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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傑:見大起——晚清的“御前會議”

2021-1-4 09:43:39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李文傑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李文傑:見大起——晚清的“御前會議”

  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李文傑新著《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討論晚清時期的朝會與文書,本文節選自其中“上編”討論朝會的部分。“大起”是清朝中後期經常出現的一種特殊朝會——為因應重要的政治與外交難題,由君主召見軍機大臣、全體部院大臣甚至更大規模大臣的“御前會議”。本文(註釋從略)考察了垂簾聽政時期的兩次“大起”以及決定清朝國運的兩次“大起”,可以從中窺見這一種朝會在政治決策的中的角色。

  李文傑著,《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

  一、 朝會與見起

  清代君主召見大臣稱為見起、叫起。君主每日閱覽奏摺,下發上諭,軍機大臣從旁輔助,所以見起的對象首先是軍機大臣。另外,京內各部院輪值遞摺,當天值日的堂官(該部的管部大學士、尚書、侍郎)或其他單銜遞摺的官員在遞摺時,須附帶遞送膳牌,供君主早膳時選擇是否召見。被召見者再由奏事處發下“起單”,依照起單至御前見起。這個過程,我們可借助曾紀澤和榮慶的記錄來進行觀察。

  1877年(光緒三年)10月4日,曾紀澤在就任駐英國公使前,接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召見。他在日記中記:“醜初(1:00)入朝,遞請安黃摺三件,綠頭牌一件,在九卿朝房偕松生、岳松坐良久。至內務府朝房,與馮展雲一談。迎謁樞密諸公,至散秩大臣朝房一坐。叫起單下,軍機頭起,紀澤二起,醇邸三起。卯初(5:00),入乾清門,在內朝房坐極久。辰初(7:00),軍機下,召見紀澤于養心殿東間。掀簾入,跪謝天恩,免冠碰頭,著冠起立,進至墊前跪聆聖訓。”根據記錄,曾紀澤遞了三件請安摺(分別給兩宮皇太后、皇帝),並隨摺遞送寫有自己姓名的膳牌(宗室王公用紅色,一般大臣用綠色,故稱“綠頭牌”),然後在大內等候召見。因等候時間很長,曾紀澤前往各處朝房與軍機及部院大臣聊天。遞膳牌並不代表一定被召見,如被召見,另會發下起單。當天,皇太后見大臣三起,曾紀澤是第二起,地點是在養心殿東暖閣垂簾聽政處,見起須全程跪對。

  1894年7月15日,詹事府中允榮慶入內接受光緒帝召見,他在日記中記載:“至西苑門外稍坐,旋宣入總兵何明亮,尚書李鴻藻、榮慶、李葆實,並軍機為五起。到奏事處門外小立,奏事官恩少岩回內奏事,出,帶隨行至榆樹院西屋祗候。始叫何,次李。有頃,一內侍到門向慶曰:‘叫’。謹隨行,極舒緩。至勤政殿北院,順東殿墻繞至南院,由南東階升入殿南面東隔扇。稍立,內侍向東裏間簾內靜伺,旋揭簾起,謹即趨入。上面南坐,座左右設坑〔炕〕幾摺件,座前設禦案,案上止叫起單一紙,案前即軍機氈,即在案西角跪。”這個記錄可見奏事處的傳遞作用:呈遞膳牌、發下起單,依序傳宣和引導見起的官員。這次見起的地點是在西苑(今中南海)勤政殿。

  君主見部院大臣,主要是針對當天所遞奏摺的內容或該部主管的事項進行諮詢;見軍機大臣,則是商討並決定奏摺的處理方案,交代上諭的內容。在一般情況下,日常政務由君主在中央部院、軍機處輔助下獨斷裁決,借助單個或小規模召見即可完成,無須召集眾臣集議,故見大起的事例並不多見。但在晚清時期,因政治外交的重大疑難事件增加,且君主權威相對降低,見大起的事例就多了起來。大起主要用於聽取多方意見,集思廣益,但並不急於當場做出裁決。

