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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送王船”,是一種怎樣的民俗?

2020-12-29 09:27:48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陳花現 選稿:桑怡

  【按】2020年12月17日,中國與馬來西亞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儀式及相關實踐”經委員會評審通過,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至此,我國共有42個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冊),居世界第一。

  從一場等待開始

  2020年12月16日晚,我跟廈門的幾個朋友在一個酒店的會議室裏守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的直播。當晚,在宣佈到排在8B21的太極拳之前,便到了大會下班的時候,本以為人家會加一下班把今天的流程走完,但沒成想,守了一夜,懸念就這麼被強行留到了第二天。或許是太在意這個結果,當晚也沒怎麼睡著,就像期待著新番一樣,恨不得趕緊把進度條拉到第二天的晚上。

  12月17日晚八點半,大會終於開始了。8B21太極拳順利通過了,緊接著,就是8B22“送王船”。那聲清脆的錘子聲響了起來,大家都舉著手機,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但又都不敢發出聲音,生怕錯過任何資訊、或打擾了彼此的錄影。在大會進入下一個項目以後,剛剛為了拍視頻強忍住的情緒,便釋放出來了。鼓掌、歡呼、想著去哪慶祝一下。

  隨後,“送王船”這個看起來有些魔幻的詞彙,開始在朋友圈裏頻繁出現。“太極拳”作為全民皆知的國術在歷經12年的艱苦申遺後終於如願成功,而“送王船”這一主要在東南沿海至東南亞流行的華人民俗則激蕩起了更多人的好奇。

  從送瘟到送王的轉變

  “送王船”起源於我國古代民間的送彩船習俗,宋元時期就有相關科儀本《神霄遣瘟送船儀》的流傳,雖藏于《道法會元》之中,但追其根本也是民間巫儀與道法的結合之成果。送船習俗原本以送瘟為目的,時間多在農曆五月端午,或春夏之交疫厲作祟時節,明代兩湖流域端午龍舟競渡後把龍船燒化也有送瘟之意。海南省博物館藏有《龍舟大神寶像圖》一軸,其內容就是以都天元帥為領,用龍舟寶船押送瘟部眾神等前去仙鄉蓬萊。

  清乾隆的《泉州府志‧卷26‧風俗‧歲時》便記載了這麼一場五月節送瘟船的儀式:“是月(五月)無定日,裏社禳災,先日誕道設醮,至其以紙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備,陳鼓樂儀仗百戲,送水次焚之。”

  送船這個習俗所流行的地區,也多是依水而生,有船舶崇拜的區域,如長江流域及江浙、東南沿海等地,乃至隨著民俗學調查的深入,我國許多內陸省份也保留有以船送瘟的儀式。但追其根源還是遠古臨水地區人群,對於舟楫的崇拜,把視野放到太平洋沿岸也能看到類似儀式,在日本長崎有“精靈流節”即為亡靈超度的放船儀式,南韓濟州島有施放稻草船的“靈登祭”。而這種禳遣類型儀式,也被應用到航海之中,在明代漳州人張燮的航海筆記《東西洋考》中便有提到大船為祈求航海順利,而施放彩船之舉。明清以降,則在閩南沿海社區,結合民間的王爺信仰與海上貿易興盛而産生的福船崇拜,演化成了多在秋季轉東北季風以後,才舉行的“送王船”。究其從送瘟船,轉換到送王船的背景原因,一是醫療條件的日益改善、二是海上貿易帶來的紅利讓民間信仰的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其儀式意義從原始的驅疫送瘟,演變成了上禮天地、朝天求懺以順風得利,下普施孤魂,紀念航海、戰亂期間遇難孤魂的綜合性醮儀,稱之“王醮”,民間俗稱“貢王”或者“請王”“送王”等等。厲祭對民間信仰的影響醮的本意為祭酒之儀,後引申為禮敬天地溝通神明的祭儀。民間信仰的根本動機無非就是趨吉與避兇,在“王醮”裏趨吉的儀式由朝懺祈福來負責,而避兇則靠送船、普度一類的“厲祭”。對於“厲”這個名詞,多數人有點陌生,但説到“厲害”這個詞的詞源,便是來源於古人對“厲”的看法。“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從《春秋》子産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窺見古人的靈魂觀念:其實“鬼”並不可怕,怕的是沒有歸屬感四處搗亂的“厲”。沒有後代祭祀的都可以歸之為“厲”,進而秦漢時便有厲祭之儀,以安撫兩類靈魂:一是對時代有貢獻但無後人祭祀;二是天災人禍之中無所歸屬的。但從現在健康角度來看,沒有得到安葬的屍骸確實會帶來傳染病,所以厲祭的內核之中還是有些樸素的衛生觀念所在。但回歸精神本源,通過祭祀達到可知的“歸”,其根本還是出於對“未知與不定性”的恐懼。特別是像在東南沿海這種,需要在風浪中討生活,沒有足夠且穩定的耕地地域,便希望通過厲祭得到一定的心理安撫。從這種群眾心理出發,春秋時管仲還創造性地將厲祭作為振興經濟提高稅收的手段之一,讓“禮”與“利”相通,通過“收民之牲”,通過祭祀推動民間消費,帶動了所在地區“魚市”的興旺。但到漢以後在儒生的反對下,厲祭被視為不符合禮法的淫祀被加以打壓,直到明代朱元璋洪武改制,鼓勵民間祭祀以後,厲祭又重新回到民間祭祀範疇,而閩南沿海著名的王爺廟例如泉州富美宮、同安馬巷元威殿、南安檺林廟三王府、南安寮洋靈應堂三王府等,也多是在明朝正德至萬曆年間所建。而在王醮進行期間的普度,則是傳統厲祭下沉式傳播的結果,鄉間枉死無祀的孤魂在亦在此儀式裏得以飽餐,最後跟著王船同赴仙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還活著的人對未知生命經驗的不確定性。

