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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2017-4-21 08:43:15

來源:中國青年報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原標題: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1989年,譚珊英(前排中)80大壽時全家合影。

1934年譚珊英和陳柏生在上海。

1986年譚珊英在湘潭。

1968年譚珊英母子在韶山。

1936年譚珊英在北京。

部分寫於民國時期的家書。(家書博物館供圖)

  1500封家書和譚安利74歲的身體一樣,在一點點衰老。

  一封封書信,曾小心翼翼地把這個家庭的故事折疊封存,然後通過深達中國每一個鄉村、集鎮的郵政網路延展。然而現在,寫在紙上的字跡正在變淡,承載它們的紙張也慢慢發黃、變脆。

  脆黃的紙張維持著譚安利的許多記憶。這個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從7口之家開始生根發芽,直到變成現在百餘人,枝椏伸到了長沙、北京、內蒙古,甚至美國。這個家族經歷了百年沉浮。譚安利的母親曾和陶鑄假扮夫妻,保護地下黨機關,也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捨棄自己的兩個親生孩子。

  現在譚安利已經很少和孫輩講起那些故事,“畢竟時代不同了”。

  經歷過戰火的父母早已去世,還在世的幾個兄弟姐妹中,譚安利是最小的那個,也早就花白了頭髮。他努力保存這些家書,把它們一張張放進裝過各种老年保健品的盒子裏,塞進鐵櫃子的頂部,可就連寫信這種方式,都在像譚安利的身體一樣,一步步進入暮年。

  譚安利記得,小時候,信幾乎是分散四處的家人之間唯一的聯繫方式。後來,即使上世紀90年代初家裏裝了電話,他仍然保持一個月寫一封信的頻率,“一些不太好説出口的話,都放進信裏”。每一封信背後都是一次別離。如今微信的時代,家書正在變成一種稀有物品而被懷念。

  在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副館長張丁看來,譚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書信集結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擴大到一個又一個家庭和家族,這些構成某個鄉村、某個社區的歷史,然後再擴大到某個地區或區域的歷史,再擴展,就是一個國家的歷史。”

  “沒有每一個個體扎紮實實的貢獻,就沒有國家歷史的宏偉大廈”

  譚安利的家,幾乎要被深圳的高樓大廈淹沒了。

  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裏。盤旋向上的樓道灰頭土臉,曾經運轉流暢的電梯連按鈕都殘缺不全。

  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裏的一封封家書,它看起來和周圍許多普通家庭沒什麼兩樣。

  從老家湖南茶陵到長沙、衡陽,譚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數不清搬過多少次家,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鞋子永遠只有一雙”,但這些信卻大部分都保留下來。

  他11歲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在學校寄宿,很少和母親見面。“文革”中母親被隔離審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後,就作為知青到了農村。一家人分開的時候,多於團圓的時候,四散在各處的家人,通過書信保持著聯繫。

  在學校的時候,譚安利每天都到傳達室看一下,有沒有自己的信。他是去傳達室次數最多的一個,以至於半個多世紀過去後,他還能記得當時傳達室的老頭姓伍,“和善極了”。

  他曾想過要孫輩繼續寫家書,就像小時候母親教他和弟弟寫信那樣。可是“現在孩子學習太忙了,日記都寫不了”。

  網路取代了郵路,建立起家人之間的聯繫,甚至傳遞著比文字多得多的資訊。譚安利每週都和幾百公里外的女兒、外孫視頻。可“都是在就事説事,很少談心”。

  書信的衰落讓譚安利擔心。他想盡各種辦法保存這些脆弱的紙張。在報紙上看到有博物館收藏家書的消息時,他立刻就聯繫了捐贈。

  這個中國首家以家書為主題的博物館,前身是一個從2005年就啟動的項目。那時,張丁在下班開車回家的路上,從廣播裏聽説美國一個叫安德魯‧卡洛爾的歷史學者,在全美範圍內展開徵集戰時書信的活動。

  “在整個美國,寫在戰爭時代的書信經常遭到損毀,隨便亂放,被水或火毀掉,或者被人丟棄。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經過濾的歷史資料。它們是目擊者的陳述,記錄的不僅是戰爭的詳細細節,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膠片不能替代的個人見解和觀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們民族自傳的又一頁。”卡洛爾曾經如此介紹這項活動。

  張丁因此準備在國內徵集民間家書。學歷史的張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書背後的家庭歷史,“平民並不僅僅是歷史舞臺的背景,也是在舞臺前部活動的演員。沒有每一個個體扎紮實實的貢獻,就沒有國家歷史的宏偉大廈”。

  他把項目起名為“搶救民間家書”,決定發動一次“撼動中國人心靈的文化120”。

  1500封家書勾勒一個家

  搶救家書項目剛啟動的時候,張丁在北京玉淵潭公園旁邊的小區裏,租了兩間二十來平方米的房子,辦公室的實際工作人員僅有兩人。但是從第一個月開始,幾乎每天都有家書寄來,還有老人,帶著家書乘火車過來,只希望能夠為這些已經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書信,找一個合適的安身之處。

