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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爭先 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2017-7-17 16:08:42

來源:福建日報 作者:吳毓健 林侃 方煒杭 選稿:費一妍

  原標題:改革爭先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201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廈門市金安社區考察,社區居民李文玲老人將親手剪出的“福”字送給習近平總書記。(資料圖片)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愛拼會贏、敢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從來不甘人後,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動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福建,擘畫了福建發展的新藍圖:“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機遇,著力推進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努力建設機制活、産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這當中,“機制活”可謂根本保障。機制一活,發展大勢氣象萬千,發展大潮洶湧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試,總書記對福建改革發展寄望甚殷,關懷備至。

  其實,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始終重視改革,大力推動改革。其探索與實踐,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跡:

  他衝破思想和體制的重重阻力,推動福州國有企業改革;他六年七下晉江,在多次調研後總結“晉江經驗”,提出縣域經濟發展方向;他倡導建立外經“一棟樓”,推進簡政放權,給企業家回信,呼籲理解、尊重、愛護、支援企業家;他親手抓起、親自主導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為抓手,著力打破部門藩籬,統籌推進,建立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監管體系……

  “事非經過不知難”。回望當年的探索歷程,我們仍為改革者的勇氣和智慧所震撼,並從中得到寶貴的教益。

  經濟體制改革

  迎難而上,敢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就要在實踐中大膽去闖去試。”

  ——2002年,習近平《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

  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福州外商獨資、中外合資、私企等各種類型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國有企業因自身體制機制弊端,步履維艱。而對於國有企業改革,則存在姓“社”或姓“資”的不少爭議。如何打破觀念枷鎖、突破重重障礙,讓國有企業真正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通過紮實調研,力排眾議,推動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總公司成為福州首個“試水”股份制改革的國有企業,吹響了福州乃至全省國企改革的“衝鋒號”。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著力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可在選擇首批股份制改革試點企業時,“卡”住了。

  “市裏最早篩選出一批國有企業,但大家都不敢試、不願試。”省政府顧問團成員、時任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明森回憶,“壓力來自姓‘社’姓‘資’的激烈爭論。”

  “全民所有制企業還能搞股份制?”“國有資産會不會流失?”“既沒有健全的法律法規,又沒有先例可參照,該怎麼做?”

  陳明森説,當時改革開放剛十來年,即便是決策層,也有不少人對國有企業搞股份制改革一時不能理解,也無從下手。

  1991年,民營企業福耀玻璃醞釀上市,找陳明森幫忙制訂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聽説福耀謀劃上市,習書記想了解情況,即邀請我到他辦公室聊聊。”陳明森説。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陳明森回憶道,同他一起受邀的還有當時的福州市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習書記開門見山,説邀請你們來就是專門研究借鑒福耀爭取上市的做法,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顯然,他要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還不夠,要推動更多的企業改制上市,特別是國有企業,已經不得不改了。必須進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當時習近平的一席話,讓他對習近平推進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實感受。

  這次聊天后,在習近平推動下,福州市很快決定,由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總公司來“試水”股份制改革。這是一家從事馬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國有企業,改制前體量偏小、經營面偏窄。

  1992年2月,習近平在福州市經濟研究中心遞交的《關於加快開發區建總股份制試點工作的建議》上作出批示,“抓緊落實,儘快促成”。

  此後,開發區建總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車道。其間雖亦經歷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業順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掛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後,習近平持續推動福州市國有大中型企業陸續推行規範化股份制改革試點。在幾次會議上,他反覆強調,國有企業要在市場上大膽去闖去試,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當年,福州就選擇了近10家符合産業政策、經濟效益好、有明確投資項目的大中型國企作為推行規範化股份制改革試點。”陳明森記得很清楚。

  “習近平同志在福州擔任市委書記期間曾經説過,改革要有一個‘敢’字,‘要勇挑重擔,敢於迎難而上;大膽開拓,敢為天下先’。當遇到各種各樣困難的時候,‘不能老強調條件太差、優惠太少、歷史包袱太重、人事關係太複雜,等等’。”福州市的幾位老領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説。

  在習近平的推動下,新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絲綢印染廠徹底跳出了虧損泥潭;福州軋鋼廠與濟南鋼鐵總廠聯營,進而由鬆散型合作轉為緊密型合資,並引進外資,成立“中中外”企業;福州硫酸廠成功兼併了兩家下游企業,提升了企業競爭力……

  1995年6月15日,習近平在《福州晚報》上發表《福州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一文。文中説,福州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涌現出一批“拳頭産品”“全國單打冠軍”和全國同行中的佼佼者。據初步統計,1994年福州市第二産業增加值148.6億元,增長45.1%。

  “推動國企改革,習近平站得高、看得遠。他在調研國有企業時多次説過,擺脫企業困境的唯一齣路就在於改革。”在時任福州市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方慶雲看來,當年國有企業能否實行股份制的爭論與探索,帶來了新舊觀念的激烈撞擊,而改革攻堅,無疑成為推動福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兼任福建省國資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進全省國企改革。

  六年七下晉江

  【背景】2002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分別在《人民日報》《福建日報》發表關於晉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調查與思考的署名文章,總結“晉江經驗”,提出“六個始終堅持”和“處理好五大關係”:始終堅持以發展社會生産力為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方向,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始終堅持在頑強拼搏中取勝,始終堅持以誠信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始終堅持立足本地優勢和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始終堅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服務;處理好有形通道和無形通道的關係,處理好發展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的關係,處理好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傳統産業的關係,處理好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係,處理好發展市場經濟與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之間的關係。“晉江經驗”及其啟示,至今讀來仍發人深思、啟迪心智。

  “習近平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和福建省長的6年裏,7次來晉江調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淺。”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説。

  陳章進今年76歲,已退休在家。老陳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4次陪同調研的時間分別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刊發了習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晉江經驗”是晉江人民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老陳説:“這應該是習近平對晉江發展如此關注的原因。”

  “改革開放前,晉江窮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飯填肚子。”陳章進是土生土長的晉江人,記得當年的苦日子。

  改革開放初期,晉江陳埭鎮的群眾奮起突破“左”的束縛,立足僑鄉“閒房、閒資、閒散勞動力”多的特點,聯戶集資興辦鄉鎮企業,1984年陳埭成為我省的第一個億元鎮,其他鄉鎮紛紛學習、仿傚,在晉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潮。

  到1989年,晉江的工農業總産值已達幾十個億,財政收入首次突破一個億。

  1992年,晉江撤縣設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繼續。隨著改革開放春風吹遍大江南北,全國上下一片生機勃勃,晉江市黨委政府鼓勵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放開手腳搏擊商海。1994年,這個縣級市開始領跑福建縣域經濟。

  “面對新世紀、新形勢,晉江經濟發展下一步該怎麼辦?”老陳記得,在1999年的那次調研中,習近平提出這個極具前瞻性的問題。

  當時正值世紀之交,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國剛加入世貿組織,深度融入全球化體系;亞洲金融危機余波未平……

  以鄉村工業化為主要特徵的“晉江模式”也遇到了發展瓶頸:“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煙囪比電線桿還多”。多則多矣,然而“只見星星,不見月亮”;富則富矣,卻是“低端競爭,富而不強”。

  晉江經濟快速發展,究竟要走怎樣的路子?帶來怎樣的啟示?

