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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制衡,控制蒙古:大清是如何理解自由貿易的

2020-12-7 09:00:56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鄧文初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外交制衡,控制蒙古:大清是如何理解自由貿易的

  蒙古王公走私事件

  乾隆三十年(1765),發生過一件震驚朝廷的大事:曾得到乾隆強力支援,並被認定為三世哲布尊丹巴化身的蒙古王公桑齋多爾濟被廢黜。桑齋多爾濟當時是喀爾喀蒙古部落中的親清勢力,與蒙古王公土謝圖汗、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對立,乾隆曾幫助他排除這些對手,而桑齋多爾濟也協助乾隆控制喀爾喀蒙古部落,當時,他在庫倫的權勢堅如磐石。但是,好景不長,僅在一年之後,桑齋多爾濟就被乾隆解除了庫倫辦事大臣和土謝圖汗部副將軍之職,軟禁在北京的家中,個人財産也被沒收,親王品級被收回。牽入此事的滿洲大臣醜達被處以死刑,扎布固齊‧額爾經額等多人“身係鐵鎖”被押解到北京,處以斬監候,喇嘛們也都受到懲罰。

  這起事件其實很小。

  據當時的調查,桑齋多爾濟、醜達及其屬下的官員、百姓、官兵等,持蓋有官印的文書或沒有官印的文書,出卡倫與俄羅斯進行交易,前後共12起,物品有駱駝、絹、茶、皮毛、白布、鐵皮、煙草,等等。其中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庫倫喇嘛購入18車茶葉、12車煙草、3車布,往恰克圖貿易,換回俄羅斯産的黑狐、白鼠、毛毯、毛皮等,除了用於佛像鑄造外,剩餘部分轉賣後購買茶葉給了喇嘛學堂的學生,喇嘛學堂有300名學生,每天要消耗掉300包以上的茶葉。另一起則是購買建寺廟的屋頂鐵皮,桑齋多爾濟認為寺廟是用聖上銀子修建,所以“可以發給許可證”;清廷官員額爾經額參與貿易,則是因生活貧困,任期將完,但“債務很多”,為“稍微賺一點錢還債”,借押送材料的機會捎帶私貨,涉入與俄羅斯的走私案件。

  其實,自1728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雙邊貿易開始繁榮起來。漢商迅速壯大,成為中俄貿易的主力,而蒙古王公和各階層牧民大多涉入對外貿易,不僅解決了生活問題,也獲得了較大財富。儘管乾隆帝曾數次中斷貿易,但在禁貿期間,蒙古邊民、漢族商人與俄羅斯私商的小規模貿易卻始終存在,禁令基本上只是官樣文章。桑齋多爾濟等的走私,規模也不是很大,而且大多是生活需要,即使是違背禁令,似乎還不至於引發蒙古高層政局動蕩。但乾隆卻為此龍顏大怒,怒斥“桑齋多爾濟如此大膽妄為,完全出乎意料”,並下令嚴懲。

  乾隆為何因這樣一件小事大動干戈?中俄之間的國際貿易,對於他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

  俄羅斯:自由貿易原則的勝利

  俄羅斯對華戰略的重點始終是貿易。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其中一個條款就是建立雙邊貿易關係。根據這一條款,一國的臣民被允許進入另一國的領土自由買賣各種貨物,“兩國今既永修和好,嗣後兩國人民如持有准許往來路票者,應準其在兩國境內往來貿易”。這一條款被俄羅斯人理解為“沒有任何例外和限制”的自由貿易條款。

  此後簽訂的《恰克圖條約》儘管是《尼布楚條約》的繼續,但對俄羅斯人來説,它的意義卻超過前一條約。《恰克圖條約》以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訂的《恰克圖互市條約》可以説基本上達到了俄羅斯的對華外交目標。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俄中關係中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認為它宣告兩國人民間的永久和平,表達了兩個國家在相互遵守和尊重對方的法律和習俗的基礎上和睦相處的願望。

