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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川勝義雄的《魏晉南北朝》:跨文明的比較史嘗試

2019-12-3 09:15:38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林曉光(浙江大學中文系)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 我讀︱川勝義雄的《魏晉南北朝》:跨文明的比較史嘗試

  川勝義雄(1922-1984),是日本京都學派東洋史學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國際學界久負盛名,國內已翻譯出版了他的代表論著《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芃、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為讀者所熟知,這裡不煩多作介紹。而他的另一部名著《魏晉南北朝》,則將於近日由楚塵文化出版中譯本。身為譯者,我必須要説這次的譯介工作是一次難得的,兼具精神探勝與感性激蕩的經驗;在合卷終稿之餘,刺激感仍久久未能平息。故書此小文,期與讀者先嘗鼎之一臠而已。

  與《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不同,《魏晉南北朝》並非針對具體問題進行論述的學術論著,而是講談社《中國の歴史》系列中的第三卷(初版于1974年,2003年出版文庫本),換言之,是一部六朝史概説性的著作。了解日本學術的讀者或許知道,日本這類系列性概説書與中國習慣的教科書式寫法不同,大出版社策劃的系列往往具有很高的學術性,邀請著名學者撰寫,編輯與作者群之間密切討論互動,以確定論題、內容和寫作方式,其成品足以視為對此前研究的前沿性總結。而這部《魏晉南北朝》在日本學界的評價更非比尋常,島田虔次譽之為“目前能入手的概論中最高明者”,是“將基本完成形態的川勝中世史,以飽滿的篇幅作平易敘述”之作(《中國人の歴史意識》編後語,1986年)。時至今日,距離島田虔次寫下此言的時節,又已經過去了三十年,而該書出版更已是四十餘年前的事情。但這一評語遠未過時,在我看來,本書仍然堪稱是至今為止最為分量均衡合理、論説精粹獨到的一部魏晉南北朝史概説之作——這也就是我如此盼望將其譯介給中國學界的原因。

  講談社《魏晉南北朝》

  一、“基礎性研究”的魅力

  翻譯外國學者的這種中國史概説書,到底有何意義呢?如果只是把我們已經知道的歷史事件敘述一遍,那麼中國自己固有的教科書早已汗牛充棟,又何必多此一舉,嚼飯哺人?不過,正如宮崎市定曾經感慨過的一樣:優秀的概説性著作,並不只是既有知識的歸納介紹,其本身就是一種基礎性的研究(宮崎市定《中國史‧序言》)。而本書正可以説是充分體現出了這種“基礎性研究”的魅力。

  然則,概説書作為綜合性的“基礎性研究”,又與單篇論文、專題論著的區別何在?在我看來,有兩點可能最為重要。其一,是無需斤斤計較于形式,不必擺出一副“西裝革履”的姿態,生怕被同行譏為無根遊談而不敢越論題之雷池一步。須知學問一道,除了對某一專題作精細嚴格的資料蒐集、邏輯論證之外,更有學者自身積數十年之功遊心於書海人世之中,而形成的種種思悟直感。對於大師級的學者而言,這些直感往往如同渾金璞玉,隱含著重大的學術價值,但人生而有涯,舉畢生精力而能達到完成狀態的研究,未必能及學者腹笥之百一。於是這些直感便無法在專題研究中求得容身之所,而不得不停留在腦洞空想的形態,隨著斯人之逝去而湮滅無余。在這種情形下,概説書便成為一個方便的陣地,盡可以隨文發揮作者歷年胸中積蓄,讀者非但不至於像論文審稿人一樣對形式求全責備,甚至能從這些靈光閃現之處獲得更多啟發。其次,同時也與前一點關係密切的是,概説之為概説,必定是針對一個相當寬闊的領域進行論説,這勢必要求作者綜合各種專題研究加以調和取捨,高明的作者更會在此綜合基礎之上,思考那些專精研究的題中所無,不必、也往往不能觸及的“大問題”,通過熔鑄貫通已有各專題成果而將其融為一體,以統一自洽的邏輯解釋歷史對象,照見常人難以察覺的整體輪廓——毋寧説只有抵達這一步,才最終達成了研究的真正目標。雖然這些“大問題”正如第一點所論,往往因過於宏大高遠而難以完成最終的嚴密論證,但即使是吉光片羽,通過大師的頭腦對不同領域、學科的知識進行消化後,也往往能夠發生神奇的化合反應,從而引領讀者掙脫成規,突破一般的問題層次與思考方式,進入不可思議的新天地。

