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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田:七七級——無須複製的一代

2020-1-15 08:43:5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羅志田 選稿:桑怡

原標題: 羅志田:七七級——無須複製的一代

  填寫簡歷時,我非常願意接受的一個群體認同,便是“七七級”。對有些人,這或許是個可以分享“集體榮譽”的稱謂。對我自己,卻更多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然而正因“七七級”漸漸成為有“面子”的稱謂了,而簡歷又是相對開放的,我現在反有些不敢把個人的記憶放進表格了。或許人生就是這樣曲折向前的吧。)

  個人的回憶

  1977年是我下鄉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隊中學臨時請我代課。我雖號稱中學畢業,實際唸書不到一年,卻要教初中三年級的語文和化學,實在有些誤人子弟。記得是放農忙假時,我回到成都的家中,母親既驚訝又高興地説,這麼快!上午才給你打電報,下午就回來了。原來家裏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學考試真要恢復了,所以要我趕緊回來準備,其實我根本沒收到電報,不過是碰巧而已。於是在家集中補習了一個多月。由於上中學不到一年就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實的“補習”;與今日高考前的“復習”,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於“時間短、任務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覺也分成兩段,一次約睡三個鐘頭,其餘時間基本都坐在窗邊的桌前。對面樓裏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樣的事,後來其家長説,早就推測我一定考上,因他們幾乎就沒看見我離開過桌子,頗嘆我何以能不睡覺。當然偶爾也要出門請教,記得還去成都二中學習怎樣寫作文,請教以前教過我二哥的費紹康老師,那真如醍醐灌頂,獲益良多。考試前又回大隊中學上課,自己教作文的段數也突飛猛進。恰好全公社舉行統一的作文考試,我的學生還獲得第一名。一個大隊民辦學校的學生超過鎮上公辦學校的學生,在當年鄉下也是不小的新聞。(其實主要是那學生自己聰明,他後來一路念樂山專區的重點中學、上海交大,更到美國常春藤大學念博士,是鄉村孩子中的一個異數。)另一女生也得高分,後來到縣高中或師範校唸書,現居西安,小孩都進清華大學了。

  我就這樣白天教書,晚上繼續補習,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壽縣是個大縣,人口過百萬,當年應屆畢業的高中生班就上百個,全縣還有和我一起下鄉的知青近兩千人,絕大多數學歷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這樣,在填報志願時,我第一志願填的是成都師範學校的中文高師班,即所謂中專“戴帽”的大專;第二志願是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到第三志願需要換專業,才填了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完後已近過年,大隊中學放假了,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裏一老同學家中喝茶,忽然弟弟從郊區的家裏趕來,告訴我錄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歷史系。

  那是長期停招後的第一次,錄取不太看志願,所以我能被第三志願的重點大學先錄取。大學畢業後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師當初也擔有政治風險,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問題”,經過爭議,終以“重在表現”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農村考試,通知應是寄送到鄉下的。川大招生辦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裏,讓我們能愉悅地過年。下鄉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難”問題,那次過年的氣氛當然好極了。

  我會永遠記得這一經辦人的細心週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體會這個通知的重要吧。那時“文革”尚未完全結束,“鬥爭哲學”之餘威尚在,而川大從招生到發通知都相當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難以忘懷。

  實際開學已進入1978年了,我在農村的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著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進學校報到。在川大校園裏,這一圖景或也不多見,似乎象徵著人生的一段結束,又一段開始。

  那幾年學習的經歷,恐怕也是中國大學教育中前所未有、後亦未必會再現的。大學停止招生已十二年,同學中應屆生很少,彼此的年齡相差甚遠;班上年齡最大的約32歲,恰是最小者的兩倍,25歲的我則屬於中間一段。而當時的師資,幾乎動員了全體高段位的老師;有些現已不在世的老師,當年還沒有輪到給我們上課呢。

