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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貿易、藝術、市政建設:廣州的世界性

2019-12-3 09:15:23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李幹 李詩夢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研討會︱貿易、藝術、市政建設:廣州的世界性

  “世界性”(cosmopolitan)一詞出現在19世紀中葉,正是世界各地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都市(metropolitan)帶來了不一樣的生活風格。具有世界性的都市是全球史發展過程中引入矚目的現象,一般被看作是城市近代化的表現。以往的研究多將廣州視為城市近代化的追隨者,然而廣州作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結點,不僅是商人及商品的輻輳之地,而且也孕育了近代城市的肌理與形態。因此,中國的廣州,其近代化進程與歐美都市有著多種相似性,甚或在某些方面有著先行一步的可能性。

  2019年11月23-24日,“廣州的世界性:歷史視角”工作坊在中山大學舉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廣州口岸史重點研究基地主辦,包括歷史學、建築學、考古學、藝術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內的10位學者參與,對廣州的世界性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這次工作坊歷時兩天,分為4場,共10個主題報告,各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分別闡釋了他們理念中的廣州“世界性”。

  與會學者合影(本文照片均由李幹拍攝)

  1784-1833的年廣州貿易

  本次工作坊的主題發言人是中山大學歷史系范岱克(Paul van Dyke)教授,他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梳理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他的演講主題是《世界性與英國的一家獨大:1784-1833年廣州貿易中的利益衝突》(“Cosmopolitanism vs British Dominan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Canton Trade 1784-1833”)。他以貿易船隻數據的誤差入手,説明要獲得較為準確的數據,必須參照核對多方文獻。

  通過對多種來源數據的細緻分析,范岱克指出,從1784年起英國人佔據了廣州貿易的主導地位,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漸退出了廣州貿易。不僅是荷蘭人,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營權結束之前的半個世紀內,歐洲大陸的各種商業勢力對華貿易的活力在式微,與廣州口岸外貿總額的急劇擴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英國東印度公司方面竭力擴大其壟斷貿易的利益,清朝則希望盡力遏制之,故而,清政府實施了相對有彈性的政策,竭力維持各國商人間的競爭狀態,不過收效甚微。

  范岱克總結道,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家獨大甚至影響到了廣州口岸的生態。19世紀初期,多名廣東外洋行商人想退出貿易,竟要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方面的許可。彼時的廣州有著多種語言和文化交織的環境,但1784年之前的多方制衡的格局無疑是被打破了。廣州口岸中外關係的失衡,在很早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范岱克教授

  變化與重構

  第一場的發言,主題是“變化與重構”,探討的是近代化研究中如何界定變數的問題,並在比較的視野下開展研究。

  華南理工大學馮江的專題報告《災難後的城市形態重構》從城市的格局、紋理、基礎設施和建築諸方面展開,考察了18-19世紀的廣州與其他城市在災後重建中,城市形態的舊傳統與新發展。他以倫敦、巴塞羅那、芝加哥等城市為例,指出毀滅性的火災之後,羅馬、巴黎等都經歷了巴洛克改造。相似的形態重構,結果卻有不同,倫敦由於地權等問題,維持了原有的高密度形態,巴黎則在豪斯曼的改造下成為現代性之都。災害同樣對廣州城市的重構産生了重要影響:1822年、1856年、1909年等年份,廣州的西關商業區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火災。每次災後的重建都塑造了廣州城市的近代化形態。馮江還提到了孫中山的花園都市設想和茂飛巴洛克化的《都市計劃》,民國時期廣州城市軸線規劃是這些構想的集中體現。廣州城市空間的全球商業印跡,是它的文化基因存在的依託。

  中山大學歷史系費晟提問,歷史的證據表明,某些利益集團能從災難中受益,那麼近代廣州的重建過程中,誰是最大的受益者?馮江回應指出:最大的受益群體一定是決策者,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制定重建的方針;其次是參與重建的資本,分享了一部分利益;最後普通人也有受益的可能性。至於利益背後的博弈,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協商的土壤,因此,所謂“得益”,不能僅從物質方面考量。

