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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強:海國變比鄰——“馬嘉理”案的始末因果

2021-1-18 09:28:53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楊國強 選稿:桑怡

  光緒元年(1875),英國領事官馬嘉理(Margary,Augustus Raymond)被殺于雲南。當年二月,英國公使七天之內十多次照會總署,並在此後的一年多裏屢次追迫威懾,遂使滇案成為中英之間的巨案。在這種追迫威懾之中,命案從一開始便被用來深作引申,致馬嘉理之死實際上已經越出了其一人一身的本來範圍,而不可解脫地與英國人謀之既久的商業利益相牽連,並因之而成為英國人商業擴張的一個題目。  


  馬嘉理事件

  咸豐八年(1858)的中英《天津條約》列有“稅則並通商”各項俟“十年再行更改”一款。而後的中英通商,常常是逐利與糾紛相虬結,從條約中獲得了利權的商人又深恨條約空間之太過逼仄,因此,十年期滿之日,各個口岸皆群起喧嘩。九江的英商要求“外國汽船有權在揚子江和鄱陽湖上航行”;煙臺的英商要求修築通到濟南的鐵路,以及“獲得開採這一地區煤礦的特權”;鎮江的英商要求“賦與女王的領事們更大的權力”以對付“中國的官僚”;上海的英商要求“在內地居住和設立棧房的權利”;福州的英商要求“整個中國海岸都對外國貿易和船隻開放”;廈門的英商要求口岸週邊“免交厘金稅”,又要求“關稅減半”;天津的英商要求“整個中國都對‘基督教和商業’開放”並“建築鐵路和電報線”,等等。這些主張雖各立名目,但其共有的不肯囿于約章的擴張之勢則代表了在華英國商人的普遍意向。因此,同治七年(1868)英國公使阿禮國先後三次向總理衙門送“修約節略”,其中開列的概免厘金,刪改稅則,內河準行輪船,長江與沿海增開口岸,海關設立官棧,退還洋貨厘金,洋鹽進口,開採煤礦,以及由此“牽及”的“銅錢(電報)、鐵路”,都是這種商人的普遍意向化作了英國使節的外交立場。但在中國人的眼中,西人的擴張已是伸展太過而逼迫太甚。


  《天津條約》簽訂場面

  英國人索要的東西,既涉國家財賦又涉民間生理,因此,當日朝廷和疆吏最不能順受的是這些東西涌入中國之後的傷“國政”和害“民生”。所以,隨後八個多月裏的中英折衝以“婉商”、“恫喝”、“嚴辯”、“駁復”相交錯為常態,往往“此既舌敝唇焦,彼亦詞窮語竭”。然而“其願未償,其心未已”,則交涉終無了期。於是,次年折衝再起。最後議定的新約,是中國一方讓出了比過去更多的利權;而這些讓出的東西在英國一方卻是“遠不能滿足商人的要求”。由此引出的在華英商“對於條約一切細節的反對”和倫敦商界“抗議批准條約”,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奏請女王中止批准”這個同阿禮國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新約。顯然,商界之阻止新約,表現的是其擴張意向在積久之後不能自抑的熾盛。而新約之能夠被阻止,又一定會使其擴張的意向在後來的歲月裏愈益熾盛。在後來的歲月裏,這種既存于中英之間而沒有借修約獲得滿足的“要求”,便不能不持續地影響和制約英國的駐華公使,並因之而不能不持續地為歷史造因果。阿禮國之後,面對商界並且代表商界的是繼任的威妥瑪。而他一定會比阿禮國走得更遠。

  若著眼于一個更大的範圍,則與厘金、稅則、航運、採礦之類相比,英國人的商業擴張還在於久謀以雲南為入口的“中國帝國西南邊陲的那條路”,以期由此取徑,“可以在那個國家的內地勝利地作一切將來的競爭”。自19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國人在兩次侵緬戰爭之後已經據有下緬甸。對於中國人來説,英國人在地理空間上的這種移動,是本來的“島夷”和“海國”最終已變作此日的近鄰和強鄰。於是,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從緬甸進入中國雲南之想便順次而起,成為英國商界和政府議了又議的題目。與這些群起的議論相匹配的:是六十年代後期接連有過兩次由英國政府和印度當局組織的探路,其中的一次已到達中國境內的騰越(騰衝),可謂眼到腳到,節節遠伸。而與英國人的節節遠伸相仿佛,是相近的時間裏法國人用同樣的手段佔據了越南的南部,並因之而同樣由“海國”變成了中國的強鄰。之後,當英國人從緬甸向東面的雲南探路之日,法國人也在從越南向北面的雲南探路。總署在奏報裏統謂之“蠶食之謀,匪伊朝夕”。至七十年代中期,滇邊所面臨的已是法人“竊據越南各省十之六、七,欲由越南溯九龍、瀾滄、黑惠、漾濞各江,並沿江各陸路自南而來”;英人“與緬甸立約通商,即由緬境歷猛卯、臘撤各土司界,自西南而來”。兩者都在為中國造大患。但就英國人而言,一心溯江而上並“在極力和英國競爭”的法國人又是一個使人不能安心的直接的對手。就這個意義而言,法國人在滇邊的存在和躁動如同是對英國人的一種催促。除了這一面之外,七十年代中期英國的對華貿易已在“銷沉和停滯”之中。隨這種變化而來的,是商界為“産品尋找新的市場”的強烈衝動又在使這個議了又議的題目變得日趨急切。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在倫敦的提調之下,印度當局再度指定陸軍上校柏郎(Browne, Horace Albert Colonel)領隊探路,以勘測滇緬之間的陸路交通,同時要求其駐華公使派譯員作引導。剛剛調入上海領事館的馬嘉理遂奉命入滇緬,並於次年一月在八莫與柏郎會合。之後馬嘉理由緬境返回中國,行至蠻允附近被殺。已在東進途中的柏郎一行也半路受阻,就此折回八莫。在當日的奏議和後來的敘述裏,這一段史事便被稱作“滇案”或“馬嘉理案”。

