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奏讞書》“獄史闌案”與劉邦擊陳豨之戰

2021/1/14 10:05:55    來源:文匯報    作者:鄔勖    

  發生於漢十年末至十二年初的擊陳豨之戰,是劉邦剪除異姓強藩的戰爭中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一場,並與韓王信之反、太上皇崩、族韓信、立代王、族彭越、改立梁王等重大事件相關聯,成為梳理諸史事關係的一個重要樞紐。然而這場戰爭開始的時間,亦即陳豨反漢的時間,在史料記載中卻異常錯亂紛紜。

  《史記·高祖本紀》載漢十年“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梁玉繩陳諸異説雲:“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與《功臣表》作‘八月’,《酈商傳》作‘七月’,《傅寬傳》作‘四月’並誤,本《傳》及《漢書》可證。至《淮陰侯》及《盧綰傳》以為十一年反,尤誤也。豨本《傳》又誤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史記志疑》,中華書局版,第234頁)可見陳豨反漢的月數有四月、七月、八月、九月四説。《漢紀》《資治通鑒》《西漢年紀》均從九月説,梁玉繩更斷言九月為確,此後如清人夏燮的《校漢書八表》、當代學者王雲度的《秦漢史編年》等專著,以及自呂思勉以來的大多數秦漢通史,也都採信九月説,但諸家並未提出依據。

  若對與之相因果的事件作一分析,《史記·韓信盧綰列傳附陳豨》載:“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可見“太上皇崩”是陳豨之反的直接誘因,該事的日期明載于《漢書·高帝紀》:“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並與《高祖本紀》的“十年七月”、《盧綰傳》的“十年秋”相合。案十年七月癸卯為十三日(張家山漢簡《歷譜》),當日立秋(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曆譜》,第1290頁),記載可信,這是陳豨之反的時間上限。又《史記·盧綰列傳》《彭越列傳》均載陳豨反于秋季,而十年的秋季從七月癸卯立秋延續至後九月乙亥立冬。可見陳豨反于七月、八月或九月都是合理的,九月説不可偏執。

  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漢初的一種案例集,其中的“獄史闌案”為我們提供了厘清這一問題的重要契機。該案判決記錄雲: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太)仆不害行廷尉事,謂胡嗇夫:(氵+獻)(讞)獄史闌,(氵+獻)(讞)固有審,廷以聞,闌當黥為城旦,它如律令。(《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第339頁)彭浩先生指出,這個“十年”據月朔可推知為漢十年,“太仆不害”即《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中的“汲紹侯公上不害”(《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行廷尉事”是所謂的“行官”,指本官一時不在,而由他官暫時代行該官事務(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中西書局版,第382頁)。李安敦、葉山指出,“廷以聞”是“廷尉以聞”的簡稱,指廷尉將案件報告給皇帝,這表明該案的判決是由皇帝直接作出的(Law,state,and Socie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Volume.2,P.1206)。可見漢十年八月四日這天,公上不害乙太仆之職代行一時不在的廷尉的事務,下達了劉邦對“獄史闌案”的判決。

  十年八月四日這天的漢朝廷尉是誰,又是因何不在而不能履職呢?根據《漢書·公卿表》的記載,漢五年廷尉為義渠,十年廷尉為宣義,那麼公上不害於十年八月行廷尉事,若非在宣義就任前頂替義渠,就應是在宣義就任後頂替宣義。而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義于十一年“二月丁亥”封侯,不害則于“二月己巳”封侯,舊本《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則作“三月乙酉”,梁玉繩已辨二者並誤(《史記志疑》,第592頁),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作“二月乙酉”,仍不合歷朔。今案十一年二月丁亥朔,無乙酉日;且《侯表》的記載以受封時間為次,不害之前的戚鰓的受封時間也誤為“二月乙酉”,之後的呂臣則受封于“二月辛亥”即二十五日,因此不害的受封日期最有可能是在“二月己酉”即二十三日,因形近而訛為“己巳”“乙酉”。宣義和不害的“侯功”分別為:

  (宣義)高祖六年為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二百戶。就國,後為燕相。

  (公上不害)高祖六年為太仆。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戶。為趙太傅。

  按照《史記》《漢書》諸《表》的文例,“以廷尉擊陳豨”“為太仆。擊代豨”,説明宣義、不害是在廷尉、太仆的任上從軍擊陳豨的。又據《漢書·高帝紀》,陳豨反于十年九月,那麼不害於八月乙太仆之職攝行廷尉事,其後宣義就職廷尉,於是二人于九月分別在太仆和廷尉任上從軍擊陳豨,似乎是最自然的解釋,李開元即主此説(《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第287頁)。但若細繹史料,即可知此説是難以成立的。