  晚來的學習機會不易,那時我暑假也住在學校。記得第一個暑假就是讀《資治通鑒》,而一些同學還曾組織起來共讀《史記》。我自己散漫慣了,經常蹺課,到學校圖書館看各種“內部書籍”。曾經有那麼多年,全部公開的讀物不過幾十種。突然可以使用圖書館,而且可看“文革”中給老幹部準備的各種翻譯書籍,那種感覺,説是如饑似渴,實不過分。內部書看完了,又泛覽他書。坦白説,除《通鑒》和前四史外,還真沒看多少“專業書”。

  川大歷史系當年的學風是重基本功,特別是語言。同學中不少人相當注重語言工具的掌握,後來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國史還是外國史,大多在古漢語和外語上皆得高分。我在鄉下背過半部《古文辭類纂》,離桐城正宗自然還遠,或可説稍得皮毛。但英語則完全是從頭開始,摸底考試僅得十分,即寫完字母而已。

  最初學英語也不過跟著走,過了一學期,參與讀《史記》的好友葛小佳説,他的英語已遠遠超過班上的進程。當時同學中有的英語甚好,已在看所謂原著。而小佳的英語也同樣是進大學才開始學的,那時與我的水準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為讓我能趕上,自己特意停學英語一學期。這樣的義氣,現在大概較難見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趕,到二年級差不多趕上他的水準,大家又繼續推進。再到三年級時,我們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兩名。沒有那時的努力,後來恐怕就不能出去讀書了。

  現在有些同學回憶,説我們那時就一心想出國,所以努力學外語。其實如我前面所説,當時“文革”的“結束”還在進行之中,在成都這樣的地方,幾乎無人能有出國唸書一類的“高瞻遠矚”。簡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讀書人“上進”的選項。歷史記憶在不知不覺中常隨後見之明而移易,於此可見一斑。不過,當年的形勢發展確實日新月異,到畢業的時候,去外國讀書,對一些人就成為實際的可能了。

  後來同年級中真有不少人到歐美讀書,且所讀多是名校,反倒是在外國治學最有成績的葛小佳,念的是美國一般州立大學。我想,當年那批留學生,大概也和國內的七七級學生一樣,進入什麼學校,基本看機緣,但其訓練未必都在課堂上獲得,所以在國內國外讀什麼學校不特別重要,主要還是靠自身的修為。我自己是在畢業工作五年以後才負笈遠遊,緊趕慢趕,博士答辯時已經41歲了。

  川大歷史系七七級學風的另一特點是眼界較寬,思想開放。在本行的固然出色,留學的卻大部分都轉了行。朋友中,葛小佳始念社會學而轉治心理學,霍大同學了精神分析,而戴思傑乾脆進入著名的巴黎電影學院學導演,都成為那一行的佼佼者。念什麼專業就教什麼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在美國念的課程是以美國史為主,不過因擬追隨的老師退休,一時後繼無人,系裏許我改換門庭,遂轉入中國史,大大縮短了讀書期限。(普林斯頓大學的亞洲史要學兩門亞洲語言加一門歐洲語言,而美國史則僅要求一門外語。)所以我一共就念過兩門中國史的閱讀課,如今所教的專業,也還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從自學而來,算不得科班出身。

  現在回頭想想,當年川大歷史系老師所教,未必是歷史學的所謂知識,恐怕更多是學者怎樣治其所學。在此基礎上,我們得到的鼓勵,是做什麼都要做到盡可能好(按宋儒程頤的説法,不想做到最好,便是自棄)。前者大概就是所謂入門,後者或一般所謂發展。入得其門,學校之能事已畢。以後如何發展,就是學生自己的事了。

  蘊涵豐富的符號

  七七級這一群體是多元的,工農兵商,做什麼的都有。對有些閱歷特別豐富的人來説,這或只是人生的一個插曲;那些年少的,不過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學。就我個人而言,卻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轉折。

  我下鄉時僅16歲,此前也和全國人一樣餓過飯,身高還不到一米五,貧下中農不得不為我製作特定高矮的糞桶。記得臨走時母親在我的棉衣裏縫了五塊錢和五斤全國糧票,意味著已經做了非常不妙的準備。在那時的各種人生選項中,可以説基本已經排除讀大學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大學招生已經實行“有成分、不唯成分論”,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實已難進大學。)後來居然能進大學讀書,有那樣好的老師和同學,不能不説是意外的驚喜。上天如此眷顧,能不常懷感恩之心!

