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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緣、地緣與血緣的交織:馬來西亞西海岸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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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宋燕鵬

原標題: 神緣、地緣與血緣的交織:馬來西亞西海岸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

  本文整理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審宋燕鵬做的題為《神緣、地緣與血緣的交織:馬來西亞西海岸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途徑》的學術講座。本場講座係廈門大學歷史系主辦“多元文明共生的亞洲:從印度洋、海島東南亞到列島”青年學者系列講座第四場,講座由廈門大學歷史系陳博翼老師主持。

  宋燕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審,歷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博士後。2012年11月-2014年1月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暨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出版有專著《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馬來西亞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貫、組織與認同》等。

  馬來西亞不僅有東馬和西馬的區別,各州也因英殖民統治的體制不同,各自的發展路徑也有很大差別。隨著英殖民統治從海峽殖民地向內地推進,華人也遍佈馬來亞地區各地,絕大多數集中在西海岸,從最北的玻璃市州,到最南端的柔佛新山,來自不同方言群、不同地緣的華人社群在各地陸續形成。本次講座以馬來半島西海岸的大城市檳城和吉隆坡、以中等城鎮巴生和金寶等地華人社群為例,具體來闡述各地大相徑庭的華人社群的形塑模式,以積極倡導馬來西亞華人史研究的“區域史”範式,從而避免落入“板塊化”的研究陷阱。

  講座紀要

  宋燕鵬編審此次講座的主題為“神緣、地緣與血緣的交織:馬來西亞西海岸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途徑”,以大城市檳城和吉隆坡,以及中等城鎮大山腳、金寶和巴生為探討中心,闡述各地大相徑庭的華人社群的形塑模式,探討方言群在移民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和社會建構中的功能,同時發現大馬華人移民社會的千差萬別。

  講座伊始,宋燕鵬從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行政區劃的歷史演變及檳榔島嶼的形勢圖出發,回顧馬來西亞華人的移民歷史。宋燕鵬指出,馬來西亞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統治方式,各州因英殖民統治的體制不同,各自的發展路徑也有很大差別。

  檳榔嶼的華人社群結構,是東南亞華僑華人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宋燕鵬指出,早在19世紀中期英殖民地官員胡翰(J.D.Vaughan)已經有所觀察,他把華人區分為“澳門人”(Macao men)和“漳州人”(Chinchew)兩大類。廣東人基本上都是地緣組織,而福建人則基本上都是姓氏組織。陳育崧先生對此有論:“我們也發覺檳城華人社會結構的一些特徵,例如幫的發展帶有極其濃厚的宗親觀念,所謂五姓邱、楊、謝、林、陳等宗親組織,其中四姓是單姓村移民……只有陳姓是從各地來的。……這種以宗親組織為基礎的幫的結構,檳城以外找不到。”

  檳榔嶼島形勢圖

  本次講座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宋燕鵬主要探討19 世紀檳榔嶼閩南五大姓如何進行宗族組織的建構,以及對檳榔嶼閩南人社群的影響。

  首先,宋燕鵬以“龍山堂邱公司”為典型案例梳理了19世紀檳榔嶼五大姓為代表的閩南宗族組織的興盛過程。檳榔嶼邱氏宗族來自於漳州海澄縣三都新江社(即今廈門市海滄區新江社區),原鄉邱氏宗族的房支結構分為五派、九房頭、十三房、四大角,南下檳榔嶼的邱氏宗族也沿用原鄉的這套宗族組織。邱氏宗族原鄉的大宗祠是詒穀堂,是新江邱氏裔孫共有的祖祠。祀新江邱氏歷代祖考,供奉始祖遷榮公及其繁衍各派系子孫神位。1835年,邱氏大宗祠詒穀堂在檳榔嶼建立。海滄新江最大的宮廟是正順宮,祭拜的主神是大使爺和二使爺,下南洋的邱氏宗族成員,也會將大使爺祭祀帶到移居地。

  隨後,宋燕鵬分析邱氏宗族在檳榔嶼的發展歷程。邱氏宗族在檳榔嶼的再建構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邱氏宗族組織的雛形體現在宗族出現公共基金“公項”,用以購買店屋作為宗族公業。倣照原鄉,檳榔嶼邱氏也推舉了族長作為自己的領袖。其二,咸豐元年(1851)檳榔嶼龍山堂建立,這表明在經歷了檳榔嶼開埠60餘年的發展,邱氏宗族終於完成了宗族組織的再建構。其三,邱氏宗族在同治二年(1862)續修《新江邱曾氏族譜》,從族産、族譜、祠堂三個角度完成了檳榔嶼邱氏宗族組織的再建構,表明檳榔嶼邱氏宗族組織最終成型。族譜的修撰對檳榔嶼邱氏族人的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也成為龍山堂重要的血緣參考。