  一部概説書,如果能在紮實完成基本知識綜合敘述的“常規動作”基礎上,對以上兩點有良好的表現,那麼這部著作一定相當好看。而作為概説書之“基礎性研究”價值的這兩點,在川勝義雄的這部著作中,正有著非常精彩的呈現。

  一般而言,斷代史概論或教科書往往難免平鋪直敘、記流水賬之嫌,這是由於學界不將概論書視為個人著述,而是定位為偏于基礎知識整理介紹的“客觀中立”著作(甚至只是服務於基礎教學及應試),這點在中國大陸的傳統中尤為明顯,使得這類著作中的觀點時常滯後於研究前沿。與之截然不同的是,本書有著極度鮮明的主旨取向,所謂“魏晉南北朝”這華麗的亂世四百年,在作者筆下是被高度凝練為一個具有宏大主題的整體,被充滿個性地敘寫出來的。在整部書中,幾乎很難找到游離于主題之外,僅僅是孤立地作為一種“歷史事實”而被羅列介紹的內容。這使得這部概説甚至已經成為一部具有自身完整生命的“作品”。正如作者在《結語》中的夫子自道:

  我在撰寫本書之際,為了盡可能使論旨一以貫之,不斷加入了我自己尚未得到學界認可的許多意見。因此希望讀者對於書中所寫的內容,不要看作確鑿不移的定論匯總,而應看作只是提出了我個人的一種解釋。關於歷史事實,固可期待其盡可能正確無誤;但事實所含有的意義,卻有許多地方是我個人的解釋,這是希望讀者諒解的。在我看來,所謂歷史學,就是看能將歷史上的各種事象整合性地解釋到何種地步的試驗。(文庫本頁428-429)

  觀乎此,也就可以理解本書的旨趣與魅力所在了。對作者而言,基本的事實,當然是應當盡可能準確地加以敘述的,但那不過是前提而已;如何解釋,尤其是“整合性地”解釋,亦即對魏晉南北朝構築起完整的圖景,使各種事象都能在其中獲得合適的意義安放,才是追求的目標所在。歷史不是事件的機械堆積,而是經過學者頭腦的消化融匯後,呈現出其具有貫通性意義的整體,哪怕這些解釋中包含了大量個人性的、尚待討論證實的成分,學者也不應止步于“正確”,而將“解釋”的權利和義務拱手相讓。

  很顯然,這種寫作觀念,已經完全是研究性的了。事實上本書正是一部與《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以下簡稱《研究》)相得益彰,最適合於對讀的論著。如書末所附詳盡的“參考文獻”所示,除第一、二兩章主要參據了其他領域的研究,以及末三章對北朝的分析以谷川道雄的研究為藍本之外;三至八章全部都以作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作為基底,而這些單篇發表的論文也基本上都已收入《研究》當中。但是,本書又決非後者的簡單重復,因為《研究》是專題論述性的,選取特定史料論證特定問題,導致無論在材料上還是敘事上都必然有大量內容被棄而不取,各自獨立的諸論題之間留下了大量的空隙。而本書恰恰填充了這些空隙,使《研究》中語焉不詳的部分得到清晰的呈現,點明瞭作者的深層理路。打個比方,如果説《研究》撐起了川勝史學的骨架,那麼本書就堪稱其血肉筋脈,以豐富的細節和動態的敘事來最終構築起完整的川勝式“中世豪族共同體論”。

