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 >> 歷史頻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聞熱線:021-60850333
講座︱韓東育: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

-- 00:00:0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祁鴻儒

原標題: 講座︱韓東育: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

  本文整理自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韓東育教授的講座“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文稿已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係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講壇”系列第八講,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教授主持。

  韓東育教授博士畢業于東京大學,現為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東亞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學院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日本史、東亞思想史和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等多部專著,在國內外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百餘篇,主持中外研究項目十余項。

  講座現場

  朱舜水 (1600—1682),名之瑜,字魯嶼,號舜水,浙江余姚人。明亡後,他以恢復明室為職志,海外經營多年,曾多次赴日“乞師”,最終於1659年定居日本。根據史料記載,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主要以舟山為中心,出入于日本與安南之間達十五載之久。

  朱舜水在流亡日本後把中國明朝滅亡的教訓和盤托給了日本。由於他去的地方是水戶藩,水戶是日本的“禦三家”之一,掌控著國內的意識形態和海外情報,所以在朱舜水托出明朝滅亡教訓後,日本高度重視,並開始了改變戰略佈局的過程。曾在日據台灣地區出任總督府“民政局長”、後來到東北出任“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在稻葉君山所輯《朱舜水全集》序言中認為,如果沒有朱舜水,大概就不會有二百年後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原先和中國一樣主張“朱子學”,“朱子學”雖然觸及到了“第一哲學”,但在動輒“擁抱宇宙”的理論構圖中,有時空話較多。雖然日本之前也有“務實”的傳統,但是在朱舜水“明清鼎革”的“現身説法”下,日本思想界開始朝實務主義方向展開了整體性調整。《大日本史》就是在德川光圀接納朱舜水之後系統編撰的。其中,像中國《左傳》中的“君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之類的道德評價文章在《大日本史》中原來也有,被稱為“讚藪”,但最後在定稿時,這些道德評價則被全部祛除,別為另冊,只保留了“寫實”的部分。寫實主義的筆法,嚴格意義上説是朱舜水帶去的,因為明朝的滅亡就是源於知識界的“虛學”和“黨爭”,是思想理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務實學風所致。正因為如此,朱舜水才有過十二次之多的“拜官不就”。但是,其屢被徵辟時所獲得的“明徵君”稱號,卻有效地幫助他度過了海外轉徙流亡時的劫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前近代東亞各國間的禮樂關聯和地政結構。

  朱舜水是“浙東學派”人士,他自稱“生於越而貫于吳”,在蘇州一帶學習過園林技術,到日本後還規劃重建了“小石川後樂園”。他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動手能力的知識人。他的號“舜水”,指的是他出生地余姚的一條江——姚江。朱舜水到日本後,他的“恩公”德川光圀為表尊重想為其取一號,朱氏便想到了家鄉的舜水。余姚有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梨洲“四大名賢”。為何朱舜水在國內名氣不大、到日本後卻産生了重大影響等問題,值得研究;他所提供的思想路數曾構成過日本走向維新變革的潛在動力一事,尤其值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朱舜水客居日本時期,中日之間的關係主調並非民族主義,而是中華主義。

  韓東育教授的《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書影

  然而,生當明朝末年的朱舜水,對家國的心情卻十分複雜。首先,朱舜水非常愛大明。1644年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便開始了海外漂泊的生涯。他在舟山、長崎、安南等地穿梭了近十五載,最後選擇去長崎定居。在越南時,當地人只把他用作識文斷字的寫手,甚至還把他當成了相面先生,這使他在絕望之餘,決計離開那裏。而定居日本後,他發現,“三代之道”似乎已不在中國而在日本,關鍵在於日本人如何去努力和實踐。這是對日本人的鼓勵,因為當時“中華”的價值具有國際性普遍意義,代表著領先和進化。朱舜水在海外遊走的目的之一是結交海外商人、籌集錢財以“反清復明”。在多年無果後,才決定去日本“臥薪嘗膽”,從長計議。到日本後他教書授徒,將自己的思想傳遞給《大日本史》的編撰者。朱舜水在海外“經營”的全部目的固然是躲避朝廷“徵辟”、“經營外邦而資恢復之勢”、“赴日為王翊借恢復之兵”和“遂蹈海全節之志”等,可其中,其躲避朝廷“徵辟”的“拜官不就”行為與“深愛大明”之間,卻表現出了明顯的知行悖論。

  在水戶的德川博物館裏,有沉睡了三百年之久的大量珍貴資料。韓東育教授在調研中,發現了一份“監國魯王”朱以海寫給朱舜水、要求他回到自己身邊幫助恢復明朝的敕書。嚴格意義上説,這屬於“再發現”,因為該敕書曾于1912年在東京被展出過,但之後卻不知去向。“發現”此物後,學者們一邊撰寫“祭文”去朱舜水墓前祭奠,一邊在湯島聖堂舉行發佈會,紀念重要“文化財”的重現。正是這件能充分證明朱舜水“明徵君”身份的敕書,才在他差點被越南人殺頭之際,僥倖躲過了一劫,所以朱舜水生前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平素秘不示人,直到去世後才被學生發現。第一次被展出時,亡命日本的康有為曾寫過一封賀信。而1913年李大釗在看到“魯王”敕書後,還寫了《朱舜水之海天鴻爪》一文。