  吳佩孚軍隊的小文書寫的家書裏,軍閥不是臉譜化的惡霸,倒是有“非常強的自我道德約束”。“文革”結束後北京郊區的一位小隊會計,家書裏藏著一部鄉村經濟改革史。

  譚安利的1500封家書拼湊在一起,一幅隱藏在歷史深處的悲歡離合畫面也逐漸被勾勒出來。

  14歲離開家以後,母親譚珊英就一直在四處漂泊。在廈門的地下黨機關,她第一次見到陶鑄。那時的陶鑄“穿一身青布學生裝,留著分頭”。假扮夫妻時他們住的屋子“空蕩蕩的,除了一張帆布行軍床外,別無他物”。譚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鑄就用席子攤在樓板上睡。早餐啃大餅饅頭,中晚餐買一份蓋澆飯充饑。

  除了譚安利兄弟3人外,譚珊英還有一雙兒女。第一個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節,是個女孩兒。那時,譚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厲害的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上海的生活艱苦極了,譚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當鋪,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進當鋪。女兒出生後,她沒有喂過一口奶,只買了一磅奶粉,就被第一任丈夫陳柏生用絨毯包著送去了美國人辦的公共育嬰堂。

  當陳柏生把孩子送進育嬰堂的時候,接收人給他一封銅板做車費,可是他心裏想,我孩子都不要了,還要你的車費嗎?頭也不敢回,拔腿就往家走。

  回來的時候,譚珊英正在傷心,陳柏生安慰她,“阿珊,你不要傷心,把孩子丟掉雖於心不忍,但為了今後的革命工作,不得不如此。你不是聽何振聲説過,她在當時的行軍路上生了個孩子,一生下來就送給當地老百姓了嗎?”

  後來,她和陳柏生去蘇聯學習前夕,又生了一個男孩,為了不耽誤行程,她把孩子送給別人照看,不到一週歲就病死了。在譚珊英回歸家鄉以後,她的大兒子陳洣加經常聽到母親嘆息,“那個男孩兒好漂亮得嘞。”

  經歷過那麼多分分合合後,譚珊英變得越來越平靜。譚安利和大哥陳洣加都不記得見過母親悲傷或者憤怒。但在1961年,當3個兒子中有兩個不在身邊的時候,她才在正月初七無奈地給譚安利寫信:“本來以為你和哥哥都會回來過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誰知你倆都不回來……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時物質匱乏,“回來除了精神上痛快外,吃是沒有多少吃的”,鄉下種的菜也都被人偷了去。即使如此,譚珊英還是隨信給兒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個糖的,卯了紅點,八個菜的,共二十個。另外給你附來一點臘鴨蒸鹽菜,鴨的味道不錯,不過份(分)量不多,給你嘗嘗。”

  這些家書“不僅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也打開人性的一扇窗”

  分別的苦楚隔三差五地擊中譚安利一家,也在中國千百年的歷史中時隱時現。家書曾經是中國人對抗分離的強大武器。可是現在,譚安利自己也很少寫信了。他有時候會給老朋友寄上一兩張明信片,“試驗一下”,但有些信甚至都不知道寄丟到哪去了。

  薄薄的不起眼的幾張紙在很多人眼裏“家書抵萬金”。直到現在,張丁的辦公室一天還能接到二三十個電話,有一段時間,他在辦公室支了一張行軍床,因為半夜的時候還會接到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越洋電話,詢問捐贈事宜。他見過不會用電腦的老先生,為了把家書整理出版,自學打字後把這些書信一個字一個字敲進電腦,總計超過100萬字。還有耄耋老人急切地想把家書捐贈出來,“因為後輩不感興趣,也沒法保留”。

  譚安利一家就一直在時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時代就離開家的母親,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時這個家庭和中國的許多家庭一樣,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時光。

  去世前做過官的外祖父,曾經在村裏起了一座兩層樓,“寬敞極了”。可是陳加記得,等到他們3兄弟和母親回到茶陵的時候,屋子只有一層可以住人,第二層連樓板都沒鋪。

  只有舅媽住在破敗的兩層樓裏,外祖父的1個兒子和3個女兒中,母親是那時唯一歸來的。家裏沒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裏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飯。好在那時有義倉,專門供給這些從外地陸陸續續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譚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學教書。

  時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陶鑄跟譚珊英取得了聯繫,寫信告訴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當局通知茶陵縣政府為你設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見到譚副主席(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譚余保——記者注)又當面與之談過,當一定為你設法也。”

  譚安利告訴記者,當時母親可以選擇去銀行機關工作,但是她還是選擇留在小學。從那時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當地普通的一名小學教師。

  後來譚余保也接見過她。看到她一個女人帶著3個孩子度日艱難,譚余保提議把大兒子陳洣加送給陶鑄撫養。

  陳洣加以為要從此離開媽媽,嚇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譚珊英知道後,只是淡淡地説了一句,“你怕什麼,不想去就不去。”再也沒有提起過把兒子送走的事情。