  不妨略舉一二例子為證。“豪族共同體論”的核心之一即在於強調共同體中的輿論力量,所謂“鄉論主義”的重要性,而在魏晉南朝的具體歷史語境下,這一意識形態武器就表現為九品官人法規定下的門閥等級制度。在聽到作者和谷川道雄高談“鄉論主義”時,讀者或不免心存疑竇:一種如此腐朽僵化的思想何以能對現實造成如此正面性的影響力?難道當時人真的會對這種顯著不公的等級制度及觀念如此五體投地,而不是像今天一樣痛加批判?事實上我們一般更願意徵引的,是像《晉書‧劉毅傳》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那類痛斥門閥制度弊端的論調——那樣的想法顯然更好理解,更能喚起現代人的同感。然而作者靈光一閃,在第六章中巧妙設譬,如是解釋華北亡命貴族在攜帶著他們的鄉論主義進入南方地域社會之時的雙方關係:

  在北方的先進文化與其制度及意識形態中,核心性的支柱就是九品中正制度,以及支撐著這一制度的觀念。簡而言之,那就是“基於鄉論空間中的人物評價來構建政治性、社會性的金字塔秩序”觀念,是“由這種意識形態締造的體制才是先進的、有文化的”觀念。

  這种先進性的意識形態力量究竟是何等巨大?只要聯想到二戰以後直到今天仍在我們身邊氾濫不已的民主主義大旗,也就足以明白了。歐美式的民主主義及其體制,對自卑于社會發展比歐美遲緩的日本人來説,誠然是先進的、有文化的;當民主主義的旗號在面前升起之際,日本人自不免要脫帽致敬了。(頁204-205)

  簡明的以今譬古,立刻讓我們理解到一種意識形態之力量,並不來源於其超越歷史之後的合理性,而來源於其在特定歷史階段、社會關係中的相對優勢。作者這裡想起的是二戰後美國式民主主義對日本的全面灌輸,而中國讀者經此輕輕一筆提示,自然不難想到另一段對我們更具切膚之痛的意識形態史。無論事後看來何等荒謬不經,身處其中的人們卻是不禁要脫帽致敬,癡迷若狂的,這種狂熱本身就是一股推動社會變遷的巨大力量。作者跨越時空的這一比較史思路,可以説已有了社會學命題的意味,輕輕一筆便點出其“鄉論主義”學説的真意,而這種大開大合的論説顯然是在專題論著中難以落筆的。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

  又如三、四世紀中原漢族對江南的開發,在中國史上已是眾所週知的常識。但這種開發對於當時人的感覺,尤其對於“江南”這片天地的形象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恐怕就未必是人人都會在得到經濟社會史的知識之後更進一步體會得到的了。而作者只用了一個比方,便使抽象的知識立刻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他指出,那個時代的江南,其實就是美國西部片中的西部大開發前線,只要將手槍換成刀劍,乾旱風沙換成濕地沼澤,我們便完全可以將十九世紀的美國印象用於理解六朝史。這種時空大置換是否合適甚至成立?如果一一考核細節,當然是非常危險的;但作者的用意顯然不在於從“事實”出發類比,而在於提示出三世紀江南地域中同樣存在著“文明人”進入新開發地域時所面對的,那種進入未知世界的危險氛圍,那種大航海時代式的探險開拓精神,以及在開發者與原住民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而這種時代空氣感,是並不能單純從閱讀六朝文獻中直接獲得的,那幾乎完全訴諸於作者作為歷史學家,在充分消化史料後建立起來的歷史想像。如果能夠合乎分寸把握這種想像(而不是過於膠柱鼓瑟地去揪細節),對我們真切把握歷史中的因果脈絡顯然是大有助益的。

