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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新:秦漢時代的政治模式和文化認同

2021-1-4 09:43:49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孫志新(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中國藝術主任)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孫志新:秦漢時代的政治模式和文化認同

  秦漢兩朝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變革時代。在將近四個半世紀的時間裏,背景各異的各地民眾歸中央集權政府的統一管理,新的“中國人”的共同身份的概念逐漸産生。正如古希臘羅馬文明社會常常被稱為西方古代文明的經典時代,秦漢帝國也堪稱中華文明的經典時代,兩者不僅在時間上大致相同,其歷史意義也同樣重要且深遠。國祚短暫的秦代和立國長久的漢代創立的政治和思想體制,成為此後歷朝歷代的治國典範,同時從根本上重塑了中華民族的藝術和文化,其影響在此後的兩千年裏綿延不絕。

  歷史文獻構築了秦漢時代的編年框架,而五十年來的考古發現所揭示的物質文化則賦予其具體的形態和內容。引人注目的文物不僅證實了藝術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實地反映出公眾生活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以及宗教等眾多方面的深刻變化。

  陜西臨潼的秦統一雕塑群

  

  雖然在西方人的印象裏,中國經常被看作是個“帝國”,但是實際上在秦滅六國並統一全國的西元前221年之前,中國的情形與所謂的帝國相去甚遠。秦的敵國多是周代(前1046—前256)、王室的後裔,與之相比,秦的身世相當卑微。如同所有聲名顯赫的王朝一樣,秦的起源也籠罩在傳説的迷霧之中,秦人聲稱其祖先是遠古神話中的帝王苗裔。較為可信的一種説法出自司馬遷(約前145—前86)的著作《史記》,書中將秦人的先祖追溯至非子(約前900—前858)。他是一個小部族的首領,以擅長養馬而聞名。周孝王(約前905—前895年在位)授予他地處周朝西北邊陲的一塊封地,這塊地位於今天的甘肅省天水市附近,那時秦人與當地頻繁出沒的遊牧民族比鄰而居。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秦人很可能從遊牧民族那裏獲得了養馬和造車的方法和技能。

  春秋早期,周天子的統治日漸式微,他淪為有名無實的君主,其早年分封的眾多諸侯依靠攻佔弱小的鄰國擴張實力,漸次稱雄。西元前7世紀,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稱霸,秦國開始崛起。西元前4世紀,當時既有遠見又有膽識的政治家商鞅(前390—前338)輔佐秦孝公,銳意改革,大力推行史稱“商鞅變法”的新政,成果昭著。至西元前4世紀晚期時,秦已經成為令人生畏的一方勢力。西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張下,秦遷都至距離今天西安約20公里的咸陽,與此同時,秦國的大部分國土被劃分為31個縣,每個縣設縣令或縣長,這些縣令或縣長由秦王統一任命。此舉有效地削弱了世襲貴族的權力和影響,使秦國向中央集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商鞅推行土地改革,向人口稀少的地區遷徙民戶,並重組社會等級結構。除此之外,他要求每個體格健全的成年男子服兵役、參加軍事訓練,整個國家都被動員起來,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他同時建立了二十等的軍功爵位制度——無論家庭背景如何,軍人都能夠通過在戰場上英勇作戰而獲得身份等級的擢升——以獎勵有功之人。

  隨著改革的持續進行,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穩步增長。西元前316年,秦國吞併了位於其南部的巴、蜀兩國,佔有了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此舉不僅擴充了其經濟實力,而且保障了其側翼的軍事防務,解除了此後進攻東方各國的後顧之憂。到西元前247年嬴政(前260—前210)即位時,秦國已是毋庸置疑的群雄之首,其經濟和軍事力量遠超它的六個對手。秦在此後的九年裏逐一滅掉六國。至西元前221年時,秦發現自己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它已經把過去六國的全部領土納于一統,需要創建有前瞻性的政治規劃和行政機構,開啟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全新的時代——天下一統的時代。