  《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書影

  朱舜水在明朝期間甚至在流亡過程中曾數次被明廷“拜官”。他是因深愛大明才亡命海外的,但為何又不肯在明任官?在收到“魯王”敕書後,他又為什麼明知“敕書降自舟山”而不去舟山,卻繞道去了日本?對於這些現象,韓東育教授做出了以下解釋:一、朱舜水出於自保的需要和無力回天的現實;二、朱舜水對晚明政治沒有認同;三、朱舜水對明朝的“官學”已經失去信心。在《中原陽九述略》的第一段《致虜之由》中,他認為明朝將滿洲貴族招致中原是因為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即“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他在文中發出“時日曷喪,及汝偕亡”的感慨,這是商周鼎革時商人倒戈的情形。最後朱舜水寫道:“……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將責任歸咎於掌握意識形態者的“空談誤國”。這是朱舜水在日本寫的,所以日本人也就最先知道明朝滅亡的原因。這比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林上珍的《滿清有國論》,要早14年。

  當時由於“鎖國”,長崎並不允許外國人定居,經人介紹,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順對朱舜水進行了為時不短的觀察。小宅生順認為朱舜水很有學識,並且手持明朝滅亡的“密鑰”,就將其引至江戶和水戶居住。朱舜水在日本寫下過“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私計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等話。這當是浙東學派“實學”精神的體現。此事對德川光圀鼓舞很大。當時日本有一本書叫《華夷變態》,記錄了明清鼎革事件的許多細節。朱舜水自是有著濃厚華夷情結的人物,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對比之後認為,日本能成為“中華”,而當時的越南則仍是“蠻夷之地”。

  朱舜水“拜官不就”的原因是他認為明朝政治腐敗、學術尚虛,一切都已無可救藥。朱舜水雖然對明朝感情深切,但已無力救助,只能寄希望於在海外發現“中華”,並將所有經營之功都用在了日本。韓東育教授認為這一過程對“中華”本家沒有什麼好處,但對日本有用。日本認真進行了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在內的全方位改革,當然也在自身強大之後回過頭來挑戰了中國。後來有人戲稱中國有“二子”,北韓乃“孝子”,而日本乃“賊子”。朱舜水希望找到“真中華”,並用以挽救明朝。後來在甲午戰爭時,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曾在檄文中鼓吹中國與日本乃“同文、同種、同教、同俗”,日本是作為“中華”來“解放”大明的而不是侵略,呼籲中國人要放棄抵抗,以免“為明先君所笑”。最初朱舜水將自己對明朝的失望轉化為對日本的希望,後來經過代代學生的轉化,發展出了各種觀念。從後藤新平的話語看,明治維新的很多種子也應該是由朱舜水埋下的。

  韓東育教授認為,不宜將朱舜水視作“賣國者”,因為當時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面對所謂“華夷變態”,朱舜水不過是試圖通過文化上的分類在找尋“真中華”。日本歷史上有這樣的傳統,在宋元鼎革之際,日本人“舉國茹素”即不吃肉,以示對宋朝的哀悼。就是説,日本有“親南疏北”的習慣,對“夷狄”等“騎馬民族”保有警惕,而對南中國則相對友好。因為對朱舜水有這樣的歷史定位,所以,其在德川家的墓在今天也才能成為中日文化因緣的紐帶和象徵。

  “明徵君”中的“徵”指“徵辟”和“擢官”。朱舜水常用這個詞表示自己是被明廷徵召做官之人。“徵君”的名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障其超越國界的尊嚴。“明徵君”的身份使得朱舜水在日本和越南都備受敬重。前面講過,當朱舜水在越南被押解刑場時,他稱自己是“明徵君”,並將文書交予當地官員,於是才保住了性命。此外,“徵君”的權威價值一旦為列國所知,還能給稱號所有者帶來不小的便利。第三,“徵君”稱號有隱蔽價值,有利於朱舜水流亡國用來做地緣政治考量。這個價值體現在,朱舜水雖然表面上是“亡國之臣”,一無所有,但是人們通過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優遇,可以反知明朝的余威,因為明朝曾是冊封過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的“上國”。朱舜水雖然不想出任明朝官員,但是出國後卻發現了“明徵君”身份的重要性。這是他矛盾心態的體現。

  明朝滅亡後,很多中國人赴日“乞師”,日本人也曾有過動搖,但是認為清朝“其鋒不可犯”,遂作罷,改為財物上的支援。當時明朝貨幣在日本是“硬通貨”,來“乞師”者於是收到了大量“洪武錢”。當然也有“求援者”去日本幹過許多不光彩的事,有的還被黃宗羲寫進了《日本乞師記》與《海外慟哭記》中。日本人起初還有更多幫助明人的想法,可當看到某些乞師者的種種劣跡後,乃因失望而作罷。當時的情景,也驗證了朱舜水在《中原陽九述略》中的某些深刻自省。