  二、六朝之問:立足於日本史的思考

  從上面一二示例中已經可以窺見,“腦洞”“直感”並非天外飛來,而是有待於超越狹窄專題知識之上的跨時代、甚至跨國別、跨文明理解作為參照坐標。不言而喻,海外漢學家天然地更具備這種跨越性的文化背景優勢,其所諳熟的本國歷史文化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歷史文化之間是很容易引起對比意識的。川勝義雄這部著作正強烈地表現出從本國歷史出發,去體悟、追問異國歷史的旨趣,這也就使得本書具備了跨文明比較史學的價值。

  這種以日本史為背景色的歷史比較,在書中有時明確點出,有時則隱而不顯。不妨再舉一二例。第六章針對東晉貴族制社會的成立,專辟一節“相似于鐮倉時代東國的江南情形”,借助日本中世史現象來論述四世紀江南社會如何面對流亡而來的北方士族。這當然是考慮到便於日本讀者理解而作出的聯想,但這種多少帶有被動性的取向,卻正好點燃了峨冠博帶的學術論文中稀見照亮的景象:鐮倉時代的北條氏家族,明明已經具備了客觀上的足夠實力,卻無法就此公然篡奪徵夷大將軍之位,而是不得不從京都迎來具有傳統政治權威的攝關家子弟來作為傀儡。如果説傀儡是毫無意義的,那麼這種大費周章又有何必要?——事實上這絕非無聊之問,如果説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傀儡政治只是散點狀的分佈,那麼日本史上這便是自古以來的慣例性常態,由此産生的歷史差異甚至造成了中日兩國史的基本形態分歧——即所謂革命性的國家與萬世一係的國家。既有政治權威是最終可以徹底顛覆、重新洗牌的,抑或必須在尊重其名分的前提下進行實權爭奪?當然,在這兩種形態之間必定還存在著種種比重不同的中間形態,而歷史也就在這種力量牽引下表現為不同的具體進程。中國雖然整體上走的是革命國家之路,並且我們也常常因此而更容易接受革命性的思考方式,但卻並不意味著後一種形態在中國歷史上完全不存在。毋寧説基於這種不同模式的視域對照,更能讓我們擺脫固有思路而理解歷史的另一種面相。顧榮等人何以最終選擇了對幾乎赤手空拳進入江東的司馬睿遮道跪拜,使南人從此屈膝于“傖人”之下,令同時代的周玘和百年後的丘靈鞠扼腕嘆恨不已?單純從一種數值化的實力對比論是無法解釋這種表現的。如果認為原因僅僅在於他們的愚蠢短視,自然也就無需深究;但如果我們不能滿足於以一種後見之明的上帝視角去裁斷古人,那麼作者的這一思路無疑將啟發我們追尋更深處的歷史微妙曲折。——饒有意味的是,這與著名思想史家渡邊浩在《東亞的王權與思想》(區建英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中強調江戶時代身份尊卑與幕府權威彰顯的討論思路頗有相通,勾勒出的正是如渡邊氏所言那種“在人們各種各樣的‘心性’、意識或潛意識以及無意識中存立的”歷史過程。

  《東亞的王權與思想》

  類似而更微妙的關懷,也見於第七至第九章中討論的南朝時期的“下剋上”風潮主題。出身微賤的武將和商人等不甘被壓制在底層,而紛紛各顯神通,往上攀升。在作者的觀察中,宋齊皇帝種種匪夷所思的倒行逆施,背後就是由於這些黑暗力量的蠢蠢欲動,搖撼了上層權力的穩定性;而當時南朝高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又給寒人的上升提供了推動力。南朝的各種事象,都被統一在了這一個基本歷史動向中予以觀察。關於南朝寒人的興起、南朝後期土豪的得勢,當然也是中國史家早已論及的經典話題,但將“寒人”“土豪”的興起提煉為“下”對“上”的超克,進而放大為足以聯貫統括南朝史整體的一個基本命題,則似乎還未之見。這可能同樣是因為,“下剋上”對戰國以後的中國歷史來説實在是一個太尋常的現象,自從陳勝喊出那一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來,下層對上層的顛覆便成為中國史上反覆上演的劇目,甚至都不值得成為一個專門提起的題目了。然而在日本史學中,“下剋上”卻是一個具有時代區劃意義的命題,被視為日本中世尤其戰國時代的基本權力運作原理。作者在此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日本史作為參照對象,但這一術語的運用本身就已經點出其思理脈絡。

