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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印太”概念的前世今生

2020-12-29 09:41:58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李漢松 選稿:桑怡

隨著白宮政黨更疊,邁克‧蓬佩奧也將結束他為期兩年的國務卿生涯。然而,他上任不足一個月便監督完成的“印太”司令部更名,卻永遠留了下來。

2018年5月,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更名“印太司令部”,隨之“印太戰略”甚囂塵上,美、印、日智庫界漸成“言必談印太”之勢。近年,歐美學者也掀起了研究“印太”理論的一股小熱潮,但多不得其法,時代誤植問題屢見不鮮。起初,“地緣政治學家”們堅稱“印太”源於安倍晉三在2016年8月發表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演説。但學界很快發現,日本的“印太”觀念絕非憑空而降:在二戰前後對日本泛亞細亞思潮影響甚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曾在1939年著成一部《印度太平洋空間中的德國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其中“印太”已是一個複合形容詞。因此,又出現了“印太”源於此書的論調。然而,依照書名考察思想淵源實是一件奇事。但凡爬梳豪斯霍弗的原著即能發現,早在1924年的《太平洋地政學》(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中,豪氏已提出了羽翼豐滿的“印太”理論。這一空間觀念繼而進入了1928年豪氏合著的《地政學基礎》(Bausteine zur Geopolitik)等著作,也零星散佈于《地緣學雜誌》(Zeitschrift f徂r Geopolitik),成為“海洋政治學”的一大理論支柱。那麼,“印太”概念的創始者豪斯霍弗究竟如何構建、論證、鼓吹“印度太平洋”?他的“印太戰略”具有什麼架構、特點和使命?“印太”的前世又如何啟迪了它的今生?