  廣東財經大學華南商業史研究中心的黃素娟同樣關注到救災與重構事件背後的推動者,她指出在民國初年廣州的馬路建設中,除了拆城築路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六街成案:政府與商會協作,完成了西關六條舊街道的改造,這後來成為廣州修建馬路的標準做法。馮江對此表示贊同,同意重建的機制確實是非常關鍵,例如建築的修造,簽名權是否可以由傳統的木匠掌握,對於城市空間的塑造,有著巨大的影響。

  第二位發言人是南韓漢陽大學歷史系的姜抮亞,她報告的主題是《民國時期廣東省的煙酒稅改革和財政近代化》。都市消費社會的發展,為徵收工商稅提供了可能性。中國工商稅的徵收始於19世紀晚期,其中煙酒稅發展成主要稅目,這是財政近代化的普遍現象和重要標誌。姜抮亞追溯了從晚清到民國初期的廣東煙酒稅歷史,在民國初年煙酒稅的徵收問題上,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導致了稅制逐漸趨於統一。煙酒稅在財政收入中比重的提高也是財政近代化的標誌,中國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逐步從以田賦轉為工商稅,演變為類似于美國和日本的近代國家財政架構。民國初年廣州的商業與政治格局,為煙酒稅的變革提供了基礎。

  在提問環節,周湘提問民國時期廣東省的稅收都去了哪?姜抮亞回應,1920年代的廣州一度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沒有國稅與地稅的區分,這也為稅制改革提供了條件。之後廣州地方控制權的歸屬經歷多次嬗變,稅收的收取變化多端,要看具體的情況加以分析。

  黃素娟關注的問題是煙酒稅的徵收形式。姜抮亞認為,清朝和民國的政府都試圖學習日本明治政府的做法,即實行煙酒專賣和高稅率政策,但北京政府沒有能力實行專賣,只能實行公賣。日本的煙酒專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通過強大的行政力量對煙和實行嚴格控制,商人都要交稅。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廣州地方商人團體的力量很強大,他們想了很多辦法避免交稅。

  費晟提問,能否從稅收的結構來還原民國時期的煙酒消費情況。姜抮亞回答,以她看到的資料,不能細緻還原,例如無法回答具體的酒類,不過可以看到一些顯著的趨勢,例如捲煙的稅收逐步超越了煙草。

  古與今的對話

  第二場報告的分別從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角度考察了廣州的世界性。前者的主要史料是文物、後者的主要史料是圖像資料,為本次工作坊的討論帶來了更為多元化的題材。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易西兵的報告主題是《古代廣州的世界性——基於考古學的考察》。他以出土文物結合歷史文獻,梳理了自秦代建城到清代文獻記載中廣州的對外交往概貌,説明對廣州的世界性特質的展現,可以從時間及空間的角度加以充分延展。各式各樣的精美舶來品,都是廣州與海外貿易的直接物證。這些考古遺存證實了古代廣州與海外各國的商品貿易、技術傳播、文化交流及人員和平往來,反映了古代廣州的“世界性”的都會特色,具有開放、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質。對這些實物資料的探討,還在起步階段,亟待更多的研究人員參與其中。

  范岱克就南海神廟提問,希望能夠了解南海神廟的官方特性與海上貿易的關係。易西兵指出相關研究已經比較充分地展示出來,南海神廟的位置,確實與海上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國家的祭祀海神行為,也影響到了民間的社會生活,形成了獨特的民俗。

  周湘的疑問在於,為什麼報告中展示的宋代以後的出土文物比較少,是不是意味著宋以後廣州的世界性減少,而本土性在加強?目前已經有研究表明,商品化發展的結果,不僅會造就世界性,也會造就本土化。易西兵回應道,這也是讓考古學界感到難以理解的方面。但相關的研究還要加入文獻的佐證,宋代廣州城的三城格局中,直接將蕃坊納入城內加以保護,形成了中外雜處的局面,這就體現了當時的開放性。