  第一項工作是為統治者創立新的名號,以符合其獨一無二的最高統治地位。秦王在各種建議中選取了“皇帝”的稱號,意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強調其與上古聖賢和天帝的聯繫。秦始皇因此宣稱自己是“代理上天旨意的半神化的君主”。為了彰顯其尊位,他巡行全國的名山勝地,刻石記功,封禪祭祀,宣揚自己在“四海之內”無可置疑的權威。作為文明世界的最高主宰者,他就是國家的象徵。他把治理國家的權力授予聽命于他並僅僅效忠他一人的一套組織嚴密的官僚機構。

  秦始皇堅決反對恢復以前的封建制度——將國土和權力分配給皇室成員——的提議,他認為這將會導致政治上的災難。反之,他決心接受一種新型的中央集權的政府模式:將全國劃分為36個郡,郡的長吏並非世襲,而是由朝廷直接任命;郡下設縣,縣的長吏亦由中央任命。這一變革影響深遠,郡縣制在此後所有的朝代得以繼續推行,僅有些微小的調整,“最終演變為中國至今仍在沿用的省和縣”。

  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秦朝制定了諸多新政,其中涉及範圍最廣的是統一度量衡。政府統一鑄造標識著重量、容積和長度單位的青銅度量器具,並將之分發給地方官吏,由他們監督推行。這一舉措,尤其是其在商人中的應用,極大地便利了行政管理和貿易往來。政府發行了新型的金屬貨幣作為統一的通貨標準,廢除了過去六國使用的大小、形狀和面值各不相同的舊貨幣,同時也徹底取消了珍珠、玳瑁、貝殼、銀和錫等作為貨幣的功能。秦代貨幣——圓形方孔的銅錢是一項偉大的發明,成為此後兩千年裏貨幣形式的統一標準。

  秦代甚至規定了車輛兩輪之間的標準寬度,這使得在全國道路上的車輛都能夠沿著寬窄一致的車轍行進。據歷史文獻推測,秦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公路交通網。其實,秦國在統一之前就已經開始建設公路——馳道,從咸陽通往北、東北、東、東南等不同方向。據粗略的統計,秦馳道的總長度達到6800多公里,超過了羅馬帝國鼎盛時期(約西元150年)5984公里的公路總長度。除了供皇帝巡行以外,秦的公路不僅用於派遣部隊、官員和信使,也用於運輸物資,這有效地支援了國家的防禦。

  當然,秦代最著名的工程首推長城。秦動員了30萬人的築城隊伍,將戰國時期六國築造的城垣連為一體,並加以擴充,使之成為統一的防禦體系,以保護長城以南的農業社會免受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侵襲。這個龐大的防禦工程從東海沿岸一直延伸到西北地區荒涼的戈壁大漠,綿亙3440公里。

  秦長城

  秦代為促進統一施行的所有變革中,最雄心勃勃、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對文字的統一。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不用字母拼寫。起源於西元前2千紀前後的漢字至西元前3世紀的秦代初年已經歷了不小的變化,相同的文字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産生了種種不同的寫法。秦的改革是將這些文字標準化,同時淘汰過時的舊體字和異體字。全國各地的方言千差萬別,人與人之間不能進行口頭上的交流。因此,這項改革雖然劇烈,但是合理,也使得各地之間的書面交流成為可能。如此一來,中央政府頒布的法令可以在國土內最偏遠的地區施行,即使當地的居民讀這項法令時的發音與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正如魯惟一(Michael Loewe)在《康橋中國史》中所指出的,統一文字的重要作用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秦的改革,數種不同的地區性文字很可能會永久性地沿用下去。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們難以想像中國的政治統一能夠永遠地維持下去。在促成政治和文化統一的所有因素中,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多樣性形成對比)統一的影響遠超過其他任何因素。