  然而,“下剋上”要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其實需要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前一個時代並不“下剋上”。日本史學之所以會如此注重這一點,恐怕是因為在13世紀之前,確實存在著一個長達四五百年的身份社會,用作者的話來説,是以“古老的身份意識”來維持上下尊卑秩序的時代。而從鐮倉時代後期開始,這一縱向的重層身份結構在各個層次上都被顛覆(一定程度上類似于中國春秋戰國時的禮崩樂壞)。兩個相對長期且各自結構鮮明的時代之間的轉型,足夠引起學者對這一關節點的重視。而站在這一背景下回看,宋齊時代也恰恰是在東晉百年的身份等級森嚴時代之後——無論是我們是選擇用“士族門閥”還是用“貴族社會”來稱呼這個時期——發生了軍人劉裕革命、強化宗室權力、恩倖得勢等一系列的歷史現象;而其後侯景之亂、陳朝建國的一系列過程,更是令王謝等老牌門閥凋零殆盡。然而東晉時代的相對短促,卻讓中國史上的這一相似進程不容易凸顯出來,而很容易淹沒在了寬度更大的歷史單位當中。作者的這一提煉,即使説不上石破天驚,至少也讓我們對這個時代轉折獲得了更為明晰可觸摸的印象。

  除了這些局部性的引譬連類之外,甚至作者開宗明義,自言“時常抱有疑問”的一個根本性命題,都是由此引出:

  在這個漫長的戰亂時代,可以想見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東西,然而武士卻最終未能形成統治階級,原因究竟何在?(頁8)對於武士階層、武士集團幾乎在絕大多數時代都未在中國史上成為主角的中國人來説,這個問題毋寧説是有些突兀難解的。為什麼長期戰亂,武士就應該成為統治階級?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統治階級當然是皇家,還有圍繞在皇帝身邊的一群“封建官僚文人”。聽慣了“可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我們,很不容易想像有文化的階級被長期打壓,而好勇鬥狠的武士高居廟堂的情景(也許除了五代、元代會多少有這樣的印象)。但作者這一個問題,同樣是以日本歷史為思想底色而發出的。日本史上“古代”與“中世”的分野,正是由於原本質樸無文,只配為公卿貴族擔任侍衛爪牙的關東武士,攫取了平安公卿的高貴地位和權勢,從而開啟了中世時代。在日本史中,不但有綿延數百年之久的武士階層、武士集團統治模式,甚至後來還衍生出了獨特的武家文化。乃至於後來日本所言“士農工商”四民中的“士”,都不像中國一樣指稱文士、儒士,而是“武士”,武士才是這個國家中的特權階級。中世、近世武士文化與貴族文化之間的衝突交融,成為日本文化史上的重要課題。如果有了這樣的知識背景,我們也許就能理解何以作者會對“武士”未能成為統治階級如此關注,甚至同樣希望獲得這個問題的解答了——這樣的問題,恐怕是過去中國人的中國史研究不會出現,也不會研究的。

