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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大學校長談打假 科研者易在壓力浮躁下造假
2006年7月24日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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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閉幕的第三屆中外校長論壇上,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怒言,學術造假跟創新截然對立,中國的造假問題也已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損壞了我國大學的國際聲譽。一石激起千層浪,打擊學術造假的問題再次成為參會校長的討論焦點之一。《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與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中南大學校長黃伯雲、華東理工大學校長錢旭紅、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等諸位重點大學校長及相關專家就打擊學術不端行為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採訪中,諸位校長均表示,要以黃禹錫事件作為警醒,在中國不斷涌現的學術造假問題也已經成為學術界、科技界的恥辱,也造成了大量國有科技資源的流失。

  “對於那些有假不敢説,或者不願意説的,我感覺很遺憾。”王生洪表示,學術造假與創新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打假,建設創新型國家只能是空話。

  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校
長伊安‧洽博所説,在學術打假上,預防比懲罰更重要,“打假”必須要先明確讓造假滋生的土壤以及問題所在。幾位對話的校長都指出,越來越多的造假並不是獨立的偶然性的個體事件,有很多必然性因素:中國處於經濟增長迅速的社會轉型期,浮躁氣息已日漸滲透入教育和科技領域;從宏觀體制、機制的不足到高校系統和科研項目審查等制度性缺失問題都日益凸現;有制度、執行難等困擾;這些事件背後也往往有主管部門和行政機構的利益互開方便之門的因素。只有制度約束和教授自製雙重防範制約,才有可能真正將造假降到最低。

  壓力與浮躁

  顧秉林認為,南韓的“黃禹錫事件”很大程度與社會浮躁狂熱有關。

  我國也有類似情況。很多高校為了提高排名,競相高薪聘請各種學者,這些學者一來學校就會被給予種種津貼和榮譽,人們都盯著這些特殊引進的人才如何出成果,有的科研人員就容易在這種“虛榮壓力”之下造假。

  顧秉林説,學術造假很多最初表現為學術不端行為,必須堅決、果斷地進行處理,而這跟社會的浮躁相關,社會浮躁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風氣影響到學校。“對於造假問題要堅決果斷處理,遇到一起,查處一起。”

  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曾表示,當前,科技界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學風浮躁的現象確實比較嚴重。

  王生洪説,中國經濟的發展正進入高速運行的春天,一切都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而同時也帶來了更多名利誘惑,當這種誘惑深入到科研中,是可怕的。

  今年3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了對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訴和舉報進行的初核、調查和處理情況,希望“發揮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在被通報的20個案例中,其中2個案例被確認為“被舉報涉嫌抄襲剽竊他人論文”,其餘的18個案例均是“被舉報涉嫌在申請書中弄虛作假”。

  20個案例中,約有15個案例涉及高校,佔總體案例的75%。申請項目弄虛作假,一般都旨在通過申請,獲得相關部門的資金資助,這在其他科研項目申請中都同樣存在。

  對此,在兩會時,政協委員黃尚廉也提出,在科技活動全過程中———項目立項、研究試驗、論文撰寫、結題驗收、成果鑒定、申報獎勵、科技評獎、人才遴選……浮躁虛假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每個環節都有表現。

  顧秉林也表示,南韓的“黃禹錫事件”事實上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的浮躁狂熱有關。國家從上到下大力支援科技創新,雖然説科技創新是好事,但過多行政干預和社會的迫切願望也給研究人員施加的壓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這種情況下産生的。

  我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大學要排名,要進行綜合實力評價,首先要有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學者。因此,很多高校為了提高排名,競相高薪聘請各種學者,這些學者一來學校就會被給予種種津貼和榮譽,人們都盯著這些特殊引進的人才如何出成果,有的科研人員就容易在這種“虛榮壓力”之下造假。

  “排行榜客觀上確實給很多大學領導帶來壓力。但我們即使從排行榜上跌下來,我也不會擔心,排行榜只是給我們找出自己差距的一個借鑒,但不是評價的唯一方法。”顧秉林説。

  王生洪也肯定了這種壓力。“客觀上大學壓力非常大,各種評估,容易讓人急功近利,浮躁。”作為校長,王生洪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一種學術文化,寬容失敗的文化,關鍵是看科研者是否盡了力。

  王生洪講述了一個頗讓他驕傲的成功事例。復旦與耶魯大學合作成立了一個破解基因難題的團隊,投入很大成本:人員費用、硬體費用。然而團隊花了四年時間,卻基本沒有出任何成果,因而遭到很多質疑。然而,王生洪一直堅信這個團隊,並給了他們充裕的環境。終於在不久前,課題出現突破性成果。雙方將簽署相關知識産權協議。因此,他更堅定了兩條:一是要對自己的隊伍充分信賴,出大成果往往需要時間;二是,一定要創造一種寬容失敗的文化。

