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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包偉民:制度與民俗之間的歷史地名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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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唐亞峰 整理

原標題: 地方文史︱包偉民:制度與民俗之間的歷史地名演變

  宋以後的地方誌中,記載農村地區時,大多會描述為“某縣某鄉某裏”。但鄉跟裏在南宋時期其實已經為保甲制度所取代,不承擔實際的行政管理職能。不少人在許多的墓誌銘中也會用“鄉”與“裏”來記述自己的籍貫。一個已經不存在的行政層級為何依舊是人們描述地方的代詞?

  再比如,有的地方誌會記載,一鄉下轄一里兩村。而宋代的一個鄉大概多至千余戶人家,所以一個鄉很可能遠不止一里兩村。那麼該行政村就很可能包含多個“自然村”。再者,若是一個鄉只有一個裏,那麼“裏”其實沒有存在的意義,為何“裏”這一層級不被取消?

  帶著這些問題,包偉民教授依據自己研讀地方誌的體會,帶我們走近宋以後傳統中國的地方世界。

  包偉民教授演講中

  聯戶與地域

  在傳統中國,對於地方管理的基本原則主要為治安上的要求與賦稅勞役上的要求,而賦稅勞役上的要求主要為土地稅與人頭稅。兩稅法改革以前,是人頭稅佔主導。兩稅法的改革後,逐漸變為財産稅佔主導,直至雍正年間攤丁入畝,基本上廢除了人頭稅。這一切都不僅僅是賦稅制度上的更革,兩稅法改革更使傳統中國對地方的管理出産生了變化。

  最主要的便是地方基層管理要素從一元逐漸演變為二元。過去地方政府的重點在於管理戶籍,依據人戶數來徵取賦稅,兩稅法後則既要管土地又要管戶籍。在唐代的“鄉”是人口單位、戶口組織,地域大致確定,但並不絕對,是一個聯戶組織。但在兩稅法後,“鄉”“裏”逐漸演變為地域性組織,即所謂“地域化”。

  基層管理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以恰當的人數規模來搭建不同層級的管理組織,即效率與成本之間如何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在唐代初年,一般以百戶為裏,這意味著一個里正需收一百戶的人頭稅。但兩稅法以後,人地都需要管,一個里正管理一百戶的土地稅與人頭稅就力不從心了。(因為出現大量人地分離的現象,很多地是佃農在種,而地主可能在城裏甚至另外一個縣。)

  故此宋以後的地方基層組織可以概括為兩層三級,即鄉——管(都保)——村(大保)。值得注意的是,大致到北宋中期,“鄉”失去了行政功能,主要是一個地域性的稅收單位。稅收也並非實際丈量,而是按“舊額”量稅,並以此從州縣往下攤派至各鄉。故相鄰各鄉同樣等級的土地可能稅率並不一樣,各“鄉”的邊界亦由此明晰、固定。從唐到宋,鄉的數量減少,很多便是由於稅率一樣的鄰鄉合併了。而南宋到清,鄉的數量變動就很少,基本固定。因此“鄉”逐漸變為一個地域單位。附著鄉制的區域化與鄉都制的形成,經過長期的制度演變,農村基層管理體系就逐漸從唐代的鄉、裏兩級架構,走向了北宋中期以後的鄉、都保、大保(甲)三級架構。

  地名的混亂與實質的統一

  這種混亂首先是因為基層的制度大致存在“新瓶裝舊酒”與“舊瓶裝新酒”兩種情況。比如保甲制度的推行,很多地方是只改名稱,實際內容並未改變;同時也有的地方基層組織名稱未未改,但實際結構卻有所改變。

  另外一種混亂則是由於記憶、記述與制度的錯亂。最主要的是制度演變過程中的混亂引起文本上的混亂。

  還有就是治安與稅收體系的兩套制度混用,出現了治安體系名稱演化為地名的現象。因為治安體系經常被賦予其他職能,比如負責管理治安的耆長可能會被指派管理稅收。部分地區甚至出現耆區取代管區的現象,比如四川的瀘州,“耆”管理“都”,取代了“鄉”的職能。但我們不能説治安體系下的耆長就是管理稅收的,要將制度背後的背景理清楚,才不會被個別地方的這類舉動所迷惑。

  這種制度上的混亂使得記述者經常將不同性質的事物混合編排在一起。有的地名與正在實行的鄉村管理體制雜糅在一起,所以有的人申報籍貫可能會講出六七個疊加的名稱,但這並不意味著當時的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真的有那麼多層級。因為行政管理效率與成本相互制約,地方行政的實際層級始終大概為“兩層三級”。

  首先,農村管理單位必須穩定成為地名後,才會變成籍貫。而運行過程中,其有可能根據人口數進行調整、變化,故不能成為地名。所以宋時一個人報籍貫時,多報“鄉”,待到南宋後期“保”固定後,也用“保”稱籍貫。而前面提到的“耆”從一開始設置就是一個地理單位,因為管理治安的單位多是根據實際地域而設,與管理戶口的系統不一樣。所以有一些集“村”,很可能就與耆區合而為一。

  所以,傳世志書所記載的各地鄉村管理組織名稱,表面看雜亂無章,鄉、裏、村(邨)、社、都、保、管、坊、耆、團等不一而足,剔除其中僅僅作為地名的不論,究其本質而言,具有相當的統一性,即前所提到的“兩層三級制”。

  地名的演變、疊加與被選擇的記載

  唐代所創設的鄉里制度,經過演變與地域化,逐漸穩定為地名。宋人在講述籍貫時多稱鄉里,但在元時,有記載説某些地方人們卻已經不記得“裏”的存在了。原因便在於南宋後期“裏”已經為保甲制度所覆蓋。從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制度對於地名的影響。南宋時期許多地方人們仍俗稱“都保正”為“里正”,到了元代,“里正”就取代“都保正”成為正式名稱了。

  另外一方面,編訂地方誌的文人也對地名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很多“俚俗”地名,都不被記述,被人為的篩選、遺漏,以至於現在我們很難知道鄉村地區的“俗名”。比如城市內多是“坊”的名字被記述下來,很多街巷的名字卻不被記述。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當時街巷地名為“俚俗所稱”,為當時文人所嫌棄,故偏好記述“雅致”的坊名。鄉和裏的名字多是文人取的,比較“雅致”,但村一級別的名字多是鄉人習稱。所以相信街巷名字不被記述的道理在鄉村亦然。

  講座最後,包偉民教授提示,釋讀傳世志書關於鄉里記載的文本,宛如破解口令,其中關鍵是要將制度演變與鄉俗結合起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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