  江瀅河提問是否可以對墓葬主人進行DNA檢測,從而為判斷其來源提供更多的證據。易西兵解釋了這一工作的難度所在,由於華南地區的酸性紅壤,加上高溫多雨的氣候,腐蝕性更強,所以很難保存骨骸和有機質的絲織品,DNA等檢測手段可以使用的範圍很有限。

  接下來,聽眾們的注意力從精美的文物轉向了一組別具風情的畫作。廣州美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蔡濤的報告《臺山人的摩登眼:留日畫家譚華牧與“畫日記”(1956-1968)》,將大家帶回到了距今不久的時代,聚焦現代藝術背後的社會變遷。報告通過對留日畫家譚華牧人生經歷的梳理,重點探討了他生命最後二十年的藝術成就,及其所反映出的與時代、社會的聯繫。譚華牧有著獨特的創作習慣,繪製了大量畫稿,不少畫稿在背面特意註明了新曆和舊曆日期,故論者稱之為“畫日記”。蔡濤認為,這批畫日記反映了這位蟄居南國的畫家濃厚的人情味和敏銳的藝術直覺。同時,畫稿中也滲入了和時代主旋律相關的內容和寫實風格。這些在南方濕潤空氣中躍動著的時代新風景,不時伴著暖意的詼諧和祝福的心意,抒寫出自然、人間和新時代的有機聯繫。

  接下來的討論裏,蔡濤表示將來希望能做一個以臺山為主題的展覽,為追溯近代藝術史中的涓涓細流提供場域,在歷史細節中尋找廣州現代美術史的複雜性。

  現場的聽眾對這樣的鄉土情懷倍感親切,一名從事華僑研究的年輕學者分享了自己對臺山的看法,認為近代在臺山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藝術家,值得學界的注意,他們成長于充盈著世界性的臺山,卻滿懷著鄉情,比如廣東音樂名家丘鶴儔,非常看重自己臺山人的身份。藝術家的地方認同,對於研究近代美術史非常有意義,所以應該引入社會史的視角。

  針對民居壁畫,易西兵補充道,廣州的文管部門正在普查舊建築壁畫,目前已經找到了3000多幅,不過廣州市城郊的壁畫主要是在宗族祠堂這樣的公共建築中,像臺山那樣的民居壁畫確實很少見,確實可以反映出這個區域的獨特性。

  研討會現場

  城市個體性及其建造者

  第三場的報告中的核心問題是,個體的商業力量如何塑造了近代廣州的城市肌理,以及城市的建築工人,作為勞動者,如何參與到城市的建造活動之中。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的禤文昊的報告主題是《個體世界:近代廣州城市肌理的塑造和影響》。他指出,鴉片戰爭之後廣州的個體商業日益發達,改變了城市街道的佈局:原來的大面積地塊逐步消失,地塊被細碎分割。絕大多數地塊的面寬尺度都十分接近,只有三到四米;而進深的尺度則差異巨大,從一米到超過百米都有,街道非常狹窄,儘量擴大了商鋪的經驗空間。空間格局的塑造,一方面使得經營專門化,各種專業市場的大量聚集,是廣州個體經濟的重要特色,另一方面,空間的條塊狀態,也使得商品的銷售易於高效完成。尤其是廣州河網密布的特徵,條狀地塊的分佈,使得更多的商號能夠利用密集的河道運輸貨物。廣州城市條塊肌理的分佈,與倫敦、阿姆斯特丹等商業城市有著非常近似的方面。這樣的肌理曾是個體經濟主導下的空間産物,又成為改革開放後個體經濟復興的優勢基礎。

  陳恩維在討論環節指出,要注意到佛山與廣州的互補關係,個體經濟與商業聚集,在歷史上有更多可以詮釋的話題。禤文昊回應,廣州一直是交通樞紐,相對於其他地方,其成本的優勢是難以估量的。商業聚集的情況下,要擴大收益,從空間的角度而言,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將地塊細分,所以廣州的近代城市肌理是經濟理性發展的重要成果。

