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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政治家需要像林肯這樣重塑權力的中心

2021-1-22 10:46:09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魏崴/譯 杜華/校對 選稿:桑怡

  


  林肯

  亞伯拉罕‧林肯的一生充滿了大量的矛盾之處。他出生在肯塔基州一個默默無聞且陷入絕望的貧困之家,在逝世時卻成為世界性的偶像。從巴西到土耳其的皇帝,都為他鳴響喪鐘。到了後來,連夏威夷的日本裔糖業工人和迦納的反殖民活動人士,都將他視為一個鼓舞人心的精神領袖。終其一生,他都被教育上的缺失所困擾。人到中年,他已是州議會議員,卻仍然用兩個“R”來拼寫“Very”這個詞。但是直到今天,林肯仍時常被譽為我們歷史上最具文學氣息的總統,一個以簡潔自然的語言書寫美國精神的詩人。

  林肯的人生充滿了個人悲劇。他9歲時失去了自己的母親,19歲時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妹妹,26歲時失去了未婚妻,人到中年時又失去了兩個孩子。林肯有強烈的抑鬱傾向。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了一種只能稱之為具有極度樂觀精神的政治哲學,其內涵是對道德發展與物質進步之間的一致性深信不疑,並樂觀地認為美國生活的“核心理念”是“人人平等”。他將自己職業生涯的大部分都奉獻給了塵土飛揚的鄉村法庭和平庸無奇的地方政治。最終,他領導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革命,以及緊隨其後的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場血雨腥風的變革讓400萬美國人從私有財産轉而為人。

  從基本的戲劇性的角度來看,林肯的一生是很多傳記作家夢寐以求的素材。全球圖書館館藏線上目錄WorldCat列出了近24000本關於林肯的書籍,這超過了有關於喬治‧華盛頓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著作的總和。但書寫他的個人生命也存在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他的真實而吸引人的平凡性與他非比尋常的職業生涯之間建立平衡。正如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説,“一個人在擁有著非凡事業的同時,卻要經歷最平凡的生活”。在人生的頭45年裏,林肯留下了很多形象:印第安納州家境貧寒的農場男孩、斯普林菲爾德的強硬派輝格黨政客、伊利諾伊州巡迴法庭上熾手可熱的鐵路律師。但是嚴格意義上説,這些角色與這場撕裂了聯邦、並使林肯成為世界史上人類解放之象徵的戲劇,沒有太大的關聯。

  《白手起家的人:1809-1849》(A Self-Made Man:1809-1849)和《與他的天使搏鬥:1849-1856》(Wrestling With His Angel:1849-1856)是西德尼‧布盧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關於亞伯拉罕‧林肯政治生涯四卷本研究的前兩部,它們用一种老練的策略巧妙地解決了上述難題。他對林肯的研究並不是一項純粹的人物傳記,更像是19世紀美國史的讀者們所理解的“生活與時代”:對美國內戰前政治的全面敘述,而在這之中我們的這位英雄林肯只是斷斷續續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近來其他傳記作家不斷向內挖掘,或探究伊利諾伊州中部的社會世界,或尋覓林肯複雜的內心世界,布盧門撒爾則不斷地向外跳躍,提供了州和國家層面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詳盡畫面:1832年的否定聯邦立法危機(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of 1832);1845年兼併德克薩斯;1850年妥協。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的主要競爭對手、民主黨領袖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有時(在布盧門撒爾筆下)幾乎被給予了同等的重視;林肯的一眾對手或盟友,從威廉‧蘇厄德(William Seward)到傑斐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都得到了額外的關注。


    這一深刻的語境對於布盧門撒爾來説很重要,因為他所著傳記的指導性觀點是:作為偉大的政治家的林肯和作為微不足道的政客的林肯,是同一個人。實際上,林肯研究中存在一種神話,即在正直的亞伯(林肯的愛稱)與骯髒的日常政治之間劃清界限,但是布盧門撒爾對此毫無耐心。他在書中寫道:“林肯從不相信政治會使他墮落。他一直相信政治是實現他的原則的唯一途徑。”布盧門撒爾認為,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林肯,我們就必須了解美國內戰前那個充斥著政治衝突的世界:混亂、敵對、失業、腐敗,但這仍然是一個為美國未來進行重大鬥爭的舞臺。布盧門撒爾解釋説:“如果沒有政治家林肯,偉大的解放者林肯就永遠不會存在。”

