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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研究︱滅敵人耳目: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

2020-5-22 09:06:12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宋弘(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抗日戰爭研究︱滅敵人耳目: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

  打狗運動是抗戰時期中共針對狗吠威脅到中共人員行動隱蔽性問題開展的一次運動。這一運動是中共與民眾發生關係的一個交匯點,《大眾日報》文章指出:“我們不應把打狗的工作小視了,我們應認識到每家都有一條狗,如果我們的辦法不好,影響之大是無從估量的,因此必須認真進行深入的動員,切莫兒戲視之。”不過,對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學術界尚無專門的研究。有鋻於此,本文擬對抗戰時期中共的打狗運動做一系統梳理並以此觀察戰時狀態下中共處理與農民關係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分析戰時中共民眾動員的特質。

  打狗運動起源於冀中地區,後擴展到其他根據地。呂正操回憶道:“冀中一開始打狗,冀南就接上了,山東也跟著學起來。”而且打狗運動不僅包括抗日根據地還涉及遊擊區、敵佔區。不過,華北地區的打狗運動最為突出。因此,本文主要以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為中心展開論述,因資料所限,對運動全貌的勾畫和復原還有不足,留待以後努力完善。

  打狗運動的緣起

  抗戰時期中共的打狗運動主要起緣于中共對行動隱蔽性的需求。狗在華北地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有保護家人、守衛家産、防止盜竊等作用,狗因為和人長期相處,已經成為人們的“家庭”成員,在華北鄉村,狗的警覺性非常高,它通過叫聲“報告”主人有陌生人來到家中,即便家門口有路人經過,狗也會以叫聲“報告”主人。狗吠的“報告”作用在戰時仍然延續著。但對中共來説,狗吠尤其是夜間的吠聲不僅“報告”了主人,也“報告”了敵人,一隻狗吠還會引發周圍的狗吠,直接威脅了中共人員的隱蔽行動,這也是打狗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

  1938年以後,日軍對中共活動空間的壓縮是打狗運動開展的主要背景。以冀中地區為例,此前,由於日軍兵力集中南下,使中共力量的發展獲得了廣闊的活動空間,成為冀中發展的“黃金時代”。但隨著日軍戰線的拉長,日軍兵力逐漸不足。只得回軍安定後方,中共抗日根據地逐漸成為日軍“掃蕩”的主要目標,10月開始,日軍在冀中實施了“五次圍攻、六次’掃蕩’”,先後實行了多種“掃蕩”方式,包括“對冀中一個地區或幾個地區局部性的‘掃蕩’,也有對冀中全面性的‘掃蕩’;有對不同地區分別的‘掃蕩’,也有對同一個地區反覆的‘掃蕩’;有短期突擊式的‘掃蕩’,也有較長時間反覆的‘掃蕩’;有數路分進合擊式的‘掃蕩’,也有一路挺進奔襲式的‘掃蕩’”。到1939年,中共力量的活動空間就被大幅度的壓縮了,這就涉及如何隱蔽的問題:“自日寇五次戰役圍攻‘掃蕩’,佔領各縣城和一些重要村鎮後,冀中的所有軍隊和黨、政、民領導機關都轉到農村,夜間活動多,保密成了突出問題。”英國記者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對中共開展遊擊戰的地形有過觀察:“與東南亞共産黨的革命相比,中共在華北所處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都不利於遊擊戰爭。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區外,這裡的山區確實是荒涼的,而且沒有道路,山是光禿禿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馬來亞的遊擊區那樣,覆蓋著茂密的叢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馬平川,只要不是雨季,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很容易推進。”這樣的地形條件加上日軍力量的壓迫就使得如何隱蔽成為非常關鍵的問題。