  黃素娟提出了要注意“條地産權與買賣情況”,禤文昊肯定了土地産權在城市肌理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地塊的切割是一個有選擇的過程,其模式一旦固定下來,就具有了特別穩定的特性。並且這也保護了小資本經營者,使他們可以獨立發展。

  接下來,廣東財經大學華南商業史研究中心的黃素娟聚焦于城市的建造者,進行了主題為《清末民國時期廣州的建築工會》的報告,探討了晚清至民國廣州的建築工會發展概況。通過梳理大量零碎的史料,黃素娟勾勒出了這一時期廣州建築業從業者的組織形態變化,從清末的行會“五市十堂”,到1927年底政府解散了新興的建築工會,保留了建築業行會,最後於1933年將其改組成為“廣州市建築業同業公會”。黃素娟認為,建築行業的運營一直存在著很強的傳統性和延續性,工匠們的組織雖然分分合合,但仍然存在一個聯合的趨勢。在這一變遷過程中,政府的角色也很有意思,作為監管者它必須與建築從業者達成某種平衡關係。展望未來的研究,黃素娟希望能夠將廣州的建築工人組織與上海、天津等地的進行比較,從中發掘廣州城市化的特色。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施恬逸提問,建築工人是否來自特定的地域,甚至會有細分工種與特定區域掛鉤的現象?黃素娟回應,職業的分類是一定有的,但從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哪個區域某一類職業的人較多。在廣州的個案中,建築工人群體活動的基礎就是“五市十堂”,甚至在民國中葉重新建立工會時,工人的登記還是在“五市十堂”的空間範圍內進行的。陳恩維隨後補充了關於佛山的情況,傳統的行會有東家組織在一起的,也有西家(工人)組織在一起的,與廣州的情況相比,略有差異。

  范岱克的問題討論了註冊制度,1892年澳葡政府要求每個中國商人每個店舖都要向政府註冊,所有的店名和商人名字都被記錄下來,廣州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黃素娟表示雖然1923年廣州政府開始推行登記註冊制度,但這些資料大多數已經在省港大罷工之後被銷毀,目前只能找到註冊店舖的數字。值得進一步發掘的主要是報刊資料,《越華報》有很多關於工人的報道。

  知識的世界性

  11月24日上午,工作坊進入到了最後一場的專題報告。三位學者從各自研究出發,圍繞著知識傳播的話題,探討“廣州的世界性”。

  中山大學歷史系江瀅河報告的題目是《清代廣州外銷市井圖研究》。報告中展示的畫冊,主要是廣州18世紀的外銷商品,包括了現收藏于美國迪美博物館,是1730年代末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長Richard Martin在廣州購買的畫冊;現收藏于荷蘭人種學博物館的荷蘭海牙律師Jean Theodore Royer于1771年訂制的22冊中國人物畫;大英圖書館藏18世紀末中國市井風情畫冊,以及其他存世的18世紀至19世紀末的廣州外銷市井風情畫。在利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基礎上,江瀅河探討這些畫冊的訂制過程、收藏情況,以及畫作體現出的各種特點。他指出,長期以來,提到外銷畫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中西融合”,然而這有著本末倒置的嫌疑。廣州畫匠早期的創作主要以傳統中國市井繪畫題材為粉本和原型,逐漸演變成西式中國大觀的圖像庫,才逐漸體現出“中西融合”。到19世紀隨著大量便宜的通草紙畫行銷歐美,外銷畫逐漸失去了形象記錄的功能,成為了純粹的旅遊紀念品。廣州的畫工在知識生産和傳播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創作預示著某種具有近代性意義的變化已經發生,可以稱之為在“底層畫工手中完成的全球史”。