  當然,從某種角度看,這可以被視為布盧門撒爾對19世紀的美國自我吹捧式的解讀:美國內戰前的政客很少能與作者作為內部人士的資歷相媲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布盧門撒爾的職業生涯典型特徵是接近權力中心,比如比爾‧克林頓和希拉裏‧克林頓這樣的大人物。作為《紐約客》的記者、白宮的顧問,以及克林頓基金會新近高薪聘請的僱員(雖然任務不明確),布盧門撒爾一直是比爾和希拉裏身邊最好鬥、最健談的忠誠支援者——他半是侍臣,半是統帥。他常常會在白宮庭院裏説上幾句恭維話,或者拋出一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建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依靠他作為克林頓陣營堅定的、但或許不是過於謹慎的捍衛者的形象,站穩了腳跟。

  布盧門撒爾對政治鬥爭津津樂道,並時常用一些尖刻的俏皮話來描述它們。他對所謂的弱小的政治鬥爭參與者進行了簡單的刻畫,並將他們大致分為四種:紐約的激進分子格裏特‧史密斯(Gerrit Smith,是美國著名政治家、廢奴主義者,三次競選總統都以失敗告終)被斥為“妄想的……家境殷實的廢奴主義者”;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是美國第十三任總統,對奴隸制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後世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出奇地乏味”,給人的印象宛若“一個無能之輩”,他的“虛榮心超過了平庸的資質”;而肥胖且缺乏想像力的民主黨人劉易斯‧卡斯(Lewis Cass,曾任美國戰爭部長、美國駐法國大使、美國參議員和美國國務卿等職務,他持反對奴隸制的立場,1848年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總統遺憾落敗),則被描述為“有惰性、反應遲鈍”。

  但布盧門撒爾的分析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將政治視為一場關於公眾意見的無情戰爭。例如,1844年,國會議員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衝到國務院,指控國務卿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濫用人口普查數據,以便在他的官方文書中加入支援奴隸制的言論。布盧門撒爾尖刻地評論道:“亞當斯對卡爾霍恩的無情羞辱,在一群主要由他的支援者所組成的觀眾面前暴露了自己在智識和政治上的卑劣,他自己雖然感動欣慰……但卻沒有引起公眾的共鳴。”對布盧門撒爾來説,這種道德和智力上的表現,對大眾完全沒有影響,甚至不算是政治行為。

  因此,布盧門撒爾之所以讚揚林肯的演講術,並不是因為其具有純粹的哲學力量,而是因為它所達到的政治效果。與約翰‧昆西‧亞當斯不同,布盧門撒爾筆下的林肯“始終是善於謀劃和具有戰略思想的。他深思熟慮、有條不紊、一絲不茍,字斟句酌,他説出口的每一字句都是為了産生政治影響”。

  為了描述林肯對大眾修辭(popular rhetoric)的精通,布盧門撒爾在書中對林肯的演講和寫作進行了大量生動的解讀,其中很多都頗具洞察力和深刻性。在幾乎所有的解讀中,布盧門撒爾都將語境置於文本之前。例如,在著名的1838年斯普林菲爾德學院演講中,年輕的林肯擔心一個“卓越的天才”是否可能會顛覆美國的民主。布盧門撒爾將其解讀為一種諷刺性的警告,矛頭直指身高五英尺(約1.83米)的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他可能成為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的拿破侖。林肯在15年後發表了第一次重要的反奴隸制演講,演講地點同樣是斯普林菲爾德。布盧門撒爾指出,這次演講不僅是一個關於人類平等的倫理論證,或一個關於限制奴隸制的憲法案例,他還是一個根本上的“戰略性”努力,目的是將持反對奴隸制觀點的各個不同派別“糅合”成一個協調一致、切實可行的反對派。

  布盧門撒爾的方法有其優勢,也存在缺點。他對語境的關注有時掩蓋了政治鬥爭中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競爭:我們對戰術和佈局了解得很多,但對不同的戰鬥人員試圖構建的世界卻了解得較少。此外,他還創造了一種敘事模式,即間歇性地快速穿越19世紀中期的美國歷史情景。此外,在布盧門撒爾前兩卷書的每個章節中,都有一章偏離主題;每一章都有一個段落偏離主題;每一段都插有偏離主題的圓括弧。這其中有一些偏題是值得的,比如布盧門撒爾用瑪麗‧托德(Marry Tood)遺産的法律糾紛來敘述內戰前肯塔基州反奴隸制政治的慘烈消亡。而其他的一些偏題,包括對伊利諾斯州摩門教政治活動聳人聽聞的報道,大部分源於過時的二手資料,就沒那麼有吸引力了。布盧門撒爾那沒完沒了的括弧裏塞滿了政治係譜中古怪的零星片段,最終耗盡了讀者的耐心。