  “習近平除了進社區、訪農村、走基層,重點走訪了恒安、潯興、親親、優蘭發、環球等十幾家企業,與企業家交流談心。他問得很細,經常一個廠一呆就是一個多小時。”老陳回憶起調研時的點點滴滴,“每一回進企業,他都仔細詢問有沒有引進新技術、開發新産品,市場是怎麼開拓的,企業要怎樣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難。”

  “晉江市委市政府按習近平在調研中提出的要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積極培育了一批專業市場和綜合市場,舉辦各類博覽會,開通晉江企業網等,還致力各類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先後建成創意創業創新園、高校科教園等5大創新載體。有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原先小個子的民營企業,就能長得更高,長得更快。”談起晉江經濟的發展變化,老陳深有感觸。

  安踏的成長軌跡,就是一個縮影。

  “習近平平易近人,我們辦企業的,喜歡跟他説心裏話。”回憶起16年前的場景,安踏體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世忠感覺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出席第三屆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開館儀式後,他便徑直來到安踏展館。在這裡,他與丁世忠有了約20分鐘的交流。

  當時安踏成立9年,只生産運動鞋。習近平聽完介紹,對企業發展提了三點要求:把好品質關,創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創新産品。

  而品牌意識、創新意識,在晉江企業家中亦相當欠缺,為“大牌”代工是晉江鞋服企業賴以為生的生存模式,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會後,安踏決策層開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響,要與匡威、雙星、李寧等當時國內一線體育品牌一決高低。

  安踏決定,力邀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為企業代言。很快,央視播出了安踏廣告。

  習近平對於創品牌的要求,在晉江企業家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晉江企業的品牌意識開始覺醒。緊跟安踏之後,晉江企業紛紛邀請中國的體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彈力膠、能量環、遠紅外保暖科技、防潑水科技、智慧跑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創新已成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為國內體育品牌龍頭的關鍵。2016年,安踏的研發費用佔銷售成本達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行銷收入達133.5億元,連續三年增長率超過20%。在體育用品行業排名中,安踏市值緊追耐克、阿迪等業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時,身著一件深色運動羽絨服,上面紅色“安踏”商標分外醒目。通過電視畫面看到這一幕,晉江的企業家們倍感振奮:“這是總書記對中國體育用品品牌的鼓勵和支援。”

  “中國傘都、中國鞋都、中國食品工業強市、中國陶瓷重鎮”等14個“國字號”區域産業品牌,相繼落戶晉江。很多晉江幹部談起這些年的變化,一臉驕傲。現在,晉江已建成紡織服裝、製鞋2個千億和建材陶瓷、食品飲料、紙製品、裝備製造、化纖等5個百億産業集群,億元以上企業超過700家;擁有馳名商標42個、境內外上市企業數量達46家。

  總結“晉江經驗”15年來,晉江人民按照習近平提出的“六個始終堅持”和“處理好五大關係”不斷探索、不斷創新,走出了一條全面發展之路。至2016年,晉江連續23年居福建省縣域經濟總量第一位、第16年躋身全國百強縣(市)前十行列。

199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在長汀縣河田鎮察看精製茶葉加工場。(資料圖片)

  政府職能轉變

  放膽、放權、放手、放活

  “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推動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關鍵環節。政府職能不轉變,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無從談起。”

  ——2001年3月24日,習近平在福建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外經“一棟樓辦公”

  【背景】上世紀90年代初,針對外商投資的審批慢、審批難,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倡導下,福州實行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辦公”,各部門辦事窗口集中于一棟樓,全部手續不用出樓即可辦成,投資項目審批做到“馬上就辦”。從“一棟樓辦公”推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許可權、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還形成了現場辦公解決企業問題的機制。

  “就是這位南韓客商。”福州馬尾區環保局局長許開東指著桌上的一張闔影對記者講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這位南韓外商來到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説要來馬尾辦金剛石加工廠。接待他的正是許開東。那年,許開東畢業後的頭一份工作,就是在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為外商“代辦”各項審批業務。

  許開東説,設立外商投資服務中心,是當年馬尾區為落實習近平提出的“馬上就辦、真抓實幹”而推出的創新舉措,而“代辦制”,亦為全省首創。“僅僅兩天,所有的審批許可、營業執照、海關登記……我們全部代理搞定。當時,外商感到很意外,這和他們來中國前聽説的不太一樣。這位南韓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這張闔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當時剛設立的福州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也就是採訪過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棟樓”。

  設立“一棟樓”的倡導者,便是習近平。

  那時候,福州雖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但由於“軟環境”不配套,“硬體”的效益發揮不出來。“審批外資的環節多、手續繁、效率低是突出問題,幫外商跑審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門蓋一堆印,一套審批手續辦下來,至少要一兩周。”許開東説,外經“一棟樓”設立後,樓內集結了全市20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單位,實行聯合辦公,一個“窗口”對外、一支筆審批、一條龍服務,可以一口氣辦完外經批准證書、營業執照、稅務登記、銀行開戶等一系列手續,再也不用滿城跑了。

  “‘馬上就辦’的提出,以及‘一棟樓’這項工作,都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前者,是問題導向下産生的一種創造性的執政理念,後者就是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時任福州市副市長、分管外經“一棟樓”工作的龔雄介紹説,當時在福州,政府職能未能轉變,體制機制還存在許多僵化的地方,有一個項目審批竟然要蓋130多個公章。

  “習近平還倡導將外經‘一棟樓’的工作機制從‘樓內’延伸到‘樓外’。針對外商投資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通過集合各相關部門進行現場辦公,當場拍板解決。”龔雄説。

  儘管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龔雄依舊對當時的一件事印象頗深。“1993年,一個重大台資項目落地福清市,建築隊正在施工,有棟樓施工完發現樓板有些開裂。當時臺商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認為有安全隱患要求重建。”

  那時候,各部門對此有分歧,有的部門認為“裂了無非就是做個修補,不礙事”。在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聽了各方意見後,當場拍板:“重建!”“習書記認為,百年大計,不能疏忽,這又是重大項目,處理不好會影響外商在福建的投資信心。”龔雄説。

  會議結束,形成紀要,迅速落實,臺商的問題得以解決。如今,這家企業已成為當地的納稅大戶。

  提高辦事效率,還需要簡政放權。

  在時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吳金俤眼中,習近平推動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審批制度改革可謂大刀闊斧。“那幾年,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許可權、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宣佈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臺的有關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辦事效率的十五條意見。“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審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萬美元以下項目的審批許可權給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福清市投資區、郊區福興投資區、馬尾快安投資區;凡投資1000萬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資項目,可實行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一次性報批等。”

  吳金俤説,當時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談及簡政放權。“他反覆強調,要把能放的、該放的權都堅決果斷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膽、放權、放手、放活;一時無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續簡化,服務優質。”

  真抓實幹,雷厲風行。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當時福州的政府機關作風煥然一新。20多年過去了,“一棟樓”早已轉化為如今的行政服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但當時“一中午擬定一份文”“兩天辦好辦廠手續”的故事仍在流傳。

  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親自擔任省機關效能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在全國率先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2001年,福建在全國第一個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頒布政務公開實施辦法,在全省推行縣級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時至今日,加快轉變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福建仍在先行先試,持續提速。

  給企業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業家素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髮出《請給我們“鬆綁”》的呼籲信,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2014年,恰逢“鬆綁放權”30週年,習近平在北京給福建企業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籲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多次與企業家座談,傾聽企業家的心聲,急企業家之所急、憂企業家之所憂,關心企業家成長,為企業發展提出合理建議,提出幹部要與企業家建立“君子之交”的關係,成為事業上的“諍友”。

  “沒想到”“太欣喜”,已經83歲高齡的黃文麟回想起3年前總書記的回信,仍激動不已。“習近平總書記在百忙之中還專門給企業家們寫了363個字的回信,大家特別振奮!”