豪斯霍弗將太平洋和印度洋合為“印度太平洋”,是為了與另一個複合概念——“歐美”(Eur-Amerika)相對,形成一個“對立空間”(Gegenraum)。其時,巴黎和會後的德國在海外勢力盡失,因此“反殖民主義”是魏瑪共和國思想界的默認立場。豪斯霍弗批判英、美、法、荷等老牌殖民國家火力尤猛。他希望中國、印度、東南亞,以及廣大的印度和太平洋地區能在政治上復蘇,通過民族自決驅逐歐美的影響(詳見筆者將發表在《世界歷史評論》的《“印太”概念:全球語境中的思想溯源和國際接收》一文)。
為了與英美支配的大西洋空間一較高下,豪氏構思出一個龐大的“印度太平洋”: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波利尼西亞的海洋空間。這一海洋空間的樞紐是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豪斯霍弗稱巽他為海(Sundasee),而非陸架,因為它水下暗流涌動,包括眾多更新世的陸地河流,後來隨著海平面升高沉入汪洋。這樣一來,巽他便是一個天然的“印太地中海”。在豪氏看來,西方為了支配海洋,不斷創建形形色色的地中海——“歐洲地中海”“中美洲地中海”,甚至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間的“澳洲地中海”。他極度擔憂美國在進駐菲律賓後,會在太平洋複製出英美主導的海洋走廊,因此極力盼望“印太”能在海洋上自主崛起,打破老牌航海國家的海洋壟斷,實現海洋自治。
豪斯霍弗預料到重組大洋之舉會遭到“扭曲自然”的批評,因此有言在先:“印度太平洋”本是自然的整體,後來才被人工割離開來。他引用了三組論證依據。首先,海洋生物學研究指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屬一個“生命單元”(Lebenseinheit),譬如眾多魚類往返于東非和澳斯特羅-亞細亞(Austroasiatic)沿岸。這樣的“動物地理”(Tiergeographie)要比所謂的“國際公約”更合乎自然。豪氏也強調純粹海洋學意義上的邊境,認定“印太空間”的邊界由南部諸海的西風、南極洲的洋流決定,因為這些“從物理角度更應令人接受”。海風和洋流決定了人類航海活動的性質和範圍,而海洋貿易、海軍活動、航海探險等活動則進一步形成了國際政治權力的邊界線。第二組證據來自當時的民族學研究。他的重要盟友是同在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門下的利奧‧費羅貝尼烏斯(Leo Frobenius)。費氏研究重點在非洲,其方法是追溯土著文化的變遷,描繪出“文化圈”(Kulturkreise)的形態,從經濟結構中重構出“含義”(Sinnstiftung)。但他的同事弗裏茨‧蓋博那(Fritz Graebner)則關注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層。豪氏認為用費、蓋的方法可以重構舊石器至青銅文明時代“馬來-波利尼西亞遷徙”,而這種“海洋遊牧”現象恰恰揭示了“印太”從舊石器時代以來便具有政治屬性,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大西洋卻從不曾如此”。就這樣,通過“海洋政治學”和“民族學”的聯姻,豪斯霍弗竟然“證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於”大西洋這一與直覺不符的結論。豪氏的第三個啟發是語言學。其時最新的人類學、海洋學、語言學成果紛紛指向波利尼西亞、大洋洲、菲律賓、南亞和東非語言之間的歷史相似性,認為“澳斯特羅尼西亞”語系(亦稱“南島語系”)西至馬達加斯加語,東達斐濟語。這些海洋學、民族學、語言學圈子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南海”(S徂dsee)共識,認為南部諸海是一個有機海洋空間,既能解釋語言等文化現象,也能解釋生物、洋流、地質現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將這一超長時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於建構“印太”願景。
豪斯霍弗認定,“印太”政治崛起的前提是在政治意識層面上統一戰線。具體而言,必須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之間的抵衝,抑或是印度和中華文化圈之間的張力,尤其是在東南亞,這個自古以來中、印文明交織的大染缸。他認為,調和印度和中國的方法是槍口一致對向殖民主義。在這一點上,印度應借鑒中國的共和運動。在構建“印太”概念的過程中,豪斯霍弗有兩位印度合作者——印度民族主義學者薩卡爾(Benoy Sarkar)和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納特‧達斯(Tarak Nath Das)。兩位都是反英、反殖民鬥士。在1920年代,薩卡爾曾希望印度仿傚中國共和革命,推翻英帝國在南亞的統治。他撰寫的《青年亞洲的未來主義》是豪斯霍弗論證“印太政治意識”的重要素材之一。當然,薩卡爾在四十年代讚美納粹,因此身後爭議甚多。達斯的生平更加傳奇。在德國積極參與印度反殖民鬥爭的歷史背景下,達斯曾在美國受1917年的“印德陰謀案”牽連鋃鐺入獄。終於獲釋走出堪薩斯牢房後,他滿懷忿忿,越洋來到心嚮往之的慕尼黑。在加州時,他寫成一部英文新書《日本是亞洲的威脅嗎?》(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由北洋前國務總理唐紹儀作序、日本《國民新聞》總編德富豬一郎編纂附錄表,于上海印刷出版。來到德國後,達斯獲得豪斯霍弗等支援,致力於派遣印度學生赴德留學。他的生源來自於一個叫做“雅利安協會”的右翼組織,鼓吹“印度雅利安”種族理論。在達斯等人的協助下,豪氏籌建了德意志學術院的印度研究部。德意志學術院最初倣瑞典學院而建,二戰後為擺脫納粹惡名,更名換姓,成了造福無數德文學習者的“歌德學院”。豪斯霍弗與薩卡爾、達斯過從甚密,推崇泰戈爾,努力吸收德國梵學和漢學研究,尤其是馬克斯‧繆勒(Max M徂ller)和奧托‧福蘭閣(Otto Franke)的觀點。凡此都是“印太”理論的關鍵因素和靈感來源。在他的“印歐大陸”“印太海洋”願景中,中國和印度扮演著動搖英法殖民主義的重要角色。

豪氏與中國學界私交不深,但是中國在他的地政、海政思想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他視中國共和革命為“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典範,甚至還以一種誇張的東方主義形式呈現。譬如,他斷言歐美思想遜於中國政治哲學,甚至借用中國海洋貿易史來批判歐美海洋強國。他鄙夷道:從腓尼基到羅馬,從伊比利亞到法國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他如此刻意貶低羅曼民族在黃金航海時代的成就,其標準自然不是德國近代早期的航海水準,而是東西亞航海的巔峰。他説阿拉伯人和中國人時常“在他們的‘印度大洋地區’相遇”,此語依照二十世紀初的德文句法來看,“他們的”應指“中國人的”。有趣的是,“印太戰略”的鼻祖竟將“印太”的海洋支配權贈予了中國。實際上,豪斯霍弗大約指的是唐宋以來中國與阿拉伯的海洋商貿。此外,鄭和艦隊的航線也正好也跨越了南亞和阿拉伯,與西、葡、英、荷、法航線相比,更符合豪氏的“印太空間”範圍。對他而言,“印太國家”在自己的“印太空間”航海,成就蓋過了歐美,也就動搖了西歐“海洋統治”“跨海殖民”的歷史基礎。豪氏使用東方史的目的在於抹殺德國競爭對手的歷史合理性與施為性,旨在聯合“印太”本土政治文化抑制西歐的全球擴張。
但比起日本,豪斯霍弗在中國的接受極為有限。他僅有一部《國防地理學》(1932)經留德學者周光達譯成中文,于1945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