  三、西歐與中國:跨文明的比較史思路

  或許也正因為作者基於本國歷史文化的這種“他者”敏感,本書雖然處處見出作者對“中國文明”的愛重之情,但同時也處處表現出對“漢族中心主義”的警惕。在中國正史和傳統敘述中,六朝史和其他時代一樣,天然地是由漢人擔任主角的。然而作者筆下的六朝中國卻遠遠超越了這一存在。書中具有總論色彩的前兩章,分別以中國的“內”與“外”兩種視角展開。第一章著眼于中國疆域內部,第一節“南與北”從地理學和生態史的角度鳥瞰南北大地,後兩節分別登場的主角則是“華北的異族”和“長江中下游的異族”。而在中國式話語中不言自明的三國英雄們,到了作者筆下便挂上了“漢人孫策、孫權兄弟”這類的表述。換言之,在本書所呈現的六朝畫卷裏,這些異族從開端便成為了歷史展開的底色。而漢人也是一種同樣需要從陌生化視角加以審視的存在。北方異族的進入中原固然使得漢族必須面對強有力的外來挑戰;而開拓、逃難南方的漢族更是像入侵的殖民者一樣,要被放在當地土著的接受、排斥與融合反應中去看待。而接下來的第二章更越出國境之外,用了整整一章來敘述“中國文明圈的擴大”。在中國本土四分五裂的同時,其外緣也隨之波瀾涌動,東到高句麗、三韓、日本的建國浪潮,西至西域絲綢之路的商旅流動,甚至遠至地中海世界與六朝中國的文明交織映照,都囊括在作者無遠弗屆的視野之下。六朝時代的中國歷史被有機地編織進了東亞乃至全球歷史當中,成為這一巨幅斑斕畫卷中的中心形象。如此宏闊的構思角度、恐怕也是一般國人所撰六朝史鮮有慮及的。

  之所以得以如此,有三個因素值得重視。其一當然是前述作者基於本國歷史文化的特殊立場。其二則是日本學界的豐厚積累。這不僅指狹義的中國史研究的成果,更包括梅棹忠夫、上山春平等文明生態學家,以及榎一雄、羽田亨、山口瑞鳳等內亞、西藏專家的研究,給作者提供了多維度觀察中國史的立足點。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點。正如氣賀澤保規教授在本書文庫版解説中特別強調的,作者對西洋學問有著長期浸淫與高度修養,這使其特別重視從西歐史比較的立場來看待中國史,“這種強烈意識到西歐歷史的姿態,在中國史家中實在並不普遍,説得上是著者史觀的特色之一”(頁483)。這一取向的形成,一方面得益於作者身處學術環境的相容並包。如氣賀澤教授所指出,是由於作者深受其姐夫下村寅太郎(著名西哲學者,京都教育大學教授)、老師鈴木成高(著名西洋史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及桑原武夫等京大人文研中精研西洋史的同事影響。礪波護曾回憶道:“1966年4月以後,人文研西洋部會田雄次氏主持的‘封建國家比較研究’班,在中村賢二郎氏的協助下起步,川勝先生和我也參與其中。這一研究團體的成員,還有日本中世史家黑田俊雄和西洋中世史家鯖田豊之,以及後來加入的樺山纮一等,連不善言辭的川勝先生也興致盎然地發言討論。在加入會田讀書班後,他一向就抱有的對東西文化比較的熱情更增加起來了。1974年秋天,由日本文化會議主辦的‘歷史像之東與西’主題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是《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現場回答了木村尚三郎、堀米庸三、鈴木成高等學者的疑問。”(《中國人の歴史意識‧解説》,頁359-360)文中提及的鯖田、樺山、木村、堀米等都是日本學界代表性的西洋中世史家(其中鯖田、木村二氏的東西文明比較立場尤其突出,值得國人關注)。而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就曾兩度赴法國留學及訪問,對歐洲學術深有會心,法國漢學名著如馬伯樂《道教》、石泰安《西元二世紀道教政治宗教運動評述》就是由他翻譯為日文的。

