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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司法改革:提高刑事審判證人出庭率難在哪

2017-3-21 07:31:39

來源:中國青年報 選稿:夏陽

原標題:聚焦司法改革:提高刑事審判證人出庭率難在哪

  繼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統一證據標準,提高證人出庭率和律師辯護率,更好地發揮庭審作用。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最高法工作報告,證人出庭率、律師辯護率這兩個庭審實質化的重要指標,首次被寫入最高法工作報告。

  提高律師辯護率和證人出庭率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整體不高,一直備受關注。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王俊峰曾經多次在全國兩會上表示,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長期處於較低水準,刑辯律師的作用和影響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關注。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低,已成為影響我國刑事司法公正的嚴重問題。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施傑表示,在“偵查中心主義”以及“筆錄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我國刑事審判長期存在法官依賴卷宗來斷案的現象,使庭審虛化。另外,司法實踐中存在證人出庭條件和標準不一,以及對證人的保護範圍狹窄、保護措施種類較少、保護程式的可操作性不足等問題。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表示,律師辯護率現在還不夠高,“我去旁聽的一些刑事案件,沒有辯護人”。

  據介紹,我國刑事案件的傳統庭審佈局是“四方格”刑事審判法庭佈置:審判法庭的審判區正面設審判臺;審判臺前方右側設公訴臺,高度與審判臺一致;審判臺前方左側設辯護臺,高度也與審判臺一致;公訴臺與辯護臺呈八字形,都面對被告人;被告人座席位置設在審判臺正前方。

  2015年5月下旬,張立勇擔任審判長,主審一件故意殺人案件,庭審現場變為:審判區正面設審判臺;審判臺前方右側設檢察員席;證人席位於檢察員席右下方;審判臺前方左側正對檢察員席的位置設辯護席;被告人席位於辯護人席左下方的位置。

  張立勇介紹説, 調整後的庭審佈局,從人的心理方面考慮,沒有一開始就把被告人當成“囚犯”對待,這有利於被告人為自己辯護;同時,也實現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平等,保障了被告人的權利,能真正擁有與公訴方平等對抗並向裁判者進行説服活動的正當權利,從而實現控辯雙方平衡。

  他建議,下一步凡是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都必須要有辯護律師,否則不能開庭,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人,必須指定律師提供辯護。

  張立勇認為,提高律師辯護率和證人出庭率都是為了實現庭審實質化,都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張立勇提出,目前的問題是,誰來通知證人出庭,法律規定還不太具體,實踐中一般是法院來通知,“應該這樣,公訴機關通知提出公訴證據的人,也可以通知偵查機關出庭,也可以通知案件本身其他的重要證人。對辯護人一方有利的證人,由辯護人通知出庭。法院認為非常重要的證據,法院可以下發強令到庭的通知令。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為了讓自己的證據更有力,應該通過證人出庭來證實。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些應該出庭的關鍵證人沒有出庭,法院就可以不認可這個證據。”

  張立勇認為,提高證人出庭率,就應該讓利益相關方來通知,辯護方對於可能提供證明被告人罪輕或者無罪證據的證人,肯定希望他出庭,控方認為可能提供被告人有罪證據的證人,一定也希望他出庭。

  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戴長林解讀實施意見時表示,目前,浙江、上海等地法院已經實現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並逐步提高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的律師辯護率,各地法院可以參考借鑒。

  在作最高法工作報告時,周強特別提到,四川成都、浙江溫州法院大力推進偵查人員、鑒定人、證人出庭作證,充分發揮律師辯護作用,促進庭審實質化。

  據報道,從2014年11月底開始,溫州法院在全國率先開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探索。改革措施包括:建立涵蓋警察、刑事案件證人、專家證人、鑒定人等各類證人出庭長效機制;創新遠端視頻作證、隱蔽出庭作證等方式;落實配套保障措施,建立證人出庭報銷和補助費用保障、關鍵證人詢問同步錄音錄影等制度。

  報道披露,2015年,溫州兩級法院共有119起刑事案件179人出庭作證,實際到庭率為41.53%,相比2014年全年僅2名證人出庭有了很大提升。2016年,溫州全市法院證人出庭作證數量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實際到庭率達73.05%。

  實施意見專門規定, 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控辯雙方申請證人出庭的,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後,申請方應當負責協助相關證人到庭。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強制證人到庭。

  根據案件情況,可以實行遠端視頻作證。

  控辯雙方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應當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應當採取不公開其真實姓名、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繫方式等個人資訊,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實聲音等保護措施。必要時,可以建議有關機關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人民法院應當建立證人出庭作證補助專項經費機制,對證人出庭作證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費用給予補助。

  戴長林表示,證人出庭作證,是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規定了強制證人出庭和證人保護等制度,但由於各種原因,證人出庭率低的問題依然存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提高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方面,一些地方法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浙江溫州中院積極創新證人出庭作證方式,設置遠端作證室等硬體設施,並試行視頻作證、遮蔽容貌、不公開作證等證人出庭方法;四川成都中院建設刑事案件遠端視頻開庭系統,並對證人採取隔離變音作證,判決書中不披露證人真實身份資訊等技術性保護措施;福建惠安法院探索提出人身保護令、出庭強制令、證人宣誓等作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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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司法改革:提高刑事審判證人出庭率難在哪

