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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平庸的惡”: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2020-5-22 09:05:57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德]貝蒂娜‧施湯內特 著,週全 譯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重審“平庸的惡”: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若是談論起那場系統化殺害了數百萬男性、女性和兒童的屠殺,任誰都無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們甚至都不確定他的名字:到底叫“艾希曼”還是“卡爾‧阿道夫”還是“奧托”?

  阿道夫‧艾希曼

  戴著面具的艾希曼

  在我們自認為早已查清此人時,一些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卻仍然讓我們驚訝。但是就多年來一直被學術界和新聞界熱烈探討的這位先生而言,我們對他的認知果真還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嗎?畢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氣,甚至讓海因裏希‧希姆萊或者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後。既然如此,何必還要另外寫一本書呢?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問題: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誰在“摩薩德”採取其著名行動,把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審之前就已經認識他了。

  盧梭告訴我們,任何導致不公不義的主張總會涉及兩種人:提出主張的人,以及其他聽信了他的人。我們只要看看公眾對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這種獨特的共謀所蘊含的巨大危險—尤其是當有人像那個聲名狼藉的“猶太事務主管”一般,已經徹底參透了這種共謀關係的時候。因此,本書既不按照年代順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寫成他的犯罪經過,也不講成他的罪行發展史,而是要重建他這個人所造成的影響:在何時且有誰認得艾希曼?人們在什麼時候對他有過怎樣的看法,而他又對人們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種反應?艾希曼現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裝腔作勢的天賦塑造的?這種角色扮演對他兇殘的職業生涯,以及對我們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麼幫助?

  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重建這個視角,要歸功於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現存有關艾希曼的文件、證詞和目擊者報告多過其他任何一名納粹領導人,甚至連希特勒或戈培爾也沒能製造出更多材料。

  原因不僅在於艾希曼在戰後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為以色列警方為審判收集證據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於艾希曼自己的誇誇其談和寫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為每一個新觀眾和每一個新目的重新塑造一個新的形象。無論身為下屬、上司、兇手、逃犯、流亡者,還是被起訴者,艾希曼都隨時密切關注自己所産生的影響,試圖利用每一種境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若比較他所扮演過的各種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為背後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為人所知並得到詳細描述的角色,卻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場的那一次。其背後的意圖顯而易見:他打算保住一命,併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與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我們就必須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們還必須更進一步,擺脫各種完全根據他在耶路撒冷展現的形象所做出的詮釋。

  如果我們聽信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説辭,那麼他是在1945年,也就是狂妄的“千年帝國”已成廢墟之後,才真正開始自己一直夢寐以求的生活的。按照其説法,之前的“猶太事務主管”轉而變成一個與世無爭的養兔人,回歸到一直以來他內心深處的世界。畢竟邪惡的僅僅是那個政權,而且主要過錯都出在別人身上,他在希特勒統治下耀眼的事業只不過是命運一個意外的轉折罷了。可是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許多人可能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小心地避免使用阿道夫‧艾希曼的本名以策安全。他甚至讓妻子只稱呼他名字的第一個部分—得自其祖父的奧托。當其他人投降時,他冒用“阿道夫‧卡爾‧巴爾特”的名字隱匿在成群的戰俘當中,隨即用“奧托‧埃克曼”的假名接受審訊。成功脫逃後,又以“奧托‧黑寧格”的身份前往德國北部的“呂訥堡石楠草原”,與其他同樣換了新名字的人共同砍伐木材。接著他搖身成為養雞人,晚上還特地拉奏小提琴來取悅鄉間的女性居民。奧托‧黑寧格的生活已相當接近他日後在阿根廷養兔子時的情形,只有兩個明顯的不足之處—他無法聯繫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一名遭到通緝的戰爭犯:“像鼴鼠一般過著地下生活的那五年間,這成了我培養出的第二天性,每當遇見一張新面孔,我就會問自己一些問題,諸如:你認得這張臉嗎?那個人是不是表現出曾經見過你的模樣?他是否在回想有沒有見過你?在那幾年裏,恐懼從未離開過我,仿佛隨時都可能有人站在我的背後,突然大喊:‘艾希曼!’”他期盼,假以時日,納粹大屠殺能夠像所有雜草叢生的墳墓一般,也逐漸遭人淡忘。可是艾希曼的這個願望未能實現。最後他除了逃亡之外看不到別的出路,於是1950年,奧托‧黑寧格也消失不見了。他化身裏卡多‧克萊門特,經熱那亞離開歐洲,在阿根廷獲得了新的身份和官方證件,之後開始了他一直想要的那種生活:在一個水力發電站興建項目中找到工作,率領一組測量人員縱橫穿梭于阿根廷北部地處亞熱帶的圖庫曼省—當地的山脈與峽谷不禁讓人聯想起阿爾卑斯山區。他有許多時間騎在馬背上長途跋涉、探索山地、馳騁于遼闊的彭巴草原,甚至還兩次試圖登上美洲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山。兩年後,當他的妻子終於能夠跟三個孩子一同過來團聚時,他還帶著兒子們參加探險活動,向他們傳授騎馬和釣魚的技巧,以及他對大自然的熱愛。項目執行公司的倒閉雖然迫使裏卡多‧克萊門特另謀高就,在一段時間內給和樂的家庭生活帶來了陰霾,但最晚在1955年,幾經波折之後,他又開始時來運轉:他不但成為一家兔子養殖場的經管者,還有了第四個兒子,儘管他的妻子已經過了40歲。那個“小兔子”於是成了父親的驕傲。無怪乎裏卡多‧克萊門特起心動念,決定蓋一幢自己的房子來安置他那位體型富態的妻子、四個兒子、母臘腸狗菲菲、母德國牧羊犬雷克斯、自鳴鐘,以及一些阿爾卑斯風景畫。要是沒有被摩薩德綁架的話,他應該直到今天都還過著裏卡多‧克萊門特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

