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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郎神”大戰“關老爺”:財神的明清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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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鄧文初

原標題: “五郎神”大戰“關老爺”:財神的明清之變

  恭喜發財、財源廣進、招財進寶之類詞彙,穿越千年,始終是國人津津樂道的祝福語。無需贅言,也無論舊時王謝還是尋常人家,對於財富,總是保有著發自內心的孜孜以求。所以,從古至今,從南到北,請財神、貼財神、供財神、拜財神幾乎家家戶戶都很熟悉。那麼,對於人見人愛的“財神爺”,作為一種民俗的和文化的符號,當它遭遇“權力”的時候,又經歷了怎樣的一波三折呢?

  財神的憤怒

  宋代著名的筆記體小説《夷堅志》中有個很特別的故事。説的是有個叫劉庠的商人,娶了一位鄭氏夫人,因生意不太好,他就常到酒館去跟一幫損友混,只把夫人晾在家裏。這位夫人是位美女,宅在家裏很是寂寞,久而久之生病一場,性情大變,劉庠回家時,夫人要麼不理他,要麼嘲笑他,總之不讓他靠近。劉庠本來就因生意蕭條而落魄,在家裏又受窩囊氣,乾脆出走了。

  劉庠走後,鄭氏將自己關在屋裏,不與外界來往。然而奇怪的是,鄰居總能聽到她與某位男性的竊竊私語。從窗戶偷看,卻又只能看到鄭氏一人。劉庠後來回家,發現家裏白銀成堆,絲帛成山,一追問,鄭氏坦白,説是他走後,有一位自稱五郎神的過來同居,這些財寶都是五郎神給的。此後五郎神現身,警告劉庠從此不得親近鄭氏,而劉庠也明白:這是財神找到府來了。於是做了一尊銅像敬拜,五郎神則給了他豐厚的回報,不僅給他找了一位新妻子,又偷了一個小孩給他繼承香火。

  偷來的小孩是地方官西元帥的第九個兒子,尚在襁褓,鄰居發現之後便告了官。西元帥於是將劉庠夫婦投進大牢。這下可惹惱了五郎神,他大發神威,調動鬼將,破牢釋放劉庠夫婦。西元帥則下令不準祭祀五郎神,五郎神更是暴怒,火燒官府衙門,又運用神力,飛磚打瓦,使救火人員全靠不得邊,結果衙門就全燒燬了。西元帥不得不認輸,允許當地百姓祭拜五郎神。

  五百年的人神大戰

  依據美國漢學家萬志英(Richand von Glahn)所著《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的説法,五郎神還有五通、五顯神等稱號,洪邁的《夷堅志》中最少有十二個故事提及了這尊神。比《夷堅志》更早的關於五通神的文獻,是天臺宗僧人智圓的文章,這位僧人發現寺院裏供奉有土地神和五通神,於是下令撤去;但當時杭州的百姓幾乎每家都在供奉五通神,於是智園僧人寫了一篇《撤土偶文》(1016),將五通神貶為“魑魅妖孽”。此後的道教亦步亦趨,將五通神歸為“五行不正之精”的山魈之類,指責其“詐稱聖賢,私通婦女,起水放火,拋擲磚石,引弄六畜”等等。但是,民間仍不屈不撓地將其當作財神崇拜,宋朝官府也認可其合法性,到13世紀上半葉,五通神(官方的稱法是五顯)在官方神仙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廟宇遍佈全國各地,“祠廟寢廣,香火之盛,幾與道釋神等。”

  不過,元明之際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被萬志英戲稱為朱元璋的“宗教革命”。

  朱元璋“宗教革命”是從大規模禁毀淫祠開始的,目標似乎就在五郎神。此後的明廷官員,沿著太祖指示的方向一路推進,在東南地方發動了一撥又一撥的五郎神“斬首”運動。其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是15世紀40年代蘇州知府李從智的毀神運動,不過,他本人不久便暴斃身亡,這當然被解釋為五郎神的報復。但官府行動並未中止,此後,1488年常熟知縣毀了上百座神廟,1520年松江官府也發動了類似行動……只是,一切運動似乎都有著五分鐘熱度的特徵。至隆慶開海時,這種打壓慢慢緩解,而五郎神雖歷經壓制,江南的地盤他還是牢牢地掌握著。