  俄方看重的是貿易,儘管當時在北京的貿易已經出現問題,但俄羅斯政府仍繼續請求清政府予俄羅斯商隊種種方便,在其前往北京途中提供協助。清方對此也做出讓步,條約規定,俄羅斯商隊每三年赴北京一次,商隊的商人和隨從人員數量照舊不應超過200人。

  俄方在貿易方面也做出了讓步,同意終止在庫倫的私商貿易,而在尼布楚和恰克圖兩個邊境地方開設市場,“酌情建蓋房舍,修造墻垣圍柵”。

  儘管在條約簽訂當時,清政府基於它在廣州同英國人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經驗,對自由貿易頗為擔心,對貿易做了一定的限制。如條約第四條,在“一切物品皆可自由買賣”之前加上“除兩國明令禁止者外”這樣的限定,但事實上,國家並沒有明令頒布禁止買賣的物品,“限制”因此只算虛文,並未對雙邊貿易産生過什麼影響。

  所以,像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俄羅斯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中就宣稱,恰克圖條約再一次確認了“在平等和互利基礎上確立俄中貿易關係”,它體現了第一個俄中條約——《尼布楚條約》——所宣佈的自由貿易原則。

  這一説法至少從俄羅斯方面看是成立的。

  自《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俄羅斯派赴北京的商隊急劇增加,規模也日益擴大。1697年前,赴北京的以私人商隊為主,之後,則以國家商隊為主。1689—1697年間,共7支私人商隊前來貿易;1698—1718年間,則有10支商隊到北京進行貿易;1720—1754年間有7支商隊赴華貿易。在這些商隊中,俄羅斯國家商隊共計17支,商隊每次攜帶的貨物一般在20萬盧布左右。由俄羅斯運往中國的商品總值達203萬盧布,由中國運往俄羅斯的商品總值也在200萬盧布左右,依據20世紀60年代匯率換算,總交易額在1.2億盧布。(參見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羅斯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

  恰克圖在皮貨貿易及茶貿易上,成為歐亞間的重要關口。

  大清:作為外交制衡手段的貿易

  中俄自正式建立雙邊貿易關係以來,俄羅斯固然獲得巨大的利潤,中國的成績也不菲。據俄方統計,俄方商人從中國運回的商品總額也在200萬盧布左右,貿易總額基本保持在年度400萬盧布,雙方基本持平。中方從俄羅斯獲得的是以毛皮為主的奢侈品,紫貂皮佔據首位,其次是狐皮,特別是火紅色的狐皮,再次是銀鼠皮、海狸皮、灰鼠皮等,也有布匹、粗亞麻、玻璃器皿、鏡子和五金器具、錫器、雲母以及獵犬等;俄方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是各種絲織品、陶瓷和茶葉。17世紀前半期,絲織品幾乎佔據俄羅斯進口的絕對地位,1728年商隊運回的絲織品為6.17萬盧布,佔總貨物的49%,莫斯科甚至以政府之力推銷。1717年,彼得大帝為推銷絲織品甚至下令“不得穿金戴銀,只準穿用經西伯利亞輸入俄羅斯的各種絲織品”。1751年,從中國輸入的絲織品總值達10多萬盧布,1759—1760年則上升至17萬盧布。棉織品是第二大類商品,被稱作“中國布”“大布”,這類棉織品在西伯利亞土著居民以及俄羅斯農民和獵戶中擁有廣泛的銷路。因此,其銷售量迅速增加。1727年輸入的棉織品達4.9萬盧布,佔商隊輸入商品總額的39%(中國絲織品與棉布輸入俄羅斯的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且所佔比重巨大,1778—1780年間,中國絲織品佔俄羅斯絲織品進口的23.2%,棉布佔53.2%)。除了這些大宗商品外,扇子、人造花、紅寶石、甘蔗、煙草、大黃、麝香、各種腌制蜜餞和甜薑等,也源源不斷輸入俄羅斯。