  隨著文字的統一,政府致力推行對於古代傳承下來的政治與哲學經典的統一解釋,因為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思想綱領。政府企圖通過限制人們獲得經典文獻的其他版本和註釋來掌控政治話語權。不過,這僅僅是第一步。漢代繼續推行秦代的做法,並進一步將儒家思想確立為正統思想。這種控制策略有助於防止反叛思潮的興起,但毫無疑問的是,它也影響了思想的發展。

  

  雖然秦朝擁有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但是其統治僅僅維持了不到二十年。秦滅亡的原因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不過,最根本的原因很可能是,儘管秦進行了許多改革,但仍然不足以應對統一帶來的劇烈變化。繼秦之後崛起的漢朝(前206—西元220)並沒有簡單地繼承秦的制度和舉措,而是進一步將它們發展改進。所謂“漢承秦制”最主要的是漢繼承了秦的行政體系。漢高祖劉邦(前202—前195年在位)雖將全國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同時也做出了一些讓步,即分封功臣和宗室,以獲取他們的支援,維護國家的安定。

  漢高祖

  漢高祖清楚地意識到把權力下放給獨立的諸侯的危險,因此採取諸多舉措來削弱和控制他們的權力。在其統治時期,他成功地用同姓皇族取代大多數異姓諸侯。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裏,繼任的皇帝遵循他的做法,通過追繳反叛的諸侯國的土地、取消沒有繼承人的封國等措施,將過去分封的土地重新納入國家的體系。

  為了鞏固政權、增強國力,漢朝在很多方面繼續推行秦的政策:維護皇權至上,保障法令統一;調整稅收以鼓勵生育、促進生産;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並採用秦歷。漢繼續修建長城和道路等政府工程,以鞏固基礎設施,增強防禦體系。

  到西元前2世紀後期,這些鞏固統一的舉措的效果開始顯現。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得到加強,尤其是在諸侯王曾經互相爭戰的東部沿海地區。此外,有效的徵稅充盈了國庫,高效率的通訊方式能夠迅速動員廣大民眾。當漢武帝(劉徹,生於前156年,前141—前87年在位)掌握實權,並想採取進取性政策時一切都已準備妥當,蓄勢待發。

  漢武帝在位期間向草原地區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征伐,在西域地區(從今天甘肅省的西部經過新疆直至中亞)設立都護府,駐軍屯戍,並向域外派遣使節。他因此得以將遊牧部落聯盟的匈奴逐回北方的沙漠,將漢朝的影響力擴大到中亞地區的各國。漢武帝在國土的南方和西南方同樣採取進取性的軍事政策,漢朝的軍隊一直深入到當地少數民族的統治區域。

  至西元前1世紀後期,漢朝擁有了空前廣闊的疆域,其領土東起沿海的遼東半島,西至帕米爾高原,北起西伯利亞的南部草原,南至南海的港口城市。軍事征戰的勝利和外交探索的成功確保了國家的邊界安全,造就了有利於經濟繁榮的環境,也使新的貿易和交通路線得以開通。後來被稱為“絲綢之路”的商路自東向西,橫貫歐亞大陸,它不僅是舉世聞名的貿易通道,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宗教習俗、藝術和文化交流的通衢。

  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其雄厚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四海一家的雄心,漢朝在全國各個地區培育起一種新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一如羅馬帝國各個不同地區的民眾都認同自己是“羅馬人”。“中國”(其字面含義原指地處中央之國)這一概念,作為國家名稱在此時開始出現,並沿用至今。10在華中地區出土的銅鏡銘文和西域地區出土的紡織品的紋樣中都出現了“中國”兩字,這表明這個概念在當時已經廣為人知。

  秦、漢王朝採用中央集權和自上而下、層級有序的官僚體制來治理統一的國家,這種政治模式一直沿用於後世,兩千年來僅有細微的修正。政府在建立之初只是一個未經實踐檢驗的模型,並且面臨著堅守舊日治國方略的貴族的強烈反對。不過,到了漢代末期,在國家發展期間建立的制度已經成為公認的治理國家的準則。伴隨著秦漢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思想、宗教、文學和文化的轉型而發展出來的持久的政治理念和共同身份的認同,賦予了中國力量與智慧,使其在此後的分裂時期一次次得以重建、重組和重塑,且兩千年來生生不息。