  或因其特定的機遇,“七七級”後來成了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仿佛是風雲際會,天才一群群地來此相聚。然而,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學,缺乏從小到大的系統訓練;先天不足,其創獲多來自閱歷和悟性。在那些閱歷無法代替或補充訓練的領域(例如自然科學的一些學門),悟性也就難以體現其作用。即使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裏,當風尚偏于追隨而輕忽積累之時,“天才”也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奇才”。(把“奇”“怪”一類字冠于“才”之前,通常意味著對才氣的不充分承認。)其實不論天才、奇才,多少都帶些“倒放電影”的味道。那的確是個相對獨特的群體,或許真是難以“複製”;但也和所有群體一樣,兼具高明與平庸。

  蓋若要“複製”,則包括讀大學前的經歷,意味著大學十多年不招生,這當然是誰都不希望重復的。七七級的學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對那一代人的多數來説,“文革”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記憶,有點像西方的中世紀。(中世紀是因為後來的人自居“現代”又嚮往古代而得名,也因此被視為一段“黑暗的時代”。)不過,由於七七級在大學讀書時“文革”尚在“結束”之中,這些人雖被視作“後文革”的學生,卻並未出現多少對“文革”的反思(那些參與“傷痕文學”的或是例外),以至於後來一些對“文革”的“理性”認知,部分似也出於七七級人之手。

  就整體言,“文革”的暗淡,或也使七七級自身多少帶點“文藝復興”的味道——因為一下子“解放”了很多老教師,包括那些經歷過五四的一代,七七級人在課堂上銜接的,往往不僅是“文革”前的學術,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當然,這更多是一種“客觀”的相似,他們中多數人並不像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熱愛希臘、羅馬那樣,對其所銜接的時代亦步亦趨;不少人毋寧像那些年兩套叢書的名稱所提示的,更願意“走向未來”,也更關注“中國與世界”。

  而上述銜接的跨越性,恰也反映在中外學術交往之上。或因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閉關鎖國,中國學界對5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的西方論著(包括研究中國的論著),極為生疏,所知甚少。由於這一斷層的存在,儘管我們現在追趕“國際前沿”的速度已經相當快,但今日西方的“國際前沿”,正是在那基礎上産生的——其回應、修正和突破的很多問題,就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取向和學術成果。追趕者若不了解其針對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換言之,七七級的不可“複製”,包括了強弱兩方面。他們中很多都曾上山下鄉,接觸了中國的底層,類似于上過高爾基所説的“社會大學”。這可能是其特有的強項,儘管也僅在一些特定的領域裏才是明顯的強項。不過,即使在適用的領域裏,也還要不忘上述雙重學術斷層的存在。學問從來是積累的,較具建設性的態度,是溫故才能知新;即使基於更堅決的“走向未來”態度,也要推陳才能出新。“故”與“陳”且不知,自然談不上“溫”與“推”,也就大大減卻了創新的基礎。

  我自己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總帶幾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經過“文學青年”的階段,總有些辦刊物的衝動,等等),又稍多獨立精神(這極不適合於官場,在越來越向官場“傾斜”的學界,也漸不合拍,卻是做好學問的根基),兩者都使這些人容易堅持己見,不夠隨和。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顧現實,堅持獨立而不忘包容,或更能隨順時世。