  有時,敘事的堆積讓讀者感覺不像是在一本關於美國政治的大師級作品中汲取養分,而像是在一個煙霧繚繞的房間角落裏被一個興致勃勃、狂躁不安、説話漫無邊際的黨魁按住,在他大口喝著威士忌的間隙,他可能會用一個關於肯塔基州的廢奴主義者如何用刀鞘擋住手槍子彈,然後割下襲擊者的耳朵的故事來取悅他的聽眾。但他同樣有可能第三次向你講述一個幕後操作的驚人之舉,它使得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在1848年取代艾伯特‧勞倫斯(Abbott Lawrence)成為輝格黨候選人。

  更大的問題是,一部亞伯拉罕‧林肯的傳記,無論篇幅有多廣,都難以涵蓋布盧門撒爾真正想要探究的領域:美國政黨制度的崩潰和大規模的反奴隸制政治組織的出現。問題是林肯並沒有造就共和黨;更接近事實的説法是共和黨造就了林肯。在某種程度上,布盧門撒爾對林肯1854年前政治生涯的詳細敘述,將這一觀點闡釋得無比清晰。

  從23歲作為伊利諾伊州議會候選人進入政壇的那一刻起,林肯就致力於反對安德魯‧傑克遜的民主黨。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林肯的風格非常古怪。朋友們回憶説,他是一個“看起來很笨拙、很粗糙的傢夥”,他的褲子比鞋子高出六英寸。這種風格比他具體的政見讓人印象更加深刻。但林肯的政治總是充滿了黨派色彩和意識形態特徵。他首先是亨利‧克萊的助手,在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裏,他是一個忠誠又熱心的輝格黨人。作為19世紀30年代州立法機關的領袖,以及19世紀40年代伊利諾伊州輝格黨的黨魁,林肯把他年輕時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輝格黨的經濟計劃:捍衛銀行、關稅、鐵路和運河,並反對傑克遜顛覆它們的企圖。

  可以肯定的是,林肯默默地培養了更激進的信念。“我一直憎恨奴隸制”,他在1858年對芝加哥的一群聽眾説,“我和任何一個廢奴主義者一樣想得很多”。布盧門撒爾很重視這種個人信仰,他追溯了反奴隸制思想對林肯一家遷出肯塔基州的影響,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林肯青少年時期在印第安納州當契約農場工人的經歷助長了他對這一特殊制度的“無法抑制的仇恨”。

  然而,在林肯人生的前45年裏,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間的差距很難再大了。林肯對奴隸制的仇恨也許沒有被扼殺,但在輝格黨原則的重重籠罩下,它肯定被壓抑了。儘管年輕的林肯找到了一些零星的機會來凸顯自己反奴隸制的傾向,但他更多地參加全國性的政治活動,而這些活動必然涉及對廢奴主義者的攻擊,有時,他會像在1840年的總統競選中表現得一樣,指責他的對手支援“黑人選舉權”或採取類似的恐嚇措施。

  輝格黨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這意味著南部的奴隸主構成了輝格黨選民的關鍵群體和輝格黨領導層的一個重要派別。林肯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輝格黨英雄亨利‧克萊(Henry Clay)就是一個奴隸主。克萊以偉大的妥協者而聞名,他制定了地區性的討價還價協議,使聯邦一次又一次地免於解體。克萊處理問題的原則是將奴隸制問題排除在全國性政治之外。但是,有這樣一個群體,克萊從未與之達成過妥協,這就是廢奴主義團體。他在1850年宣稱,廢奴主義者用“瘋狂、魯莽、可惡的理論衝擊著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

  也許林肯的輝格黨生涯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1842年,當時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的審計員詹姆斯‧希爾茲(Hames Shields)向林肯提出決鬥。林肯選擇了闊劍作為武器,並選擇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輝格黨人阿爾伯特‧泰勒‧佈雷德索(Albert Taylor Bledsoe)作為他的助手。佈雷德索後來搬到了密西西比,成為了一名主要的擁奴宣傳家。決鬥最終被取消了,但在此之前,林肯花了幾個下午的時間和這位後來的南部邦聯戰爭部長助理一起練習劍術。讓林肯和布萊德索走到一起的偉大目標——也是最初引發挑戰的問題——是輝格黨人共同的信念,即伊利諾伊州銀行發行的紙幣應該可以用來繳納州稅。儘管在1820年到1850年之間,美國被奴役的人口翻了一番,但這些金融方面的爭論,而非人作為財産這一根本問題,佔據了林肯的輝格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