  為保證行動的隱蔽性,中共也想了很多辦法,如:“為了避免夜間行動暴露腳步聲,曾用棉花包腳,但是,我方人員進入‘堡壘戶’扣門、踹墻、跳墻的聲音仍不可完全避免。”但是狗的存在恰恰無法保證隱蔽性:“因為狗的嗅覺靈敏,晚上聽到一絲動靜,就會一家狗咬起,數家狗狂吠,遍及全村。然而,日偽漢奸常利用狗咬聲來判斷我抗日人員的行動蹤跡,撲捉我抗日人員。所以,狗就成為日寇的‘義務情報員’。”養狗在冀中非常普遍,幾乎家家養狗,“冀中群眾多數家中都養狗,地主富農還成群地養”。冀中新樂縣東嶽村鋤姦組成員田野回憶他和田文林、田瑞福挖地洞,挖的過程中小心翼翼,避免發出聲音,但是“我們抱柴草的聲音,被看門狗聽見了,於是大聲狂叫起來。我們小聲訓斥不聽,又打不得,搞得我們十分惱火,沒有辦法”。山東地區也是如此,如羅榮桓談道:“最近狗叫壞事的事屢屢發生,我們還犧牲了多名士兵,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當前,我們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凡事要小心謹慎。現在狗幫我們的倒忙,成了敵人的哨兵,當了日軍的幫兇。”膠東區南掖縣河南村戰役中,狗叫也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總結河南事件血的教訓,除了領導上存在嚴重的麻痹思想外就是村犬幫了敵人的大忙。因為我軍和地方幹部多在夜間活動,走到哪個村,哪個村的狗就狂吠起來,敵人憑藉狗的叫聲,就能估計我們活動的方位。河南村事件就是敵人根據狗的叫聲摸清了我們的行動路線,而把我們團團包圍。”因此為保證中共人員活動的隱蔽性,如何處理狗吠就成了必須面對的問題。

  圍繞狗吠問題,起初是存在不同意見的。有的觀點認為“城鄉被日軍佔領,抗日武裝或抗日工作人員,多是夜間活動,狗狂吠亂叫就等於向日軍告密。日偽軍大都在白天出動燒殺,他們一來,群眾就跑,狗也跟著主人跑。所以,狗在這種特殊環境下,只利於侵略者,不利於抗日”。也有的觀點認為狗叫未必只利於侵略者,如時任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孫志遠談道:“起初有人説,敵人行動它也會叫,使我知道”。但總的來説,狗吠引發的危險還是更大一些,正如孫志遠解釋的那樣:“第一,我夜行軍多,敵夜行軍少;第二,我到一地群眾不逃,敵到一村群眾跑光,狗見主人不跑、不怕,便亦豎起尾巴狂吠,因此,狗只利於敵,而害於我。”

  除狗吠造成中共隱蔽行動的困擾外,有些特殊情況也成為中共在個別地區展開打狗運動的誘因。如1939年秋,冀中發生水災,到冬天,民眾和戰士的食物發生嚴重困難,“在敵我雙方邊界村鎮實行打狗運動。一來打狗代給養,二來殺狗滅敵人耳目”。不過,打狗運動開展的主要原因還是解決中共行動的隱蔽性問題,且其開展過程並不簡單。

  民眾動員

  打狗運動於1939年前後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逐步展開,遺憾的是,有關打狗運動的決策和運動開展的指示等相關資料很少,僅在零星的材料中有所提及。如1939年冬,中共冀中區黨委“發出了打狗運動的指示,全面動員,統一行動,在全區滅狗”。打狗命令下達之後,就是如何執行的問題了。打狗運動需要民兵、自衛隊和民眾共同完成,因此如何動員民眾接受打狗是最大的問題。由於狗在日常生活中佔有一定的位置,打狗對他們來説,並非都心甘情願,面對打狗運動,民眾情緒複雜。

  有的民眾因為長期養狗,對狗有了感情,不肯打狗。如呂正操曾回憶道:“當時老鄉對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新樂縣的材料也顯示很多民眾不願意打狗:“狗雖屬六畜,但長期與家人相處,都有著深厚的感情,一聽説打狗,人們覺得非常惋惜,甚至有的覺得像在身上割自己的肉一樣的心疼”。四區太平莊邢洛尊家“養著一條大白狗,很懂人性,家裏人都下不了手”。同村田建忠家“養著一條大黑狗,與全家人相處10余載,既懂人性,又能看守家院,家中無論誰從外邊回來,它就連忙跑上前去,搖頭擺尾,左親右吻,家裏男女老幼,附近左鄰右舍,都非常喜歡它。因此,田建忠家實在不忍心自己親手將狗殺死”。東嶽村的田野回憶:“我家養著一隻大黃狗,在街門口北邊墻角裏壘了一個狗窩,栽了個大木樁,用鐵鏈將狗拴住,讓狗看門守家。那條狗是我把它從小養大,常常逗著玩,我很喜歡它。現在要把狗打死,實在不忍心。”