  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髮出《請給我們“鬆綁”》的呼籲信,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

  30年後,福建的企業家們找到省企業和企業家聯合會名譽會長黃文麟,寫下《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的一封信,向習近平總書記“説説心裏話”。“從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業家依次傳閱,字斟句酌。”

  很快,總書記滿懷關切的回信從北京飛到福建。“我認真閱讀了信件,注意到開頭處寫著‘企業家同志們’,可見這封信不僅是習總書記對福建30名企業家,更是對全國企業家提出的殷切期望與誠摯要求。”作為前後“兩封信”的主筆起草人,黃文麟認為,“習總書記回信中希望我們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闖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敢於擔當,勇於作為,這是全國企業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與至高無上的光榮。”

  黃文麟回憶道:“1984年鬆綁放權的呼籲,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下逼出來的,當時企業連修個廁所都要蓋20幾個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習近平到中央任職後,仍多次提起鬆綁放權這一企業改革史上的標誌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會見老同志時讚揚鬆綁放權在全國的影響。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福建代表團時説,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國運籌機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創新,如當年的鬆綁放權。”

  2001年3月24日,時任省長習近平參加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他説:“福建企業家素來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當年55位廠長經理提出給企業鬆綁放權的呼籲,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習近平在會上説的那句‘我們要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援企業家’,讓在場的企業家們深受感動,還被作為大標題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報》上。”當年的報紙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黃文麟心裏還是暖暖的。

  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援企業家,習近平一直是這麼做的。

  “各種檢查、考試太濫了,從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廠長了。”1991年年底,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在和廠長們座談時,幾個廠長説起不久前福州市機械系統有7個廠長罷考的事。當時很多部門都可以出題考廠長,比如普法知識、經濟合同、安全生産、消防保衛、保密制度、設備管理等,如不及格,還要重考、補考。習近平當即表態,不再考廠長了。同時他強調,這樣説不是廠長不要再學習了,而是説最好的學習應放在崗位上。對廠長素質有關部門也還是要考核的,監督機制和考核機制同樣還要。

  在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泉州,企業家們談起習近平的關心,滿懷深情。

  1998年8月26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來到晉江西濱鎮調研。

  在民營企業優蘭發集團的生産車間,習近平邊走邊聽邊看,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對企業的發展十分滿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肆虐,國內不少行業受到衝擊,並不景氣。而優蘭發由於引進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設備,産品供不應求,基本沒受影響。

  “閩南企業家敢拼會贏,你們也不能滿足,要不斷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設備和技術引進來。”習近平説。

  之後的問題則大大出乎優蘭發集團董事長柯文托的預料,習近平問道:“公司有沒有黨員?有多少黨員?企業可以建支部嘛,不然黨員平時怎麼過組織生活。”

  習近平對企業發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記住了。1998年底,優蘭發集團就成立黨支部。此後的發展,老柯也逐漸明白“黨建強、發展強”的道理。自公司成立黨組織以來,90%以上的創新成果都是通過企業內部的黨員創新平臺完成。

  從優蘭發開始,晉江也成為探索非公企業黨建的熱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業黨組織1306個、黨員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業,成為全國、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單位。

  “企業家的事,習近平特別上心。”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回憶道,比如説,民營企業一開始靠自家閒房生産,企業發展了,要擴大生産規模,帶來用地問題比較突出;各項手續的辦理太繁瑣,時間長,有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還有很多村向企業收管理費,增加企業負擔。習近平在調研中了解這些問題後,督促政府為企業解決。晉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把所有職能部門都集中在一起,並限定時間辦結。隨後,針對“村裏亂收管理費”,晉江發文禁止向企業收管理費,同時對村集體收入不到20萬元的村,由市財政補到20萬元。

  習近平與企業家的互動,讓4次陪同調研的陳章進很有感觸,也讓他對習近平在泉州與民營企業家座談時的這番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提倡黨政幹部與企業家之間建立‘君子之交’的關係,成為事業上的諍友,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不搞權錢交易。”

200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省長)深入武平縣調研林改工作,與當地林農親切交談。(資料圖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進福祉,讓百姓真正受益

  “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加快兩個文明建設的最根本出發點。各級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習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被稱為“繼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中國農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赴率先探索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龍岩市武平縣進行專題調研。在聽取彙報和實地調研後,習近平強調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並要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歷經15年的積極探索、大膽突破和持續改革,這場由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福建保護生態、農民增收帶來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間,事關群眾利益、百姓福祉,無論大事小事,習近平都記挂在心,盡力解決。同時,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謀劃改革方略,尋求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路徑和長遠之策。

  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就是個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樹多,森林覆蓋率已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業發展面臨種種窘境,廣大林農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時任省林業廳廳長黃建興記憶猶新,福建是南方集體林區,當時的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集體”二字上。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集體山林的産權主體沒有明顯界定,林農作為集體山林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被虛置,林權歸屬不清、機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現了“亂砍濫伐難制止、林火撲救難動員、造林育林難投入、林業産業難發展、農民望著青山難收益”的“五難”困局。“針對這種狀況,習近平同志當年多次深入林區開展調研,親自抓起和主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黃建興剛擔任省林業廳廳長,時任省長習近平就專門找他談話。

  “當時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業體制改革。”習近平的話,黃建興至今難忘:“他説,‘我們幹林業,很多人只見林,不見人。但林是人種出來的,人對林的關注、感受、利益關聯卻往往被忽略。你們要抓緊做好調研,儘快開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戶,這在當時還沒有先例。“習省長給我們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積極推進。他説,‘為官一任,我們必須考慮老百姓的訴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險,但要試點逐步推進’。”

  試點,選擇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縣。

  據黃建興回憶,當時武平在進行更換舊林權證時,由於“權屬不清,邊界不明”的歷史問題,導致換證工作進行不下去,糾紛不斷。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兩個村進行試點。針對“山要怎麼分、山要由誰分”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在充分尊重群眾意願的基礎上,萬安鄉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眾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體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則落實到戶。當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版林權證。

  此後,武平在全縣17個鄉鎮各選一兩個村進行試點,開啟集體林權“分山到戶、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縣委縣政府成立林改領導小組,並制定《關於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雖然沒人反對,但結果如何,時任武平縣委書記的嚴金靜沒把握。武平縣37萬人,改革涉及的林農就有35萬人。“改革稍有閃失,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從30多個村到200多個村,隨著改革推開,問題也在增多,比如這個村山場幾十塊,地塊怎麼分,歷史上的所有權難以界定;有的幹部認識不到位,方法欠科學,分山的程式不到位,這讓群眾意見很大,認為“分得不公平”。

  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訪增多,愈發讓縣委縣政府頭疼。

  在改革最關鍵的時候,習近平到武平縣調研農業農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賓館,嚴金靜懷著忐忑的心情向習近平彙報工作。他回憶道,當時彙報的內容,主要包括武平縣正在推進的一系列改革事項,林改只是其中一點。聽完彙報,習近平特別把林改“拎”出來,語重心長地説:“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習近平親自到點上察看。“林怎麼分,老百姓有什麼意見,他看得很細,也問得很細。”嚴金靜回憶説。

  通過調研,習近平充分肯定了該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並作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調研結束後,7月初,武平縣便召開全縣改革動員大會,全力推進林改。

  “雖説有了一顆‘定心丸’,但我還想多聽聽省長的意見。”7月27日,嚴金靜專程到福州,習近平也專門抽出時間與他會面。在這次一對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舊認為林改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再次強調,要把工作做細緻,做到位。”

  回來後,嚴金靜專門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階段性工作報告。8月29日,他把報告送到習近平辦公室。僅僅兩天后,習近平就在報告上批示。