  一位擅長運用中西比較史方法的日本學者——正是這種不同文明間的兼通互照,賦予了作者常人難以想及的思考高度。而本書最出乎意外而又令人折服的表現之一,可以説就是通過這一比較視野而獲得呈現的一個核心主題:“中國知識階層的厚度與韌性”。在本書中,作者的眼光跨越萬里,直接投射到了中世紀的地中海世界——同樣是在大帝國基盤上建設起來的統一文化,同樣是在大帝國崩潰後進入戰亂分裂時代(這一理解又有乃師宮崎市定的味道),但地中海世界卻在進入中世紀以後便無法繼續維持固有的羅馬式古典文化,以至於“七、八、九世紀的知識人已經幾乎都無法再用正確的拉丁語寫文章了”(頁86)。在這一背景下來看,中國文明的巨大力量基於何底便立刻呈現出來——不要説六朝時代,即使二十世紀初那一場如此轟轟烈烈的,真正的“文化革命”,也並沒能徹底使中國人忘記以古典文言為載體的閱讀和寫作。不僅如此,在這一視角下,作者進而指出:

  毋寧説,正是在政治上分裂與大動亂的六朝時代,中國才確立了最華麗、最富於韻律的完善文章體式——“駢儷體”。這如實地反映出中國知識人的強韌精神及其主體努力的堅韌不拔:即使在政治分裂與戰亂最嚴重的時刻,他們仍然能在珍重守護其古典文明的同時,更進一步將其發展得更加豐饒。(頁86)

  在東西文化比較的大背景下,駢文不僅不是“形式主義”“腐朽文化”的代表,反而成了中國文明強韌生命力的最有力證據。在這位史家的眼中,文學藝術並不是一種單純“審美”性的玩物,而是承擔著文明、知識和自我認同代代傳承的重大使命。已經沒人會寫拉丁文的世界,儘管還是那個地中海,還是那些種族,卻已不能説仍是同一個文化生命體;而中古時代東亞世界的整體性,也就在這一支離破碎的背景下越發凸顯出來。

  作為新文化的後裔,已經習慣了用批判性、否定性眼光審查傳統文化和駢文古文的我們,面對這樣的思路實在難免有些吃驚。即使是已經走出大批判時代,開始正視駢文的當今古典文學界,這樣的聲音也還似未曾聞。如果從這一基點出發,系統地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的文學文化形態,固有論説體系將會遭到何等程度的衝擊?真是令人不禁馳想聯翩的話題。這種衝擊可能性的提起,決不是為了標新立異的反彈琵琶,而是基於把握對象時的立場與方向性差異。在文學史家的一般眼光中,“六朝”文學是與漢、唐文學乃至宋以後日漸興起的通俗敘事文學放在一起衡量的,文學作品是一種“審美”對象,以其內部的創作水準為評判標準;而在川勝義雄這位史家的眼中,“六朝文學”卻是中國文明發展所催生的燦爛之花,文學的形態直接反映、響應著這一文明、這一時代的力量與高度。在近代文學觀念模式下的“審美”之眼看來,越是泥守古代經典,以搬弄典故、陳陳相因為尚,脫離“現實”,缺乏“創新”“個性”的文學創作,就越是毫無意義;而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文學創作發展到六朝駢文這種極度重視學習古典、重視文體形式之傳承穩定的形態,卻恰恰是這一時期的文明承擔者們面對著文化衝擊,努力維繫其文明生命的表現。這種表現,僅從該文明內部進行觀察時,誠然是難以發覺的(因此價值評判也就不得不在許多時候淪為論者的心證);只有將發展形態相近而結果卻截然不同的其他文明取為比較對象時,其“數值”高低才會直觀呈現出來。

  當然,宏大的比較視野必然帶來一定的危險。敢於進行這樣的嘗試,踐行者也就必須準備好去擔負更廣闊的知識領域帶來的沉重壓力,去面對可能由於知識更新和專業化所帶來的重新拷問。冒險之路是有起點而無終點的,作者的具體觀點是否正確?應當由後人繼續依據類似的,甚至更寬廣、更完整的視野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去討論修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恐怕也只能説是踏出了第一步而已。而接下去的一步,究竟是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前進,還是退回原地?恐怕本身就是值得今天的我們去深思踐行的命題。在這個意義上,《魏晉南北朝》或者毋寧説仍是一部尚未最終完成的著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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