  有的民眾更強調狗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如大名縣的司枕亞回憶道:“狗對主人忠誠、馴順,尤其在看家守夜時表現勇敢、機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報警,看見主人就搖頭擺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農民家家都愛狗、養狗。當打狗運動佈置下來之初,根據地群眾普遍存在著捨不得,難下手的思想。”作家康濯1943年在山西繁峙一帶和青年民兵隊長一起打狗,在打狗時,“他媽發現了這事,卻大呼喊叫地啼哭著從屋裏衝出來阻擋”,而後“她也就流著眼淚,説那狗過去怎麼怎麼給看羊、看門,怎麼跟一個小子一樣親,又指摘我們這些辦工作的怎麼年輕不懂事”。

  有的民眾也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願意打狗。如冀中抗日根據地幹部劉國華等人回憶:“為了抗日,要除掉狗,廣大群眾是理解的,但心裏又實在捨不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做為心愛的伴侶,當做家裏的成員一樣,狗回家晚了還要到處喊叫,突然要求把自己養的狗大小都處死,有些人急得哭,許多人家遲遲難下決心。”八路軍戰士蘇烈回憶道:“狗是老百姓養的,老百姓不大同意。狗幹了壞事,老百姓也知道也明白都承認。就是‘我下不了手呀!’”

  打狗運動遭到了民眾的反對,甚至有民眾認為打狗是擾民的行為,“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八路軍為了便於對敵開展遊擊鬥爭,曾發起打狗運動,當時有少數群眾想不通,把它同日偽軍抓雞擾民混淆了”。肅寧縣群眾編了歌謠:“八路軍打狗,日本鬼抓雞,漢奸打人要‘邊區’(晉察冀邊區幣)。”日偽抓雞的行為在“掃蕩”時是較為常見的,如王紫峰在日記中談道:“因為日寇在這裡住了一個星期,殺豬、殺雞又宰牛,弄得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雞毛、牛皮和骨頭,臭氣熏天。”民眾的這種情緒值得注意,當違背民眾利益時,民眾可能會産生較大的逆反心理。

  因為思想上的不認同和實際生活中的需要,民眾想了很多辦法抗拒打狗的命令。如有少數群眾“把狗特別是幼犬,暗中送到敵佔區或接敵區的親友家去了。遇有這一情況,一般並沒有進行深究。由於受民間義犬救主、黑狗告狀軼事傳聞的影響,也發現少數群眾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個別群眾還向埋掉的死狗燒香,並説:‘不怨我們哪,見到閻王不要告我們’”。冀中乾部孟華回憶:“因為有些老年人思想不通,捨不得把自己養的狗打死,有的把狗藏起來。”焦生曾是冀東灤縣林子裏村兒童團團長,他回憶打狗運動時母親的反應:“儘管我家養的不是看家大狗,而是供玩的像貓一般大的小獅子狗。我媽怕狗惹事,將其拴在屋裏養。”冀中乾部陳革回憶:“我們家喂著一條大黃狗,已經喂了好幾年,這條狗很通人性,我小時常常帶他出去玩,很有感情,不忍心用刀殺死,也不忍心活活打死,拖了好幾天。”《大眾日報》中列舉的民眾藏狗的方式有:“有的藏到山溝裏,有的藏到地洞裏,有的送到親戚家,一時似乎是銷聲匿跡,但待情況稍緩依然是叫聲不絕於耳。甚至有的就以婦人糾纏,拼命也不讓打。”劉藝亭的小説裏,主人公姜老維不捨得將狗殺死,説:“這年頭,狗也跟著人遭災受害。”對此,作者評論道:“他只是覺得他這條黃狗太好了,忠誠到一百一,還看家守院,白天沒丟過東西,夜間能睡個安全覺,四鄰八家沒有不誇他的狗好的,如今怎能忍心將它打死?”於是姜老維將狗帶到女兒家中,希望能夠讓狗逃過一命。