  可是在那個年代,這個家庭並沒有享受多少團聚時光。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都要在這個家庭裏掀起波瀾。文化大革命開始,譚珊英因為陶鑄的問題被牽連,隔離審查,然後是關牛棚,下放五七幹校。其間整整3年,都無法和家人見面,連通信都斷絕。

  譚珊英也曾寫信給孩子,希望“能回來轉轉,多給我以思想上的幫助”。但是有時候,這樣的願望只能落空。譚安利回憶,在母親被關牛棚無法與兄弟見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們兄弟3個湊在一起,“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在五七幹校的時候,譚珊英早已到了該退休的年紀,卻因為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不能離開。陳洣加和譚安利都在那幾年迎來自己的孩子,作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請假去照顧,但是請假條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個人在幹校,等待自己第一個孫輩降生的消息。

  “那個時候講階級情,不講家人感情。”譚安利説,“和家人團聚那是舊的風俗,要破掉,現在才意識到這是不對的。”

  譚安利決定把1500余封家書全部捐給家書博物館。如今,已經有5萬多封家書藏在這裡。這些來自普通家庭的書信,曾經和中國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進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也在最近登上了綜藝節目《見字如面》的舞臺,和張涵予等明星一起,在網路上“紅”了一把。

  在這檔以讀信為主的綜藝節目中,“不僅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也打開人性的一扇窗”是總導演關正文一開始就定下的選信標準。

  節目組選用的書信跨度超過兩千年,這些依靠古老方式傳遞的文字,在網際網路時代,收穫了單期最高超過6100萬的點擊量。

  關正文説,之所以觀眾有共鳴,是因為它們“提供了豐沛的價值認知”。本來無意發表的書信,“就像一個人在自己家客廳一樣,穿著隨便”,展現的都是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不是為了獲得關於歷史的知識,而是幫助你認識社會和自身。”關正文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了解歷史的真相是一種學術的能力,我們最需要做的是,把歷史轉化為人生經驗,在大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小的立足點。”

  洣,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最後卻沒有了家

  譚安利現在越來越感覺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團聚在一起。可是如今在深圳待久了,他已經慢慢不能習慣老家湖南的氣候和氛圍。

  他1990年來到深圳,此前在湖南衡陽機械工業局的一個下屬公司做經理,負責當地三十幾個機械廠的物資分配。隨著計劃經濟的壁壘打破,這個風光無比的單位連工資都發不下來。他不得不帶領一批人到深圳“打開一扇窗”。

  到深圳時他年近半百,衰老和疾病開始佔據他的身體,因為眩暈症,醫生甚至警告他連自行車都不能騎。妻子還在衡陽的工廠裏上班,大女兒眼看要第一次走出家門讀大學,年邁的母親正在步入人生最後的時光。這一家人又一次被新的時代潮流衝散。

  在歷史的起起落落中,這家人見慣了分分合合。姨媽1952年就“響應黨的號召支援內蒙古”,最後在那裏去世。弟弟1965年高中畢業時決心“學習董家耕獻身社會主義新農村”,還給縣委寫了血書。在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山區農村一待就是10年。

  舅舅後來倒是一直留在老家茶陵,但是因為曾經是國民黨的軍官,“鎮反”時差點丟了性命。最終恢復公職時“兩耳聽力已減少百分之三四十”。

  如果不是當年離開家參加革命,譚家有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

  在湖南茶陵縣美吉村老家,譚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裏官做得最大的人。那時候,他們所在的村子和鄰村經常因為水利問題發生衝突,村子裏的人下決心要供出一個讀書人,就選了他外祖父。

  去參加革命前,譚珊英也已經從湖南第一女子師範畢業,在當地謀一個教職並不是難事兒。但是這些,都比不上熱鬧的革命氣氛,給小女孩兒帶來的吸引力。

  “五卅”運動時,譚珊英跟著遊行隊伍一起,舉著三角小旗上街,她直到後來還記得當時的同班同學發表演説時痛哭流涕,大姐譚道瑛經過日本領事館時,抓起領事館的銅招牌,往塘裏一丟,自己也濺了一身水。

  那時候,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院剛開始招收女生,考試的時候第一關就是檢查身體,好多人因為害羞不敢解開衣服讓醫生聽診。從湖南長沙到武漢,譚珊英和同學一起坐在火車車廂地板上,背靠著背,車廂裏又悶又熱,可是心裏高興極了,“誰也不感到難受”。

  三八婦女節,軍校女生隊開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宋慶齡和何香凝,譚珊英和另一位姐妹背著駁殼槍站在主席臺兩側守衛。“那時我感覺多自豪啊。”