  “阿根廷文稿”

  只可惜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有一個重大缺憾:裏卡多‧克萊門特或許是艾希曼在護照上的姓名,但這個已經改頭換面的納粹—如今完全不碰政治的大自然愛好者—卻從沒有真正來到阿根廷。艾希曼不是一個喜歡鄉村田園生活的人。對他來説,戰爭—他的那場戰爭—從來都沒有結束。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或許已經退役了,但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仍然在役。對他來説,那個讓他不必親自動手就能殺死幾百萬人的極權國家雖已遙不可及,但自己卻還遠遠沒有失去抵抗能力。這名年約50歲的男人或許會在結束一天工作之後,拿著一杯紅酒,坐在離家50公里外的養兔場陽臺上,甚至演奏起小提琴,但以上種種都無法説服他,這種田園風情將成為他的人生前景。南緯35度看不見朦朧暮色和日落余光,天色會一下子昏暗下來—夜幕的降臨比歐洲北部地區人士所習慣的更迅速、更濃烈。艾希曼一到晚上便開始讀書和寫作,但我們絕不應該把這種表現看作內斂自省的功夫。那可不是一位怡然自得的老大爺在享受閱讀之樂。愛好和平的養兔者會把書擲向墻壁並撕得粉碎,沒完沒了地在頁面邊緣寫下侮辱謾罵的眉批,並且仿佛著了魔似的在成堆紙張上寫滿評述。鉛筆在他潦草涂畫的力道下折斷,而他戰鬥的意志始終不懈。那名納粹世界觀的戰士從來沒有被打敗,而且他絕不是一個人。

  我們今天之所以對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知道得那麼詳細,是一個幸運意外造成的結果。最近兩年,許多檔案館紛紛出現了研究人員從前接觸不到的文件。於是這些“阿根廷文稿”,亦即艾希曼自己的流亡手記,再加上今日以“薩森訪談錄”這個不十分精確的標題而聞名的訪談轉錄稿與錄音帶,首次得以被用於重建真相。這總計1300多頁的文件不光展現了艾希曼被綁架之前的生活與想法。率先試圖對此進行總結與詮釋,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挑戰:應如何運用關於國家社會主義反人類罪行最重要的戰後第一手資料。之前混沌不清的各種關聯突然變得豁然開朗了。尤其變得再清楚不過的就是,艾希曼即便於逃亡之際也不打算躲在黑暗中秘密行動。他在阿根廷也想被人看見,而且他希望像從前一樣,被視作一個新時代的象徵。

  誰要是尋找光亮,就會被人看見。1945年之後與艾希曼有瓜葛的人,在人數上顯然比之前認為的更多。追蹤艾希曼如何走入地下和走上逃亡之路,我們不僅會遇見納粹獵人和暗殺小組,更會發現他的幫助者、同情者,甚至還會找到仰慕者和友好者,雖然之後很長時間,那些人都否認自己認識艾希曼,或者稱跟他只有幾面之緣。例如曾經自願參加武裝黨衛隊並進行戰爭宣傳的荷蘭人威廉‧薩森,幾十年來都聲稱自己只不過是艾希曼的“捉刀代筆人”而已。和他一樣,艾希曼的大部分朋友都否認與那名通緝犯有密切往來。他們的論調如今再也站不住腳。“阿根廷文稿”甚至揭露了究竟哪些人曾主動聯絡艾希曼重溫過往時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同研討未來的政治計劃。在阿根廷的時候,艾希曼並非一個生活在失敗中的賤民,就好像威廉‧薩森也不只是一名好奇的記者,或者希姆萊的首席副官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並沒有成為一個痛改前非的納粹。儘管有人千方百計對他們視而不見,但這些納粹生活在阿根廷乃不爭的事實。他們已于逃離盟軍的法庭之後重新組織起來,其計劃遠不只是開始寧靜的新生活而已。艾希曼周圍的那些人士既已流亡遠方置身自由之中,便評論起德國和世界的發展局勢來。他們雄心勃勃地炮製出各種推翻政府的計劃,忙於組建志同道合者的網路,甚至還開始偽造文件否認事實,借此捍衛他們眼中那個光輝燦爛的國家社會主義。艾希曼與他們為伍,充滿自信且積極參與,是一名炙手可熱的專家(有數百萬件謀殺案證明他的專業性)—正如他昔日在“帝國保安總局”主管猶太事務時所習慣的那般。