  布盧門撒爾在敘事時,似乎厭倦了林肯這位主人公在政治上的膽怯,因而不時將時間快進到未來。《白手起家的人:1809-1849》的故事在1849年結束,但是其中卻大量引用了林肯在後來的更偉大時期的言論,即19世紀50年代林肯作為共和黨人或19世紀60年代林肯與聯邦軍隊共同對抗奴隸制的時期的言論,而不是19世紀40年代林肯作為輝格黨人的言論。作為輝格黨人,林肯的反奴隸制情緒並不能決定其政治活動,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裝飾政治活動。因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進行激進的變革。

  這場政治革命就是布盧門撒爾第二卷書的主題。布盧門撒爾模倣林肯最喜歡的作家莎士比亞,在每卷書的前面都安排了大量的戲劇人物。但是他這部冗長的著作,敘事效果不如《麥克白》或《哈姆雷特》,反倒更像是美國內戰版本的《權力的遊戲》。貫穿行文的,是傑克遜家族和克萊家族的不同派系在首都爭奪權力,即使一場更絕望、更本源性的鬥爭——關於奴隸制和自由在北美大陸的未來——已經開始成形。

  布盧門撒爾以這種方式介紹了他的第二卷書:“令人震驚的死亡,致命的妥協,毀滅性的失敗,腐敗的交易,無恥的背叛,魯莽的野心,這些內戰的先兆都融入政治騷亂的喧囂之中。統們起起落落……在西部平原上,一片原始的戰場被清除,民主在人民主權的名義下被踐踏,暴徒和朝聖者武裝起來準備為奴隸制戰鬥至死。”你幾乎可以聽到巨龍之翼的拍打聲。

  客觀地説,當被要求描述奴役與自由之間的戰爭時,林肯自己也傾向於使用這種原始的語言(primary language)。“妥協的日子已經逝去,”他對法律夥伴威廉‧赫恩登(William Herndon)如是説,“這兩種偉大的思想是通過最巧妙的手段才得以分離的。它們像兩個野獸,彼此可以看見,卻被鎖鏈分開鎖住。總有一天,這兩個致命對手中的一個會打破它們之間的聯繫,然後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19世紀50年代的政治變革解開了這兩個野獸間的枷鎖,並開啟了一場鬥爭。這場鬥爭粉碎了政黨制度,引發了內戰,並最終摧毀了奴隸制本身。然而,正如布盧門撒爾所解釋的那樣,引發這場革命的事件發端于政治家的野心,而非激進派的煽動。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希望團結並控制分裂的民主黨,這促使他在1854年推動了一項建立內布拉斯加領土的法案。在華盛頓特區擁奴隸派領袖的鼓動下,道格拉斯同意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來廢除密蘇裏妥協案,從根本上取消所有對奴隸制向西擴張的法律限制。他知道該法案會引發一場“地獄般的風暴”,但是出乎道格拉斯預料的是,這場風暴比預想的還要猛烈——它摧毀了北方的輝格黨,並激起了像林肯一樣謹慎的人加入新的共和黨。

  當然,這只是故事的一半。為什麼反對奴隸制的人要充分利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暴行呢?正如布盧門撒爾所承認的那樣,這部分敘事並不是集中在像林肯這樣忠誠的政黨支援者身上,而是聚焦于更大膽、更有實驗精神的反奴隸制政治家,比如俄亥俄州的薩蒙‧蔡斯(Salmon Chase)和馬薩諸塞州的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當林肯在輝格黨的大旗下艱難前行時,這些第三黨派的激進分子發展出憲政理論和政治策略,為反奴隸制力量提供了武器裝備,幫助他們1854年發起共和黨,並控制主流政治。

  自19世紀40年代初以來,作為小型廢奴政黨自由黨(liberty Party)的一員,蔡斯一直在努力圍繞奴隸制這一基本性的問題,來重新調整美國政治的方向。蔡斯和他的盟友們認為,大多數北方人都反對奴隸制在西部的擴張,可以在這個堅定而沉默的大多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反奴隸主政黨。他們相信,承諾絕對不擴大奴隸制,可以幫助一個反奴隸制政黨在投票中獲勝,推翻華盛頓的所謂的奴隸主權勢(Salve Power),併為反對南部奴隸制的政治鬥爭做好準備。