  在中共政策實踐的過程中,民眾的情緒和態度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打狗運動的開展也不例外,面對以上民眾動員過程中一系列“不”的選擇和行為,中共從多方面入手解決這一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群眾的思想工作,打通群眾的思想關,如通過民兵自衛隊和識字班等組織啟發覺悟,向群眾講明道理。據孟華回憶:“有的老年人思想不通,捨不得把自己心愛的狗打死,我們就在婦女識字班裏講道理,還教唱了一首《打狗歌》。記得歌詞是:打狗不要再可憐,現在養狗討人嫌;八路來了它亂叫,已成敵人的情報員。”1942年,濱海根據地開展打狗運動,民兵組織的“打狗隊”因打狗和群眾發生衝突,一個民兵和一個老大娘講明打狗的目的是:“八路軍打鬼子、打漢奸都是夜裏行動,狗一叫,鬼子漢奸知道了,就會誤事。”但只是講大道理民眾未必能夠接受打狗。為此羅榮桓指示宣傳打狗運動的方法:“回去跟村幹部商量一下,開個動員會,把為什麼要打狗的道理講清楚。不光要講打狗是為了便於部隊行動,要聯繫群眾的切身利益,比如狗叫會把鬼子引來,使鄉親們受到損失。在群眾思想通了以後,你們再動手。”

  羅榮桓的話非常值得注意,羅指出打狗運動儘管起因于保護中共人員的秘密行動,但做群眾工作時還要注意聯繫群眾本身的利益,使群眾和中共具有同一個利益共同體的認識,這一點在做宣傳動員時是十分關鍵的,也反映了中共將抗戰與民眾利益相結合的思路。《大眾日報》的一篇文章也談到了這一點:“我們要使下級幹部,對打狗的意義有明確的了解。而且我們還要注意到,並不應動員只是動員,打狗只是打狗,而要做到,打時也要先經動員説服,打後也要解釋教育。我們動員的內容也不應簡單化,而要明確地説明利害關係,尤其是對民眾本身的利害關係。”接著,文章談到具體的宣傳動員方法,首先是以現實中發生的情況來説明不打狗的危害:“我們可以拿沂蒙區的血的教訓告訴民眾:因為有狗叫,所以很多躲藏在山溝裏的民眾,便很容易被敵人漢奸發覺,而吃了大虧;因為有狗叫,我們的隊伍的活動也易被敵人發覺,便不易把敵人打出去,老百姓也要多受一些苦難。”然後,為民眾打狗和保護狗算了兩筆賬,第一,“過去養狗是為了防賊防匪,今天防賊防匪是小,防敵人是大。可是狗不僅不能防敵人,還要我們受它的累,雖然在打的時候怪不忍心,雖然‘看家狗,算一口’,可是總得比一比:是留著叫全家全莊及抗戰受害,還是打了狗保全家全莊有利抗戰”。第二,“我們也不妨叫老鄉自己計算一下,養活一條狗一年要多少糧食(據説一條狗頂一個人吃),如果打了狗,還可吃了狗肉,穿狗皮,又有什麼不好?”在算完這兩筆賬後,又對民眾另一個顧慮做了説明:“還有人怕狗絕種,我們也可告訴他們,打走敵人,什麼好的狗種也都不成問題。”太行抗日根據地遼縣的《抗戰報》針對打狗運動發表了《人命與狗命誰值錢》,該文“通過仔細分析利弊,認真講清利害關係,而且舉了馬家拐、寨溝因狗引敵人而發生的慘案事例”。從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到,中共在動員時能夠通過實際的例子向群眾説明,如果不開展打狗運動,受損失的不僅僅是中共,民眾的利益也同樣會受到損害。

  中共群眾思想工作的另一個突破口,是通過宣傳把狗的形象進行象徵化策略處理,將狗的形象從傳統的忠誠、忠義變為“漢奸”“走狗”,從而在思想情感上將狗變為民眾民族主義仇恨的替代物。“當時把狗列入漢奸、‘走狗’之類”,將吃狗肉稱為:“吃‘走狗’肉”。還有稱之為“四條腿的‘漢奸’”,民兵們説道:“狗漢奸,狗漢奸,狗也真當漢奸了。”新樂縣稱狗為“夜間漢奸”。這種動員策略相當程度上解決了民眾情感上不認同的難題。