  

  通過絲綢之路以及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線,中國與其遠近友鄰的交往日漸頻繁,這對藝術和物質文化都産生了顯著的影響,在當時的人體雕塑和裝飾藝術中均有實證。1974年秦始皇帝陵兵馬俑的發現在全世界引起轟動,數千尊和真人等高的軍士俑列成龐大的戰陣,排成戰鬥隊形來守護著埋葬在地宮裏的皇帝,確實是曠世奇觀。由於不見於歷史記載,兵馬俑的發現更加令人震驚,而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兵馬俑展現的高度寫實的藝術風格,而在此次發現之前,人們認為這種風格在中國悠久的藝術傳統中並不存在。

  兵馬俑

  兵馬俑的服裝、飾物和鎧甲的細節製作得十分逼真,其面部的塑造更是惟妙惟肖。雖然俑的頭部是用數量有限的模具塑成,但是每個俑的面部特徵,包括眉毛、鬍鬚、髮式等,都是單獨製作,因此它們看上去形態各異,給人千人千面的感覺。俑的軀幹和四肢被分開製作,然後裝上俑頭,再施以彩繪,以表現出皮膚、頭髮、服裝和鎧甲等不同的顏色。雖然陶俑的大小與真人接近,但並不是完全精確的人體寫實,因為它們的手臂和腿顯得較為僵直,軀幹和四肢也有些不成比例。然而,這些陶俑仍然能夠顯示出製作者對於人體結構的理解。

  對人體結構更為成熟的理解體現在最近發現的一組陶俑上,考古報告中稱之為“百戲俑”。這組陶俑出土于距離兵馬俑坑不遠的另一處陪葬坑,目前已經修復的有11尊。不同於身穿戰袍和鎧甲的兵馬俑,他們身上的衣服很少,有些俑只在腰間係著一條小束帶。他們裸露的身體展示出形態真實的關節、肌肉和肌腱。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一尊身材魁梧的立俑。他肩寬背闊,胸部厚實,挺腹凸臀,腰間挂著一段管狀的物件,左肩部有凹痕,雙腿分開,立姿堅定,這些表明他是百戲表演團體中的一個力士。

  在此前或是同一時期的中國、東亞和北亞地區的藝術中都沒有相似的例證,因此,這種近乎完美的人體造型不免令人聯想到以高度寫實的人體圓雕為特徵的古希臘雕塑。然而,希臘人用了幾百年的時間才把這種藝術形式發展到成熟的階段,而中國的工匠似乎是“一夜之間”就掌握了這項技能。實際上確實如此嗎?如果確實如此,這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維也納大學的倪克魯(Lukas Nickel)教授提出了一個頗有説服力的看法,他認為古希臘的人體藝術激發了秦俑藝術的産生。這不僅是學術上的推測,而且確實存在可能性。西元前3世紀為中國和古希臘的互相接觸提供了特殊的歷史機遇。雖然在漫長的歐亞大陸歷史上,亞歷山大大帝歷時十一年的遠征顯得相當短暫,但他帶來的藝術和物質文化産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隨著亞歷山大帝國擴張到帕米爾高原以西地區,古希臘的藝術、哲學和語言也被帶到了遠至今天阿富汗北部、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區域。

  1960年代,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地區發現了一個古希臘風格的邊境小鎮的遺跡,這表明在亞歷山大遠征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該地區仍然保持著希臘化的傳統及與地中海文化的密切聯繫。在中國西北邊陲的新疆伊犁地區發現的青銅武士俑顯示,古希臘文化的影響並未止步于帕米爾高原的西麓。這兩件採集的青銅雕像的年代大約是西元前5世紀—前3世紀,其中一尊全身著裝,另一尊上身半裸。雖然鑄造得較為粗略,但其赤裸上身的骨骼和肌肉無疑體現了希臘藝術的特徵。武士的頭盔有凸出的前彎垂和弧形的護頰,與當時馬其頓士兵佩戴的一種頭盔別無二致。根據史書記載,漢代的使節張騫(卒于前113年)在西元前2世紀開闢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但是,歷年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眾多考古發現證實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交流遠早于張騫出使的時代。