  這之後,在省林業部門指導推動下,武平縣的林改試點工作逐步推進。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總結武平等地經驗基礎上,出臺了《關於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旨在實現“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當年6月9日,人民日報駐福建記者經過深入調查,以《林權分到戶,小康上了路》為題,報道福建林改激發林農活力,帶來勃勃生機。

  林改如何持續推進?黃建興回憶説,習近平當時向全省林業部門提出,要解決好“錢從哪來、樹要怎麼砍、一家一戶怎麼辦”這三大問題。

  “這些話通俗、明瞭,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進。”黃建興説,根據這三個問題,福建省做了不少嘗試,也取得了很好的實效。“針對錢從哪來,永安首創了林權抵押貸款,讓林農實現了‘撬開銀行門,盤活萬重山’;針對樹要怎麼砍,當年習近平就提出要做到‘農民得實惠、生態得保護’,根據這一思路,我們改革商品林採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規依法的前提下自主採伐;針對一家一戶經營,我省探索以親情、友情、資金、技術為紐帶組建林業新型合作經營組織,實現規模化經營。”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於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把“明晰産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作為文件的核心內容,林改上升為國家決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勢。林改也被認為是繼土地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重大變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職的習近平,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福建代表團代表時,對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説:“我在福建工作時就著手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多年來,在全省幹部群眾不懈努力下,這項改革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實現了生態美和百姓富的良性發展。”武平變化,讓嚴金靜頗感欣慰。從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蓋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億元提高到104.67億元,財政收入從1.12億元提高到8.11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護“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紀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國人民一樣面臨著新困擾: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改善,食品供給雖無數量之憂,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農副産品中有害殘留物超標嚴重;畜禽養殖和食品加工過程中一些企業使用過多抗生素或違禁使用添加劑、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殘留物增加;食品加工、運輸、儲存等環節的設備落後,缺乏有效的檢測手段,食品後續污染問題日益突出……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在全國率先提出並親力親為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監管體系,守護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關係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須抓得緊而又緊。”2017年新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時間回到16年前,習近平正是在福建打響全國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戰。“人民關心的事情就是我們關心的事情,人民群眾不放心的事情、不滿意的事情就是我們的過失所在!”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談及這項工作時的一席話,至今聽來,仍擲地有聲。

  “現在再來回想十多年前習近平倡導並推動的這場‘民生戰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創精神和為民情懷。”鐘安平説。

  鐘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經貿委副主任、省食安辦主任,這場戰役的見證者與親歷者。

  “瘦肉精是當時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敵’。2000年5月,福州組織了一次抽檢,結果令人咋舌——定點屠宰場的瘦肉精檢出率高達76%。”鐘安平説。顯然,這就是習近平口中人民群眾“不放心、不滿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問題若得不到解決,我們就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著失職。”習近平説。

  2001年2月,新華社接連刊發兩條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報道。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閱後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個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活安全,關係我省農産品能否擴大國內外市場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的大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此前不久,省政協委員金鐵平在省兩會期間提交的“加強食品衛生的管理、檢查和監督”的提案,已得到了習近平的高度重視。“當時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門儘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協提案的建議落到實處。”

  省長的接連兩次批示,在全省吹響了治理餐桌污染這場戰役的號角。

  “為何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習近平曾在會上這樣問大家。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體制機制上。”鐘安平回憶説。

  在批示中,習近平著力於治理工作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他強調:“農業生産要推廣綠色食品標準,加強病蟲害生物防治,遠離各種飼料藥物添加劑,努力使生産出來的農産品都是無公害、無污染的産品;環保部門要強化環境保護措施,防止工業‘三廢’對農産品生産造成污染;衛生監督和工商管理部門要把好市場的入口關,加強對進入市場農産品的檢驗,堅決防止被污染的農産品進入市場,對已進入市場的被污染農産品,要依法對銷售者進行懲處;環保和衛生檢驗部門儘快建立科學的檢驗標準,完善檢驗技術。”

  “在當時,對餐桌污染明確提出綜合治理的路徑和機制,非常不容易。”據鐘安平回憶,當年,在各有關部門上報的治理方案中,習近平最終肯定並拍板了原省經貿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於,我們所報的治理舉措更全面週詳,更系統有力。”

  根據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個部門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聯席會議,自2005年起又改設省食品安全委員會。在這場“舌尖上的安全”守衛戰中,打破部門藩籬,統籌推進,逐步建立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監管體系,各部門開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頭豬從“八個部門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顯綜合協調機製作用的最好例證。

  2001年8月,習近平曾在福建電視臺演播中心接受央視記者的“面對面”採訪。“採訪中,他介紹説,我省已經率先建立定點屠宰、銷售一條龍資訊網路平臺。這樣,每天定點殺了多少豬,市場上又在賣多少豬,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時間就能得出結果。”鐘安平回憶道,在那次採訪中,面對記者各類提問,習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堅定。

  “記者問省長,民間有一種讓豬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沒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豬,45度的坡準過不了,這種方法可不可行?省長認為,這種方法並不準。”對這一幕,鐘安平印象深刻。

  當時,習近平笑著回答:“現在我們引進外國的檢測設備,一台設備20多萬元,檢測可以通過尿樣檢出陽性,這就可以馬上判斷。如果沒有這個設備,憑著剛才講的那種方法去測驗,就有一個精確度的問題。”他介紹説,福建正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對瘦肉精尿樣檢測需要的設備、試劑等經費的財政投資。對蔬菜農殘,福建的農業科研部門自行研製出一種速檢儀器,已在全省推廣。

  “這説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視依靠專業技術手段,要求政府部門包括科研單位都來出把力。”鐘安平説。

  重拳治“污”,效果可謂立竿見影。2001年當年,全省生豬産銷環節的瘦肉精檢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後,各級政府各部門對治理餐桌污染依舊沒有放鬆,一任接著一任幹。十多年來,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勢不斷趨向好轉,沒有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習近平的支援下,我省每年都將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列為為民辦實事項目。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還多次與福建的同志談話,強調要繼續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鐘安平説。

  將人民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是習近平秉持的原則。

  “群眾的衣食住行、開門七件事,始終是我們關心的主要問題。”1991年初,習近平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剛滿7個月時説。

  時任福州市委副書記趙守箴回憶説:“習近平抓改革,始終堅持一個主導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強調,要抓住群眾最關心的問題,社會反映最強烈的事情,扎紮實實地辦幾件實事。”

  “‘福州的路,這邊起火,可烤焦對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舊城道路的狹窄。對這麼一座城建欠賬太多的城市而言,僅靠國家投入的資金改造舊城,顯然只是杯水車薪。”趙守箴回憶説,習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晉安河邊、荒蕪的尤溪洲等逐一調研,他對舊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舊城改造有機地結合,採取群眾集資、吸收外資和國家投資一起上的辦法。由此,福州舊城改造出現了嶄新的局面,由原來的見縫插針式零星改造,發展為連線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間,習近平還推動出臺《城區內河污染綜合整治規劃》,用制度創新還市民清新內河;主導福州溫泉資源保護,將溫泉的有序開發納入法制軌道;針對福州環境衛生存在的問題,制定了條保塊管、強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體制機制的創新舉措,讓福州的城市建設翻開了嶄新篇章,讓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爭先,猶如中流擊水,不進則退。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改革探索和實踐,在思想、膽識、情懷等諸多方面給福建幹部群眾留下深刻印象,並轉化成為不懈推進改革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巨大動力。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區,需要啃下硬骨頭。福建唯有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勇於先行先試,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倒逼改革,一往無前,才能早日把習近平總書記擘畫的“新福建”藍圖化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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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爭先 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2017年7月17日 16:08 來源:福建日報