  雖然布盧門撒爾論及了這些廢奴運動的政治策略,但不幸的是,他對更大層面上的美國反奴隸制鬥爭的看法是狹隘的。他描述了1850年《聯邦逃奴法》出臺之後,困擾北方的一些最具戲劇性的逃亡奴隸爭議問題。但他並沒有把逃亡者本身,或幫助他們的黑人和白人廢奴主義者,視為重要的政治角色。布盧門撒爾嘲笑像威廉‧勞埃德‧加裏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 Douglass)這樣的激進分子的“絕對主義和宗派主義”,沉溺于沉著老練的政治局內人對於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之間關係的天真看法。他也忽視了最近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強調廢奴主義者廣泛的民主承諾,以及在內戰前時期,他們在動員和維持內戰前反奴隸制觀點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布盧門撒爾將林肯樸實的現實主義與“廢奴主義者高調的道德説教”進行了毫無意義的對比。事實上,他恰恰忽略了19世紀50年代最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政治激進分子和激進社會活動者之間具有罕見而深刻的一致:這也正是查爾斯‧薩姆納所謂的更大的“反奴隸制事業”的意涵,其涵蓋的範圍從林肯一直延續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這是一部有關政治家的政治史。然而,對於政客們自身來説,布盧門撒爾也做到了述説得當。儘管林肯並沒有發起大規模的廢奴運動,但當大規模的廢奴運動在1854年興起之時,他很快就成為該運動不可或缺的領導者之一:“一開始他避開了他們,”布盧門撒爾寫道,“但後來他又開始領導他們。”林肯的歷史任務是掌握由蔡斯等人構築起來的憲法大廈,增強其所需的民主力量,並打造他們所設想的新的多數派。為此,他發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他動用了自己在內戰前的政治生涯中積累的所有修辭和戰略資源。林肯有選擇地、但有效地在歷史中漫遊,以證明“我們的革命先輩”確實為結束奴隸制而戰。他用樸實無華的語言為哲學原則披上外衣:“我要説的是,沒有一個人足夠良善,以至於他能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統治他人。”最重要的是,他將反對奴隸主階層的鬥爭與更廣泛的大眾民主事業聯繫起來。奴隸制的擴展,正如林肯所寫,“使最初的少數人剝奪了後來的許多人自由行使自治權的權利”。

  在美國內戰前的局勢中,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政治計劃。共和黨人試圖借此來遏制奴隸制,並最終實現對它的孤立甚至終結。一如林肯在1858年所説的那樣,將奴隸制置於“最終滅亡”的道路上。內戰前的幾十年裏,這種廢奴的承諾只存在於美國最左翼的政治派別中(就在1852年,擁有類似廢奴綱領的自由土地黨也只吸引了4.9%的全國選票)。然而,正如布盧門撒爾所指出的那樣,通過新的共和黨,“曾經處於邊緣和週邊的議題可能被帶入到一個新的政治中心”。

  鋻於布盧門撒爾自己的政治生涯,這一點值得強調。19世紀50年代,中間派的立場是直截了當地的:絲毫不變地恢復密蘇裏妥協,不增加任何關於推翻奴隸主權勢(slave power)或阻止奴隸制擴張的空話。對於內戰前的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或馬克‧佩恩(Mark Penn)來説,這條路是顯而易見的,通向選舉勝利的道路也是清晰的。但是林肯努力重塑政治中心——即使在它不可動搖的重壓下也不妥協。在奴隸制未來這個的問題上,林肯成為了偉大的不妥協者。

  “林肯,”布盧門撒爾寫道,“總是想贏。”然而,正如這套著作所顯示的那樣,1854年之後,他並不想僅僅通過當選總統來獲勝。他希望通過改變世界——確認他所謂的“奴隸制本身是一種巨大的不公正”,驅逐統治美國的奴隸主貴族——來取得勝利。

  乏味的黨派政治藝術幫助林肯領導了共和黨,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共和黨如此專注于奴隸制,又為什麼如此頑固地反對妥協。對於共和黨人林肯來説,政治上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接受反對者的觀念,或在廢除或保留奴隸制之間發展“第三條道路”來獲得權力;而是意味著基於一種可能的共用觀念來凝聚一個民主的多數派。這需要變革,而不是左右逢源。最終,它引發了一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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