  按照中共的理念,發動群眾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動員,但從實踐來看,動員有時也會遇到困難和挫折,因此在執行者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動員和強制命令有時是相伴而生的,這種相反的動員方式被中共稱為“捏鼻子”式,在打狗運動上也是如此。如《大眾日報》有篇文章談到沂蒙區打狗運動的偏向之一就是“強調了命令,忽視了宣傳動員”,“為什麼要打狗?打狗究竟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這不僅老百姓自己缺乏明確的認識,就是許多地方下層工作同志也缺乏應有的了解。因此在打狗的時候,有的就根本不做説服工作,就是有一些説服,也是很簡單的説幾句話:‘狗等於漢奸’,‘政府命令幾天打完,自家不打,別人就來打了’。”這樣做造成的後果就是“不管限令怎樣嚴,老百姓自己打的總是很少,而藏狗的辦法卻層見疊出”。中共在批評“捏鼻子”動員方法時也談道:“可惜我們每個人只有兩隻手,頂多一手捏一個,弄不好還要捏住這個,跑了那個,一撒手兩個都跑了,這是最笨的一種組織方法。”打狗運動中的“捏鼻子”動員正證實了這一點。

  除宣傳動員外,第二個辦法是用村中的積極分子執行打狗任務。在中共革命中積極分子往往是群眾運動的先導,能夠帶動群眾參加的情緒。康濯回憶村莊的民兵隊隊長就是打狗的積極分子:“他是個最積極的幹部,性子強得像烈火,專愛打仗,對打狗自然毫不遲疑。”雖然在打狗的過程中遭到母親的反對,他曾經也不忍心,“剎時間滿臉淌著眼淚”,但最後還是完成了打狗的任務。田野回憶他的母親也屬於積極分子:“我母親思想進步,她説:‘要狗幹什麼,光找麻煩’。我知道母親是黨的地下秘密交通員,只要為了抗日,總是絕對服從,積極響應號召。”不過,也有個別積極分子除了執行規定之外,還另有想法,即吃狗肉,穿狗皮。康濯就是如此:“我也年輕氣盛,有股子幹勁,私下裏又想趁此鬧點狗肉吃,還想鬧兩張狗皮穿上擋擋那地勢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動手。”最後因為打狗後為安慰主人家的感情把狗埋掉了,因此“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沒了蹤影”。《大眾日報》的文章中對此種現象有專門的評論:“因為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務,因此曾規定了超過限期,誰打死的狗歸誰,因此不僅忽視了一般的動員説服,而在打狗的人,往往在客觀上形成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現象:如大狗打小狗不打,肥狗爭著打瘦狗就不屑打,因此也就多多少少給民眾這樣一個不好的印象:‘原來你們是為了要吃狗肉呀!’甚至是有個別不滿的民眾會這樣提出來問:‘同志!雞打不打,豬打不打?’當然也就難怪了。”當然,單純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現象是極少數。

  綜上可以看到,在打狗運動中,中共綜合運用宣傳教育和發動積極分子等措施進行動員,儘管這個過程中有時會採取“捏鼻子”方式,但由於總體秉持“説服性動員”的理念,還是順利地將打狗運動開展了下去。對於中共的民眾動員,日軍評論説:“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以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們在數量方面處於劣勢,卻具有不容輕視的堅韌力量。”打狗運動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狗手段及對狗的處置

  打狗運動具體如何執行呢?從打狗的過程來看,儘管中共説服了民眾同意打狗,但在打狗手段的選擇和對狗的處理上仍然會照顧民眾情緒和民眾意願。

  在具體打狗任務的執行上,一般由狗的主人自己負責,“打狗運動以限期自打為主,即誰家的狗由主人在限期內自己動手打死,皮肉歸己”。如果自己不打則由專門的打狗隊負責:“每村都由幾名青壯年積極分子組成打狗小組,遇有在限期內沒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組負責檢查打死,皮肉也由打狗小組處理。”如濮陽縣安莊黨支部決定“由楊風常、楊耀真任打狗隊隊長。在兩人帶領下,三天完成了安莊村打狗任務,還幫助鄰村進行打狗活動,受到上級表揚”。新樂縣太平莊邢洛尊家“用鐵索拴好等著,找三區小隊用刺刀刺死了”。田建忠的母親“讓田建忠牽著送到了他堂祖父家(是個光棍漢),叫他打死吃了肉”。但是在由誰打的問題上,中共還是建議民眾自己動手:“如果民眾自己真正不願打或不忍打,可以説服大家交換著打,再不行可動員遊擊小組打,一般工作同志或機關部隊最好不要打。”儘量照顧民眾的感情。