  到廈門尋找共産黨之前,譚珊英見過國共分裂時國民黨槍殺共産黨。有一次在馬路邊的樓上,她聽到吹殺人號跑到窗邊,樓下有一個穿灰軍服的被押人員抬頭朝她點頭微笑並高喊口號,她才發現是經常來她家的一位同鄉。譚珊英的大姐也是這個時候在長沙被捕,她記得大姐犧牲前説,“媽媽不要難過,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她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去廈門找共産黨,於是謊稱是去廣州考取中山大學。然後,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陳洣加。譚珊英本來給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離茶陵美吉村不遠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帶著孩子又離開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後,她也沒有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國成立後,譚珊英隨著工作四處搬家,隨身帶著的“只有一個包袱和一個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無人居住漸漸荒廢,最後賣給了別人。直到1992年去銀行,奔波了一輩子的譚珊英都沒有住房,銀行賬戶上只有1000多元。

  從蘇聯回來後沒多久,譚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陳柏生就因為肺病去世。1942年國共合作期間,譚珊英經人介紹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李華柏。李華柏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副團長,這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譚珊英的重要罪狀。

  “起初我有點想不通,我的歷史已交代清楚,毫沒隱瞞,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後來一想,整(清)理階級隊伍嘛,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婚,為什麼不該揪出來鬥爭?”文化大革命初期,譚珊英在給大兒子的信裏寫道。

  譚安利記得,因為生父李華柏的關係,初中還是當地學聯代表的他,“初中以後所有事情都靠邊站,不能入團不能入黨。”高考他成績再好也只能被第三類院校錄取,而且只讀一年又被“掃地出門”。

  他説,那時候甚至對生父都談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個階級敵人,一個反動軍官。”

  譚安利告訴記者,生父的身份甚至讓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再次參加高考,而曾經和譚安利做過一年大學同學的李國傑,後來重新通過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如今,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他記得,那時和李國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他們經常在操場裏看星星。當時他還懷著的理想,是造宇宙飛船,征服太空,可是直到1983年,湖南省電大增設幹部專修班,他才終於讀完了大學。

  書信在兩個漸行漸遠的好友間維持著日常資訊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寫于2009年,在這封介紹近況的信中,譚安利寫道“我不能忘記,四十多年前我們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讀,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幾多夢幻。”

  除了把書信捐贈給家書博物館外,譚安利還自費把它們結集出版。至今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書,其中一本專門收集了包括李國傑在內的同窗間書信往來。

  他把書名取為《歲月印痕》,但是他記得有人讀完以後跟他説,在這本歲月印痕裏,讀出了時代的印痕。

  我們不追懷紙質書信的傳統,更看重的是書信提供的認知價值

  當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國各地,整理並出版家書是譚安利和親朋重新建立聯繫的途徑之一。

  不僅家書的選用都要徵集相關當事人的意見,有時候他還會把那些帶著時代印痕的家書整理好寄給下一輩看。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書信産生興趣。《見字如面》火了以後,關正文甚至開始收到有人專門手寫寄來的書信,“明明大家有微信,有電子郵件,但還是要手寫一封信”。

  公司的人逼著他手寫回了一封信,他覺得好玩,但是也明白,寫信畢竟已經不是一種流行的方式了。

  “如果我們節目堅持做10年,以後肯定是大量的電子郵件。”關正文説。“我們無意去追懷所謂即將消失的、紙質的、手寫的、通過郵局傳遞的書信的傳統。我們更看重的是書信提供的認知價值。我們讀書信的真實目的,也是看到人身上深層的隱性的東西,這樣的東西有越多的認知,在你碰到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形的時候才會有正確的選擇。”

  家書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譚安利對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他理解了父親也是參加抗日,只不過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上世紀80年代末,父親曾經的勤務兵帶來父親的大女兒在湖北的消息後,譚安利幾乎想都沒有想,當天晚上就給胞姐寫了信。“儘管四十年前我母親譚珊英正式聲明與李華柏脫離家庭關係,我的籍貫也一直確認為茶陵,但血緣方面的關係仍是客觀存在的。”

  後來,他和三個胞姐見了面,最近一次見面就在去年,一起吃了飯,熱鬧了一天。譚安利還專門錄了像,刻了光碟。他明白,這樣的相聚機會不多了。姐弟幾人中,他最年輕,也已經74歲了。

  退休以後,譚安利也終於有時間去追回一些那個時代的記憶。他去廈門參觀過母親參加革命的地方,也到過西安母親教書並和父親相遇的地方。他還去過莫斯科紅場,當年,譚珊英和陳柏生曾經一起站在那裏,看蘇聯閱兵儀式。

  譚安利也去找過生父留下的痕跡,他專門去了父親的祖籍湖南武岡。那裏的一位文史館員告訴他,父親在當地聲望不錯,“沒有血債”,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初年的“鎮反”運動中被槍斃了。

  他找人帶著,去了父親以前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臨著路,可是説不清楚什麼時候,那裏修起了新的寬敞馬路,老的路廢棄了,房子也塌得沒了蹤影,原來的地基上有莊稼也有雜草。

  (本文部分史料來自《安利家書選——五十年親情血脈濃》《歲月印痕——五十年書信同窗情誼深》《黃埔女兵足跡》《家書抵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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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2017年4月21日 08:43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原標題:郵票裏的1500次別離