  檳榔嶼龍山堂

  宋燕鵬進而思考檳榔嶼邱氏宗族對福建人社群形塑的影響。檳榔嶼五大姓宗族組織的建構,是19世紀前期福建人內部宗族成員眾多、宗族勢力強大的反映。他認為,在檳榔嶼邱氏宗族對福建人社群形塑的影響過程中,宗族的建構一方面促進了19世紀檳榔嶼的閩南社群意識。19世紀上半葉的檳榔嶼閩南社群充斥著宗族勢力,閩南方言意識的形成,促使閩南社群意識的出現。另一方面,宗族組織的興盛也延緩了省級地緣認同的發展。18世紀以來華人下南洋,最容易尋找庇護的認同,首先是血緣,然後才是方言群,再其次才是地緣會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晉江人、惠安人等社群開始崛起之後,五大姓所面臨的福建社群內部壓力增大,五大姓只有參與組建漳州會館,才可以和其他縣份社群相頡頏。因此,省級行政區劃上的地緣認同組織——檳榔嶼福建會館,在檳榔嶼遲至20世紀中期才最終形成,遠遠落後於新加坡和馬六甲,甚至也落後於吉隆坡。

  《新江邱曾氏族譜》

  上述內容主要探討以五大姓為代表的漳州社群,接下來,宋燕鵬梳理檳榔嶼的泉州南安、安溪、永春等籍貫社群情況,進而分析20世紀上半葉馬來亞檳榔嶼福建省社群組織的形成。從1864年檳榔嶼鳳山寺《廣澤尊王碑》中可以看出,19世紀上半葉,南安、安溪、永春諸社群建立了鳳山社的祭祀組織,供奉廣澤尊王,以團結泉州籍社群。非漳州社群崛起後,五大姓所面臨的壓力與日俱增。19世紀中期開始,被五大姓所把持的福建公司無法維護福建社群的邊界。黃裕端博士曾論證五大姓經濟實力的衰落,正好在19 世紀末。大量非漳州社群的南下,改變了原有的檳榔嶼福建社群的基本態勢,新的省級社群意識開始在檳榔嶼形成,並且得到發展。李丕耀在掌管福建公冢的時候,開放給汀州和詔安客家人,説明省級籍貫意識開始出現。同時,泉州人大量南下,也促成了漳州地緣意識的出現。1928年,檳榔嶼漳州會館成立。

  檳榔嶼鳳山寺

  講座進入第二部分,宋燕鵬著重探討20世紀上半葉吉隆坡福建人社群意識的形塑途徑。1857年在安邦(Ampang)發現錫苗,吸引了礦家和礦工前來開採。在吉隆坡的礦工多來自中國閩粵兩省,尤以客家人居多。到20世紀30年代,福建人成為吉隆坡華人第三大社群。宋燕鵬以1931年吉隆坡福建會館收藏的義山收據來分析福建人的籍貫分佈,據表格統計,閩南人以83.54%的高比例佔據了20世紀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絕大多數,興化人和福州人分別佔8.6%和6.67%。20世紀30年代福建省籍者,以安溪縣為最多,獨佔32.47%,近1/3;南安人以16.77%居其次,永春人以12.26%居第三。

  義山收據所見20世紀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府(州)籍貫分佈比例表

  其次,宋燕鵬分析了分別作為社群的籍貫組織、歸宿和信仰載體的“雪蘭莪福建會館”“福建義山”和“威鎮宮”三個典型地標的作用,為聽眾呈現了20世紀上半葉吉隆坡福建人社群意識的形塑途徑。吉隆坡因錫礦業的發展而帶動了當地的商業活動,擅長經商的福建人很快在這個城市立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二十年內,雪蘭莪州的福建人的數量急劇增長,1885年成立雪蘭莪福建會館。福建會館現有兩個義山,一個是有超過百年曆史的舊飛機場路福建義山,另一處是1980年代開闢的新街場路福建義山。福建義山由雪蘭莪福建會館單獨管理和經營,這種管理模式一直持續到今天。威鎮宮供奉法主公,1919年英殖民當局頒布政府憲報,承認威鎮宮是福建人的寺廟,由雪蘭莪福建會館管理。

  通過對比,宋燕鵬對檳榔嶼和吉隆坡福建人社群形塑途徑的特點進行總結,特點如下:(一)19世紀上半葉檳榔嶼漳州社群內部血緣認同相對高於漳州和閩南地域認同;(二)19世紀後期宗族組織延緩了福建省級社群組織在檳榔嶼的出現;(三)與檳榔嶼漳州社群19世紀一支獨大,而後20世紀其他社群異軍突起相比,吉隆坡的福建社群的省級認同則從建立之初就開始了;(四)人數佔優勢的檳榔嶼福建社群由宗族血緣到大地緣,人數佔劣勢的吉隆坡福建社群由大地緣到小地緣。