  在打狗手段上強調政治動員和説服。“應經過政治的解釋動員與政府的勸導,徹底完成屠狗,尤在我經常機動的要道、路口、山口、河口的大村內應首先完成”。具體開展打狗運動的組織原則是:“凡有抗日組織的村莊,由村幹部負責將本村各戶的狗全部打光;無抗日組織的村莊,則由地方抗日武裝組織帶領村裏的抗日積極分子強行打殺,並要求抗日積極分子(共産黨員、各抗日救國會人員、抗日家屬)帶頭行動。”

  相對根據地來説,中共對鄰近的遊擊區、敵佔區內打狗的要求是:“應通〔過〕我動員勸其自動屠狗,以利抗戰。但均應用政府法令與政治動員,不得亂打硬打。”一個“勸”顯示出對兩種地區政策的不同,在敵佔區內,如果群眾實在不願意打狗,則要求“晚上對狗必須加以控制,不得讓它隨便狂叫”。因為,和根據地不同,敵佔區民眾對中共的了解不夠,態度和支援度不如根據地高,如果採用同樣的方法會遭到群眾的嚴重不滿,如成克回憶平介縣的情況:“更使群眾不滿的是在敵佔區搞‘殺狗’運動,人們聽説政府工作人員來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樣,抱著他的哈巴狗跑走了。有人説:‘盼星星、盼月亮,盼來的八路變了樣’。”這同樣表明中共的決策一定要考慮到民眾的情緒和態度。但除了“勸”這個大原則外,也要通過不同的手段完成打狗任務,如對敵佔區的狗實行“收買政策”:“武工隊到敵佔區去活動,找偽村長、地主、士紳、關係戶,多半在夜裏九十點鐘,先帶上幾個包子,到那裏狗一叫,先丟兩個過去,狗受了賄便不再吱聲了。”後來因為肉包子太過浪費,“改成稍稍帶點肉的骨頭丟下去,那狗啃又油水不多,不啃又捨不得,反而更容易達到我們不讓它‘汪汪汪’的目的”。

  在具體打狗手段上,也經歷了一個摸索階段:“在打狗運動開始階段,打狗多不得法,打不到要害。後來摸索到打狗要打頭,一棍子即打死。也有用繩套在頸部勒死的。傳播了這些狗少受折磨的致死辦法,群眾接受較快,加快了打狗運動的進度。”在根據地打狗相對容易,但在遊擊區、敵佔區打狗方法上就困難多了。在沁源縣,“民兵們晚上就用爛羊皮、豬羊骨頭或其他吃食東西,把狗引出據點捕殺了。不到一個月,就差不多把四百多條野狗殺光了”。田野回憶:“趁狗吃食的機會,用繩子套住狗的脖子,狠狠地使勁勒死了。有的用酒泡餅子,狗醉後再弄死,又沒有叫聲。”

  打狗之後,如何處置狗也是一個問題。狗皮一部分“加工製成皮大衣和皮背心,發給部隊”,緩解了部隊士兵衣裝的短缺。狗肉也作為食物補充給士兵,當時有士兵唱道:“狗皮好,狗肉香,吃飽穿暖打東洋,渾身上下有力量。”曾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連指導員的劉振華回憶:“打狗運動也解決了一些飲食不足呀,這些都在山東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一九三九年冬,受水災的影響,冀中地區的情況相當嚴重:“普遍嚴重的災荒,帶給我們以無比的困難,直接影響到民食與軍食及整個財政的收入,災區難民頓頓待賑,部隊政權天天要吃飯花錢,隨著根據地的擴大,抗日武裝也在積極擴充與壯大起來,因此糧食和錢的需要,更加增多,軍食與軍費的供給越發成了嚴重問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冀中來説,狗肉的補充作用不可小覷。正如孫志遠所説:“一九三九年冬,大家展開了打狗運動。尤其去秋水災,消滅了狗既可節省糧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還可利用。”

  因為一般狗的主人對狗有感情,因此,在處理狗肉時要考慮群眾的情感:“群眾在感情上不願意吃自己養的狗肉,都慰問了部隊。所以,當時部隊大吃狗肉,走一村吃一村,天天吃狗肉(部隊還收購了狗皮做皮大衣)。”再者北方吃狗肉較少,曾擔任太行抗日根據地遼西縣縣長的張廣居回憶:“我和藥天祿同志(時任遼西縣縣大隊副政委——引者注)突破舊的風俗習慣,在打狗運動中帶頭吃狗肉,許多戰士學會了吃,還想辦法捕魚吃,雖遭到了個別人的非議,也在所不惜(北方人對吃狗肉十分鄙視,南方人則視為佳肴)。並非我們嘴饞,而是為了提倡,用來增加戰士們的營養。”蘇烈回憶:“老百姓堅決不要狗肉,不忍心吃,讓部隊去改善生活。狗皮卻必須收拾好送還給老百姓。”不過中共同時強調:“打死的狗則最好交狗主,這樣才能使民眾真正了解我們,打狗是為了大家著想的,並不是為了吃狗肉。”