1989年,譚珊英(前排中)80大壽時全家合影。

1934年譚珊英和陳柏生在上海。

1986年譚珊英在湘潭。

1968年譚珊英母子在韶山。

1936年譚珊英在北京。

部分寫於民國時期的家書。(家書博物館供圖)

  1500封家書和譚安利74歲的身體一樣,在一點點衰老。

  一封封書信,曾小心翼翼地把這個家庭的故事折疊封存,然後通過深達中國每一個鄉村、集鎮的郵政網路延展。然而現在,寫在紙上的字跡正在變淡,承載它們的紙張也慢慢發黃、變脆。

  脆黃的紙張維持著譚安利的許多記憶。這個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從7口之家開始生根發芽,直到變成現在百餘人,枝椏伸到了長沙、北京、內蒙古,甚至美國。這個家族經歷了百年沉浮。譚安利的母親曾和陶鑄假扮夫妻,保護地下黨機關,也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捨棄自己的兩個親生孩子。

  現在譚安利已經很少和孫輩講起那些故事,“畢竟時代不同了”。

  經歷過戰火的父母早已去世,還在世的幾個兄弟姐妹中,譚安利是最小的那個,也早就花白了頭髮。他努力保存這些家書,把它們一張張放進裝過各种老年保健品的盒子裏,塞進鐵櫃子的頂部,可就連寫信這種方式,都在像譚安利的身體一樣,一步步進入暮年。

  譚安利記得,小時候,信幾乎是分散四處的家人之間唯一的聯繫方式。後來,即使上世紀90年代初家裏裝了電話,他仍然保持一個月寫一封信的頻率,“一些不太好説出口的話,都放進信裏”。每一封信背後都是一次別離。如今微信的時代,家書正在變成一種稀有物品而被懷念。

  在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副館長張丁看來,譚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書信集結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擴大到一個又一個家庭和家族,這些構成某個鄉村、某個社區的歷史,然後再擴大到某個地區或區域的歷史,再擴展,就是一個國家的歷史。”

  “沒有每一個個體扎紮實實的貢獻,就沒有國家歷史的宏偉大廈”

  譚安利的家,幾乎要被深圳的高樓大廈淹沒了。

  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裏。盤旋向上的樓道灰頭土臉,曾經運轉流暢的電梯連按鈕都殘缺不全。

  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裏的一封封家書,它看起來和周圍許多普通家庭沒什麼兩樣。

  從老家湖南茶陵到長沙、衡陽,譚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數不清搬過多少次家,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鞋子永遠只有一雙”,但這些信卻大部分都保留下來。

  他11歲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在學校寄宿,很少和母親見面。“文革”中母親被隔離審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後,就作為知青到了農村。一家人分開的時候,多於團圓的時候,四散在各處的家人,通過書信保持著聯繫。

  在學校的時候,譚安利每天都到傳達室看一下,有沒有自己的信。他是去傳達室次數最多的一個,以至於半個多世紀過去後,他還能記得當時傳達室的老頭姓伍,“和善極了”。

  他曾想過要孫輩繼續寫家書,就像小時候母親教他和弟弟寫信那樣。可是“現在孩子學習太忙了,日記都寫不了”。

  網路取代了郵路,建立起家人之間的聯繫,甚至傳遞著比文字多得多的資訊。譚安利每週都和幾百公里外的女兒、外孫視頻。可“都是在就事説事,很少談心”。

  書信的衰落讓譚安利擔心。他想盡各種辦法保存這些脆弱的紙張。在報紙上看到有博物館收藏家書的消息時,他立刻就聯繫了捐贈。

  這個中國首家以家書為主題的博物館,前身是一個從2005年就啟動的項目。那時,張丁在下班開車回家的路上,從廣播裏聽説美國一個叫安德魯‧卡洛爾的歷史學者,在全美範圍內展開徵集戰時書信的活動。

  “在整個美國,寫在戰爭時代的書信經常遭到損毀,隨便亂放,被水或火毀掉,或者被人丟棄。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經過濾的歷史資料。它們是目擊者的陳述,記錄的不僅是戰爭的詳細細節,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膠片不能替代的個人見解和觀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們民族自傳的又一頁。”卡洛爾曾經如此介紹這項活動。

  張丁因此準備在國內徵集民間家書。學歷史的張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書背後的家庭歷史,“平民並不僅僅是歷史舞臺的背景,也是在舞臺前部活動的演員。沒有每一個個體扎紮實實的貢獻,就沒有國家歷史的宏偉大廈”。

  他把項目起名為“搶救民間家書”,決定發動一次“撼動中國人心靈的文化120”。

  1500封家書勾勒一個家

  搶救家書項目剛啟動的時候,張丁在北京玉淵潭公園旁邊的小區裏,租了兩間二十來平方米的房子,辦公室的實際工作人員僅有兩人。但是從第一個月開始,幾乎每天都有家書寄來,還有老人,帶著家書乘火車過來,只希望能夠為這些已經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書信,找一個合適的安身之處。