  既然送王船是由從早期的送瘟習俗演變而來,有些地方的民俗學家就偏執地認為王爺是瘟神。其實王爺的角色在閩南已經演變為押送瘟神疫厲的代天巡狩之神,甚至在閩南鄉社間流傳有王爺自服上天用來減人口的瘟藥,為民而捨身的傳説。古人對神的品質要求就只有核心的兩點——聰明、正直,因為巡狩之職,百姓對於王爺的要求,就是要特別正直,眼睛裏揉不得半點沙子,畢竟在大家精神世界的期待裏,幽律定是要比人間的法律更嚴苛,以至王爺的角色常是由歷史傳説裏最剛正不阿的人來擔任,其中多為為國獻身的忠烈,這也是民間情緒裏對於公平正義最直觀的追求。這也是古俗中厲祭的時代演化。

  王爺在民間使用的是巡迴監察制度,也就是古代的巡按制,在明末的啟蒙讀物《幼學瓊林‧卷一‧文臣》中有載:“代天巡狩,讚稱巡按”。所以在閩南沿海的民俗中,便有“迎王、送王”之説,此迎來送往的時間,大抵也是符合民間祭儀“春祈秋報”的習慣。乃至因為代巡制度有些社區每科迎來的王爺姓氏、性格都不一樣,在王爺到社區駐駕期間,會設立一個臨時行館,行館裏皂快隸三班一應俱全,儼然一個巡迴法庭,放告牌一齣,便接受陰陽之間的申述,人鬼間的冤屈常在這個臨時法庭裏上演,憑王爺之威信,促進糾紛的決斷與和解。我們常言民俗是群體精神的行為映射也就體現在這裡了。而王爺的系統也根據區域習慣,有所不同,有單姓的、亦有三王府、四王府、五王府等不同的規格,在漳州地區的王爺行館裏,于王爺兩側還會配置一套天仙,這些天仙脫胎于傳統的遣瘟醮儀,亦是幫助王爺收拾疫厲的。在王爺完成巡迴法庭工作以後,鄉里合境便得恭送御史回朝復命,於是引申出了“送王”儀式,“送王”的方式會根據各地所延續的民俗傳統有所不同,這也受所在地區的傳統交通方式所影響,乃至有些地區有以紙轎送王的形式。但多數沿水社區,特別是以前有重要港口的社區,還是以船的形式來送王。畢竟船對於要靠一波碧水生活下去的群眾來説,太重要了。

  福船,是沿海居民重要的生産資料,在歷史上它是開闢海疆的座駕,糖茶換米的土貨貿易,為缺少耕地的福建人帶來糧食,更為他們輸入緩解後來區域饑荒的地瓜,也承載著他們縱橫東西洋的航道。現在的福建人多為閩越人與中原漢人的結合,在他們的文化血脈裏也繼承著閩越人對於船的精神崇拜。船是閩越人最緊密的生産工具,而他們也相信他們的生命走向終點後,船能夠把他們運載到仙鄉去,以致于我們現在在武夷山能夠看到船棺的留存。而為王爺、王醮所擁有的福船,便被稱為“王船”。

  王船的籌備與建造過程,其實是社群之間,一次水上生活經驗的系統傳遞。王船開造前,須得擇一清凈的地方作為船廠,並立廠官像以做督工,建造期間為了確保船隻的神聖性閒雜人等不得進入,但在這神聖性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是維護王船建造過程中的生産安全。然後就是選龍骨、釘船、造帆、立桅、落錨一系列程式的執行,在比較嚴格的社裏,在執行這些流程的時間都要經過挑選,放在現在木船帆影已遠走的時代甚是難得。一艘王船的建造多需經過2-3個月的時間,工匠吃住都在工棚裏,社區耆老也會憑藉自己的經驗對王船的形制進行調整。