  江瀅河在討論環節回應了禤文昊有關“小人物的世界性”的論題,指出對普通工匠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世界性的多重建構。蔡濤提到曾在迪美博物館看到過Martin訂購的畫冊,非常精美,對外國人如何剪切從中國購買的圖畫重新貼在墻上這一問題十分感興趣,指出對外銷藝術品展示的方式進行研究,也許可以成為理解近代歐美各地中國知識建構的切入點。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陳恩維報告的題目是《“世界—中國”文化傳播場域中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是1834-1839年間,由來華新教傳教士和在華外國商人在廣州成立、以向中國傳播西方實用知識為目的的機構,在近代出版史、新聞傳播史、中外關係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陳恩維利用了境外各處收藏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的相關檔案文獻,對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的形成背景、出版內容、傳播策略和雙向影響,進行了細緻深入地梳理和探討。他認為,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對出版內容的編排,是在借鑒英國實用知識傳播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知識缺陷、需求和一些流行讀物做出的,目的是以中文出版物傳播對中國人有用的知識,破除中國人在文化上的“自大”和“傲慢”。該協會開創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實踐,不僅推動了歐美漢學的專業化及其實用主義轉向,也深刻影響了墨海書館、廣學會、益智書會等一批近代出版機構的出版內容與傳播策略,促進了西學東傳和中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

  施恬逸認為對在華知識傳播會的研究,確實可以將廣州與上海的歷史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一課題儘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開拓空間。新材料的使用,無疑拓展了新問題研究的可能性。范岱克表示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在歷史上作用很重要,曾多次在英國的各種公私檔案中看到這個組織的記錄,在資料上也有拓展空間。知識史是天然的全球史,對這一組織的研究,將為全球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討論空間。

  中山大學歷史系周湘報告的題目是《聲音、身體與外交——律勞卑事件的再回溯》。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營權告終,1834年7月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奉派到達廣州就任首席商務監督,接手東印度公司的協調工作。律勞卑採用了極為激烈的方式,脅迫廣東政府與之展開“平等的”對話,命令英國兵船駛入珠江水道,引致了英商貿易停擺的後果。9月,律勞卑被從廣州驅逐到了澳門,10月在此地病逝。學界對律勞卑事件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近年來對這一事件研究的關注,已經從對史事的探究逐漸轉向了文化敘事模式的分析。周湘利用“話語分析”和“社會關係網路分析”的方法,指出律勞卑事件中體現的中英雙方分歧,不僅僅是個別詞彙翻譯的差異所展現出來的話語轉變,而且應該理解為是更加立體的敘事轉向。她以律勞卑的葬禮以及以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醫師有關律勞卑遭遇的備忘錄為例,説明個人的身體感官體驗成為了判斷整體文明的指針,個體的敘事話語化(discursification),身體的感官體驗被納入到了政治敘事之中。

  在討論環節,周湘回應了這一政治事件如何展現“世界性”的問題。她認為所謂“世界性”不僅僅是各種要素多彩多樣的交匯,還可能是越來越趨於一致的語境。在一個越來越接近的語境裏,我們對異文化的評判逐漸演變成了“文明-野蠻”對抗的話語。就廣州的地方史而言,我們要回應的是,廣州的特定空間形態如何參與到了這一話語的建構,也就是説,所謂現代性的話語不應被理解為單一行動者的塑造。

  在所有專題報告結束之後,工作坊的參與者與聽眾們一起參與了最後的圓桌討論環節。各位學者都分享了自己在這次工作坊中的收穫與心得,施恬逸稱這樣一個跨時間、跨學科的交流對世界性與近代口岸史的研究有很大啟發,各個報告都非常精彩。姜抮亞則表示,“比起較大規模的會議,我更願意參加這樣的工作坊,我們能夠進行深入的溝通,希望能夠有下一次的機會開展類似的學術活動,這樣對於推進相關的研究工作會有很大幫助。”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大學、廣州美術學院等院校的旁聽者也分享了有關口岸史研究以及城市近代化研究的新資訊和學術動態,他們都表示一天半的會議中,報告者充分的論述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必須具備更多的知識儲備才能一一消化。不過,他們至少可以肯定,自己對於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希望能夠貫徹到自己的研究當中去。

  在工作坊結束之前,范岱克向旁聽的同學們表達了對未來研究的期待,“從這個工作坊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還有很多研究沒有做,非常多的文獻沒有利用,不止是英文,還有荷蘭、瑞典、比利時、法國等國檔案”,他再次強調了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夠利用漢語及英語以外的其他語種史料進行口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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