  吳佩孚軍隊的小文書寫的家書裏,軍閥不是臉譜化的惡霸,倒是有“非常強的自我道德約束”。“文革”結束後北京郊區的一位小隊會計,家書裏藏著一部鄉村經濟改革史。

  譚安利的1500封家書拼湊在一起,一幅隱藏在歷史深處的悲歡離合畫面也逐漸被勾勒出來。

  14歲離開家以後,母親譚珊英就一直在四處漂泊。在廈門的地下黨機關,她第一次見到陶鑄。那時的陶鑄“穿一身青布學生裝,留著分頭”。假扮夫妻時他們住的屋子“空蕩蕩的,除了一張帆布行軍床外,別無他物”。譚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鑄就用席子攤在樓板上睡。早餐啃大餅饅頭,中晚餐買一份蓋澆飯充饑。

  除了譚安利兄弟3人外,譚珊英還有一雙兒女。第一個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節,是個女孩兒。那時,譚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厲害的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上海的生活艱苦極了,譚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當鋪,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進當鋪。女兒出生後,她沒有喂過一口奶,只買了一磅奶粉,就被第一任丈夫陳柏生用絨毯包著送去了美國人辦的公共育嬰堂。

  當陳柏生把孩子送進育嬰堂的時候,接收人給他一封銅板做車費,可是他心裏想,我孩子都不要了,還要你的車費嗎?頭也不敢回,拔腿就往家走。

  回來的時候,譚珊英正在傷心,陳柏生安慰她,“阿珊,你不要傷心,把孩子丟掉雖於心不忍,但為了今後的革命工作,不得不如此。你不是聽何振聲説過,她在當時的行軍路上生了個孩子,一生下來就送給當地老百姓了嗎?”

  後來,她和陳柏生去蘇聯學習前夕,又生了一個男孩,為了不耽誤行程,她把孩子送給別人照看,不到一週歲就病死了。在譚珊英回歸家鄉以後,她的大兒子陳洣加經常聽到母親嘆息,“那個男孩兒好漂亮得嘞。”

  經歷過那麼多分分合合後,譚珊英變得越來越平靜。譚安利和大哥陳洣加都不記得見過母親悲傷或者憤怒。但在1961年,當3個兒子中有兩個不在身邊的時候,她才在正月初七無奈地給譚安利寫信:“本來以為你和哥哥都會回來過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誰知你倆都不回來……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時物質匱乏,“回來除了精神上痛快外,吃是沒有多少吃的”,鄉下種的菜也都被人偷了去。即使如此,譚珊英還是隨信給兒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個糖的,卯了紅點,八個菜的,共二十個。另外給你附來一點臘鴨蒸鹽菜,鴨的味道不錯,不過份(分)量不多,給你嘗嘗。”

  這些家書“不僅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也打開人性的一扇窗”

  分別的苦楚隔三差五地擊中譚安利一家,也在中國千百年的歷史中時隱時現。家書曾經是中國人對抗分離的強大武器。可是現在,譚安利自己也很少寫信了。他有時候會給老朋友寄上一兩張明信片,“試驗一下”,但有些信甚至都不知道寄丟到哪去了。

  薄薄的不起眼的幾張紙在很多人眼裏“家書抵萬金”。直到現在,張丁的辦公室一天還能接到二三十個電話,有一段時間,他在辦公室支了一張行軍床,因為半夜的時候還會接到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越洋電話,詢問捐贈事宜。他見過不會用電腦的老先生,為了把家書整理出版,自學打字後把這些書信一個字一個字敲進電腦,總計超過100萬字。還有耄耋老人急切地想把家書捐贈出來,“因為後輩不感興趣,也沒法保留”。

  譚安利一家就一直在時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時代就離開家的母親,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時這個家庭和中國的許多家庭一樣,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時光。

  去世前做過官的外祖父,曾經在村裏起了一座兩層樓,“寬敞極了”。可是陳加記得,等到他們3兄弟和母親回到茶陵的時候,屋子只有一層可以住人,第二層連樓板都沒鋪。

  只有舅媽住在破敗的兩層樓裏,外祖父的1個兒子和3個女兒中,母親是那時唯一歸來的。家裏沒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裏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飯。好在那時有義倉,專門供給這些從外地陸陸續續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譚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學教書。

  時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陶鑄跟譚珊英取得了聯繫,寫信告訴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當局通知茶陵縣政府為你設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見到譚副主席(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譚余保——記者注)又當面與之談過,當一定為你設法也。”

  譚安利告訴記者,當時母親可以選擇去銀行機關工作,但是她還是選擇留在小學。從那時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當地普通的一名小學教師。

  後來譚余保也接見過她。看到她一個女人帶著3個孩子度日艱難,譚余保提議把大兒子陳洣加送給陶鑄撫養。

  陳洣加以為要從此離開媽媽,嚇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譚珊英知道後,只是淡淡地説了一句,“你怕什麼,不想去就不去。”再也沒有提起過把兒子送走的事情。