2017年3月21日 07:31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聚焦司法改革:提高刑事審判證人出庭率難在哪

  繼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統一證據標準,提高證人出庭率和律師辯護率,更好地發揮庭審作用。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最高法工作報告,證人出庭率、律師辯護率這兩個庭審實質化的重要指標,首次被寫入最高法工作報告。

  提高律師辯護率和證人出庭率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整體不高,一直備受關注。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王俊峰曾經多次在全國兩會上表示,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長期處於較低水準,刑辯律師的作用和影響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關注。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低,已成為影響我國刑事司法公正的嚴重問題。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施傑表示,在“偵查中心主義”以及“筆錄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我國刑事審判長期存在法官依賴卷宗來斷案的現象,使庭審虛化。另外,司法實踐中存在證人出庭條件和標準不一,以及對證人的保護範圍狹窄、保護措施種類較少、保護程式的可操作性不足等問題。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表示,律師辯護率現在還不夠高,“我去旁聽的一些刑事案件,沒有辯護人”。

  據介紹,我國刑事案件的傳統庭審佈局是“四方格”刑事審判法庭佈置:審判法庭的審判區正面設審判臺;審判臺前方右側設公訴臺,高度與審判臺一致;審判臺前方左側設辯護臺,高度也與審判臺一致;公訴臺與辯護臺呈八字形,都面對被告人;被告人座席位置設在審判臺正前方。

  2015年5月下旬,張立勇擔任審判長,主審一件故意殺人案件,庭審現場變為:審判區正面設審判臺;審判臺前方右側設檢察員席;證人席位於檢察員席右下方;審判臺前方左側正對檢察員席的位置設辯護席;被告人席位於辯護人席左下方的位置。

  張立勇介紹説, 調整後的庭審佈局,從人的心理方面考慮,沒有一開始就把被告人當成“囚犯”對待,這有利於被告人為自己辯護;同時,也實現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平等,保障了被告人的權利,能真正擁有與公訴方平等對抗並向裁判者進行説服活動的正當權利,從而實現控辯雙方平衡。

  他建議,下一步凡是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都必須要有辯護律師,否則不能開庭,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人,必須指定律師提供辯護。

  張立勇認為,提高律師辯護率和證人出庭率都是為了實現庭審實質化,都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張立勇提出,目前的問題是,誰來通知證人出庭,法律規定還不太具體,實踐中一般是法院來通知,“應該這樣,公訴機關通知提出公訴證據的人,也可以通知偵查機關出庭,也可以通知案件本身其他的重要證人。對辯護人一方有利的證人,由辯護人通知出庭。法院認為非常重要的證據,法院可以下發強令到庭的通知令。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為了讓自己的證據更有力,應該通過證人出庭來證實。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些應該出庭的關鍵證人沒有出庭,法院就可以不認可這個證據。”

  張立勇認為,提高證人出庭率,就應該讓利益相關方來通知,辯護方對於可能提供證明被告人罪輕或者無罪證據的證人,肯定希望他出庭,控方認為可能提供被告人有罪證據的證人,一定也希望他出庭。

  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戴長林解讀實施意見時表示,目前,浙江、上海等地法院已經實現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並逐步提高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的律師辯護率,各地法院可以參考借鑒。

  在作最高法工作報告時,周強特別提到,四川成都、浙江溫州法院大力推進偵查人員、鑒定人、證人出庭作證,充分發揮律師辯護作用,促進庭審實質化。

  據報道,從2014年11月底開始,溫州法院在全國率先開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探索。改革措施包括:建立涵蓋警察、刑事案件證人、專家證人、鑒定人等各類證人出庭長效機制;創新遠端視頻作證、隱蔽出庭作證等方式;落實配套保障措施,建立證人出庭報銷和補助費用保障、關鍵證人詢問同步錄音錄影等制度。

  報道披露,2015年,溫州兩級法院共有119起刑事案件179人出庭作證,實際到庭率為41.53%,相比2014年全年僅2名證人出庭有了很大提升。2016年,溫州全市法院證人出庭作證數量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實際到庭率達73.05%。

  實施意見專門規定, 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控辯雙方申請證人出庭的,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後,申請方應當負責協助相關證人到庭。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強制證人到庭。

  根據案件情況,可以實行遠端視頻作證。

  控辯雙方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應當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應當採取不公開其真實姓名、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繫方式等個人資訊,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實聲音等保護措施。必要時,可以建議有關機關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人民法院應當建立證人出庭作證補助專項經費機制,對證人出庭作證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費用給予補助。

  戴長林表示,證人出庭作證,是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規定了強制證人出庭和證人保護等制度,但由於各種原因,證人出庭率低的問題依然存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提高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方面,一些地方法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浙江溫州中院積極創新證人出庭作證方式,設置遠端作證室等硬體設施,並試行視頻作證、遮蔽容貌、不公開作證等證人出庭方法;四川成都中院建設刑事案件遠端視頻開庭系統,並對證人採取隔離變音作證,判決書中不披露證人真實身份資訊等技術性保護措施;福建惠安法院探索提出人身保護令、出庭強制令、證人宣誓等作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