也沒有很明確地正式宣佈可以放。”汪天雲説。

　　其實,從“文革”結束時開始,細心的人們就陸續留意到了《武訓傳》得到平反的消息。比如胡喬木在1985年發表的那段著名的演説：“我可以負責任地説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一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説它基本正確。”

　　對此,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王曉玉教授認為,“《武訓傳》已經不再是電影。它從電影藝術的範疇中脫出來了。現在提起它,人們想起的不是電影,而是運動。”

　　“應該説,導演孫瑜在當時是希望能夠表現出對新中國的一種嚮往,希望改造自己成為黨的人。比如女教師教育孩子的段落,就是孫瑜聽了周恩來的幾條要求而刻意修改的,是充分表現他要跟黨走的一片誠意的點題之筆。”王曉玉説,“但可憐的是,孫瑜吃力不討好。他的一些思想內容不符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反倒犯下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學者們一致認為,《武訓傳》對於中國電影界影響久遠,為衡量電影創作立下了標桿。王曉玉説:“從批判《武訓傳》開始,新中國的電影自此立下了標桿:首先,電影必須是政治的宣傳工具;第二,電影人必須是馬列主義者;第三,電影藝術是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它從藝術上就脫出來了。”

　　“産生的後果恐怕不止會影響幾十年。”倪震説。

　　同時,倪震表示,現在的社會已經完全不能與當時相提並論。“情況完全變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已經商業化,文化具有商品性,而不是上世紀50年代那樣政治性的上綱上線。”

　　隨著社會的進步,《武訓傳》或許終有一天會像賀歲片一樣成為大眾選擇的一種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