  可是在那個年代,這個家庭並沒有享受多少團聚時光。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都要在這個家庭裏掀起波瀾。文化大革命開始,譚珊英因為陶鑄的問題被牽連,隔離審查,然後是關牛棚,下放五七幹校。其間整整3年,都無法和家人見面,連通信都斷絕。

  譚珊英也曾寫信給孩子,希望“能回來轉轉,多給我以思想上的幫助”。但是有時候,這樣的願望只能落空。譚安利回憶,在母親被關牛棚無法與兄弟見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們兄弟3個湊在一起,“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在五七幹校的時候,譚珊英早已到了該退休的年紀,卻因為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不能離開。陳洣加和譚安利都在那幾年迎來自己的孩子,作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請假去照顧,但是請假條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個人在幹校,等待自己第一個孫輩降生的消息。

  “那個時候講階級情,不講家人感情。”譚安利説,“和家人團聚那是舊的風俗,要破掉,現在才意識到這是不對的。”

  譚安利決定把1500余封家書全部捐給家書博物館。如今,已經有5萬多封家書藏在這裡。這些來自普通家庭的書信,曾經和中國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進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也在最近登上了綜藝節目《見字如面》的舞臺,和張涵予等明星一起,在網路上“紅”了一把。

  在這檔以讀信為主的綜藝節目中,“不僅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也打開人性的一扇窗”是總導演關正文一開始就定下的選信標準。

  節目組選用的書信跨度超過兩千年,這些依靠古老方式傳遞的文字,在網際網路時代,收穫了單期最高超過6100萬的點擊量。

  關正文説,之所以觀眾有共鳴,是因為它們“提供了豐沛的價值認知”。本來無意發表的書信,“就像一個人在自己家客廳一樣,穿著隨便”,展現的都是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打開歷史的一扇窗,不是為了獲得關於歷史的知識,而是幫助你認識社會和自身。”關正文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了解歷史的真相是一種學術的能力,我們最需要做的是,把歷史轉化為人生經驗,在大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小的立足點。”

  洣,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最後卻沒有了家

  譚安利現在越來越感覺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團聚在一起。可是如今在深圳待久了,他已經慢慢不能習慣老家湖南的氣候和氛圍。

  他1990年來到深圳,此前在湖南衡陽機械工業局的一個下屬公司做經理,負責當地三十幾個機械廠的物資分配。隨著計劃經濟的壁壘打破,這個風光無比的單位連工資都發不下來。他不得不帶領一批人到深圳“打開一扇窗”。

  到深圳時他年近半百,衰老和疾病開始佔據他的身體,因為眩暈症,醫生甚至警告他連自行車都不能騎。妻子還在衡陽的工廠裏上班,大女兒眼看要第一次走出家門讀大學,年邁的母親正在步入人生最後的時光。這一家人又一次被新的時代潮流衝散。

  在歷史的起起落落中,這家人見慣了分分合合。姨媽1952年就“響應黨的號召支援內蒙古”,最後在那裏去世。弟弟1965年高中畢業時決心“學習董家耕獻身社會主義新農村”,還給縣委寫了血書。在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山區農村一待就是10年。

  舅舅後來倒是一直留在老家茶陵,但是因為曾經是國民黨的軍官,“鎮反”時差點丟了性命。最終恢復公職時“兩耳聽力已減少百分之三四十”。

  如果不是當年離開家參加革命,譚家有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

  在湖南茶陵縣美吉村老家,譚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裏官做得最大的人。那時候,他們所在的村子和鄰村經常因為水利問題發生衝突,村子裏的人下決心要供出一個讀書人,就選了他外祖父。

  去參加革命前,譚珊英也已經從湖南第一女子師範畢業,在當地謀一個教職並不是難事兒。但是這些,都比不上熱鬧的革命氣氛,給小女孩兒帶來的吸引力。

  “五卅”運動時,譚珊英跟著遊行隊伍一起,舉著三角小旗上街,她直到後來還記得當時的同班同學發表演説時痛哭流涕,大姐譚道瑛經過日本領事館時,抓起領事館的銅招牌,往塘裏一丟,自己也濺了一身水。

  那時候,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院剛開始招收女生,考試的時候第一關就是檢查身體,好多人因為害羞不敢解開衣服讓醫生聽診。從湖南長沙到武漢,譚珊英和同學一起坐在火車車廂地板上,背靠著背,車廂裏又悶又熱,可是心裏高興極了,“誰也不感到難受”。

  三八婦女節,軍校女生隊開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宋慶齡和何香凝,譚珊英和另一位姐妹背著駁殼槍站在主席臺兩側守衛。“那時我感覺多自豪啊。”