  原標題:改革爭先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201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廈門市金安社區考察,社區居民李文玲老人將親手剪出的“福”字送給習近平總書記。(資料圖片)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愛拼會贏、敢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從來不甘人後,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動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福建,擘畫了福建發展的新藍圖:“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機遇,著力推進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努力建設機制活、産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這當中,“機制活”可謂根本保障。機制一活,發展大勢氣象萬千,發展大潮洶湧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試,總書記對福建改革發展寄望甚殷,關懷備至。

  其實,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始終重視改革,大力推動改革。其探索與實踐,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跡:

  他衝破思想和體制的重重阻力,推動福州國有企業改革;他六年七下晉江,在多次調研後總結“晉江經驗”,提出縣域經濟發展方向;他倡導建立外經“一棟樓”,推進簡政放權,給企業家回信,呼籲理解、尊重、愛護、支援企業家;他親手抓起、親自主導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為抓手,著力打破部門藩籬,統籌推進,建立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監管體系……

  “事非經過不知難”。回望當年的探索歷程,我們仍為改革者的勇氣和智慧所震撼,並從中得到寶貴的教益。

  經濟體制改革

  迎難而上,敢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就要在實踐中大膽去闖去試。”

  ——2002年,習近平《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

  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福州外商獨資、中外合資、私企等各種類型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國有企業因自身體制機制弊端,步履維艱。而對於國有企業改革,則存在姓“社”或姓“資”的不少爭議。如何打破觀念枷鎖、突破重重障礙,讓國有企業真正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通過紮實調研,力排眾議,推動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總公司成為福州首個“試水”股份制改革的國有企業,吹響了福州乃至全省國企改革的“衝鋒號”。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著力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可在選擇首批股份制改革試點企業時,“卡”住了。

  “市裏最早篩選出一批國有企業,但大家都不敢試、不願試。”省政府顧問團成員、時任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明森回憶,“壓力來自姓‘社’姓‘資’的激烈爭論。”

  “全民所有制企業還能搞股份制?”“國有資産會不會流失?”“既沒有健全的法律法規,又沒有先例可參照,該怎麼做?”

  陳明森説,當時改革開放剛十來年,即便是決策層,也有不少人對國有企業搞股份制改革一時不能理解,也無從下手。

  1991年,民營企業福耀玻璃醞釀上市,找陳明森幫忙制訂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聽説福耀謀劃上市,習書記想了解情況,即邀請我到他辦公室聊聊。”陳明森説。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陳明森回憶道,同他一起受邀的還有當時的福州市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習書記開門見山,説邀請你們來就是專門研究借鑒福耀爭取上市的做法,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顯然,他要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還不夠,要推動更多的企業改制上市,特別是國有企業,已經不得不改了。必須進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當時習近平的一席話,讓他對習近平推進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實感受。

  這次聊天后,在習近平推動下,福州市很快決定,由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總公司來“試水”股份制改革。這是一家從事馬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國有企業,改制前體量偏小、經營面偏窄。

  1992年2月,習近平在福州市經濟研究中心遞交的《關於加快開發區建總股份制試點工作的建議》上作出批示,“抓緊落實,儘快促成”。

  此後,開發區建總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車道。其間雖亦經歷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業順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掛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後,習近平持續推動福州市國有大中型企業陸續推行規範化股份制改革試點。在幾次會議上,他反覆強調,國有企業要在市場上大膽去闖去試,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當年,福州就選擇了近10家符合産業政策、經濟效益好、有明確投資項目的大中型國企作為推行規範化股份制改革試點。”陳明森記得很清楚。

  “習近平同志在福州擔任市委書記期間曾經説過,改革要有一個‘敢’字,‘要勇挑重擔,敢於迎難而上;大膽開拓,敢為天下先’。當遇到各種各樣困難的時候,‘不能老強調條件太差、優惠太少、歷史包袱太重、人事關係太複雜,等等’。”福州市的幾位老領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説。

  在習近平的推動下,新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絲綢印染廠徹底跳出了虧損泥潭;福州軋鋼廠與濟南鋼鐵總廠聯營,進而由鬆散型合作轉為緊密型合資,並引進外資,成立“中中外”企業;福州硫酸廠成功兼併了兩家下游企業,提升了企業競爭力……

  1995年6月15日,習近平在《福州晚報》上發表《福州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一文。文中説,福州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涌現出一批“拳頭産品”“全國單打冠軍”和全國同行中的佼佼者。據初步統計,1994年福州市第二産業增加值148.6億元,增長45.1%。

  “推動國企改革,習近平站得高、看得遠。他在調研國有企業時多次説過,擺脫企業困境的唯一齣路就在於改革。”在時任福州市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方慶雲看來,當年國有企業能否實行股份制的爭論與探索,帶來了新舊觀念的激烈撞擊,而改革攻堅,無疑成為推動福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兼任福建省國資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進全省國企改革。

  六年七下晉江

  【背景】2002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分別在《人民日報》《福建日報》發表關於晉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調查與思考的署名文章,總結“晉江經驗”,提出“六個始終堅持”和“處理好五大關係”:始終堅持以發展社會生産力為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方向,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始終堅持在頑強拼搏中取勝,始終堅持以誠信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始終堅持立足本地優勢和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始終堅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服務;處理好有形通道和無形通道的關係,處理好發展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的關係,處理好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傳統産業的關係,處理好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係,處理好發展市場經濟與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之間的關係。“晉江經驗”及其啟示,至今讀來仍發人深思、啟迪心智。

  “習近平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和福建省長的6年裏,7次來晉江調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淺。”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説。

  陳章進今年76歲,已退休在家。老陳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4次陪同調研的時間分別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刊發了習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晉江經驗”是晉江人民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老陳説:“這應該是習近平對晉江發展如此關注的原因。”

  “改革開放前,晉江窮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飯填肚子。”陳章進是土生土長的晉江人,記得當年的苦日子。

  改革開放初期,晉江陳埭鎮的群眾奮起突破“左”的束縛,立足僑鄉“閒房、閒資、閒散勞動力”多的特點,聯戶集資興辦鄉鎮企業,1984年陳埭成為我省的第一個億元鎮,其他鄉鎮紛紛學習、仿傚,在晉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潮。

  到1989年,晉江的工農業總産值已達幾十個億,財政收入首次突破一個億。

  1992年,晉江撤縣設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繼續。隨著改革開放春風吹遍大江南北,全國上下一片生機勃勃,晉江市黨委政府鼓勵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放開手腳搏擊商海。1994年,這個縣級市開始領跑福建縣域經濟。

  “面對新世紀、新形勢,晉江經濟發展下一步該怎麼辦?”老陳記得,在1999年的那次調研中,習近平提出這個極具前瞻性的問題。

  當時正值世紀之交,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國剛加入世貿組織,深度融入全球化體系;亞洲金融危機余波未平……

  以鄉村工業化為主要特徵的“晉江模式”也遇到了發展瓶頸:“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煙囪比電線桿還多”。多則多矣,然而“只見星星,不見月亮”;富則富矣,卻是“低端競爭,富而不強”。

  晉江經濟快速發展,究竟要走怎樣的路子?帶來怎樣的啟示?