  1861年辛酉政變發生之後,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恭親王奕訢以議政王身份領導軍機處和總理衙門,輔佐朝政。1862年,雲南學政張錫嶸上奏,請宗祀咸豐帝于天壇祈年,兩宮皇太后先命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具奏,但因事涉先皇待遇,關係到在位的同治帝的孝行,在大臣們上奏表達否定意見後,兩宮皇太后決定“叫大起”,當面商討處置方式。大學士翁心存記載7月29日(七月初三日)兩宮皇太后見大起的場景:

  卯初(5:00)入直,予等四人俱到。辰初三刻(7:45)引見畢,辰正二刻(8:30)皇太后、皇上召見王大臣于養心殿東暖閣,詢問張錫嶸條奏宗祀事也。凡召見三十一人,予初以漏未遞牌,故未召,後知予上直,乃始補叫,而排在賈、周兩相國之後。及入東暖閣門坎,兩相即跪,後無餘地,予一足才入,一足尚在檻外,兩相遽叩首,予冒而仆,旁人急扶起,乃隨兩相跪,太后命之前,乃膝行而前。上坐榻上,西向,諸臣去黼座尚遠,在後者皆距門坎而跪,有跪檻外者,失儀甚矣。諸臣惟惠邸奏對數語,遂退。辰正三刻(8:45)出。

  據事後發下的上諭,參與見起者31人包括:惠親王綿愉、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等宗室王公貝勒12人,軍機大臣與御前大臣5人,大學士2人,尚書侍郎10人,三品京堂2人。上諭還説,當天參與見起的諸大臣“僉稱文宗顯皇帝德齊覆幬,道隆繼述,凡有血氣之倫,罔不共切尊崇”,“惟考之今制,稽之古禮,事多窒礙,未可依行”,最後,兩宮皇太后的結論是,“該學政所奏既屬窒礙難行,即著毋庸置議”。

  結合翁心存的敘述以及當天上諭的內容,我們可以總結這次大起的特點:首先,參加見大起人員之前也曾參與了君主不在場的群臣會議和上奏,遞摺當天也遞上膳牌預備召見;未遞膳牌而必須參加見起者須補遞;其次,當天見大起的地點在宮中的養心殿東暖閣,相比召見者31人,那裏的空間顯得十分狹隘,大臣必須跪對奏事,地位稍低或後到者只能跪在門外;第三,翁心存行禮時,因動作倉促而撲倒,諸多臣僚也失序失儀。這些細節都暗示著,大起的場面十分少見,故而眾臣甚至官居一品的大學士都缺乏經驗;第四,參與大起的王公大臣雖多,但無須全部發言,這次僅惠親王一人陳述,奏對的時間不過一刻鐘而已。儘管如此,上諭仍將惠親王一人的發言當做集體意見。實際上,在這次見起之前,大學士六部九卿的會議奏摺已做出了張錫嶸建議不可行的結論,兩宮皇太后因事涉同治帝的孝行,為示慎重,故再次召集王公大臣當面商討。從召見全過程來看,並無實質性地集體發言或辯論,形式大於內容,兩宮皇太后更多的是希望借重公議下一結論而已。

  由於晚清高層官員日記史料較為豐富,從參與者的日記中,我們至少可以蒐集到晚清時期多次人數在20以上或影響較大的“見大起”的事例,列表如下:

  晚清主要的“大起”概覽。資料來源:①《翁心存日記》第4冊,第1761頁;②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2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84-785頁;③《翁曾翰日記》,第230頁;④⑤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3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463-1464、1507頁;⑥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4冊,第1818頁;⑦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第60-64頁;袁昶:《亂中日記殘稿》,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0-341頁;⑧溥偉:《讓國御前會議日記》,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115頁。

  下文選擇垂簾聽政時期及1900年決定清朝命運與中國國運的幾次大起進行討論,考察這一朝會模式的基本特點。

  二、 垂簾聽政期間的兩次大起

  在同光兩朝的垂簾聽政期間,出現過兩件棘手的關乎國權、引發清議躁動的重大事件:天津教案和崇厚擅簽條約案。為妥善處理這兩件大事,兩宮皇太后曾有過大規模召見王公大臣的舉措。