  俄羅斯史家齊米特道爾吉耶夫説,對大清來説,恰克圖貿易不僅具有很大的經濟價值,也具有政治意義。“隨著恰克圖貿易在蒙古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張家口—庫倫—恰克圖商路開通以後,沿途出現了許多駐有清政府軍隊的站臺、卡倫、驛站以及駐軍邊防點。”大清對蒙古地區的控制得到加強。

  但是,這些只是歷史學家事後的認知,對於大清統治者來説,這些或許並未進入他們的視野。在他們眼裏,與俄羅斯的雙邊貿易,僅僅出於外交綏靖的權宜之計,一旦平定準噶爾的目標完成,則這種暫時性的讓步就必須中止。這既是清廷當時對俄的策略性手段,也是其國家戰略思路的必然發展——貿易從來就未被納入國家戰略議程。

  在尼布楚談判期間,俄方提出自由貿易條款時,清方使者斷然拒絕,並且表示討論這樣的“私事”,有失尊嚴。《恰克圖條約》正式列入自由貿易條款,更違背清廷意願,但正在與準噶爾爭奪中亞主導權的大清必須獲得俄羅斯的同情,為此只好讓步。但清廷對通商並沒有多少興趣,不僅如此,甚至設置種種障礙,將在北京的俄羅斯商隊隔離起來,且多次以治安、禮儀等等細故中斷貿易。

  一旦完成對準噶爾的平定,乾隆對俄外交立即就變得強硬起來。他不僅以打架、搶劫等小糾紛或違背貿易協議等細節單方面4次中斷恰克圖貿易(1737、1738、1744和1747年),且在俄羅斯收留準噶爾和烏梁海逃人問題上對俄羅斯提出嚴厲警告,要求俄羅斯必須交出準噶爾部的逃人阿睦爾撒納(于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投誠清政府,清政府控制準噶爾後,又率軍反叛,乾隆派兵征討時,他率部1萬餘人進入哈薩克,逃入俄境),聲稱如俄不交,清軍不惜動武。直到阿睦爾撒納病死,俄方將其屍體獻出,經清廷確認無誤後,此事才告平息。(參見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

  乾隆五十年(1785)的這次閉市長達七年之久,起因則是俄屬布裏亞特等部落牧民入境搶劫。直到七年之後,辦事大臣報告俄羅斯人已經“誠實改過,再四哀求”,乃令與俄重訂互市條約五款,其首款竟然是“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苦,又因爾薩納特衙門(Senate,元老院)籲請,是以允行。若再失和,罔希冀開市”。一副上國對屬國的恩賜口吻,但葉卡特琳娜二世剛好欲分割波蘭領土,爭霸黑海,無暇東顧,竟然接受了這種近乎侮辱性的條約。

  上述對蒙古王公走私事件的嚴厲處理,只是乾隆展現其對俄外交強硬態度的一面。他的強硬所顯示的癥結,與其祖父康熙一樣,是擔心隨著雙邊貿易的發展,俄羅斯在蒙古區域的勢力越來越大,從而導致蒙古離心離德,影響大清對蒙古的統治權威。

  清廷接受自由貿易原則,與經濟發展無關,而是受制于鞏固統治權、鞏固其天朝上國虛榮心理的那種虛弱者的心理需求。

  分流:不同認知體系之下的雙邊貿易

  如果保持這種雙邊貿易態勢,則至少從國際經濟角度,大清在18世紀前期,就已經躋身全球國際貿易體系之中,也就不存在此後的“喪失的國際契機”,不會在東南沿海一再遭遇“帝國主義”戰爭而屢次敗北。自然,近代中國也就不會有所謂“半殖民地”之類的悲慘命運了。至少,大清帝國應與俄羅斯帝國平起平坐,而不是屢受其欺壓與侵略。

  但近代中國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那些從全球史視野觀看這段歷史的學界人物,也幾乎是以一種歷史命運的悲憫心緒在書寫這段歷史,歷史的必然規律發生作用了!