  不過,某次一位年輕人告訴我,在他們眼裏,“50後”有著陰暗的一面,因為從提倡階級鬥爭的年代過來,不免帶點兒整人害人的遺風。我對此有些保留(至少我自己的同學,見面都有發自內心的親熱;步入老年,還能開稍帶攻擊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裏去),但平心而論,這看法也不無所見、不乏實據。這也引起我的反思——既曾受過熏染,可能真需要隨時告誡自己,不要無意中墮入舊日窠臼。

  七七級這一代人,現在已漸入老境。他們的命途,其實不那麼幸運——少小即曾餓飯,中學多未讀完,稍長又顛沛流離;開始事業闖蕩之時,看重的是資歷;眼看漸有所成,又講究年輕化了。但那些大都是所謂“趙孟能貴”的部分,亦浮雲而已。正因比其他時代的人領受了更多生活的艱辛,就更應多識得幾分人生的真諦。至少身心狀態要努力保持一致,不宜身已老之將至,而心態仍然年輕,繼續經歷著“成長的煩惱”!

  我們的學術狀況,有著特定的國情。恢復高考後那幾年入大學者,身當十多年的斷裂,的確多些傳承的責任。不過,學術乃集眾之事,總有易代之時。在理工科,學術易代似乎已經完成。文科方面,這一代或可多發揮所謂“傳幫帶”的作用——年富力強的,固不妨“站好最後一班崗”;對大多數人而言,恐怕還要盡可能支援新人接班,甚或扶助其“領班”。最好是慈眉側立,多些旁觀,少些介入。很多事確非人人可為,年輕人卻也未必就做不好。總要“相信人民”、相信後來者,不然,學術又何能前進?

  人生不論苦樂,總有很多可以開悟的機會。機會來了,人多有所觸動;然而若無所悟,機會也就過去了。凡事看得遠一點,就少許多近憂。這一代也曾看著那些不放心又力不從心的前輩累得夠嗆,到自己也成了“大佬”,可別失了分寸,永不知老之將至。前人四十就已不惑,我們成熟得晚點,五十、六十總可以了吧。所謂“不惑”,大概就是知所進退,該放手時就放手——

  那些難以企及者,可棄若敝屣,不必總在思慮未來。真合己意者,乃幸福之所在,尤當珍惜。肉食者且不論。對讀書人而言,治學本含英咀華,厚積薄發。含蓄日久,自有一股鬱勃之氣,沛然不可遏抑。臨近退休,亦正久積洋溢之時。善養浩然之氣,可補銳氣之不再。充分利用這精力減退而識力增進的時間,做幾件自己想做的事,寫幾本自己想寫的書,又何樂而不為。

  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國《發展心理學》上發表一文,探討稟性與教養(Nature and Nurture)之關聯互動,被認為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已成為那一領域不能不提的經典論文。我不敢討論該文的內容,卻不妨借其題目“説事”。

  對任何人而言,稟性都是重要的。常乃惪甚至認為,文學的“偉大與否,全視乎作者個人情感是否偉大”;史學亦然,“必有偉大的生命力者,始得為偉大之歷史家”。但不論我們出身如何,教養都可以讓人改變。(古之所謂教,正在於改變人。)唯改變之後,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養之所從來,或可兼具本性與教養之長。

  七七級者,稟性千差萬別,更多成就于教養。其共同的特徵是:學生多來自社會,閱歷豐富而志趣廣泛;老師也不僅為一校一專業培養人,而是以天下士的標準為時代為社會育人。與後來人比,七七級的學生多少都有些迂遠而放不下身段,但眼界開放,無論治學從業,並不十分拘泥;且總是嚮往獨立,不肯俯仰隨人;又始終保留幾分理想的色彩,故與日趨現實的世風稍感疏離。

  這更多是基於我在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經驗之談,但整體言,七七級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産物,已為天地留此一景,卻無須複製。一個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會甚或歷史上的位置,也就是知了天命。這一代人,其實也和歷史上任何世代一樣,不過守先待後而已。于斯足矣,夫復何求。

  (本文摘自羅志田著《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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