  “習近平除了進社區、訪農村、走基層,重點走訪了恒安、潯興、親親、優蘭發、環球等十幾家企業,與企業家交流談心。他問得很細,經常一個廠一呆就是一個多小時。”老陳回憶起調研時的點點滴滴,“每一回進企業,他都仔細詢問有沒有引進新技術、開發新産品,市場是怎麼開拓的,企業要怎樣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難。”

  “晉江市委市政府按習近平在調研中提出的要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積極培育了一批專業市場和綜合市場,舉辦各類博覽會,開通晉江企業網等,還致力各類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先後建成創意創業創新園、高校科教園等5大創新載體。有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原先小個子的民營企業,就能長得更高,長得更快。”談起晉江經濟的發展變化,老陳深有感觸。

  安踏的成長軌跡,就是一個縮影。

  “習近平平易近人,我們辦企業的,喜歡跟他説心裏話。”回憶起16年前的場景,安踏體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世忠感覺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出席第三屆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開館儀式後,他便徑直來到安踏展館。在這裡,他與丁世忠有了約20分鐘的交流。

  當時安踏成立9年,只生産運動鞋。習近平聽完介紹,對企業發展提了三點要求:把好品質關,創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創新産品。

  而品牌意識、創新意識,在晉江企業家中亦相當欠缺,為“大牌”代工是晉江鞋服企業賴以為生的生存模式,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會後,安踏決策層開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響,要與匡威、雙星、李寧等當時國內一線體育品牌一決高低。

  安踏決定,力邀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為企業代言。很快,央視播出了安踏廣告。

  習近平對於創品牌的要求,在晉江企業家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晉江企業的品牌意識開始覺醒。緊跟安踏之後,晉江企業紛紛邀請中國的體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彈力膠、能量環、遠紅外保暖科技、防潑水科技、智慧跑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創新已成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為國內體育品牌龍頭的關鍵。2016年,安踏的研發費用佔銷售成本達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行銷收入達133.5億元,連續三年增長率超過20%。在體育用品行業排名中,安踏市值緊追耐克、阿迪等業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時,身著一件深色運動羽絨服,上面紅色“安踏”商標分外醒目。通過電視畫面看到這一幕,晉江的企業家們倍感振奮:“這是總書記對中國體育用品品牌的鼓勵和支援。”

  “中國傘都、中國鞋都、中國食品工業強市、中國陶瓷重鎮”等14個“國字號”區域産業品牌,相繼落戶晉江。很多晉江幹部談起這些年的變化,一臉驕傲。現在,晉江已建成紡織服裝、製鞋2個千億和建材陶瓷、食品飲料、紙製品、裝備製造、化纖等5個百億産業集群,億元以上企業超過700家;擁有馳名商標42個、境內外上市企業數量達46家。

  總結“晉江經驗”15年來,晉江人民按照習近平提出的“六個始終堅持”和“處理好五大關係”不斷探索、不斷創新,走出了一條全面發展之路。至2016年,晉江連續23年居福建省縣域經濟總量第一位、第16年躋身全國百強縣(市)前十行列。

199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在長汀縣河田鎮察看精製茶葉加工場。(資料圖片)

  政府職能轉變

  放膽、放權、放手、放活

  “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推動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關鍵環節。政府職能不轉變,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無從談起。”

  ——2001年3月24日,習近平在福建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外經“一棟樓辦公”

  【背景】上世紀90年代初,針對外商投資的審批慢、審批難,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倡導下,福州實行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辦公”,各部門辦事窗口集中于一棟樓,全部手續不用出樓即可辦成,投資項目審批做到“馬上就辦”。從“一棟樓辦公”推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許可權、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還形成了現場辦公解決企業問題的機制。

  “就是這位南韓客商。”福州馬尾區環保局局長許開東指著桌上的一張闔影對記者講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這位南韓外商來到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説要來馬尾辦金剛石加工廠。接待他的正是許開東。那年,許開東畢業後的頭一份工作,就是在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為外商“代辦”各項審批業務。

  許開東説,設立外商投資服務中心,是當年馬尾區為落實習近平提出的“馬上就辦、真抓實幹”而推出的創新舉措,而“代辦制”,亦為全省首創。“僅僅兩天,所有的審批許可、營業執照、海關登記……我們全部代理搞定。當時,外商感到很意外,這和他們來中國前聽説的不太一樣。這位南韓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這張闔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當時剛設立的福州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也就是採訪過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棟樓”。

  設立“一棟樓”的倡導者,便是習近平。

  那時候,福州雖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但由於“軟環境”不配套,“硬體”的效益發揮不出來。“審批外資的環節多、手續繁、效率低是突出問題,幫外商跑審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門蓋一堆印,一套審批手續辦下來,至少要一兩周。”許開東説,外經“一棟樓”設立後,樓內集結了全市20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單位,實行聯合辦公,一個“窗口”對外、一支筆審批、一條龍服務,可以一口氣辦完外經批准證書、營業執照、稅務登記、銀行開戶等一系列手續,再也不用滿城跑了。

  “‘馬上就辦’的提出,以及‘一棟樓’這項工作,都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前者,是問題導向下産生的一種創造性的執政理念,後者就是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時任福州市副市長、分管外經“一棟樓”工作的龔雄介紹説,當時在福州,政府職能未能轉變,體制機制還存在許多僵化的地方,有一個項目審批竟然要蓋130多個公章。

  “習近平還倡導將外經‘一棟樓’的工作機制從‘樓內’延伸到‘樓外’。針對外商投資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通過集合各相關部門進行現場辦公,當場拍板解決。”龔雄説。

  儘管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龔雄依舊對當時的一件事印象頗深。“1993年,一個重大台資項目落地福清市,建築隊正在施工,有棟樓施工完發現樓板有些開裂。當時臺商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認為有安全隱患要求重建。”

  那時候,各部門對此有分歧,有的部門認為“裂了無非就是做個修補,不礙事”。在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聽了各方意見後,當場拍板:“重建!”“習書記認為,百年大計,不能疏忽,這又是重大項目,處理不好會影響外商在福建的投資信心。”龔雄説。

  會議結束,形成紀要,迅速落實,臺商的問題得以解決。如今,這家企業已成為當地的納稅大戶。

  提高辦事效率,還需要簡政放權。

  在時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吳金俤眼中,習近平推動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審批制度改革可謂大刀闊斧。“那幾年,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許可權、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宣佈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臺的有關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辦事效率的十五條意見。“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審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萬美元以下項目的審批許可權給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福清市投資區、郊區福興投資區、馬尾快安投資區;凡投資1000萬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資項目,可實行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一次性報批等。”

  吳金俤説,當時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談及簡政放權。“他反覆強調,要把能放的、該放的權都堅決果斷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膽、放權、放手、放活;一時無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續簡化,服務優質。”

  真抓實幹,雷厲風行。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當時福州的政府機關作風煥然一新。20多年過去了,“一棟樓”早已轉化為如今的行政服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但當時“一中午擬定一份文”“兩天辦好辦廠手續”的故事仍在流傳。

  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親自擔任省機關效能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在全國率先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2001年,福建在全國第一個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頒布政務公開實施辦法,在全省推行縣級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時至今日,加快轉變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福建仍在先行先試,持續提速。

  給企業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業家素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髮出《請給我們“鬆綁”》的呼籲信,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2014年,恰逢“鬆綁放權”30週年,習近平在北京給福建企業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籲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多次與企業家座談,傾聽企業家的心聲,急企業家之所急、憂企業家之所憂,關心企業家成長,為企業發展提出合理建議,提出幹部要與企業家建立“君子之交”的關係,成為事業上的“諍友”。

  “沒想到”“太欣喜”,已經83歲高齡的黃文麟回想起3年前總書記的回信,仍激動不已。“習近平總書記在百忙之中還專門給企業家們寫了363個字的回信,大家特別振奮!”