  到了清代,官府對五通神(清時慣稱五通神)的打壓更加嚴厲。1685年,由江蘇巡撫湯斌首發,到1686年時,這場行動就變成全國性質的了,江南地方凡五通神廟幾乎盡數摧毀。1686年是甲子年,那一年發生大瘟疫,民間的説法仍是五通神報復、五猖鬼作亂。但也有傳聞,説是用背面有“福”字的康熙銅錢就可以鎮祟。是耶非耶,就很難考證了。

  五通神

  南北財神大比拼

  在打擊五通神的同時,湯斌奉命將關公塞到五通神廟去。自此,南北財神大戰的好戲開始上演。

  在這場跨越宋元明清、長達五百年的神人大戰中,清廷的“勝利”與其加封戰神關公有關。我們知道,三國、六朝、唐乃至北宋前期都沒有對關羽的國家祭祀,直到宋徽宗時才開始封其為忠惠公——一個級別小小的神。大觀二年倒是加封為武安王了,但此後關公的神位也一直在“王”這一級徘徊,而且還是縣級級別的(湖北當陽)。

  那時,關公的名聲爾爾,地位自然也難高。正史比如陳壽的《三國志》,其對關羽的評價就頗低,説其“剛而自矜”“以短取敗”。而在舊屬東吳的江南一帶,當地百姓就更沒有好臉色,他們甚至編出民謠大加嘲諷。《宋史‧樂記》記載,説有民謠唱道:“關背德,作囂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於股,將受其殃。”

  不過,到了明末,關公的運氣來了。萬曆二十二年,道士張通元請封,關公得以進爵為帝;四十三年,又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趙翼《陔餘叢考》)。到清順治九年(1652),則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次加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並定下由太常寺春秋祭祀的規矩,還聽任民間建廟崇祀。經過清政府的超級提拔,“關公”神位一路飆升,由公而王而帝而聖,尤其是這種兼聖兼帝的地位幾乎都要超邁于孔老夫子之上。

  顯然,清廷知道民情不可過於違背,既要打壓五通神,就不得不拿出個替代品來,百姓飯可以不吃,信仰卻不可以全空,於是挑來挑去,把關羽捧上了財神的位置。不過,財神只是他的兼職,武神才是他的根本,宣稱“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清廷看中的自然是他那身“過五關斬六將”的好功夫。這樣,有了如此強勢的官府站臺,“有華人處就有關公”也就不足為怪了。

  關公

  “關背德”由此借助官府的聲威,其權勢也進入曾經的東吳地盤,南北財神似乎要由這位赳赳武夫統一天下了。不過,官府的勝利是表面的,僅限于靠農耕為食的北方,自由貿易的南方還是五郎神的天下。

  比如,明代晚期(1611)的統計,北京的關公廟有20座(排在第二位的是觀音廟,10座),沒有一座五郎神廟;而南京的五郎神廟竟然有14座(僅次於19座的觀音廟),不過關公廟也有5座。這個數據很有意思,一方面説明,朱元璋的“宗教革命”並未成功,另一方面也説明,財神各有各的地盤,北方是國家財神關公的轄地,而南方還是民間私神五郎的地盤。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想以人力強行改變這種神力的版圖,無論是武力赫赫的官府還是聖明齊天的天子,其實都顯得力有不及。

  到20世紀40年代,趨勢就更為明顯。當時嘉興市的嘉善縣統計,在580間祠廟(不包括佛寺道觀)中,五聖廟就佔了289間,在所有783間廟宇中(包括佛寺道觀),五聖神塑像達1455尊。顯然,在江南,五聖神(五通神)是一神獨大了。