  人像雕塑並非僅用於皇帝的陵墓。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滅六國後,收集其青銅兵器,鑄成十二尊金人,每尊重一千石(約三萬一千公斤),被置於咸陽宮前。這些巨型的銅像高約11.5米,其腳長約1.4米,直到漢代末年仍然存在,且其中的兩尊一直保留到幾個世紀之後。秦代在宮殿前面陳列人像雕塑的做法很可能源於巴克特裏亞(史稱大夏),那裏的寺廟前面都立有神像。

  西元前3世紀末,秦帝國覆亡,這種寫實性的雕塑似乎也隨其而去。雖然漢代的皇帝沿用了秦始皇的傳統,在其陵墓中放置數量眾多的兵馬俑,但漢俑的形象與秦俑迥然不同。大批量生産的漢俑不僅體量小,而且其造型高度程式化,完全不同於富有個性特點的秦俑。不過,根據細緻觀察漢景帝(劉啟,生於前188年,前157—前141年在位)的陽陵出土的陶俑,秦俑寫實的造型風格在漢初仍有延續。用模具製作的俑頭,前額寬闊、眼窩凹進、鼻梁挺拔、顴骨凸出,和真人的面容十分相似,與陶俑扁平、僵硬的身軀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這只是秦代藝術風格的短暫殘留,不久之後,來自漢高祖故鄉東部沿海地區的人體造型——沒有個體特徵的面孔和僵硬呆板的身軀——開始流行,成為主導此後幾個世紀的藝術風格。

  

  橫跨歐亞大陸的貿易通道,通常被稱為“絲綢之路”,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相比之下,連接東亞、東南亞、南亞和地中海的海上交通航路卻經常被忽視。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顯而易見:陸地上的古代遺跡,諸如烽燧、宮殿、廟宇、洞窟的廢墟,以及歷史文獻,都為陸路交通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但是有關水路交通的資料則一直付諸闕如。不過,最近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在中國、越南、泰國、緬甸和印度的古代遺址考古,極大地改變了此前的研究困境。

  隨著秦朝、漢朝的擴張及其對華南沿海城市的控制,海上貿易迅速增多。除去惡劣天氣與海盜的影響,船舶的運載量遠遠超過陸路的車隊,而且也更適宜運輸陶瓷和玻璃這類易碎的貨物。為了駛向更遠的印度洋,中國商人和外交使節雇用了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水手,這些水手在西元前5世紀前後已經掌握了複雜的航海知識和豐富的經驗。《漢書》中一段經常被引用的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海上貿易,講述了朝廷派遣宦官和商人到蘇門答臘、緬甸、泰國和印度等地,他們用絲綢和黃金換取珍珠、琉璃和其他奇石異寶。

  寶石,又稱為硬石或彩石,是輸入漢代數量最多的商品之一。雖然中國的寶石雕刻早在秦漢以前三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已經發端,但是所用的材料僅限于瑪瑙、松石和玉石(角閃石)等,因為本地缺乏其他種類的材料。通過海上貿易,許多新奇的材料,包括琥珀、水晶、紫晶、海藍石、綠柱石、紅瑪瑙、榴石等,從印度和其他地區輸入中國。隨著寶石的輸入,國外製作的雕飾也流入中國,包括大量的多面體珠子以及採用獅、虎、雁等動物造型的小件裝飾,其中雕成臥伏姿勢的獅、虎使人聯想到古代波斯的大型臥獅和臥虎石雕。這些動物形飾物的胸部都有細小的穿孔,表明它們是被串在一起用作串飾或項鍊。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考古工作者在越南、泰國、緬甸和印度發現了許多類似的多面體串珠和動物形的雕飾,其年代約為西元前3世紀—前1世紀。在泰國的考古遺址中,串珠附近還發現了一些半成品。根據其技術特徵分析,這個生産作坊的雕刻工人很可能是來自印度的移民,或是掌握了印度雕刻工藝的本地人。同類的串珠和動物形飾物在中國的河北、江蘇、湖南、貴州、廣東和廣西地區的貴族墓中都有出土,其年代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遺址大致相同。

