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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理政新實踐 浙江篇】“後陳經驗”: 從治村之計到治國之策

2017-7-17 19:29:55

來源:浙江線上 作者:何晟 李曉鵬 黃葆青 選稿:成昭遠

原標題:【治國理政新實踐 浙江篇】“後陳經驗”: 從治村之計到治國之策

後陳新貌。張建成 攝

  浙江線上7月17日訊(浙江線上記者 何晟 李曉鵬 黃葆青)下了金麗溫高速,往武義縣城方向開1公里,後陳村就到了。

  寬闊平整的村道,精心修葺的湖岸,一排排漂亮農家小樓間參差的水田和魚塘,一派典型江南農村的模樣。這似乎是個在浙江隨處可見的富裕村莊。

  然而,平凡的外表之下隱藏著不尋常的歷史:13年前,為了化解村集體收入逐年猛增而村務管理卻問題頻發的困局,這裡産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村委會並列的基層村務監督機構——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

  讓後陳村人驚喜的是,在監委會成立一年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深入到後陳村調研,並鼓勵他們進一步深化和完善這一做法,為全省提供有益經驗。他們更沒想到,“治村之計”會上升為“治國之策”:2010年,全國人大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作出了“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的規定,“後陳經驗”遂成國家法度,後陳也與小崗一樣,成了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村莊。

  錢怎麼用,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

  今年梅汛雨不停歇,後陳村西邊,村民洪孝廣承包的9畝魚塘上個月也被洪水衝垮了堤塘,養的鯽魚幾乎都逃光了。聽我們提起村務監督委員會,洪孝廣比劃著修復如初的塘堰開了腔:“村裏雇挖機來施工,村監委會的幹部每天都在現場,幹了多少時間,運來多少土方都一筆筆記下來。像這樣的工程,以前少不了又要有人説幹部在撈好處。但是現在,錢用在哪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我們放心,村幹部也敢為我們做事情。”

  邊上57歲的陳玉球憨厚地笑了,她今年5月15日剛當選後陳村第六屆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在村口的公開欄裏的收支賬上,後陳6月份最大的單筆收入是廠房租金39.9萬元,最小的一筆開支是幾盞路燈的電費13.95元。其他大到老年食堂的菜金支出,小到買了幾把掃帚,也都一一入賬。

  “公開欄地方有限,只能公示賬目。華數公司每個月都會把我們監委會審核過的發票傳到機頂盒的‘互動點播’裏,村民在家就可以看。”陳玉球説。

  逼出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

  十幾年前的後陳村可不是這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高速公路、工業園區建設,村裏1200余畝土地陸續被徵用,徵用款累計達1900余萬元。當時由於村裏重大決策不公開,村務不透明不規範,村民對村幹部的信任危機與日俱增。

  2003年11月,時任武義縣白洋街道工辦副主任的胡文法“臨危受命”,到後陳村兼任村支書。胡文法領著村幹部和村民代表連續四天開會到深夜,最終達成共識,設立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村財務監督小組。小組成員除分管紀檢的支部委員和出納外,由全體村民從非村兩委成員直系親屬村民中選舉三人組成,每月對村兩委的財務支出進行審核公示。

  後陳的變化很快引起了街道黨委和武義縣委的注意,2004年2月,縣紀委派出專題調研組進村,確定後陳村為村務監督改革試點村莊,擬出了《後陳村村務管理制度》和《後陳村村務監督制度》兩項制度,並設置了村級監督機構——村務監督委員會。2004年6月18日,後陳村民主選舉産生了首屆村務監督委員會。至此,以“一個機構,兩項制度”為代表的“後陳經驗”基本成型。

  習近平的肯定,讓我們吃了定心丸

  2005年6月17日,是讓後陳人至今難忘的日子。這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後陳村調研。

  在時任村主任、現任村支書陳忠武的印象中,習書記身材魁梧,平易近人。“我説,沒有監委會前,大夥對村幹部不信任,幹部做不做事都得罪人;有了監委會,百姓對我們的態度完全變了,盼著我們多幹事。”

  最讓陳忠武他們激動的是,習近平説,後陳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他一直關注著,這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確的。

  “當時其他村的村幹部都在罵我,好端端搞一個‘第三委’出來,還要不要做事了?但是他説了這個話,就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才能大膽地走下去。” 陳忠武説。

  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一樣,都要精打細算

  370戶人家的後陳村,緊臨武義縣經濟開發區,2016年村集體收入達410余萬元,在當地是不折不扣的富裕村。但在武義的各類市場上,後陳村的幹部卻是讓老闆們頭疼的人。