  因此,“艾希曼在阿根廷”並非一齣獨角戲,而是記錄了那名前“一級突擊大隊長”如何驚人地展開第二事業,再度成為歷史與“猶太人問題”的專家。儘管艾希曼後來竭盡全力試圖説服所有人,他在戰後已經洗心革面改過自新,可是針對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和社交生活進行的研究,卻得出了非常不一樣的結論。

  但1945年之後的艾希曼,不只是一個阿根廷的事件。在聯邦德國,他的姓名同樣留存於人們的記憶當中。儘管後來有些人假裝對他一無所知,但存在的大量證人陳述、新聞報道和有關艾希曼的各種出版刊物,都展現出德國人如何早在1960年以前,就已經在關注他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了。在研究“艾希曼現象”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間接資料來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證詞。那些人絕不可能忘記他,因為他們必定擔心,艾希曼還會像他們記住他一般深深地記得他們。任何認識艾希曼,或者僅僅知道他是誰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憶起來。美國情報部門的檔案、緝捕名單,以及德國檢察機關、聯邦憲法保衛局和德國外交部對外公開的少數文件,都讓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戰後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奧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實是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只要那名納粹“反人類罪行”的關鍵證人還逍遙法外,就足以對德國人試圖“通過徹底遺忘來克服過去”的做法構成威脅。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靜低調地生活,甚至還打算寫一封公開信給德國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這個事實意味著他正在變成危險因子。難道果真有誰願意讓這個知道那麼多內情的人,回到聯邦德國來暢所欲言嗎?

  所有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過程比之前流傳的那個關於愛情、背叛和死亡的傳奇故事想讓我們相信的複雜得多。其中不僅關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殺兇手的上百萬受害者與納粹獵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裝模作樣的各國政府,還有許多人堅定地百般阻撓,以免過去的一切隨那名男子一起從流亡中驀然重返。因而不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機警的盲人,發現他女兒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類罪犯的兒子,更需要許許多多其他事項的配合,才終於克服了那種不顧一切閉口不言的願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時也是一連串錯失的機會,未能通過在德國舉行審判來創造一個真正的新開始。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那個窮兇極惡的時代,其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殘存到了戰後,以及如何必須設法在缺乏新人管理執行的情況下用一個新國家取而代之,就必須深入分析這個故事。今日在德國政府機關內部仍然保存著不對公眾開放的艾希曼檔案,因為有人擔心其內容會威脅國家安全。這是一個醜聞!承認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國歷史上的一頁,是早就應該做的事情。

  重新思考平庸的惡

  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在1963年出版以來,任何探討阿道夫‧艾希曼的嘗試都意味著與漢娜‧阿倫特的對話。那位猶太女性出身柯尼斯堡,曾師從卡爾‧雅斯貝爾斯和馬丁‧海德格爾學習哲學,直到國家社會主義將她逐出德國為止。阿倫特後來在1961年為了艾希曼審判案而前往耶路撒冷。和所有哲學家一樣,她想要進行理解。但沒有人能夠直接理解,而總是要以自己的想法和經驗,以及對昨日世界的印象為仲介。漢娜‧阿倫特首次在報紙上讀到艾希曼的時間應該不晚于1943年,且18年後正處於研究的巔峰期。她期待在耶路撒冷發現的,是自己曾經多次詳細描述過的:一個才智過人、魔鬼般的大規模殺人犯,具有我們在文學巨著中所見過的那種令人害怕的魔力。即便在1960年,阿倫特也還寫道:“他是那個團夥裏面最聰明的人士之一。”誰要是有膽量理解他,就應該能在理解納粹罪行的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受到了很大的誘惑”。