  動物形的串飾體量很小,通常僅長1—1.5釐米,但確實是不折不扣的立體圓雕,其造型簡單、刻紋疏朗,與同時代做工細緻精巧的中國玉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簡約的藝術風格很可能對時代稍晚的中國玉雕産生了影響,東漢墓中出土的玉豬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寥寥數刀就刻畫出動物身體的特徵。東漢時期的玉蟬也體現出同樣的簡約藝術風格,蟬的頭部、腹部和翅膀也是用為數不多的幾條深刻的線紋雕成的。

  海上貿易帶來的不僅有商品,還有技術。例如,在廣東、廣西、湖南以及越南北部發現的玻璃製品,其化學成分不同於典型的中國鉛鋇玻璃,也不同於歐洲和西亞常見的鈉鈣玻璃。這類玻璃成分中含有鉀,很可能是在中國南部沿海和越南北部地區生産的。年代略晚的中國文獻中有關於用本地材料製作玻璃的記載,這恰好印證了考古發現。這類玻璃器不僅稀有,帶有異域風采,而且製作工藝成熟,可能是出售給東亞和東南亞的市場的。

  在輸入的藝術風格和技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精細的金粟工藝。考古發現顯示,金粟工藝傳入中國的時間在西元前3世紀—前2世紀,有可能是從兩條單獨的線路分別傳入的。內蒙古杭錦旗的匈奴貴族墓中出土的一頂帶有金粟的金冠,説明瞭從北方草原地帶傳入的途徑。然而,在廣東省廣州市的南越王(趙眛,卒于前122年)墓和湖南、廣西的漢墓中發現的別致的黃金空心珠,則顯示出金粟工藝與海上貿易的聯繫。考慮到水路是當時南方的主要運輸途徑,這種獨特的工藝通過海上傳入的可能性更大。這類用黃金製作的金珠通常被稱作十二面體珠或多面體珠,由十二個細小的圓環焊接而成,呈十二面空心球狀,圓環的焊接處飾有細微的金粟,營造出了精巧華麗的效果。

  近百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顯示,這類多面體金珠的傳播路線始於巴基斯坦北部,經過印度、泰國、柬埔寨、越南,最終到達中國南方。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遺址出土的一些金珠仍然帶有殘存的寶石,説明這類珠子曾經鑲有色彩斑斕的寶石。在中國的漢墓中尚未發現相同的實例,但是隋代(581—619)的一座公主(北周皇帝與皇后楊麗華之外孫女)墓中出土了一串項鍊,每顆保存完整的金珠表面都鑲嵌著光澤璀璨的珍珠和色彩鮮艷的寶石,既體現了這類金珠原來的風貌,也顯示了古代波斯藝術的影響。

  大一統局面肇始於秦、發展于漢,對當時的國際貿易和商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漢代遼闊的疆域從西北的中亞地區一直延伸到東海之濱,從北方的北韓半島直抵南海的北部灣。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國家的富庶都推動了奢侈消費商品的貿易,歷年來的考古發現正在逐漸揭示其可觀的規模。更重要的是,秦漢時代不僅創立了新的政治制度,為後來的歷朝歷代樹立了一個持久的模式,而且培育了一個有國際情懷的社會,其吸收外來影響的能力恰是一個強盛、自信的中國的時代特徵。

  本文節選自《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孫志新主編,劉鳴、徐暢譯,徐暢校,社科文獻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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