  王船亦較一般福船更為華麗,畢竟是精神的裝點。王船船首為獅頭象徵辟邪,船尾的盤龍則為舊時官船的象徵,船中為官廳,為王爺的指揮中樞,船後是排兵的將臺插著象徵五營兵馬的五色旗,以及祭祀海神天妃的地方。船首兩側為朝天而看的龍目,船尾兩側為傳説是海蛇或者海鰻的極鰍。閩越人視船為有靈性木龍,船尾兩側的極鰍實則是閩越原始蛇圖騰的崇拜,也被視作福船的守護神,相傳其捨身堵住了船艙的破洞,保住了一船人的性命。而船上多彩的旗幟,則象徵的是以六方六獸、二十八星宿為系統的星斗定位。漳州進發宮的王船及“做王船頭”的九龍江上游道士

  其實福船的形制,在歷史上也經過了一個多元融合的過程,阿拉伯海船尖底海船的傳入及水密隔艙技術的運用使得這類型船隻,自宋元起便縱橫于海上,廣泛應用於福建人的軍事、貿易、漁採之中。在木帆船失落以後,漳州的造船工匠有些早已轉行,有些則靠著修補船隻、釘造龍舟來延續自己的事業,而各社王船的建造,也為傳統的造船師傅帶來了祖輩經驗的施展空間。而在造船期間,社里民眾也要為王船準備一應的生活用具,蓑衣、斗笠、畚鬥、掃帚、鍋碗瓢盆、修船工具一應俱全,還有柴米油鹽醬醋等日常物資,被稱之為添載。

  而王船要出航前的“做王船頭”儀式,則是舊時福船出港程式的演繹,道士船上草鞋,點上船上眾人,生動地模倣起錨升帆等動作,讓大船駛出海港。“船主、裁副、香公、舵工、直庫、火長、大察、二察、押工、頭仟、二仟、三仟、阿班、杉板工、頭錠、二錠、總鋪,合船夥計齊到未?到了。”(乾隆已醜年(1769年)季冬谷旦所敬抄的《送彩科儀》)我們可以從250年前的科本窺見當時的福船出航的面貌。

  王船送出港前的最後一段路,就是巡境遊香,如果是送瘟船含義更大的地區,這段路鄉社裏的居民們是不能跟隨的,並且都得關門閉戶,用鞭炮把船炸走。而王船的巡遊則不同,由村莊婦女掃路開道,鄉里青壯盡出扛著巨大的王船在人浪上巡遊,亦可增加村莊的團結度,所過之處沿路收攝邪穢,古俗還有水手吟唱採蓮歌。以前的疫厲多是由不良的衛生情況引起的,而王船的出遊則可以信仰的名義發動起全社裏一起來大清潔,並借由鞭炮中的硫磺與熱力進行消殺,這種狂歡氛圍也能提振鄉民們心氣,在那個平時沒什麼東西吃的年代,亦多了一個聚餐吃肉的理由。廟宇是精神的紀念碑,儀式是記憶的重演2018年12月4日,與馬來西亞馬六甲怡力勇全殿結成兄弟宮廟

  我曾有幸跟隨參與此次申報的社群之一——漳州九龍江進發宮一同去參訪馬六甲勇全殿,當時我和這些世代生活在船上、皮膚被江上的陽光浸得發紅的船民阿伯們頭一次出國,到了機場需要出關,因為語言問題,不免被馬方邊檢叫去辦公室進行更加詳細的登記,坐在工作格裏的一個馬來男人,指著辦公室的方向,向我們這群人用閩南語喊著“去辦公室!”頓時覺得多少有點親切,但這種閩南語“服務”,卻映射著生活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篳路藍縷。

  在明清政權的更疊下,海開了又禁,禁了又開,沿海的海商集團以故國的名義延續著自己的貿易航線,也有思念故國的義士逃到了南洋,在南洋落地以期複國後能夠再返回故土,這就造就了較早一批前往南洋的華僑,以致于到現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道士做醮的榜文一開頭便是“……大中國華省各鄉里社合眾善信人等現在南洋馬來西亞……”當初從故土來到番邊,除了行李以外就是一包從家鄉帶來的香火,等到生活安穩,社群集聚,香火便成了廟堂,而廟堂也成為了華人社群的庇護所,成為了離鄉時從家裏米缸帶出的那捧以解水土不服的米。這也是故鄉精神走向海外延伸。此次入遺的馬來西亞方代表宮廟——馬六甲怡力勇全殿的池府王爺香火便是來源於廈門同安馬巷的元威殿,正是由當時下南洋的同安人所帶去。而馬六甲曾經的送王船儀式中,亦有從廈門曾厝垵請過道士與三壇到南洋演法。榜文