  1870年7月,在天津教案發生之後,因缺乏準確資訊來源及外交經驗,清朝君臣無法準確地判斷法國政府對此事可能會做出的反應及其底線。十年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焚燬禁苑之事歷歷在目,提示清朝君臣對天津教案不可掉以輕心。為此,兩宮皇太后召見諸多重臣,商討對策。7月23日,在宮中教讀同治帝的翁同龢記載:“已而聞余等五人(按:五位帝師李鴻藻、翁同龢、徐桐等)皆有起,遂至軍機直廬看曾國藩摺,一力言洋人無迷拐事,請降明旨昭雪;一將天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交刑部治罪。余與蔭軒隨引見碰頭,午初二刻(11:30),與諸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總理衙門諸臣同召見於乾清宮西暖閣。兩宮及上南向坐,未垂簾,垂詢良久。惇、醇兩邸持論侃侃然,恭邸持之堅,卒如曾國藩所請。五刻多始退,汗出沾衣,有跪不能起者。”

  這天參加見起者有18人,包括惇親王,大學士官文、瑞麟、朱鳳標、倭仁,軍機兼總理衙門大臣奕訢、寶鋆、沈桂芬,軍機大臣李鴻藻,御前大臣醇郡王奕譞、景壽、伯彥納謨祜,總理衙門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帝師徐桐、翁同龢、桂清、廣壽。這個名單包括了與皇帝血緣最近的宗室、皇帝的各位老師、在垂簾聽政時期地位尤為重要的軍機大臣、處理外交的總理衙門大臣。他們的立場、觀點不同,於是,在御前發生了激烈爭論,翁同龢又記:

  軍機、總理西向跪,餘東向跪。兩宮先諭:“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邸首奏:“曾某亦不得已,惟民為邦本,民心失則天下解體。”醇邸極言民心宜順,並天津府縣無罪,陳國〈瑞〉忠勇可用,並詆及總理衙門照會內有“天津舉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語,斥為失體。寶、董強辯,語相侵。兩宮分解之,因言:“夷人是我世仇,爾等若能出一策滅夷,我二人雖死甘心,且皇帝幼衝,諸事當從長計較。”倭相亦主張、劉兩員既是好官,不宜加罪。瑞、朱同聲應之。余言:“此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繫、國法是非所繫,望再申問曾某,此後如無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不必于言談間定議。”董恂曰:“此時不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來問答耶?”於是惇邸謂兩事既不得不從,則中國人迷拐罪名仍宜從重。醇邸又極論“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十年,試問所備何事?且言此次綸音如措詞有失體處,臣等仍當糾正。”恭邸允之,遂定議。時廣侍郎甫有所言,竟未達其意而退。

  與八年前那次僅惠親王一人發言的大起不同,圍繞如何處置天津教案,這次大起出現了兩種對立態度,且在御前發生了爭執:惇親王、醇親王與三位大學士倭仁、瑞麟、朱鳳標,他們主張順應民心,力保天津知府張鳳藻、知縣劉傑與提督陳國瑞。醇親王不滿總理衙門迎合法國要求的處置方式,並與總理衙門大臣寶鋆、董恂發生爭執,兩宮皇太后居間調停。可是,若不對天津府縣官員做出處罰進而激怒法國,她們又擔心有無法承擔的後果。最後,因恭親王的堅持,兩宮皇太后答應由軍機處擬旨,按照曾國藩的建議,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交刑部治罪,未採納惇親王、醇親王及三位大學士的意見(據軍機章京朱學勤透露,總理衙門是由沈桂芬拿主意,寶鋆、董恂從旁附和)。儘管如此,醇親王等人卻堅持加入會同軍機處擬旨的行列中,獲得了奕訢應允。他們共同擬定了四條上諭:其中,兩條為明發,一為上述革職上諭,一為宣示洋人並無迷拐情形,公開告知天下;兩條廷寄,分別要求曾國藩持平辦理,並飭令沿江沿海督撫小心防備,以備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

  這次見大起有點類似政策辯論,匯聚了正反雙方的意見,由兩宮皇太后居中調節裁斷。以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大臣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其主張卻獲得最後認可。儘管如此,持不同意見的醇親王奕譞也爭取並加入會同擬旨的行列之中。正反雙方經協商後擬定意見,兩宮皇太后予以確認。這次大起,有一種小範圍民主決策的意味,富有政治外交經驗的官員能通過御前辯論,壓倒清議,進而形成主流政策。代表清議的王公與大學士,也能參與政策制定。廣泛的高層參與最大限度地為最終的決策背書,分擔了決策壓力,並提高了政策的權威性。

