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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瑪德國的希望與悲劇

2021-1-22 10:44:21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美]埃裏克‧韋茨/著 姚峰/譯 聶品格/校譯 選稿:桑怡

  魏瑪德國依然在向我們訴説著什麼。時至今日,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和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的油畫仍炙手可熱,懸挂于雪梨、洛杉磯和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大博物館和美術館之中。貝爾托‧布萊希特和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的《三分錢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定期在世界各地以很多不同語言重新上演。托馬斯‧曼偉大的小説《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自 1924 年出版以來,不斷再版重印,即便稱不上家喻戶曉,至少在無數學院與大學的文學和哲學課中廣為閱讀討論。


  朔肯(Schocken)百貨連鎖大樓

  當代的廚房設計依然從 20 世紀 20 年代的時尚和包豪斯學派(Bauhaus)的創作中獲得靈感。後現代主義建築師也許拋棄了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奉作圭臬的功能主義,但是,面對埃裏克‧門德爾松設計的哥倫布大樓(Columbus House)、朔肯(Schocken)百貨連鎖大樓(如今僅存一座)——這些建築既線條簡潔,又動感十足——或者異想天開的愛因斯坦塔,誰又能拒絕它們的美感呢?漢娜‧赫希也許沒有其他人那麼聲名遠播,但今天的參觀者見到她的作品都會為其吸引,因為她創造性地融合了原始主義和現代主義風格,並將非洲或波利尼西亞(Polynesian)風格的面具與 20 世紀 20 年代的日用品並列陳設。馬丁‧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深刻,西格弗裏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的文章層次分明,二者都力圖闡釋先進技術和大眾社會的意義,他們的思想如今仍能對現代社會的狀況提供豐富的真知灼見。又有哪個影迷沒有看過《卡里加裏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大都會》(Metropolis)或者《柏林:城市交響曲》(Berlin: Symphony of the City)呢?


  《卡里加裏博士的小屋》海報

  魏瑪德國還以別的方式向我們傾訴著,其中,也許最頻仍的是警示。這是一個受經濟危機和惡劣政治衝突重創的社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其長長的陰影投射在了共和國的整個歷史中。《凡爾賽和約》使德國背負了過於沉重的經濟負擔;對此觀點,無論今天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做了多麼大的修正,但彼時的德國人堅信,他們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不公正對待。很多人立刻就指責協約國,還根據有人背後捅刀的傳聞,指責國內的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是嗣後所有災難——國內動亂、惡性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銀行破産,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想見的痛苦——的罪魁禍首。魏瑪德國揮之不去的恐懼是,如果社會無法就如何前進達成共識,任何微小的分歧都會引發關乎生存的政治鬥爭,如果暗殺和街頭暴亂肆虐,少數族群動輒成為反民主勢力的替罪羊,這會導致什麼樣的事態?這是一個警示,因為我們都知道最後的結局:1933年1月30 日,納粹上臺執政。


  1919年,法國凡爾賽,三名德國代表在凡爾賽宮會議室審閱《凡爾賽和約》文件。

  然而,儘管深陷衝突和災難之中,魏瑪時代也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偉大成就的時期。在戰爭和革命中,舊的帝國秩序被摧毀,由此解放了人們的政治和社會想像。德國人一度創造了高度自由的政治體制,建立了高水準的社會福利制度。眾多普通民眾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至少在共和國最初幾年,每個工作日減到了更為人性化的 8 小時;失業保險似乎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能夠在商業週期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時,保護工人的利益。新的公共住房為那些較為富裕的工人和白領職員提供了機會,幫助他們搬出老舊的公寓,搬入乾淨的現代公寓,裏面有室內管道、煤氣灶具,並提供電力。女性贏得了選舉權,德國傳媒業所處的環境自由而活躍。為了開創繁榮和諧的未來社會,人們無所不談,從裸體主義到共産主義。性學專家和受民眾歡迎的社會活動家主張,每個人都有權充分享受滿意的性生活。和電影一樣,洋洋大觀的消費品世界使人們想像著一種更為富裕的別樣生活,即使為此人們必須第二天早晨7點就回到工作臺、辦公室或者銷售櫃檯。從戰爭和革命中産生了烏托邦思想。無疑,世界有可能被徹底改變,無論——這取決於發言者是誰——是通過現代建築、攝影、公共住房,還是街頭的群眾示威活動:事實證明,這樣的自信和信念具有啟發性,催生了大量藝術創作和哲學思想。