  馬嘉理之南行,是由中國政府發給“執照”的。發“執照”的總理衙門同時又曾“函致該省督撫,飭屬於該翻譯官到境量為照料”。前一面是條約義務,後一面則是不在條約之內的格外當心和格外提防。但彼時雲南的回民起事以及牽連彌廣的長久動蕩甫得平息,滇西猶在不寧之中。對於太過遙遠的京城來説,便是當心和提防都只能鞭長不及馬腹。因此總署雖已“函致該督撫”,而當馬嘉理被戕殺19天之後英國公使威妥瑪的照會送到了面前,地方文報還沒有説起過這件事。於是在由此開頭的中英交涉裏,總署便成了後知後覺的一方。對於英國人來説,馬嘉理之死直接打斷了他們預想中的探路。但當時英國外相德比(15th Earl of Derby)對威妥瑪作訓示,特別提醒的還是與中國政府交涉之際,要“牢記印度政府派柏郎上校率領探測隊去雲南的目的”。顯見得探路雖然一時中斷,而促成了探路的那種商業擴張的意向卻仍然支配著英國一方。在同一個時間裏,還有過美國的一個外交官站在局外對總署作旁白,説是“英國上下議院紳耆率多巨商,久欲開通雲南一路,茲聞馬嘉理被戕,群情憤忿,即議請印度總督派兵進滇,藉端用強奪取”。這段話以其同屬西方世界的聞見之知為根據,具體地描述了這種擴張之勢移入滇案的情節和過程,則意思又進了一層。因此,作為身在這些背景之中的英國公使,威妥瑪同總署交涉滇案,從一開始便不肯作就事論事之想。光緒元年(1875)二月,他在送遞總理衙門的“備忘錄”裏開列的是:一、中國政府派員調查,並應有英國官員全程介入;二、準由印度當局再次派隊探路;三、賠銀十五萬兩;四、作為《天津條約》給予英國使節的權利,實現“適當的和滿意的覲見”;五、“確保”英商免除正稅和半稅以外的一切徵課;六、“立即予以滿足”歷年累積的“各口未結等案”。其中與馬嘉理之死直接相關的有兩條,而英國官員介入調查和預先勒取十五萬兩兩節,以當日的萬國公法而論,已皆屬離奇。餘下的四條則同馬嘉理個人全無關係,其命意所在大半是英國人的生意,都是《天津條約》之後英國人向中國屢索而不能得的東西。以滇案的本義和範圍相衡量,顯然太過牽連無度而枝杈旁生,然而按英國人的理路,“備忘錄”所開列的六條還意猶未足。

  因此,當年夏秋之交威妥瑪過天津,同奉命羈縻的李鴻章“疊次”面談滇案,于六條之外又立“七條”名目。其大端為中國政府須派大員赴英國道歉,以及朝廷明發上諭切責雲貴總督岑毓英等等,而其侃侃而談中所力持的裁撤厘卡、多開口岸和“上諭內所稱‘英國’字樣必要抬寫”以示敬意之類尚不在七條之內。然而滇案沒有了結,則七條猶是止境。至光緒二年(1876)五月,英國公使與總署“累經往返議論”而動輒“忿激異常”之後,又有過七條變為六條,六條再變為八條的波瀾興作。由此添加出來的,是“中國人有傷害英國人案件,準英國派觀審”;會商“滇省邊界商務”;英國派員駐大理(或雲南他處)及重慶,並列“奉天大孤山、湖南嶽州、湖北宜昌、安徽安慶、蕪湖、江西南昌、浙江溫州、廣東水東、北海等處”為口岸。而賠銀之數,又因加上“派兵護送”和“多調兵船”之費,須由英國另作核定。其深作開掘,顯然用心都在滇案之外。