  講座的第三部分,宋燕鵬著眼于馬來西亞西海岸中等城鎮——檳州大山腳、霹靂金寶、雪蘭莪巴生,分析這三種類型城鎮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途徑。他強調,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社會形塑途徑具有多種面相,不僅要關注檳城、吉隆坡等大城市,更應該關注中小城鎮,甚至漁村、山村等。

  宋燕鵬先分享了2018年考察玻璃主義山的田野經驗,對玻璃主義山墓碑籍貫人數進行初步統計,分析19世紀大山腳的華人籍貫。墓碑年代最早為咸豐七年(1857),最晚為光緒三年(1877)。以方言群來劃分,大山腳華人社群主要由客家人和潮州人構成。大山腳的早期方言集群包括廣惠肇社群、潮州社群、海南社群、福建社群,具有各自集群的特點。大山腳華社最高領導機構為福德正神廟,奉祀玄天上帝,不但充當神廟的功能,還具有整合華人社群的功能。

  玻璃主義山墓碑

  接下來,宋燕鵬展示豐富的金寶古廟匾額。金寶古廟主神供奉觀音,早期名為“水月宮”,是當地廣東社群的最高機構,起到了維繫廣東各社群的作用。廟宇內擺放著“海禺沐德” “威靈顯赫”“從今顯赫”“祐我高高”等匾額,根據它們的擺放位置,可以分析各個幫群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變化。廣府南番順社群在當地居於核心地位,其次是從化、潮州社群,其三的新會、清遠、瓊州、高要和高明、惠州社群,居其四的增龍人、新安東莞人、四會廣寧人、花縣人、英德人社群。金寶古廟出現的華人社群祖籍都屬於當時的廣東省,其中並未有福建社群的任何位置。

  金寶古廟匾額

  隨後,宋燕鵬著重分析巴生華人地緣社團組織。早期華人南來後,在當地按照方言群和中國原鄉的行政區劃,各自衍變出自己的社團組織。根據表格發現,在巴生華人內部集聚的歷史過程中,最早建立社群組織的是福建永春人,而且永春人在雪蘭莪是最多的,他們在1892年建立“永春公司”。其後,來自福建的其他社群也相繼建立了自己的社群組織,如雪蘭莪金門會館、雪蘭莪詔安東山會館等。除福建人外,巴生的廣東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社群組織,最早的是1894年由海南人建立的巴生海南會館。之後,又相繼建立了巴生濱海潮州八邑會館、巴生大埔同鄉會等。巴生華人社團的最高協調機構是五條路觀音亭,是一間歷史悠久、香火旺盛的古廟,它具有統合華人社團的功能。隨著五條路觀音亭理事會機構不斷完善,涵蓋了巴生所有華人鄉團組織,它逐漸取代了中華總商會作為巴生華社最高協調機構的角色。

  巴生華人地緣社團表

  宋燕鵬對上述三個中等城鎮的華人移民社會形塑途徑的主要特徵進行歸納總結。第一,神廟是華人移民社會的精神載體,神廟理事會往往也是本地華社的最高領導機構;第二,各籍貫社群的組合模式並不固定,依各地各社群的人數規模而組合;第三,各地華社經歷方言群認同後,都會陸續進入籍貫認同的階段。

  最後,宋燕鵬對本次講座進行了總結與梳理。檳榔嶼福建人社群由“先成立小團體、再聯合成大團體”,相比之下吉隆坡是一种先有大團體,而後裂變出來更多的小團體。最終在20世紀末的時候,兩地的福建社群的面貌就趨同了。作為後起的大城市,吉隆坡的成長已經處於英殖民政府法令比較嚴密,統治比較強化的階段,在當地華社人數較少的福建社群的形塑,不僅帶給我們一個個案的樣本,與檳榔嶼福建社群的比較,還能給我們在血緣宗族、地緣會館、神緣組織等傳統研究領域以啟發。

  宋燕鵬強調,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社群的形塑途徑千差萬別,只有在大量細緻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在區域史研究的框架之下,才能真正打開馬來西亞華人史的大門,從而避免踏入“板塊化”和“盲人摸象”研究的誤區。

  講座結束後,宋燕鵬編審向聽眾推薦其新著《馬來西亞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貫、組織與認同》以及相關文章,希望能夠深化聽眾的認識。在提問環節,聽眾就華人史的研究方法、路徑和理論、馬來西亞史料蒐集、北婆羅門洲華僑華人情況、德化籍華人社群與民間信仰等問題繼續與宋燕鵬進行了交流,深化了聽眾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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