與此相比,豪斯霍弗的學説經過傳播、接受、演變,在二戰前後的日本學界引發了巨大反響,乃至在異地生根發芽、輪迴轉世。豪氏發表在《地緣學雜誌》上關於東亞的論文,雖未以德文重新編輯出版,卻經日本學者摘選,彙編後翻譯出版,安上了《大東亞地政治學》這一頗具深意的書名。因此契機,豪斯霍弗不知不覺地介入了“泛亞細亞主義”辯論,其影響波及廣泛,包括主張“東亞協同”的泛亞細亞主義思想家蠟山政道,以及他在昭和研究會的同事、軍國主義色彩十足的大亞細亞主義哲學家鹿子木員信,也包括左翼和平主義者平野義太郎。與此同時,“地政熱”催生了一代“大亞細亞”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滿洲專家川西正鑒,以及地理學家小牧實繁都在1942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亞細亞地政學為題的著作。這些“地理”與“地政”界定不清的作品又與其他泛亞細亞主義思潮交匯,如京都學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終流入廣義上的“共榮圈”論域之中。小牧實繁在京都大學地理系致力於“地政學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從民族視角抵制照搬德國地政學。這種微妙的豪斯霍弗接收與同期在京都大學校園聚會的京都哲學學派同時共存,形成了“雙京都學派”並行、對流、對峙的局面。這兩撥人馬在日本軍政外交戰略上也各抒己見。恰值1929年,京都大學校園正是太平洋關係研究院會議會址,日本地政學爭鳴更為凸顯。鋻於人物關係錯綜複雜,歸類總歸不嚴謹。但籠統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都學者與帝國陸軍較為親近。而奉海德格爾為精神導師的京都人則貼近日本海軍。

早在1941年,日本“新東亞秩序”的美國學者肯尼斯?寇格洛夫(Kenneth W. Colegrove)即已嗅到:在德國影響下,日本正醞釀著一場地政學大爆發。即使如此,豪氏的“印太”觀念只是眾説紛紜中的一家之言。很難證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論,還是日本化的地政學,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長的泛亞細亞主義、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甚至是日本版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者(他們堅信亞洲與東南亞是“日本的南美”)之類的聲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或許,正是在這些思潮有意或無意之間的匯流、反覆沖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亞細亞”意識形態的合理化才如一廣廈崛地而起。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政學》已在日本學界流傳。但1940年,此書日譯本(《太平洋地政治學:地理歴史相互關係の研究》)在東京印刷出版,由日本青年外交協會研究部組織翻譯。同一班底也編了一部《太平洋讀本》(《太平洋読本》,1941),並在1939年至1944年間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德國著作: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著的《教育之革命》(Revolution der Erziehung. Reden 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 1938);納粹宣傳員施特萊徹(Helmut Stellrecht)著的《德國青年的軍事教育》(Die Wehr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1936)和納粹經濟學家理查茨(Hugo Richarz)的《國防經濟》(Wehrhafte Wirtschaft, 1938)。青年外交協會還發行了汪精衛的《中國的諸問題及其解決》(1940)。