  三千公里之隔的九龍江上,曾經遍佈的水上社區,如今僅剩在漳州江濱公園舊燒灰巷路頭旁停泊著的進發宮廟船,及少數以前燒灰巷船社的連家船。在漳州船民落實上岸政策的時候,世代守護進發宮廟船的老鄭家十兄弟,依舊堅持要留住廟船,保持舊時船社的精神象徵。每到颱風季,他們多得到大船上守著,生怕猛漲的江水把船沖走,每年三月初三、九月十三幾個船社的神誕節慶日子,原本船社的船民就會聚集到這裡,一如以往地把願望、憂愁、喜悅傾注到這裡。

  舊時天災與勞作的凶險,是我們現在所難想像的,船難、水災、疾病的肆虐,讓每條生命的留存都是慶倖,但那個過程對於信心的消耗也是確實存在的。而這種生命間互相憐憫與生命經驗的傳遞,便通過儀式體現出來。亦通過“送王”這麼一場盛大的醮會,使得社群通力協作,在世代的變革浪涌中,存續自己的文化能量。送王船是遠古巫儀、齋醮禮儀與民間精神狂歡的結合,這豐富多元的儀式,正是對應著舊時坎坷不斷、悲喜交加的生活方式,而回歸民間信仰的目的無非是趨吉避兇,從最早疫病的憂慮,到四處討生活的艱險、乃至秋後豐收的喜悅,都濃縮在其中,狂歡能夠為壓抑多年的情緒打開缺口,就如同火焰即有光明也有重生,熱烈過後,帶來的是拼搏的勇氣重生,而不是絢爛過後的虛無。

  雖然在歷史上,也多有儒生批判送王船這一極盡民間狂歡的儀式。但若是套用前蘇聯思想家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歡”理論卻也得以解釋。他認為民間的狂歡打破了平民大眾日常“常規的、謹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對權威、權力、真理、教條、死亡充滿屈從、崇敬與恐懼”,狂歡節則“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顛倒的世界’,這是平民大眾的世界,打破了階級、財産、門第、職位、等級、年齡、身份、性別的區分與界限”,是有“全民性、自由性和烏托邦的嚮往”。因為工作需要,必須遊走在不同社裏討生活的船民,在歷史上總是被視為流民,而為了能夠完成工作,在船社里長輩對後輩的教育就是需要學會“吞忍”,這一情緒的壓抑,在船社的送王船儀式裏,得到了確實的釋放,也給了他們再次面對生活的信心。不論是離鄉到南洋謀生的華人,還是九龍江邊場域日漸限縮的船民,或者終日在浪涌之上討生活的社群,他們所經歷的壓抑,是遠離一線勞作,且作壁上觀的歷代批評家所難以體會的。因為他們不需要直接面對風浪,知識的壁壘可以讓他們脫離凶險,以至於可以從容地追求山中的白雲與聖人的訓示。

  人類文化遺産名錄最終強調的還是Living Heritage,活著的遺産,鮮活的文化生命體,遠比一元起源觀點的那種所謂的“最早”或者“世界級”更重要。所以特別強調社群與社區的連結與參與,此次中馬兩國的聯合申報,也在大會當天,被稱讚為經典案例。此次送王船申遺的成功,其實是歷史上沿海華人社區文化的共鳴,也是向海而生的先民們的精神遺存,但更是在文化上生生不息的傳承結果。也讓我們意識到民俗在當下時代對於我們的價值,更可以真正幫助到在人群與空間逐步萎縮的傳統社區,增強面對大眾時的文化自信。特別在馬六甲的王舡遊行,還能看到印度人、馬來人等多種族人群的參與,給馬來西亞華社文化的傳承注入了巨大的信心。也讓像漳州九龍江進發宮這樣在城市化變革中快無岸停泊的船廟,創造些能夠再延續下去的外在條件。我們並不希望申遺淪為一場先到先得式的比賽,而應當是一場文化覺醒的開始,能夠啟發我們從世界的維度與人類的視野來看待自身的文化,讓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有的文化財産。在兩地慶祝告一段落後,昨天上午,接到了勇全殿來的電話,大家都在感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只會是更多!”(作者簡介:陳花現,閩南人,廈門閩南傳統彩繪技藝傳承人,日常致力於閩南在地民俗文化的探索與梳理,漳州九龍江進發宮疍民文化傳習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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