  在打狗手段和對狗肉、狗皮的處理問題上,中共盡可能地照顧到了民眾的感情和意願,在根據地和遊擊區、敵佔區等不同的控制區內也採取了不同的措施。

  打狗運動的作用與思考

  由於史料的限制,打狗運動的具體時間進程尚無法全面呈現,但可以確定的是,打狗運動的展開同中共與日軍在華北地區的整體對抗形勢相關,形勢越緊張,日軍對中共活動空間的擠壓越強烈,打狗運動開展的必要性也就越強。

  打狗運動的成功,使得中共人員活動的隱蔽性大大增強。馬小先回憶:“由於我們群眾基礎好,所以,敵人很難獲得確實情報,再就是我們部隊靈活機動轉移駐地(有時白天住進去,晚上離開。有時下午離去,夜間再回來,由於搞過打狗運動,出進村莊無犬吠聲),神出鬼沒,敵人捉摸不準,因此,敵人達到目的的機會甚少。”呂正操對冀中的打狗運動評價道:“打狗,也可以説是冀中一舉三得的一個特種運動,不失為平原遊擊戰爭的一個群眾性創舉,對堅持反擊日軍的鬥爭起了很大作用。”日軍駐紮在冀中故城縣十二里莊村的警備隊隊長山口真一提到:1942年7月27日,“潛伏在高粱地的敵大部隊突然發動了攻擊(據以後調查,敵方的連長和參謀一級的人員曾混進修補陣地工程的勞工中進行過偵察,同時在當夜已將附近村莊的狗予以處置,防止了狗叫)”。可見打狗在進攻敵人時也非常重要。

  不過,打狗運動的實施也並未徹底解決問題,在敵佔區的效果就十分有限:“這裡多是敵佔區,前兩年也推行過破路和打狗運動,但成績很差。……行軍宿營,到處狗叫,容易被敵人發覺,很不利於抗日活動。……打狗運動,在離據點遠的地方有些進展,但在據點很近的村莊就做得很差了。”

  在考察打狗運動時,還應把打狗看作中共隱蔽和抵抗系統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冀中,打狗和堡壘戶、地道戰等共同組成一個隱蔽和抵抗系統,通過解決狗吠威脅隱蔽行動的問題,再加上堡壘戶、地道等隱藏方法,較好地完成了中共掩蔽自己、打擊敵人的目標。

  綜觀中共打狗運動的歷史過程,筆者有兩點思考。第一,從打狗運動的開展過程可以看到戰時狀態下中共動員的某些特質,儘管有“捏鼻子”式的動員,但總體來看,民眾的情緒和意見始終是中共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通過説服“動員”而不是單純地武力“強制”進行,是打狗運動順利展開的關鍵,也是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成功發動群眾、爭取群眾的一大法寶,也成為中共的一大精神財富。第二,從打狗運動中還可以看到,對抗戰時期民眾一系列“不”的行為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進行評價。作家劉藝亭的小説即表現了這種複雜性。男主人公姜老維為躲避打狗將狗藏到女兒家,這種行為看似落後,但女兒説道:“爹還不懂這個道理,在村裏也積極著哩”,姜老維回應道:“過去還真沒落過後。”因此,對戰時民眾的心態不能做出非對即錯的判斷,應更科學地再現歷史現場,更加準確地評價戰時民眾行為和黨群關係。

  客觀而言,在打狗運動的歷史過程中,儘管遇到了各種困難和挫折,但中共採取了多元的動員措施,盡可能地照顧到民眾利益和民眾情緒,最終基本成功實現了打狗運動的預期目標。從更大的歷史進程來看,打狗運動並不是中共革命勝利的關鍵因素,但運動背後所體現的民眾動員方式、動員理念卻始終貫徹中共革命始終,成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礎。

  (本文原題為《“滅敵人耳目”: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宋弘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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