  據《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等材料,劉邦于十一年春擊破陳豨軍,又克東垣,于春正月返回洛陽,用奪取的代地和部分趙地封劉恒為代王,取得戰爭初步勝利。作為標誌性事件,克東垣不晚于十一年二月(《韓信列傳》《高祖本紀》),立代王則在十一年正月丙子即二十日(《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而從十二月癸巳到三月癸酉的這段時間,包括宣義、不害在內的十六人相繼以擊陳豨功封侯(《侯表》),這顯然是初步取勝之際的集中論功活動。以上三事的時間相吻合,可以推定,平陳豨第一階段的戰事應結束于十一年春正月。而當劉邦擊陳豨初步取勝返回洛陽後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故梁王彭越“復謀反”一案:

  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彭越死後,劉邦于十一年二月丙午即二十日改封劉恢為梁王,故該案的奏請不能晚于劉恢受封日。奏請其事的所謂廷尉“王恬啟”,梁玉繩和當代學者唐子恒均指出其誤(《“廷尉王恬開”小考》,《文史哲》2000年第3期),但此時宣義已非廷尉是毫無疑問的。從《侯表》來看,他應在十一年二月丁亥受封後不久即“就國”,直到十二年二月封燕王劉建後就任燕相。

  若認為宣義任廷尉是在“八月癸亥不害行廷尉事”之後,則其任期處於十年八月到十一年二月之間,幾乎完全處在擊陳豨第一階段的戰事中。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廷尉肩負著“決疑當讞,平天下獄”的重任,僅《奏讞書》中就保存有八件高祖時期地方奏、讞至中央的案例,足見當時廷尉的日常事務並不輕鬆,宣義要在戎馬倥傯中兼顧本職,幾乎無法合於事理。

  相比之下,公上不害所擔任的太仆一職則不受從軍的影響,因為“仆”類職務本為侍從性質,《周禮·大仆》鄭玄注:“仆,侍禦于尊者之名。”又承擔為主人馭車的任務,《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注:“仆,禦也。”太仆作為君主的侍從近臣和馭手,能時刻伴隨君主左右,在行軍途中也是如此。太仆在行軍途中代替廷尉為皇帝上傳下達奏讞案件,其情形與松柏漢簡“令丙第九”規定的向皇帝獻枇杷要送至“行在所司馬門”是類似的,太仆和司馬門都有車政、馬政的職掌,不但便於執行傳達工作,也是距離“行在所”最近的外朝職官。

  綜上所論,“十年八月癸亥太仆不害行廷尉事”更應發生在宣義就任廷尉之後,而他們以廷尉、太仆之職從軍擊陳豨則是八月癸亥之前的事。整個來龍去脈可厘清如下:十年八月癸亥即四日之前,劉邦已從關中出兵擊陳豨,廷尉宣義和太仆公上不害等人從軍,行軍途中,“獄史闌案”由胡縣上讞至“行在所”,因宣義無法視事,便由公上不害代行廷尉事務,向劉邦上奏該案,並於癸亥日下達了劉邦對該案的判決。

  林劍鳴先生敘述陳豨事時説:“九月,豨公開宣佈反漢”(《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7頁),將陳豨九月反理解為“公開宣佈反漢”,是一種很好的啟發。照此思路,則所謂陳豨七月反或指七月召豨不來,八月反則指劉邦于八月出兵征討,九月反則指陳豨于九月“自為立王”,公開反漢,各種歧説的實質不過是疇人書法的不同而已。

  以上所論還可與如下事實相契合。《史記·高祖本紀》載十年“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可知九月時劉邦的軍隊已經抵達邯鄲,陳豨于該月公開反漢,大約與此不無干係。案《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武成》,載周武王一月癸巳從宗周出發,戊午渡孟津,《律曆志》作者計其行程為:“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這可視為西漢末期人對行軍速度的認識。如上説,劉邦的軍隊八月從關中出發,九月抵達邯鄲,這是非常合乎當時的行軍里程的;反之,若認為九月才發兵,當月即抵達邯鄲,則無疑過於急促了。(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