  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髮出《請給我們“鬆綁”》的呼籲信,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

  30年後,福建的企業家們找到省企業和企業家聯合會名譽會長黃文麟,寫下《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的一封信,向習近平總書記“説説心裏話”。“從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業家依次傳閱,字斟句酌。”

  很快,總書記滿懷關切的回信從北京飛到福建。“我認真閱讀了信件,注意到開頭處寫著‘企業家同志們’,可見這封信不僅是習總書記對福建30名企業家,更是對全國企業家提出的殷切期望與誠摯要求。”作為前後“兩封信”的主筆起草人,黃文麟認為,“習總書記回信中希望我們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闖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敢於擔當,勇於作為,這是全國企業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與至高無上的光榮。”

  黃文麟回憶道:“1984年鬆綁放權的呼籲,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下逼出來的,當時企業連修個廁所都要蓋20幾個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習近平到中央任職後,仍多次提起鬆綁放權這一企業改革史上的標誌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會見老同志時讚揚鬆綁放權在全國的影響。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福建代表團時説,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國運籌機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創新,如當年的鬆綁放權。”

  2001年3月24日,時任省長習近平參加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他説:“福建企業家素來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當年55位廠長經理提出給企業鬆綁放權的呼籲,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習近平在會上説的那句‘我們要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援企業家’,讓在場的企業家們深受感動,還被作為大標題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報》上。”當年的報紙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黃文麟心裏還是暖暖的。

  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援企業家,習近平一直是這麼做的。

  “各種檢查、考試太濫了,從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廠長了。”1991年年底,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在和廠長們座談時,幾個廠長説起不久前福州市機械系統有7個廠長罷考的事。當時很多部門都可以出題考廠長,比如普法知識、經濟合同、安全生産、消防保衛、保密制度、設備管理等,如不及格,還要重考、補考。習近平當即表態,不再考廠長了。同時他強調,這樣説不是廠長不要再學習了,而是説最好的學習應放在崗位上。對廠長素質有關部門也還是要考核的,監督機制和考核機制同樣還要。

  在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泉州,企業家們談起習近平的關心,滿懷深情。

  1998年8月26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來到晉江西濱鎮調研。

  在民營企業優蘭發集團的生産車間,習近平邊走邊聽邊看,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對企業的發展十分滿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肆虐,國內不少行業受到衝擊,並不景氣。而優蘭發由於引進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設備,産品供不應求,基本沒受影響。

  “閩南企業家敢拼會贏,你們也不能滿足,要不斷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設備和技術引進來。”習近平説。

  之後的問題則大大出乎優蘭發集團董事長柯文托的預料,習近平問道:“公司有沒有黨員?有多少黨員?企業可以建支部嘛,不然黨員平時怎麼過組織生活。”

  習近平對企業發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記住了。1998年底,優蘭發集團就成立黨支部。此後的發展,老柯也逐漸明白“黨建強、發展強”的道理。自公司成立黨組織以來,90%以上的創新成果都是通過企業內部的黨員創新平臺完成。

  從優蘭發開始,晉江也成為探索非公企業黨建的熱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業黨組織1306個、黨員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業,成為全國、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單位。

  “企業家的事,習近平特別上心。”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回憶道,比如説,民營企業一開始靠自家閒房生産,企業發展了,要擴大生産規模,帶來用地問題比較突出;各項手續的辦理太繁瑣,時間長,有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還有很多村向企業收管理費,增加企業負擔。習近平在調研中了解這些問題後,督促政府為企業解決。晉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把所有職能部門都集中在一起,並限定時間辦結。隨後,針對“村裏亂收管理費”,晉江發文禁止向企業收管理費,同時對村集體收入不到20萬元的村,由市財政補到20萬元。

  習近平與企業家的互動,讓4次陪同調研的陳章進很有感觸,也讓他對習近平在泉州與民營企業家座談時的這番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提倡黨政幹部與企業家之間建立‘君子之交’的關係,成為事業上的諍友,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不搞權錢交易。”

200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省長)深入武平縣調研林改工作,與當地林農親切交談。(資料圖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進福祉,讓百姓真正受益

  “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加快兩個文明建設的最根本出發點。各級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習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被稱為“繼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中國農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赴率先探索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龍岩市武平縣進行專題調研。在聽取彙報和實地調研後,習近平強調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並要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歷經15年的積極探索、大膽突破和持續改革,這場由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福建保護生態、農民增收帶來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間,事關群眾利益、百姓福祉,無論大事小事,習近平都記挂在心,盡力解決。同時,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謀劃改革方略,尋求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路徑和長遠之策。

  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就是個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樹多,森林覆蓋率已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業發展面臨種種窘境,廣大林農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時任省林業廳廳長黃建興記憶猶新,福建是南方集體林區,當時的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集體”二字上。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集體山林的産權主體沒有明顯界定,林農作為集體山林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被虛置,林權歸屬不清、機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現了“亂砍濫伐難制止、林火撲救難動員、造林育林難投入、林業産業難發展、農民望著青山難收益”的“五難”困局。“針對這種狀況,習近平同志當年多次深入林區開展調研,親自抓起和主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黃建興剛擔任省林業廳廳長,時任省長習近平就專門找他談話。

  “當時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業體制改革。”習近平的話,黃建興至今難忘:“他説,‘我們幹林業,很多人只見林,不見人。但林是人種出來的,人對林的關注、感受、利益關聯卻往往被忽略。你們要抓緊做好調研,儘快開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戶,這在當時還沒有先例。“習省長給我們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積極推進。他説,‘為官一任,我們必須考慮老百姓的訴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險,但要試點逐步推進’。”

  試點,選擇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縣。

  據黃建興回憶,當時武平在進行更換舊林權證時,由於“權屬不清,邊界不明”的歷史問題,導致換證工作進行不下去,糾紛不斷。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兩個村進行試點。針對“山要怎麼分、山要由誰分”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在充分尊重群眾意願的基礎上,萬安鄉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眾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體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則落實到戶。當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版林權證。

  此後,武平在全縣17個鄉鎮各選一兩個村進行試點,開啟集體林權“分山到戶、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縣委縣政府成立林改領導小組,並制定《關於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雖然沒人反對,但結果如何,時任武平縣委書記的嚴金靜沒把握。武平縣37萬人,改革涉及的林農就有35萬人。“改革稍有閃失,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從30多個村到200多個村,隨著改革推開,問題也在增多,比如這個村山場幾十塊,地塊怎麼分,歷史上的所有權難以界定;有的幹部認識不到位,方法欠科學,分山的程式不到位,這讓群眾意見很大,認為“分得不公平”。

  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訪增多,愈發讓縣委縣政府頭疼。

  在改革最關鍵的時候,習近平到武平縣調研農業農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賓館,嚴金靜懷著忐忑的心情向習近平彙報工作。他回憶道,當時彙報的內容,主要包括武平縣正在推進的一系列改革事項,林改只是其中一點。聽完彙報,習近平特別把林改“拎”出來,語重心長地説:“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習近平親自到點上察看。“林怎麼分,老百姓有什麼意見,他看得很細,也問得很細。”嚴金靜回憶説。

  通過調研,習近平充分肯定了該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並作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調研結束後,7月初,武平縣便召開全縣改革動員大會,全力推進林改。

  “雖説有了一顆‘定心丸’,但我還想多聽聽省長的意見。”7月27日,嚴金靜專程到福州,習近平也專門抽出時間與他會面。在這次一對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舊認為林改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再次強調,要把工作做細緻,做到位。”

  回來後,嚴金靜專門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階段性工作報告。8月29日,他把報告送到習近平辦公室。僅僅兩天后,習近平就在報告上批示。