  這個過程歷時一年又數個月,與這種越來越多的指索相匹配的,是代表英國的威妥瑪在同中國作交涉的時候始終不懈地施以淩厲激亢。總署當日作奏報,遂于敘事之中不能不累舉其“詞意極為激切”、“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理之言,殊堪詫異”、“咆哮急迫”的種種臉相猙獰。後來的一個法國歷史學家論中英之間這一段史事,用為刻畫的也威妥瑪“最為好戰的意圖”。因此,威妥瑪的職份雖在交涉,而更喜歡用的則是脅迫。他對總署説的是,“若弗照行,從此絕交”,使館“各員全行出京”;他對李鴻章説的是,若再拖延,“我只好出京,把雲南事交與印度大臣辦理,各口通商事交與水師提督辦理,英商稅餉概不準完納”,並預言,“那時兵端必開,再議新章斷不止此數條”。

  在這一類語言脅迫之外並作為這一類語言脅迫的一種實證,英國政府應威妥瑪之請,曾于光緒二年(1876)春專門從印度調來四艘軍艦進入中國海面,以期用炮口助聲勢。昭示這種用來打仗的東西,是意在告訴中國人,語言的脅迫並不僅僅止是以口舌作風波,其直露的一派躁急是自額爾金以來所沒有過的。但中英滇案交涉的不斷延續,以及威妥瑪在這個過程裏的一再“憤激”和一再脅迫,又説明瞭英國一方的六條、七條和八條都沒有被中國人全部收受。光緒元年(1875)總署概論滇案交涉,曾言之明切地説:“自庚申定約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各使臣覬覦中國,屢欲擴充,均經臣等力持而止。”是以此日英國公使“所求通商等事”皆“蓄謀已非一日而特于滇案發之”。然則“就洋情而論,則所求各節為本圖,而滇案其藉端也”。這些話説明瞭英國人的利害所在和中國人的利害所在。於是英國人要把這些東西同滇案混起來,而中國人不得不把這些東西同滇案分開來,統歸之為“一切拉雜之詞”,並“疊與相持”而“痛加駁斥”。交涉的過程遂因之而成為一個不斷衝突的過程和屢次中斷交涉的過程。

  然而中英滇案交涉之際,又是中國政府侷促于四面交困當中的時候。一方面,由日本侵臺引發的釁端雖然甫得平息,而日本之咄咄逼來則剛剛開始。另一方面,西征在軍事上的一路推進已經使中國軍隊與佔據了伊犁的俄國人越來越近,從而與中俄之間的危機和交涉越來越近。而同一個時間裏,法國在越南不息的掠取又正日趨日近地化為對於中國持續的衝擊和強烈的衝擊。這些起于中日、中俄和中法的事端都發生於滇案之外,但由此引發的緊張和憂患懸在頭上,則不會不具體地而且直接地制約中國人在滇案中的交涉。因此同“疊與相持”和“痛加駁斥”相交錯的,常常還有主事的中國人由四面交困下的一旦“決裂”,而引出“值此餉絀兵單,大局尤可危慮”的涉想和擔心。而後,中外關系裏的這一面便不會不導致交涉中的“深知事勢緊要”而“曲予通融”,從而導致中國一方在這種交涉,衝突,再交涉,再衝突的過程裏一邊為守護利權作撐持,一邊為“力保和局”向後退。所以每次由交涉而中斷交涉到再起交涉,英國人都能更進一步。

  至光緒二年(1876)七月,發生在土耳其的“大亂”已從遠處牽制了英國。之後,是英國外交部“非常希望雲南問題從速解決”的訓令又實在地牽制了已經“無所藉口”,但還“覺得不滿足”的威妥瑪。而在中國一面,則是出現于華北的旱災正以其空間上的不斷的延展而形成越來越大的規模和範圍,使本在四面交困裏的中國更深一層地進入了內憂與外患的交困之中。這種內憂與外患交困形成的內外互相牽動,不能不使中國人在交涉中的餘地更少。原本的單面制約已演為兩面各有各的牽制,因此,在經歷了17個月的折衝之後,代表中國政府的李鴻章同英國公使威妥瑪在煙臺面議約章,以了結滇案。這個過程又費時二十多天。最後簽訂的中英《煙臺條約》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昭雪滇案”為總目,大端在遣使謝罪,賠償白銀20萬兩,商訂滇緬通商章程。第二部分以“優待往來”為總目,大端在協定中國官員同各國外交官往來的禮節,以及各口岸事涉中外的“承審章程”。第三部分以“通商事務”為總目,大端在各口租界免收洋貨厘金,新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並俟輪船上駛之後再議重慶,辟沿江六處地方停泊輪船並上下客貨,進口洋藥(鴉片)一併在海關完稅納厘。此外還有“另議專條”名目,主旨在准許英國派員入藏探路。