  然而,全球史中的這種國家命運“大分流”,其根源可能就隱藏在一些簡單的故事中,隱藏在制定國家戰略背後的那套知識體系中,也不必故弄必然律的玄虛。

  《恰克圖條約》簽訂前後,俄羅斯的外貿政策處於重商主義學説的影響下,俄政府認為,對外貿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國家積累外國貨幣——黃金、白銀,並保持對外貿易的出超,“這是歐洲各國都應該考慮到的最重要之點”。1719年,俄羅斯政府商務委員會在訓令其國家商隊總管時,曾明確闡述過這種重商主義原則。

  自15世紀興起的重商主義學説,經歷了早期的“重金主義”,即以貨幣為衡量國家財富的標準和晚期(16世紀下半期至17世紀)的以發展工業和對外貿易的“貿易差額論”兩個時期。在制定對華貿易政策中,莫斯科政府雖兼採兩者,卻是以後者為主。隨著貿易額的增長,俄羅斯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各大城市中出現了諸多工場,如生産絲織品的工場就有40個,投入資本45.9萬盧布(1761年數據)。這些工場一方面充分利用從中國進口的原料,另一方面也帶動了消費市場。貿易方面,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國家專營後,私商貿易不斷擴大並最終取代國家商隊。那些按照西歐各國先例組織起來的私營公司,不僅獲得政策鼓勵,而且可以得到國家的鉅額貸款,收購國營公司,參與對華貿易。商貿與工業的發展,為俄羅斯政府創造了高額的稅收回報。1755—1761年,僅恰克圖貿易所得關稅即達137萬盧布,佔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的7%—9%,而這一階段對華貿易的拓展,又只是彼得大帝國家整體改革的一部分。

  如果説重商主義思想乃是俄羅斯推行自由貿易的知識背景,那麼,大清的讀書人與官僚階層要接觸到這一知識體系,卻還得等到一百年之後。等到1862年曾國藩提出“商戰”以及嚴復《國富論》譯作的出現,在此之前,大清還沉醉在盛世光環之中。

  隨著準噶爾的平定,大清帝國國家權力急速擴張,一個“天下共主”的帝國形象儼然降臨。滿人一直以來就以忽必烈、成吉思汗的繼承人自認,統一蒙古的事業算是圓了他們的夢想。但這種權力是建立在軍事戰爭之上的,建立在不斷抬高滿洲貴族地位,壓制普通民眾(尤其是商人)地位基礎之上的,其天下共主的幻覺也是建立在與外部世界隔絕、自我封鎖基礎之上的。為此,國家權力的擴張,不僅沒有擴大其統治基礎與知識領域,反而強化了其將貿易認作“私人小事”,強化了其“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等傳統思想。為此,這個帝國不僅不能理解國家財富的性質,而且無視民生與經濟發展。國家權力的擴張,不僅未能促進社會發展,反而加重人民的負擔;不僅沒有促進國家的富強,反而阻礙了它的發展。

  沒有經過現代經濟思想熏陶的清廷,不可能從經濟角度認識國際貿易的時代趨勢,無法認識國際貿易在國家富強中的地位,而是陷在帝國權力的幻覺中,陷在傳統小農經濟思想體系中不能自拔。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乾隆時期國家地位的鞏固,不僅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新的思想與制度因素,反而使這個帝國越來越深地陷入舊轍之中。表面的強大,往往足以掩蓋倒行逆施的頑梗;對外的封鎖,在禁錮外來影響的同時,也禁錮了自我強大的機會。

  東西方的興衰、全球史上的“大分流”,其實在這樣的知識分流中已決勝負。

  (本文摘自鄧文初著《天下1:明清對外戰略史事》,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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