  這之後,在省林業部門指導推動下,武平縣的林改試點工作逐步推進。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總結武平等地經驗基礎上,出臺了《關於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旨在實現“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當年6月9日,人民日報駐福建記者經過深入調查,以《林權分到戶,小康上了路》為題,報道福建林改激發林農活力,帶來勃勃生機。

  林改如何持續推進?黃建興回憶説,習近平當時向全省林業部門提出,要解決好“錢從哪來、樹要怎麼砍、一家一戶怎麼辦”這三大問題。

  “這些話通俗、明瞭,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進。”黃建興説,根據這三個問題,福建省做了不少嘗試,也取得了很好的實效。“針對錢從哪來,永安首創了林權抵押貸款,讓林農實現了‘撬開銀行門,盤活萬重山’;針對樹要怎麼砍,當年習近平就提出要做到‘農民得實惠、生態得保護’,根據這一思路,我們改革商品林採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規依法的前提下自主採伐;針對一家一戶經營,我省探索以親情、友情、資金、技術為紐帶組建林業新型合作經營組織,實現規模化經營。”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於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把“明晰産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作為文件的核心內容,林改上升為國家決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勢。林改也被認為是繼土地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重大變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職的習近平,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福建代表團代表時,對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説:“我在福建工作時就著手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多年來,在全省幹部群眾不懈努力下,這項改革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實現了生態美和百姓富的良性發展。”武平變化,讓嚴金靜頗感欣慰。從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蓋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億元提高到104.67億元,財政收入從1.12億元提高到8.11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護“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紀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國人民一樣面臨著新困擾: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改善,食品供給雖無數量之憂,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農副産品中有害殘留物超標嚴重;畜禽養殖和食品加工過程中一些企業使用過多抗生素或違禁使用添加劑、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殘留物增加;食品加工、運輸、儲存等環節的設備落後,缺乏有效的檢測手段,食品後續污染問題日益突出……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在全國率先提出並親力親為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監管體系,守護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關係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須抓得緊而又緊。”2017年新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時間回到16年前,習近平正是在福建打響全國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戰。“人民關心的事情就是我們關心的事情,人民群眾不放心的事情、不滿意的事情就是我們的過失所在!”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談及這項工作時的一席話,至今聽來,仍擲地有聲。

  “現在再來回想十多年前習近平倡導並推動的這場‘民生戰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創精神和為民情懷。”鐘安平説。

  鐘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經貿委副主任、省食安辦主任,這場戰役的見證者與親歷者。

  “瘦肉精是當時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敵’。2000年5月,福州組織了一次抽檢,結果令人咋舌——定點屠宰場的瘦肉精檢出率高達76%。”鐘安平説。顯然,這就是習近平口中人民群眾“不放心、不滿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問題若得不到解決,我們就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著失職。”習近平説。

  2001年2月,新華社接連刊發兩條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報道。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閱後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個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活安全,關係我省農産品能否擴大國內外市場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的大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此前不久,省政協委員金鐵平在省兩會期間提交的“加強食品衛生的管理、檢查和監督”的提案,已得到了習近平的高度重視。“當時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門儘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協提案的建議落到實處。”

  省長的接連兩次批示,在全省吹響了治理餐桌污染這場戰役的號角。

  “為何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習近平曾在會上這樣問大家。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體制機制上。”鐘安平回憶説。

  在批示中,習近平著力於治理工作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他強調:“農業生産要推廣綠色食品標準,加強病蟲害生物防治,遠離各種飼料藥物添加劑,努力使生産出來的農産品都是無公害、無污染的産品;環保部門要強化環境保護措施,防止工業‘三廢’對農産品生産造成污染;衛生監督和工商管理部門要把好市場的入口關,加強對進入市場農産品的檢驗,堅決防止被污染的農産品進入市場,對已進入市場的被污染農産品,要依法對銷售者進行懲處;環保和衛生檢驗部門儘快建立科學的檢驗標準,完善檢驗技術。”

  “在當時,對餐桌污染明確提出綜合治理的路徑和機制,非常不容易。”據鐘安平回憶,當年,在各有關部門上報的治理方案中,習近平最終肯定並拍板了原省經貿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於,我們所報的治理舉措更全面週詳,更系統有力。”

  根據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個部門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聯席會議,自2005年起又改設省食品安全委員會。在這場“舌尖上的安全”守衛戰中,打破部門藩籬,統籌推進,逐步建立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監管體系,各部門開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頭豬從“八個部門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顯綜合協調機製作用的最好例證。

  2001年8月,習近平曾在福建電視臺演播中心接受央視記者的“面對面”採訪。“採訪中,他介紹説,我省已經率先建立定點屠宰、銷售一條龍資訊網路平臺。這樣,每天定點殺了多少豬,市場上又在賣多少豬,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時間就能得出結果。”鐘安平回憶道,在那次採訪中,面對記者各類提問,習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堅定。

  “記者問省長,民間有一種讓豬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沒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豬,45度的坡準過不了,這種方法可不可行?省長認為,這種方法並不準。”對這一幕,鐘安平印象深刻。

  當時,習近平笑著回答:“現在我們引進外國的檢測設備,一台設備20多萬元,檢測可以通過尿樣檢出陽性,這就可以馬上判斷。如果沒有這個設備,憑著剛才講的那種方法去測驗,就有一個精確度的問題。”他介紹説,福建正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對瘦肉精尿樣檢測需要的設備、試劑等經費的財政投資。對蔬菜農殘,福建的農業科研部門自行研製出一種速檢儀器,已在全省推廣。

  “這説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視依靠專業技術手段,要求政府部門包括科研單位都來出把力。”鐘安平説。

  重拳治“污”,效果可謂立竿見影。2001年當年,全省生豬産銷環節的瘦肉精檢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後,各級政府各部門對治理餐桌污染依舊沒有放鬆,一任接著一任幹。十多年來,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勢不斷趨向好轉,沒有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習近平的支援下,我省每年都將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列為為民辦實事項目。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還多次與福建的同志談話,強調要繼續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鐘安平説。

  將人民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是習近平秉持的原則。

  “群眾的衣食住行、開門七件事,始終是我們關心的主要問題。”1991年初,習近平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剛滿7個月時説。

  時任福州市委副書記趙守箴回憶説:“習近平抓改革,始終堅持一個主導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強調,要抓住群眾最關心的問題,社會反映最強烈的事情,扎紮實實地辦幾件實事。”

  “‘福州的路,這邊起火,可烤焦對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舊城道路的狹窄。對這麼一座城建欠賬太多的城市而言,僅靠國家投入的資金改造舊城,顯然只是杯水車薪。”趙守箴回憶説,習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晉安河邊、荒蕪的尤溪洲等逐一調研,他對舊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舊城改造有機地結合,採取群眾集資、吸收外資和國家投資一起上的辦法。由此,福州舊城改造出現了嶄新的局面,由原來的見縫插針式零星改造,發展為連線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間,習近平還推動出臺《城區內河污染綜合整治規劃》,用制度創新還市民清新內河;主導福州溫泉資源保護,將溫泉的有序開發納入法制軌道;針對福州環境衛生存在的問題,制定了條保塊管、強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體制機制的創新舉措,讓福州的城市建設翻開了嶄新篇章,讓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爭先,猶如中流擊水,不進則退。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改革探索和實踐,在思想、膽識、情懷等諸多方面給福建幹部群眾留下深刻印象,並轉化成為不懈推進改革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巨大動力。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區,需要啃下硬骨頭。福建唯有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勇於先行先試,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倒逼改革,一往無前,才能早日把習近平總書記擘畫的“新福建”藍圖化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