  在這些列入了約章的條目裏,英國人不僅可以沿長江一路從下游而至中游,從中游而向上游自如地伸展;而且可以沿滇緬通商一路從西南鍥入並且遠伸,以經營中國的邊地和內陸。由此拓出來的廣袤空間,已是大幅度地實現了他們“蓄謀已非一日”的擴張意向。而同時的“承審章程”又別立一種法權結構,使之能夠侵入中國政府的司法審判;至英人進西藏一條,則以後來藏地的不寧為中國人帶來了歷時久遠的禍患。這些都説明:《煙臺條約》已使英國人獲得了影響後來的種種利權。但當時的英國商界經十多年期待懸想之後已所望太奢而不能知足。由此不能知足所催生的鼓噪,尤不滿于《煙臺條約》的“通商事務”一端。加上法國、德國、俄國、美國和西班牙聯合起來,以備忘錄方式反對英國“片面行動”,遂使英國政府批准這個條約在時間上比中國政府遲了9年。滇案由馬嘉理之死而起,因此在交涉滇案的過程裏,中國一方始終以“徹底確查”當日之真相為杜絕彼族“多方逞志”的要義。光緒元年(1875)四月朝旨已令署雲貴總督岑毓英“徹查根究”;一個月之後又特派湖廣總督李瀚章為欽差大臣“赴滇查辦”。朝廷前後相繼地驅動一個總督和另一個總督,皆意在先得真相,以勢位與責任比,又以後者為重。因此,自當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李瀚章六次奏報“英員馬嘉理在滇被戕情形”都被總署引入交涉之中,一以“不法匪徒”與“野人”之“伺隙乘機劫殺”為滇事的因由所在和來龍去脈。“伺隙乘機劫殺”是一種一哄而起和四散而逃,以此立論,顯然是李瀚章的查辦並沒有把雲南的官府拖入漩渦之中。但郭嵩燾並不相信雲南的官府不在漩渦之中,並在當時就滇案之起因曾另立一説:

  臣在閩臬任內屢接雲南信報,多云云南撫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帶有緬兵入境,檄飭騰越廳、鎮防備;騰越廳、鎮又檄飭南甸一帶土兵、練勇防備。輾轉相承,浮言滋起,以致無故殺斃譯官馬嘉理一員,貿焉構難。

  繼之再劾其事後“意存掩護,又不查明肆殺情由據實奏報,而一諉其罪于野人”,並請“將岑毓英先後釀成事端之處交部嚴加議處”。比之“查辦”所得,這些情節説明瞭疆吏的識度、判斷、意志和權力在當日滇邊所造成的騷動和盲動,以及這種騷動和盲動與滇案的因果關係。然則深究始末,從“匪徒”和“野人”很容易推導到官府。但那個時候相信郭嵩燾的人並不多。奉旨“查辦”的李瀚章且對郭嵩燾的奏議作逐層指駁,而以“拿獲各犯供認搶劫不諱,委非歸罪于野人也”為總結之詞。迨滇案了結而雲貴總督換了劉長佑,則“各犯供認”全變。彼時剛剛與英國人締結了《煙臺條約》的李鴻章在給沈葆楨的信裏已説是“煙臺定議條款,勢迫於不可中止。旋接蔭渠、琴軒來函,以岑中丞去滇後,犯供全翻,與威使訪查情節一一吻合,足見彥卿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耳目,而幾貽國家之大禍,可不懼哉”。顯見得劉長佑和潘鼎新的信所證明的,是岑毓英介入滇案的程度其實比郭嵩燾推斷的還要深。

  這種遲來的翻供説明的是,在一年又六個月的中英交涉裏,總署對於滇案的真相始終沒有弄得十分明白。而作為對比,是英國一方曾不斷地追究岑毓英的責任,並執意要將岑毓英“提京審訊”。由此造成的壓力,成為總署在交涉過程中備極窘迫和苦惱的題目之一。若以劉長佑、潘鼎新信中所説的“與威使訪查情節一一吻合”為可信,則英國一方的這種追逼不會全是虛聲恫喝。但煙臺議約一經開局,威妥瑪即收手不再追逼,至中英雙方以《煙臺條約》議結滇案之後,威妥瑪且為“官犯”與“野匪”代求恩典,“以為責其既往,莫若保其將來,請將案內各犯寬免”。其間的直起直落,正説明瞭同已得的種種權益相比,在英國公使心中,其實“馬翻譯被戕之事亦算不得什麼”。於是中英交涉的最終結果留給這一段歷史的,仍然是種種細節上的模糊。

  (本文摘自楊國強著《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增訂本)》,一頁folio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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