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受範圍之廣、熱情之高,其他德國作家難以比擬。部分原因是他在日本逗留過18個月,建立了一定的人脈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海洋政治空間”無疑觸動了那些已在競相搶奪德國最新著作、譯之而後快的日本知識分子們的興奮神經。譯者若井林一在1942年向日本學界介紹了豪斯霍弗的《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軍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來》(Dai Nihon: Betrachtungen 徂ber Gro?-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3)和《克服空間的力量》(Raum徂berwindende M?chte, 1934)。豪斯霍弗另寫過兩部研究日本的專著,也相繼出了日譯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國》僅在德文原著出版兩年後即以日文面世。這樣的傳播速度體現出的不僅是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更是日本翻譯界在興致勃勃地推銷“海政學”、如饑似渴地吸收空間理論時表現出的緊迫感和焦慮感。另一部專著《日本》的日譯者是電影批評家、納粹文化制度學者佐佐木能理男,于1943年由著名的第一書房刊行。這家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了《我的奮鬥》的標準日譯本,譯者是泛亞細亞主義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亞細亞主義與豪斯霍弗的“印太”願景不盡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亞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
在豪斯霍弗“海政學”思想的日本詮釋者中,有兩位尤其值得勘磨。此前提到豪氏與同事奧托‧摩爾(Otto Maull)合著的《地政學基礎》由著名日本政治學家玉城肇于1941年譯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經濟史、家庭和教育史、社會科學和社會制度史家,因此後世學者大多低估他對國際政治的熱情。他曾精心挑選海外著作翻譯,包括打開日本國門的佩裏將軍、美國首任駐日公使湯森‧哈裏斯,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發一槍一炮,也未遞一份國書公文,唯一介空間理論家而已。但換一角度視之,作為海政思想家,他與佩裏、哈裏斯並列,豈非意味深長?此外,豪斯霍弗雖未直接影響日本外交,但其間接影響不容忽視。1943年4月,窪井義道(1892-1949)刊出了《海洋與世界強權》的日譯本。窪井在德國和日本受過法律訓練,連任四屆眾議院議員,之後加盟岡田啟介領導下的岡田內閣,成為海軍顧問。他曾結社鼓吹日本應加大力度在黃海捕魚。其在海洋軍事和“海洋治理”方面的豐富經歷都與豪斯霍弗海洋地政學中“海”與“地”的主旨息息相關。不論是譯者選擇了譯著,還是譯著“選擇”了譯者,都意義深遠。作為一位“兩棲政策制定者”,窪井之後被選入鈴木貫太郎內閣,官至內務政務次官。他又被指定隨松岡洋右出訪歐洲,鞏固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的同盟關係。歷史學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實際影響時,史料證據鮮有確鑿者,然此類間接線索亦不可察。在二戰後的日本,關於豪斯霍弗地政學、海政學的評論文章、學位論文和書籍出版物仍然絡繹不絕,直至如今。

如今,豪斯霍弗的幽靈仍在日本上空飄蕩。這樣説,最佳的例證不是枚舉艱澀生僻的學術論文,而是考察漫畫集《鋼之煉金術師》中豪斯霍弗的微妙形象。在第一季最後一集中,主角艾瑞克為了讓弟弟從靈魂附著的機器人恢復人形,毅然自我犧牲,穿越到了1921年的慕尼黑。在魏瑪共和國的大街上,他的父親馮‧霍恩海姆(van Hohenheim)路過水果攤,抱怨通貨膨脹下一顆蘋果已漲到了12紙馬克。他轉過頭來,與“豪斯霍弗教授”談論起了圖勒協會(Thule-Gesellschaft,又譯“極北之地”)的秘密。回到家中,他看到的兒子愛德華正在打點行裝,隨身攜帶一部羅伯特‧戈達德(Robert Goddard)的《到達超高空的方法》(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s, 1919),準備乘火車赴特蘭西瓦尼亞,向赫爾曼‧奧伯特(Hermann Oberth)學習火箭科學。這一幕引出了漫畫的續集《鋼之煉金術師:香巴拉的征服者》。其中,一位猶太裔商人向愛力克展示了豪斯霍弗的專著《日本與日本人》。緊接著,主人公衝向納粹火箭指揮中心,試圖阻止一位如麥克白夫人一樣兇殘的女性版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在希特勒11月8日啤酒館政變當日向永生樂土“香巴拉”發射載人火箭,真正實現重塑空間。劇中,豪斯霍弗雖然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面”,卻心思縝密,頭腦冷靜,幾番勸説意識形態味更濃的埃卡特不要妄圖超越空間上的不可能,傷及無辜,可惜未果。這大約是豪斯霍弗學術思想的第二故鄉在重新想像“向統帥堂進發”(Marsch auf die Feldherrnhalle)事件時,對這位政治空間理論家能盡的最高的致意了。

從中歐陸地到東亞沿海,從反殖民戰略到遏制政策,“印太”的來世和轉世,今生和來生,看似意義迥異,但又千絲萬縷。審思“印太”的第三帝國語境不可謂不重要,但是將“印太”和納粹歷史聯繫起來,更遠遠不夠。古今“印太”相較,“印亞太崛起,打破海洋殖民”與“美日印聯合,遏制中國勢力”相比,看似一新一舊,然而置於歷史放大鏡下省察,印太觀念的前世比今生更具政治理論意涵。如今,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的精準對應仍挑戰重重,界定人文海洋空間的尺規:地質與海洋、語言和歷史之間的張力比過往更為凸顯。最重要的是,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廣大地區仍籠罩在後殖民時代的陰翳之中。值此看似一切落定,而又一切未定之際,作為海洋空間理論的“印太”或許比作為大國博弈文字遊戲的“印太”更富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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