  原因呢?正統的説法自然是農耕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南北分界,不過百姓更相信這是神的事。官府雖然可以封神,但這樣的神是沒有神力的,只是木偶一尊,而真神自然應該有神通、會變化。官有政策計劃,神有萬千變化。當然,北方是關(官)公的天下,但南方仍舊是五郎神的江山;官府捧出個“戰將”來,民間就對等捧出個“元帥”(趙公明)來。關公隨從只區區二人,趙公明卻帶著四個部將——招財、納珍、招寶、利市——財富都歸趙公明這邊統管,而且還有天尊、仙官的神位。不言而喻,究竟百姓會向誰頂禮燒香呢?

  錢與銀

  其實,這番南北財神大戰,不如稱之為錢神與財神的戰爭更恰當。因為官府有官府的財神,嚴格説來應稱之為錢神。在宋之前的晉代,某位叫魯褒的文人,就曾寫過一篇《錢神論》,説“錢之為體,有乾坤之像”之類。這尊有著“內方外圓”堂堂正正形象的錢神與我們這位歪歪邪邪的五郎神顯然是大有區別的——形象的正邪區分,背後掩藏的其實是南與北的區分、官與民的區別、錢與銀的區分。

  至少在明清時期,“錢”與“銀”區分還十分明顯,且十分緊要。《春明夢余錄》中有一句話很經典,足可載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高頭講章之中:

  銀産于地,人得而私之;鈔者制于官,惟上得而增損之。

  在當時的語境中,鈔與錢屬於同一個陣營,屬於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家管控的貨幣。銀卻並非貨幣,而是具有準貨幣性質但可以自由流通、自由買賣的貨物,這類貨物包括金、銀、珍、寶等等一切“值錢的”物品,但它不是錢,它具有財富的性質,卻未被官方正式認可,尤其是未被納入貨幣體系,而這“化外之地”卻正是“財神”的管轄範圍。

  這個區分,用我們現在的説法,那就叫自由市場與國家壟斷之間的區分——一條清晰的經濟類型分界線。

  從唐朝詩人們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這個分界線。韓愈《奏狀》中就説“五嶺買賣以銀”,元稹也説“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張籍詩中有“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這些,説明唐朝的“化外之地”——嶺南地方,還相對自由。《宋史‧仁宗紀》記載:“景佑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這條記錄也説明,宋朝地方當時上交國庫的賦稅通用的是錢,但允許福建兩廣地方用銀替代,國家貨幣(緡錢)仍舊沒有被嶺南接受。

  這一方面説明,當時的嶺南還處在“化外之地”,另一方面也説明,當時的官府還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允許“可得而私之”的銀在經濟生活中作為“非法貨幣”流通。到了明初,承續元代政策,一開始還是錢(銅錢)、銀、鈔三者並存,官府的控制並不嚴重,但此後朱元璋啟動全面的國家主義革命,形勢開始變得嚴峻起來。他禁止白銀的自由開採與流通,甚至私藏者死罪,傳説中的沈萬山之死就因為這個。從經濟史角度講,這是國家主義對自由市場的挑戰,但有意思的是,這種“錢”對“銀”的戰爭,卻是從與財神的鬥法中啟動的。可見,五通神故事的背後,隱藏的是自宋以來的中國人經濟生活中的某種極為嚴重的衝突,只是大家不好明説。

  所以,由一名戰將掌握錢財確實符合“錢”字的本意(1818年出版的小説《鏡花緣》説:“你看那錢字身旁兩個戈字,若妄想親近,自然要動干戈,鬧出人命來。”),但它的暴力味道還是要略加掩飾才好,所以,標準的關公像總要文縐縐地拿上一本《春秋》裝像。而五通神、五路神似乎就親民得多:五路,東西南北中;五通,無處不到,無處不通(這倒是更符合古泉字的含義)。這顯然是與官府對著幹(朱元璋時期發行路票,凡略遠距離的移動都需要官府允準)。不過,商業本來如此,有無相通的貿易本來如此,這就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的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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