  而影響近代中俄關係、引發光緒朝清流高昂的崇厚案,更是出現了兩場研討決策的大起。

  1880年1月21日,因朝中大臣就如何處置崇厚及其所簽對俄和約(《裏瓦幾亞條約》)爭執不下,兩宮皇太后決定見大起,同時召見45位大臣。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載:

  與樞廷同入,恭邸帶起,按次跪,龢在第一列。諭曰:“諸臣所議與朝廷意正合,爾等有見到者即説。”有頃,全相國言崇厚所議萬萬不可從,齡相申數語,徐、廣兩公及余亦申數語。諭曰:“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挾至此,萬不能忍。若再從之,上不〈能〉對祖宗,下不能對天下臣民。”龢對曰:“謀國之方,以保境息民為大,境不保民不息,則據理與爭,但欲用兵必先籌餉,非空言可了。”諭曰:“紙上談兵,有何實際?”龢曰:“二十年來所謂自強者安在,要從朝廷起,振刷精神,尤須定以限制,日有課月有程,方好。”諭曰:“著添人再議。”龢又曰:“西路重兵尚可恃,東三省僅有虛名,北路喀爾喀四部弱極,奈何?”恭邸曰:“四愛曼(按:即中俄西北邊境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四部)無法可辦。”諭曰:“分界必不可從,通商本有者勿動。”恭邸曰:“舊約不必改。”又曰:“南洋沈某死後竟無人可代。”因言人材之難,又請約諸臣同至總署商酌。諭曰:“派親郡王、醇親王、御前大臣、六部、都察院同議。”又諭:“崇厚臨行時再三囑以可從者從,不可者拒絕,而竟荒謬如此!如何治罪,一併妥議。”並再三宣諭後面跪者有所見即奏,皆寂然。徐、廣兩公有數語,惟余語最多耳,三刻許退。

  這次見起從上午10點開始,持續了45分鐘。見大起有特殊背景:20天前(1月2日),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上奏,彈劾出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奉諭旨,任意與俄國簽訂事涉通商劃界的條約,之後又擅自回國,遂建議重治其罪。兩宮皇太后將此事及崇厚條約交給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由於問題敏感,朝中爭議極大。21日,除了大學士領銜的會議公摺外,另有十多位大臣單銜遞摺發表意見。兩宮皇太后決定見大起,召見遞摺的官員。照例,他們在遞摺的同時,也向奏事處遞膳牌,等待當天召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集齊。

  公摺主要的意思是拒絕割讓伊犁南境,拒絕俄國在西北諸城設立領事館,拒絕俄國從西北通商至漢口。兩宮皇太后同意奏摺的基調,大學士全慶首先發言,説崇厚定約不可遵從,大學士載齡、禮部尚書徐桐、兵部尚書廣壽附議,各自又略作引申。工部尚書翁同龢説,當務之急是籌餉,以備後續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恭親王奕訢是領班軍機大臣,並管理總理衙門,他沒有直接表明態度,只是強調防備之難並感嘆濟世人才之缺,實則暗示中俄交涉遠比奏摺所説的難,須得從長計議。他建議邀請眾臣至總理衙門詳議,分擔一線外交部門的壓力。最後,兩宮皇太后將俄約及崇厚罪行再次交議,但縮小了參與範圍:把前次參與會議的翰詹科道排除在外,他們不僅人數眾多,且持論激進。值得注意的是,兩宮皇太后曾在現場再三宣諭,跪在後排、有不同意見的翰詹科道可暢所欲言,然而他們“皆寂然”。在此情形下,奕訢的請求很自然地被優先考慮。可見,在見大起的場合,不同意見可以放上臺面公開辯論,但事實上,密摺之中或者私下表達的激進意見不得不有所收斂。