  另一個事例是,王生洪不願意透露其姓名的老教授對一個問題苦苦研究了10多年,到現在仍然沒有成功,但王生洪仍然在鼎力支援,“即使不成功,我也覺得很值得,現在學術浮躁,急功近利,如果思想不端正,極有可能産生學術不規範。”

  黃伯雲的親身經歷最能説明這個問題:二十年磨一劍,飛機剎車碳碳技術,2005年獲得了中國科技發明一等獎,這個已經空缺了6年的獎項,彌補了國內空白,也打破了這一技術的國際大國壟斷僵局,使得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擁有此項自主技術的國家。獲獎也讓人們驚嘆于這個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領域默默耕耘了20多年的學者的堅韌的耐力,“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人。”黃伯雲如是説,更重要的是學校也應該給予一個能耐得住寂寞的環境。

  黃伯雲説,沒有指標上的要求不利於學校發展,但很多創造發明的人需要過程。“要求要有,更要給特殊人才一個寬鬆的環境。這兩者是互為補充的。”

  規範下的造假衝動

  我國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約科技創新的一大瓶頸,然而有限的錢還成了有些科研人員“圈錢”的對象。有科研人員反映,只要跟著項目,甚至給孩子買支鉛筆都能在課題組報銷對此,錢旭紅分析説,關鍵還是與制度不健全有關。

  國家審計署公佈的一個有關審計公告足以讓很多人震驚:2004年度的審計發現,科研系統2個部門和45個科研單位轉移、擠佔、挪用科研經費6.69億元,另外還有13個單位把3.27億元的科研經費違規出借、對外投資甚至投入股市。

  顯然,我國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約科技創新的一大瓶頸,然而有限的錢還成了有些科研人員“圈錢”的對象。有科研人員反映,只要跟著項目,甚至給孩子買支鉛筆都能在課題組報銷。有一教授甚至還對記者反映,國家科研經費在審批時有一定把關,但在項目跟蹤上顯得很無力,有些造假者很輕易就能通過各種名目把錢轉移到國外自己或者家人註冊的公司名下。

  對此,錢旭紅分析説,關鍵還是與制度不健全有關。科研人員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斷強化名利。一些科研單位人員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經費掛鉤,一定程度上使得科研人員爭先恐後搶奪項目資金。

  對於造假愈演愈烈,錢旭紅進一步闡釋道,這涉及到學術規範和制度問題,某些規則過於定量、不該細化的規則過細,不能達到分類引導考核工作狀態、未來工作前景等目的。

  “其中很多規則在制定的時候甚至都沒有考慮好應該怎麼好好執行,漏洞百齣,容易被鑽空子,同時,有的學術規範還處於缺失狀態,沒有明確界定,有些甚至還是空白。”錢旭紅很擔憂地説,很多問題,都只有原則,卻沒有細則,這些都造成了執行上的難度。

  例如,在對“引用”的具體文字規範方面,監控比較弱。國際學術刊物有明確規定,一般連續5句話中,只要有2~3句話相同就算是抄襲,而國內刊物尚沒有如此明確的成文規定。

  而在文科和社會科學領域,規範則更少。論文書寫格式和語言,如何界定實驗數據捏造等,明確的規範都很少。

  黃伯雲也表示,以論文發表數量為主的評估機制雖然不是決定性因素,但造假盛行確實與之有一定關係。“科研中製造假數據,評職稱時貼掉別人名字複印為自己的,論文抄襲,學生老師都發生過這樣的現象。”

  因此,黃伯雲認為,選擇現代化的量化評價標準,較之以往的無標準和人治,是一種進步。但過分依賴一種考量模式,甚至以偏賅全,不顧專業的特殊性,則容易造成更多不規範行為。

  而且,顧秉林説,學校評價體系也有浮躁之處。這種評價體系並不是全面的,而只是抽出幾處特定的單一指標,各人各自為了這些指標去做,完不成就偽造。在國外好大學比較中,不是文章越多越好,但是國外好的大學發表論文都很多。於是,很多中國大學都機械地把發表文章作為指標。“但並不是文章數量上去了,學校就變好了,學校好壞是無法用論文量化的指標來完成,不少學校整個把問題搞混了。”

  科研經費裏的尋租空間

  錢旭紅説,規則需要不斷完善,而實際上更多的情況是,即使有制度也不執行。其實,政府和高效也都有很多制度文件,但不少都存在落實不力、執行不夠的問題。

  錢旭紅認為,這跟審核渠道不暢,監管不嚴有關。審查機構視而不見的現象很多。上級老師、上級機關“好人主義盛行”。

  “在一步步審核中,要麼審核不嚴,要麼審核出來不説。”錢旭紅認為,這其中既有評審委員會自己學術能力不夠。國外評審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最合適的人”。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利益糾纏成一體,已經很難分割。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教授説,現在的高校行政系統和科研項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高校領導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學者越多越好,這是他的政績。所以,一些高校很難對科研項目和科研人員進行有效的審查。