  等到真正見到艾希曼的時候,那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女哲學家並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我們若閱讀最初的一批報道,即可發現那些審判觀察員無論來自何方,幾乎人人都獲得了同樣的印象: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個可憐蟲,缺乏撒旦在我們眼中所該具有的那種懾人魅力。那名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曾經帶來了畏懼和恐怖,尤其是數百萬人的死亡,如今卻用沒完沒了的字句和言詞來轉移注意力,把一切都形容成被迫奉命行事和遵守效忠誓言。艾希曼對此驚人地擅長,即使在1961年的時候,也應該有人心中起疑才對。只可惜質疑的聲音非常微弱,而且相當不受歡迎。但質疑者與庭審觀察者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前者都接觸到了至少部分“阿根廷文稿”的內容。

  大屠殺研究在1960年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書面證據少得可憐,想要從被告口中獲取新資訊的願望壓倒了小心謹慎的態度。漢娜‧阿倫特在理解時選擇了她所熟悉的方法,即反覆閱讀艾希曼的話,並對説話的人進行詳細的分析。其背後的假設是:只有當人希望自己被理解時,才會寫作和講述。她比幾乎其他任何人都更詳盡地閱讀了審訊和審判的記錄,但如此一來反而使她落入陷阱中,因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頂多就是個假面具而已。阿倫特未能看清這一點,不過她還是敏銳地意識到,她無法真正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理解“艾希曼現象”。

  沒有其他任何關於阿道夫‧艾希曼—甚至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書,能夠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那般引起廣泛的討論。該書實現了蘇格拉底以降哲學界的最高目標:通過辯論來理解。然而最晚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參照漢娜‧阿倫特的做法只會使辯論越來越偏題。人們不由自主地感到,所涉及的主題早已不再是“艾希曼”。人們更在意的僅僅是談論辯論和各種“惡的理論”,卻不想比1961年時的那位女哲學家更多地挖掘艾希曼這個人本身。幸好如今情況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轉變:我們能夠接觸到許多截然不同的第一手資料—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1979年以後,所謂的“薩森訪談錄”已經大部分對外公開,讓人得以一窺漢娜‧阿倫特和其他全體審判觀察員所無法看到的資料: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坐在一位朋友舒適的房間內侃侃而談,身邊圍繞著昔日的戰友—如今跟他同樣置身阿根廷的納粹黨人。然而人們在處理這些豐富資訊時的態度還是草率得令人吃驚,顯得既勉強又嚴重缺乏對資料的好奇。1998年以來,陸續有一些原始錄音帶被發現,只需仔細閱讀文字轉錄就能夠看出,在阿根廷發生的事情,絕不僅僅是一名尋訪故事的新聞記者跟一個想要喝杯威士忌的落魄納粹聚在一塊,共同沉溺于回憶之中而已。若有誰打算真的跟漢娜‧阿倫特唱唱反調,而不再只是對著她那本書的好成績大發牢騷,其實早就可以在訪談錄中找到大量反駁的武器。然而人們卻反其道而行,繼續復述艾希曼在以色列炮製的故事,以他所説的時間順序為基準,引述一家立場偏頗的出版社出的文稿贗本,甚至讓完全不為人知的艾希曼相關資料在檔案館裏被貼上錯誤的標記─儘管那些資料甚至可以讓歷史學家們具有傳奇色彩的“處變不驚”特質面臨嚴峻考驗。因本書的首要目的是設法呈現所有可用的資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挑戰。光是“阿根廷文稿”本身的歷史,以及它宛如一大塊難解拼圖的碎片那般散佈于各地檔案館的現狀,便足以讓我們見識到“艾希曼現象”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由此産生的一切爭議都是值得的。本書首次詳細呈現這些第一手資料,以及它們在歷史上成形的經過,希望借此推動研究、提出更多問題。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同樣也是與漢娜‧阿倫特的對話。原因不僅在於我自己對這個主題的研究,是許多年前經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開始的。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理解與它發生之際的時空環境密不可分,因此我們不能忽視阿倫特的視角。阿倫特有勇氣做出明確的判斷,但也冒著風險,儘管付出了一絲不茍的努力,總還是知道得太少。在艾希曼研究中所獲得的最發人深省的見解之一就反映在阿倫特身上:一個人未必需要才智出眾,便足以誤導像阿倫特那樣十分聰慧的人,用她自己的武器—印證自己期待的渴望—擊敗她。但我們若想認清這種機制,就必須要有思想家在身邊,他們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期待和傾向,從而可以看到自己的失敗。

  行文至此,我仍要在全書的開頭即向讀者發出警示,而這麼做的最好方法,莫過於直接引用漢娜‧阿倫特飛往耶路撒冷旁聽艾希曼出庭受審之前寫給一位好朋友的話:“這或許會很有趣——要是它沒有變得那麼恐怖的話。”

  本文摘錄自《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德]貝蒂娜‧施湯內特 著,週全 譯,理想國譯叢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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