  取得這些成就的,不只有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漩渦和余波中,英國女性贏得了選舉權;現代派藝術家則蜂擁來到巴黎;荷蘭的建築師成為新建築形式的先鋒人物;維也納、布達佩斯和彼得格勒的民眾與政黨紛紛推翻了沒落的帝國統治,憧憬著光明的政治前途。德國人在一旁觀察著這些新進展(無論好壞),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但是,那段歲月中的德國經驗有著某種格外緊張和濃烈之感。與西邊的鄰國不同,德國輸掉了戰爭,由此而來的經濟、政治和心理影響是深刻的。幾乎所有議題、所有辯論都籠罩在誰該為戰爭負責、戰後賠款等問題的陰影之下。不能贏得勝利,也就不能對男人和女人們在四年中忍受的痛苦做出補償。經歷曠日持久的戰爭煎熬後未能獲勝,沒能帶來財富,也沒有歡欣鼓舞的感覺。與更東邊的俄國不同,德國未曾經歷徹底的革命,沒有徹底消滅傳統精英的權力和聲望。德國走了一條中間道路,儘管的確通過革命實現了國家的民主化,但也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很多舊的社會秩序。由此産生的結果就是缺乏共識、紛爭不斷。諸如德國人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與鄰國共存這樣最基本的問題,都引發了連綿不斷的爭吵。

  毀滅性的全面戰爭和創造性的革命——這些很多歐洲人都經歷過,但在德國卻有著非常獨特的色彩——成為推動魏瑪共和國的主角們工作和思考的力量,無論是視覺藝術家、建築師、左翼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還是保守右翼陣營中善於思考、主張威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同時,他們也為某種更為深刻持久的東西所激勵,即意識到他們正生活在現代性的陣痛之中。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仍然擁有非常重要的農業經濟、很多小商店、技術嫺熟的手工業者,以及穩居於部隊軍官團、國家官僚機構、新教和天主教教會各階層的舊式精英階層。但是,這個常被理想化的舊世界——包括貴族擁有田莊,農民實施耕種;德意志諸邦,以及由各邦君王和帝國皇帝主宰下的政治統一的德意志;嚴格的階級差異——已開始受到挑戰,不再風平浪靜了。社會的重心已轉向喧囂精彩的城市,轉向能夠敲打出先進工業經濟産品的工廠和礦場,轉向“大眾社會”的緊張和刺激。在這個世界裏,大多數人為工錢或薪水而工作;人們閱讀報紙,在百貨商場購物,收聽電臺轉播的職業拳擊賽,每週至少看一次電影,從而養活了商業經濟和文化中的偶像們;政治生活包括動員民眾參與投票,前往市政廳或者附近的工廠遊行示威,有時則拿起武器投身革命和起義。

  所有這些魏瑪時代的主角,無論他們的政治和文化傾向如何,都糾纏于緊張的現代性世界之中,無處可逃。為了逃避,有人隱居黑森林(Black Forest),有人在慕尼黑(Munich)或阿爾卑斯山的村莊裏過著半隱的生活,還有人聲稱反對一切現代性的表徵,而代表“傳統的德意志價值觀”。即便如此,他們為了傳播自己的思想,為了組織大批追隨者前往投票站或市場,也不得不借助報紙和廣播的力量。另一些人則積極擁抱現代性,他們宣揚大眾政治和工業社會,或是創造出新的表達形式——抽象藝術、不協和的音樂、用工業材料建成的線條簡潔的建築。他們認為這些能夠抓住這個時代的緊張、衝突和激越。魏瑪文化和魏瑪政治催生了如此眾多的創新,恰恰是因為藝術家、作家和政治組織者力圖闡明現代性的意義,將其推向新的方向,其中有些通向解放和快樂,有些則是駭人聽聞的威權主義、謀殺和種族主義。

  《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涉及 1918—1933年魏瑪時期的所有主要方面——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以及彼此間的聯繫。我參考了大量當時的文字和視聽資料,還查閱了歷史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大量研究著述。作為文化中心和政治首都,柏林自然獲得了格外的關注,但我同時還討論了鄉村社會以及德國其他市鎮和城市的發展。我努力從那個衝突、刺耳、活潑和艱難的時代中,重新抓住那些刺激和革新的元素。同時,我也非常重視魏瑪社會遭受的嚴重制約,無論這些制約是來自協約國、疲弱的國際經濟、德國自身威權主義傳統的重壓,還是新興的、更加危險的、傾向暴力的激進右翼的出現。當然,我最終要面對的是什麼出了問題、何以導致了災難性結局等問題,並説明魏瑪共和國並非自行崩潰,而是被當權的右翼和新興極右翼勢力合力推下了懸崖。當權的右翼勢力,由商人、貴族、政府官員和軍官組成,他們實力強大,處境優渥,從共和國建立之初就對其採取敵視態度。共産黨人也試圖埋葬共和國,但威脅最大的一直是右翼勢力。

  然而,魏瑪共和國十四年的歷史,不應該因為之後第三帝國十二年的歷史而過於蒙羞。沒有任何歷史事件是事先註定要發生的,納粹的勝利無疑也是如此。魏瑪時期的衝突和局限當然助長了納粹運動,但如果將魏瑪只看作第三帝國的序幕,那就是一派胡言。魏瑪德國是一個精彩而激動人心的時代,這一時期誕生的很多藝術作品、哲學思想和政治想像提供了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光明前景。這些遠見卓識對於今天的我們仍然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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