  在水戶還發現了《鄭成功贈歸化舜水書》。鄭成功本名鄭森,字大木。他也知道朱舜水遠赴長崎,“一別萬里”,希望能與之攜手為恢復明朝做貢獻。但朱舜水並未回信。當時流亡海外者也試圖互相聯絡。梁啟超曾專門研究了朱舜水,編寫過《朱舜水先生年譜》,並説:“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陽九述略》一篇,內分‘致虜之由’、‘虜禍’、‘滅虜之策’等條。末題‘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謹述’。此外,《文集》中關於這類話很多。這類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著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的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清末再次出現反清運動時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這曾是朱元璋使用過的口號,孫中山後來在內田良平家中開會時所拈出的十六字口號中這頭兩句,據説還受到了日本人的有意影響。

  總之,朱舜水不願做官又不捨徵君身份,志在恢復中華卻把希望寄託給日本,凡此種種,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複雜性和舜水本人的內在糾葛。朱舜水是中華價值的崇奉者,但明朝當時已無藥可救。這恐怕才是他屢次辭官並到日本去找尋中華“真精神”和“真靈魂”的真實原因。然而,朱舜水務實的浙東學術精神,畢竟在異域結出了果實,梁啟超甚至認為,“舜水之學不行于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類之幸了”。如果就民族國家的語境來觀察朱舜水,那麼他應該是一個“灰色人物”。但是若返回到前近代,則朱舜水只是一介希望尋回“中華”價值的文化人士。關於朱舜水的研究,韓東育教授已經撰寫了《朱舜水在日活動新考》、《朱舜水在日活動再考》和《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等文,將來可能會編為一冊。

  朱舜水在日本的紀念碑

  朱舜水作為一個幾乎身無分文之人,在日本贏得很大尊重。現今在日本還有朱舜水帶去拉麵、菜肴等説法,可見他影響極大,值得從他身上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相處之道”。並非“低三下四”就會被日本人尊重,朱舜水就並未如此。他經常指責日本人的不足之處,但又肯定其繼續發展有機會成為“中華”的可能。為了鼓勵日本人,他也自稱“夷狄”,並引用孟子“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的説法,指出只要有“德”,便不必計較出身與血統。所以後來元朝、清朝也通過這種説法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説,朱舜水幫助日本人摘掉了“夷狄”的帽子,並告訴他們明朝滅亡的教訓。於是日本人“輕裝上陣”,開始整體改造,最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西方來了,他們才知道“道出於二”。中國有“道”,而西方又有“道”,(當時的)中國之“道”在文武方面皆不如西方之“道”,所以需要學習。所以朱舜水對日本真正的意義大概是在明治維新以後。而在此之前“實學”的奠基是一個長期的思想解放過程,這大概就是朱舜水帶去日本的。當時日本有荻生徂徠,他比朱舜水年輕,但是常與後者的學生們文通,受到了很多其思想影響。而伊藤仁齋想見朱舜水而未遂,但他們互相讀過彼此的文章。還有同為“古學派”的山鹿素行,也與朱舜水之間有過詩文往來。日本的“古學派”就被稱為“實學”,而朱舜水帶去了“浙東學派”的務實思想,朱舜水和荻生徂徠為自己學生推薦的書目幾乎如出一轍。

  韓東育教授認為,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前“日本的明治維新源於西方人到來後的突然爆發”是一個誤讀。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一百五十餘年的自我調整,而這有相當明顯的朱舜水的痕跡。由於對明治維新的誤讀,中國人可能認為日本是“暴發戶”。但如果將這段思想解放運動結合考慮,其實日本發生明治維新並不突然。在西方人的遊記中提及他們與日本人的想法一致,而這種情況在中國幾乎不可能。所以日本當時尚不發達,但價值觀與西方趨同,這很重要。所以不能認為日本近代化的“絕對時間”始於1868年。

  朱舜水帶來了啟示。有些人帶著恢復家國的情懷,遠赴異鄉,並激活了當地,使日本成了中國的“天敵”。日本也經常“搖擺”:在一萬日元上印著福澤諭吉,此人提出了“脫亞論”;但日本宣佈2024年開始流通的新版日元要將這個頭像改為澀澤榮一,此人提出“《論語》”加“算盤”的結合,前者代表中國,後者代表西方,這可能是向中國靠近的信號。如今中國各民族共同繁榮,應當從“民族之爭”回歸“文化之爭”。中國最初提出“華夷秩序”,建立“封貢體系”,是因為當時提供了外人不具備的公共資源,而現在拿什麼去做貢獻值得重新思考。朱舜水之所以在日本等地憑藉“明徵君”的稱號能夠平安無事,是因為當地已經高度認可“中華”價值。朱舜水之學行于日本,算是人類之幸。現在學界已經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這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益,也是中日之間的紐帶。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推薦閱讀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