  去年,後陳村造舊村改造的安置房,請數字電視公司鋪設基礎工程。驗收通過後,對方拿著7.2萬元的工程決算來結賬,但是村監委會提出,報價偏高。經過專業公司審計,最終將金額壓到了5.5萬元。

  這筆錢,直到我們來的這天上午,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才蓋章通過。“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是一個理,每筆都要精打細算,否則浪一浪就不夠用了。”村監委會主任陳玉球説。

  但是在村莊建設和村民福利上,後陳村卻一點也不“摳”。七八年間,村裏的舊村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全村103位70歲以上老人可以在村老年食堂免費吃飯,每天兩餐。村幹部們經常調解的矛盾,也從村兩委與村民間的矛盾,變成了老人們口味差異的矛盾。

  相比過去村支書和村主任“一句話、一支筆”的時候,如今村幹部的權力似乎小了許多。但是陳忠武和村主任陳躍富卻都對記者表示,現在當幹部很輕鬆,很“通氣”。

  “以前哪怕自己堂堂正正,很多事別人就是不理解。現在,我不管走到哪,大夥都笑著和我打招呼。”陳忠武説。

  記者手記

  在後陳,所聞所睹,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著名的村莊——安徽小崗。1978年一個幹冷的寒夜,小崗18戶農民秘密決定把地分了,單幹……當年這大逆不道的舉動,稍後即被中國農業問題權威杜潤生喻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遂成中國基本國策。

  不管中國遇到什麼困難,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自發應對的,總是身在其中的實踐者。但正如經濟學家周其仁所説,真正有挑戰性的,是這些分散的、自發的、零碎的努力如何匯聚起來,集中成為政策和制度。否則,底層自發的改革常常自生自滅,難以成為制度變革的偉大力量。

  因此,在後陳村出於村莊治理的需要而催生出了這一制度後,武義縣委的重視和推動就顯得尤為幸運和重要。而隨後來自高層對其的進一步肯定,終於讓“後陳經驗”這朵民主之花開遍了中國大地。

  什麼是改革?某種意義上來説,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後陳村的故事,也因此蘊含了這個國家生生不息的內在邏輯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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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理政新實踐 浙江篇】“後陳經驗”: 從治村之計到治國之策

2017年7月17日 19:29 來源:浙江線上

原標題:【治國理政新實踐 浙江篇】“後陳經驗”: 從治村之計到治國之策

後陳新貌。張建成 攝

  浙江線上7月17日訊(浙江線上記者 何晟 李曉鵬 黃葆青)下了金麗溫高速,往武義縣城方向開1公里,後陳村就到了。

  寬闊平整的村道,精心修葺的湖岸,一排排漂亮農家小樓間參差的水田和魚塘,一派典型江南農村的模樣。這似乎是個在浙江隨處可見的富裕村莊。

  然而,平凡的外表之下隱藏著不尋常的歷史:13年前,為了化解村集體收入逐年猛增而村務管理卻問題頻發的困局,這裡産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村委會並列的基層村務監督機構——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

  讓後陳村人驚喜的是,在監委會成立一年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深入到後陳村調研,並鼓勵他們進一步深化和完善這一做法,為全省提供有益經驗。他們更沒想到,“治村之計”會上升為“治國之策”:2010年,全國人大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作出了“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的規定,“後陳經驗”遂成國家法度,後陳也與小崗一樣,成了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村莊。

  錢怎麼用,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

  今年梅汛雨不停歇,後陳村西邊,村民洪孝廣承包的9畝魚塘上個月也被洪水衝垮了堤塘,養的鯽魚幾乎都逃光了。聽我們提起村務監督委員會,洪孝廣比劃著修復如初的塘堰開了腔:“村裏雇挖機來施工,村監委會的幹部每天都在現場,幹了多少時間,運來多少土方都一筆筆記下來。像這樣的工程,以前少不了又要有人説幹部在撈好處。但是現在,錢用在哪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我們放心,村幹部也敢為我們做事情。”

  邊上57歲的陳玉球憨厚地笑了,她今年5月15日剛當選後陳村第六屆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在村口的公開欄裏的收支賬上,後陳6月份最大的單筆收入是廠房租金39.9萬元,最小的一筆開支是幾盞路燈的電費13.95元。其他大到老年食堂的菜金支出,小到買了幾把掃帚,也都一一入賬。