  9月22日,也就是距上一次見大起八個月後,慈禧太后又一次召集眾臣。原因是,崇厚所訂條約已接近換約日期,但清政府不可能接受未經修改的條約。按照此前的經驗,拒約可能會導致軍事衝突,這次見大起也正是討論對俄和戰的問題。在前一天的下午,內奏事處傳醇親王與六部尚書遞膳牌,預備次日召見。參與見起的王公大臣約20人,包括惇親王、醇親王,全班軍機大臣,在崗的六部、理藩院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另外有清流代表人物詹事府詹事寶廷。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載:

  請安畢,(慈禧太后)曰:“時事緊急,有何主意?”惇邸首對以修約以十年為期,斷非良法雲。醇邸謂:“和則所索無已,戰則兵未齊,莫若以電線既斷為詞,告凱陽德展期三月,一面備兵”云云。軍機、恭邸力言:“戰事無可恃,不敢作孤注一擲計。”寶廷抗言“樞臣辦事遲延,彼此爭執數語。臣則陳述速棄伊犁之説,以為即許十八條亦有次弟,當以此為開談。”徐桐言:“照廷議所準已辱國,況加至十八條乎,不可行莫若戰。”臣因言:“戰非難,難在志定,此志自兩宮太后先定,樞臣亦定方可,一戰即和,貽誤更大。”餘人則未開口。李鴻藻言:“事至今日,諸王大臣竟絕無一句實話乎”,並言“臣有愚見,準十八條而殺崇厚”云云。亦無人謂然也。寶廷請交廷議,上以為然,遂定二十日交議,三日內復奏。凡歷六刻,汗不能支,餘語極多不能記,大抵催兵,著東三省大員帶兵備旅順口而已。張之洞傳而未到。

  所謂的“十八條”,即崇厚上一年擅定的《裏瓦幾亞條約》。眾臣圍繞是否拒約,分成主和主戰兩派。基於清朝薄弱的軍事力量,恭親王奕訢領班的軍機處偏向主和。寶廷斥責軍機處辦事不力,而禮部尚書徐桐則明確主戰。醇親王、翁同龢等希望避免戰事,提出緩期議改條約、放棄伊犁部分土地等建議。清流領袖李鴻藻因身兼軍機與總署大臣,無法持後果難料的主戰之論,只能説些氣話:接受條約但殺掉崇厚。翁同龢主張,兩宮皇太后先定主戰之志方可言戰,實際上是將決策責任和壓力推給她們。多數人在這個場合不敢表達意見。相對而言,寶廷建議將和戰之事交廷議,則是為兩宮皇太后緩頰,很快就得到批准。所幸隨後俄方派遣前任公使布策來華議約,廷議也就隨之終止。

  1880年的兩次見大起,都是圍繞著俄約而來。崇厚擅簽事涉領土割讓及商務利益的條約,引發了重大危機和爭議,不但在外交決策一線的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無法面對,就連兩宮皇太后也難以做到獨斷,只能將此事公之於眾,召集王公大臣乃至翰詹科道當面討論。在“見大起”這個莊重場合,面對務實派的陳述,激昂的清議也只能放低調門,最終形成妥協意見,進而成為決策的基礎。

  三、 決定國運的兩次大起

  進入20世紀,清廷有兩次重要的大起,涉及國運走向。在一般敘述中,它們通常被稱作“御前會議”。這兩次見大起,第一次發生在1900年6月,討論對待義和團及列強的政策;第二次發生在1912年1月,討論是否答應南北議和中南方提出的退位條件。

  實際上,在討論聯軍入侵問題的幾次大起之前,1900年1月24日,還有一次大起。那一次是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在西苑儀鸞殿召見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書房師傅、部院大臣,直接宣佈以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在宮中讀書。在見起之前,慈禧太后已與榮祿等人謀劃多時,她打消了廢光緒帝的念頭,改成較為柔和的立儲。所以,那一次見起並不是商量細節,而是宣佈結果,相當於發佈會的性質。這個結果,是以光緒帝硃筆的形式直接發佈的。

  6月16日至19日(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一系列大起,親歷其事的袁昶留下了日記,惲毓鼎則在多年後進行了追憶。