  這樣,學校領導人、研究人員有共同利益。這時,領導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嚴查,睜只眼閉只眼。從造假起步的科研項目一旦做大、做出名聲,就更難發現其中的問題。唐安國稱,這就是“光環效應”。

  國家科研經費的流失,也與我國科研經費的分配機制不完善有關。相關主管部門及其主管人員擁有過大的資源分配權和項目審批權,容易造成決策不當、資源浪費乃至腐敗滋生。院校爭取來的科研經費還有可能成為向官員、專家行賄的來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項目經費至少拿出10%“打點關節”。唐安國説,一般一個專家的回扣率為項目申請費用的2%~5%;其次,送項目。專家評審通過了總課題,科研人員就拿子課題賄賂對方。

  權力與學位的交易,也使得這些團體更深地糾結在一起。全國政協委員陶化成今年就在兩會發言中説,現在很多領導讀上博士了,因為工作太忙,沒有時間上課,學校就給開綠燈放行;因為工作太忙了沒有時間寫論文,學校就找人代寫;論文品質不過關怎麼辦?再找學術期刊的編輯部,讓他們再開綠燈。

  陶化成坦言,他本人都參與過降低學術論文標準的評審。之所以領導讀博可以一路綠燈,就是因為期待領導在今後分配科研經費時,給幫過忙的單位給予“傾斜”。

  錢旭紅也説:“在一些造假行為中,確實還有一部分人因為從中得到了好處,就想捂住。”

  王生洪説,有些重大造假案件看起來已經明顯不是一個人能夠做成的,作為一個小組本可以更早發現,一定要追究領導和相關人責任。而一些現象明明可以發現或者已經發現不主動揭露的,不僅要追究個人責任,也要對相關領導作出處理。

  解決之道

  制度與道德雙重約束

  吳建民説,造假怎麼也打不下去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造假代價太小。“防範不利,懲罰太輕不足為戒,這些都使得造假付出的代價與其對國家競爭力及名譽破壞無法比擬。”

  吳建民説,造假怎麼也打不下去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造假代價太小。“防範不利,懲罰太輕不足為戒,這些都使得造假付出的代價與其對國家競爭力及名譽破壞無法比擬,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耶魯大學校長雷文也表示,在美國,抄襲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有可能停學一年,嚴重的甚至會予以開除,以限制這種行為。而在中國還遠達不到這樣的力度。

  王生洪説,除了教育之外,要有專門學術規範。此外,若得到舉報或發現造假,要有一個學術委員會進行事實查證和提出處理意見,再由相關領導部門作出處理。

  而錢旭紅也坦言,光靠道德約束已經不可能控制,更重要的還是要有約束機制。“兩者要雙管齊下,不能單靠哪一個方面。”

  大多學校都還是仍然以道德教育為主,制度管理上略顯不足。黃伯雲説,在防範上主要是對師生進行教育,成立學術道德委員會,克服浮躁情緒。

  顧秉林説,對造假,從取證到處理往往需要比較長時間,也正是這段比較長的時間,讓關注事件進展的民眾更添了很多懷疑與揣測。由於政府查證舉報過程往往只有10%~15%屬實,因此政府有政府的考慮,不能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因此。如何讓處理過程更積極更有效也仍然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顧秉林説,對於造假的監督還可以依靠更多輿論的力量。發現造假大多通過網路力量或者民間力量,而不是學校內部。“學校不可能整天盯著誰在造假,但是社會同行很多,學生很多,一旦造假,很可能就更容易發現不端行為。”

  顧秉林認為,執行難、對造假者處罰力度不夠的一個最深層原因在於國家信用體系的缺失。信用制度建設已經明顯滯後於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速度。這使得不少人鑽了空子。

  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曾在兩會上答代表問時表示,解決學術造假問題,關鍵還是在於科學家的誠信道德建設,科技部將建立一個“科學家誠信數據庫”,每個科學家的學術研究、參與科技評審都會在這個系統中留下記錄。通過這個系統,就能發現科學家曾經的學術行為是否得當。

  其次是要讓公眾,特別是科技界的人都知道科技部正在進行的制度改革。一方面可以了解如何申報項目,有哪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於公眾真正發揮監督作用。

  錢旭紅説,作為大學校長,他們都很希望能積極將造假之風氣狠狠地剎住,但同時也希望社會能給高校一個更加客觀與寬容的環境,關鍵是如何將造假可能控制到最低,更不能掩蓋事實。

  他説,科學院、大學壓力很大,如果公開處理一個造假案例,社會以及政府上級部門可能會對機構整體産生懷疑,所以寧可自己捂著掩著。“很多事情要做成,必須自上而下,政府、行政部門也能夠客觀對待,社會整個評價氣氛也應該更理性,該嚴懲的嚴懲,該客觀的客觀,該包容的包容。”

  另外,金融、經濟、社會政界都有腐敗和造假,社會是一個互相牽連的整體,單項治理腐敗難度會更大。只有社會各界一起互相協助,才能大大縮小造假範圍。
  


選稿:石素芳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趙何娟 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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