  “公開欄地方有限,只能公示賬目。華數公司每個月都會把我們監委會審核過的發票傳到機頂盒的‘互動點播’裏,村民在家就可以看。”陳玉球説。

  逼出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

  十幾年前的後陳村可不是這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高速公路、工業園區建設,村裏1200余畝土地陸續被徵用,徵用款累計達1900余萬元。當時由於村裏重大決策不公開,村務不透明不規範,村民對村幹部的信任危機與日俱增。

  2003年11月,時任武義縣白洋街道工辦副主任的胡文法“臨危受命”,到後陳村兼任村支書。胡文法領著村幹部和村民代表連續四天開會到深夜,最終達成共識,設立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村財務監督小組。小組成員除分管紀檢的支部委員和出納外,由全體村民從非村兩委成員直系親屬村民中選舉三人組成,每月對村兩委的財務支出進行審核公示。

  後陳的變化很快引起了街道黨委和武義縣委的注意,2004年2月,縣紀委派出專題調研組進村,確定後陳村為村務監督改革試點村莊,擬出了《後陳村村務管理制度》和《後陳村村務監督制度》兩項制度,並設置了村級監督機構——村務監督委員會。2004年6月18日,後陳村民主選舉産生了首屆村務監督委員會。至此,以“一個機構,兩項制度”為代表的“後陳經驗”基本成型。

  習近平的肯定,讓我們吃了定心丸

  2005年6月17日,是讓後陳人至今難忘的日子。這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後陳村調研。

  在時任村主任、現任村支書陳忠武的印象中,習書記身材魁梧,平易近人。“我説,沒有監委會前,大夥對村幹部不信任,幹部做不做事都得罪人;有了監委會,百姓對我們的態度完全變了,盼著我們多幹事。”

  最讓陳忠武他們激動的是,習近平説,後陳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他一直關注著,這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確的。

  “當時其他村的村幹部都在罵我,好端端搞一個‘第三委’出來,還要不要做事了?但是他説了這個話,就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才能大膽地走下去。” 陳忠武説。

  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一樣,都要精打細算

  370戶人家的後陳村,緊臨武義縣經濟開發區,2016年村集體收入達410余萬元,在當地是不折不扣的富裕村。但在武義的各類市場上,後陳村的幹部卻是讓老闆們頭疼的人。

  去年,後陳村造舊村改造的安置房,請數字電視公司鋪設基礎工程。驗收通過後,對方拿著7.2萬元的工程決算來結賬,但是村監委會提出,報價偏高。經過專業公司審計,最終將金額壓到了5.5萬元。

  這筆錢,直到我們來的這天上午,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才蓋章通過。“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是一個理,每筆都要精打細算,否則浪一浪就不夠用了。”村監委會主任陳玉球説。

  但是在村莊建設和村民福利上,後陳村卻一點也不“摳”。七八年間,村裏的舊村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全村103位70歲以上老人可以在村老年食堂免費吃飯,每天兩餐。村幹部們經常調解的矛盾,也從村兩委與村民間的矛盾,變成了老人們口味差異的矛盾。

  相比過去村支書和村主任“一句話、一支筆”的時候,如今村幹部的權力似乎小了許多。但是陳忠武和村主任陳躍富卻都對記者表示,現在當幹部很輕鬆,很“通氣”。

  “以前哪怕自己堂堂正正,很多事別人就是不理解。現在,我不管走到哪,大夥都笑著和我打招呼。”陳忠武説。

  記者手記

  在後陳,所聞所睹,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著名的村莊——安徽小崗。1978年一個幹冷的寒夜,小崗18戶農民秘密決定把地分了,單幹……當年這大逆不道的舉動,稍後即被中國農業問題權威杜潤生喻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遂成中國基本國策。

  不管中國遇到什麼困難,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自發應對的,總是身在其中的實踐者。但正如經濟學家周其仁所説,真正有挑戰性的,是這些分散的、自發的、零碎的努力如何匯聚起來,集中成為政策和制度。否則,底層自發的改革常常自生自滅,難以成為制度變革的偉大力量。

  因此,在後陳村出於村莊治理的需要而催生出了這一制度後,武義縣委的重視和推動就顯得尤為幸運和重要。而隨後來自高層對其的進一步肯定,終於讓“後陳經驗”這朵民主之花開遍了中國大地。

  什麼是改革?某種意義上來説,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後陳村的故事,也因此蘊含了這個國家生生不息的內在邏輯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