  6月16日,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同見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約百餘人,地點是在西苑儀鸞殿東暖閣,軍機大臣跪禦案周圍,因地方狹窄,大臣跪滿屋內,後至者跪在門檻之外。這一天發言者主要是總理衙門大臣袁昶,另有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朱祖謀、大理寺卿張亨嘉等,他們主張不可依恃義和團,對拳民應予驅逐,穩定局勢,然後再設法勸退洋兵。反對者以端郡王載漪為首,認為驅逐義和團會失去人心。慈禧太后表態要順應民意,同時設法退洋兵。見面結束後,慈禧太后密令軍機處發交片上諭給端郡王與董福祥,開導義和團拳民,並招募精壯者進入軍隊。

  6月17日,再次見大起。這一天局勢發生轉變,慈禧太后開始堅定主戰,並得到二十余名保守派人士的支援。她拿出了未經查證的“洋人照會四條”,並陳述了其中三條,包括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代收各省錢糧、代掌天下兵權,而隱藏歸政皇帝一條未説。王公、貝勒、崇綺等人痛哭主戰。最後,慈禧太后命徐用儀、立山、聯元赴使館區曉諭利害,讓各國公使下旗歸國。

  6月18日下午三點,兩宮又一次見大起,但這次時間很短,未展開激烈辯論。到19日下午一點,第四次見大起(那桐稱為“全起”),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頁。這時的慈禧太后已下決心與列強開戰,命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前往使館區宣佈宣戰事宜。據惲毓鼎事後回憶,光緒帝握著許景澄的手説“更妥商量”,試圖阻止最後的決裂,被慈禧太后怒斥。19日見起結束之後,傳諭次日辰刻(7:00—9:00)再次見大起。然而,次日慈禧太后“傳旨撤全起”,因宣戰事已經完全確定,用不著再次召集眾臣商議。

  6月16日至19日,四天連續四次見大起,惲毓鼎日後稱之為“庚子御前四次大會議”,其歷史影響不言而喻。四次見大起,只有第一次慈禧太后態度稍溫和,只表示要順應民心,不能驅逐義和團。第二至第四次,主戰聲音高亢,慈禧太后意見明朗,這時再提反對意見,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到第四次之後,慈禧太后已堅定了宣戰之心,不願受反對聲的干擾,乾脆取消掉原計劃的見大起。惲毓鼎後來評論説:“方事之興,廟謨蓋已預定。特借盈廷集議,一以為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浸熾,雖西朝亦無可如何。”多年前,兩宮皇太后就天津教案、崇厚案見大起時,會充分聽取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的務實意見,有效紓解昂揚的清議。但在1900年,慈禧太后在保守派的引導下形成定見後,便難以容忍反對意見,不過是借大起獲得王公大臣的多數支援,分擔決策壓力與責任。原本用以集眾意見的大起,失去了此前的功能。

  另外一個以“御前會議”名稱在歷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大起,發生在1912年初,隆裕太后多次召見王公大臣,商討清帝退位問題。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之後,南方多省陸續宣佈獨立。清廷隨後解散奕劻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由他組織新內閣。11月22日,袁世凱面奏政務辦事程式,君主“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暫停止”,“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每日政務,“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這些條目顯示,內閣已經接過行政大權,相應地承擔起了行政責任。12月6日,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之位,不再干預政務,內閣得以完全掌握行政權。從當天起,官方發佈的《內閣官報》頭條《宮門鈔》,也不再記錄召見情形。不過,君主與內閣總理及其他國務大臣見面,仍稱為“召見”;大臣面奏事項,仍稱為“入對”,但問題是,這時由隆裕太后代君主召見王公大臣見大起,在法律上已無商議一般政務並作裁決的效力。正如袁世凱在1912年1月16日入對密奏時説的那樣:“總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國之樞機,治亂所在,去就因之。獨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則非總理大臣職任所能擅斷。其國務大臣,亦只能負其行政一部之責,存亡大計,何敢思及?”也就是説,國家日常行政事務,由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負責,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會議”所能決定的,僅是王朝的存留一事。

  載灃辭去攝政王后,隆裕太后于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分兩起分別召見內閣國務大臣與近支王公。參與召見的國務大臣(署理度支部尚書)紹英在日記中記:

  內閣具奏,請上召集近支王公會議大計。是日,上先召集王公,次召見內閣國務大臣,皇太后垂淚,諭袁總理大臣雲:“汝看著應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汝。即皇上長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對雲:“臣等國務大臣,擔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計,應請上垂詢皇族近支王公。論政體本應君主立憲,今既不能辦到,革黨不肯承認,即應決戰。但戰須有餉,現在庫中只有廿餘萬兩,不敷應用,外國又不肯借款,是以決戰亦無把握。今唐紹怡請召集國會公決,如議定君主立憲政體,固屬甚善;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如開戰,戰敗後,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關係皇室安危,仍請召見近支王公再為商議候旨遵行。”復召見近支王公,俟王公見過退下,遂定召集國會之議。擬旨閱定後,總理大臣、國務大臣等署名。

  這一段記載中特別值得注意者有兩處:第一處是袁世凱所説,國務大臣擔任行政事宜,皇室安危應垂詢皇族,就是説,內閣握有行政權,對行政事宜擔責,皇太后和皇室能決定的,只是皇室安危(君主制存續)的問題。第二處是此事最後的決策經過,仍是由皇太后交代擬旨,由內閣大臣署名發出。僅就該問題的決策程式而言,與此前軍機處體制並無差別,只不過署名者改為內閣大臣。

  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內閣成立,內閣擔任行政之責,與此對應的是,資政院議決法案,君主只能依從頒布,而不得否決。從事實與法律上而言,皇帝變成了虛君,此時的清朝已是完全的君主立憲政體(可參閱第八章第三節)。不過,具體到皇室安危、君主制存廢這個大問題,仍須由君主(隆裕太后代理)裁斷。在商議此事時,仍採用的是清朝見起的程式和擬旨方式。此後,隆裕太后在1912年1月19日、22日兩次召集王公大臣見起,決定和戰與國體問題,其性質和程式與此類似。可以説,有關清帝退位的各次“御前會議”,主題非常特殊,程式上仍接近傳統的見大起。

  結語

  自從奏摺取代題本成為最重要的政務文書,圍繞奏摺的處理而進行的軍機與部院大臣見起就成了每日清晨最重要的朝會事務。小範圍的奏對滿足了保密和及時的需要,政務決策因此高效率地進行。晚清時期,因君主年幼出現的垂簾聽政制度客觀上造成權威的相對下降,加之新的政治外交難題迭出,使得統治者不得不擴大朝會範圍,在面對重要議題時,訴諸見大起的形式。

  事實上,並無明文規定在涉及何種大事時,須由君主(包括代行君主權力的皇太后)召集眾臣見大起,是否及何時見起,由君主自行決定。就絕對數量而言,晚清時期大規模的見起並不多,且並無合適的空間進行此種大型朝會,以至於每逢舉辦之時,經常出現尷尬細節,多有臣僚失儀的現象。雖有多次見大起商議疑難國事的事例,但需要展示眾多意見輔助決策的時候,卻不見這種大型朝會形式,例如在中日戰爭和變法維新之時。見大起的朝會往往又與會議奏摺相配合,即見大起的對像是當天共遞會議奏摺的眾臣,也就是説,見大起常常是眾臣廷議奏摺的加強與補充(詳見第九章)。

  從形式上而言,在見大起的過程中,除極個別王公得到特許外,其餘所有大臣皆全程跪對奏事,時刻提示君臣之分與尊卑次序,從形式上缺乏平等會議的可能。往往是權力或地位較高的王公大臣進行奏對,大部分人則緘默不言。在這個場合,私下上奏或者朝堂之外出現的激昂清議,都會有所收斂和抑制,最終與理性、平和的聲音形成某種程度的妥協與調和。

  晚清時期的見大起,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希望集思廣益,召集儘量多的高層官員,在重大決策時分擔責任、調和意見,使決策具備權威性的同時,可為清議所諒解。但是在個別極端事件中,統治者主意已定,只是以見大起的形式達到利用眾臣名義的目的,為自己的決策分謗背書。

  必須指出的是,除了在最後時刻應對國體問題的朝會,晚清的其他各次君臣見大起,與御前會議(源自日語)有著重大區別。這一點,在《辨色視朝》一書中還會有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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