  到廈門尋找共産黨之前,譚珊英見過國共分裂時國民黨槍殺共産黨。有一次在馬路邊的樓上,她聽到吹殺人號跑到窗邊,樓下有一個穿灰軍服的被押人員抬頭朝她點頭微笑並高喊口號,她才發現是經常來她家的一位同鄉。譚珊英的大姐也是這個時候在長沙被捕,她記得大姐犧牲前説,“媽媽不要難過,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她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去廈門找共産黨,於是謊稱是去廣州考取中山大學。然後,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陳洣加。譚珊英本來給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離茶陵美吉村不遠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帶著孩子又離開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後,她也沒有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國成立後,譚珊英隨著工作四處搬家,隨身帶著的“只有一個包袱和一個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無人居住漸漸荒廢,最後賣給了別人。直到1992年去銀行,奔波了一輩子的譚珊英都沒有住房,銀行賬戶上只有1000多元。

  從蘇聯回來後沒多久,譚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陳柏生就因為肺病去世。1942年國共合作期間,譚珊英經人介紹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李華柏。李華柏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副團長,這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譚珊英的重要罪狀。

  “起初我有點想不通,我的歷史已交代清楚,毫沒隱瞞,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後來一想,整(清)理階級隊伍嘛,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婚,為什麼不該揪出來鬥爭?”文化大革命初期,譚珊英在給大兒子的信裏寫道。

  譚安利記得,因為生父李華柏的關係,初中還是當地學聯代表的他,“初中以後所有事情都靠邊站,不能入團不能入黨。”高考他成績再好也只能被第三類院校錄取,而且只讀一年又被“掃地出門”。

  他説,那時候甚至對生父都談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個階級敵人,一個反動軍官。”

  譚安利告訴記者,生父的身份甚至讓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再次參加高考,而曾經和譚安利做過一年大學同學的李國傑,後來重新通過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如今,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他記得,那時和李國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他們經常在操場裏看星星。當時他還懷著的理想,是造宇宙飛船,征服太空,可是直到1983年,湖南省電大增設幹部專修班,他才終於讀完了大學。

  書信在兩個漸行漸遠的好友間維持著日常資訊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寫于2009年,在這封介紹近況的信中,譚安利寫道“我不能忘記,四十多年前我們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讀,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幾多夢幻。”

  除了把書信捐贈給家書博物館外,譚安利還自費把它們結集出版。至今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書,其中一本專門收集了包括李國傑在內的同窗間書信往來。

  他把書名取為《歲月印痕》,但是他記得有人讀完以後跟他説,在這本歲月印痕裏,讀出了時代的印痕。

  我們不追懷紙質書信的傳統,更看重的是書信提供的認知價值

  當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國各地,整理並出版家書是譚安利和親朋重新建立聯繫的途徑之一。

  不僅家書的選用都要徵集相關當事人的意見,有時候他還會把那些帶著時代印痕的家書整理好寄給下一輩看。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書信産生興趣。《見字如面》火了以後,關正文甚至開始收到有人專門手寫寄來的書信,“明明大家有微信,有電子郵件,但還是要手寫一封信”。

  公司的人逼著他手寫回了一封信,他覺得好玩,但是也明白,寫信畢竟已經不是一種流行的方式了。

  “如果我們節目堅持做10年,以後肯定是大量的電子郵件。”關正文説。“我們無意去追懷所謂即將消失的、紙質的、手寫的、通過郵局傳遞的書信的傳統。我們更看重的是書信提供的認知價值。我們讀書信的真實目的,也是看到人身上深層的隱性的東西,這樣的東西有越多的認知,在你碰到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形的時候才會有正確的選擇。”

  家書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譚安利對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他理解了父親也是參加抗日,只不過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上世紀80年代末,父親曾經的勤務兵帶來父親的大女兒在湖北的消息後,譚安利幾乎想都沒有想,當天晚上就給胞姐寫了信。“儘管四十年前我母親譚珊英正式聲明與李華柏脫離家庭關係,我的籍貫也一直確認為茶陵,但血緣方面的關係仍是客觀存在的。”

  後來,他和三個胞姐見了面,最近一次見面就在去年,一起吃了飯,熱鬧了一天。譚安利還專門錄了像,刻了光碟。他明白,這樣的相聚機會不多了。姐弟幾人中,他最年輕,也已經74歲了。

  退休以後,譚安利也終於有時間去追回一些那個時代的記憶。他去廈門參觀過母親參加革命的地方,也到過西安母親教書並和父親相遇的地方。他還去過莫斯科紅場,當年,譚珊英和陳柏生曾經一起站在那裏,看蘇聯閱兵儀式。

  譚安利也去找過生父留下的痕跡,他專門去了父親的祖籍湖南武岡。那裏的一位文史館員告訴他,父親在當地聲望不錯,“沒有血債”,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初年的“鎮反”運動中被槍斃了。

  他找人帶著,去了父親以前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臨著路,可是説不清楚什麼時候,那裏修起了新的寬敞馬路,老的路廢棄了,房子也塌得沒了蹤影,原來的地基上有莊稼也有雜草。

  (本文部分史料來自《安利家書選——五十年親情血脈濃》《歲月印痕——五十年書信同窗情誼深》《黃埔女兵足跡》《家書抵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