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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海鵬:袁保齡與張謇交遊考

2019-9-11 08:22:47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孫海鵬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孫海鵬:袁保齡與張謇交遊考

  光緒二年(1876),24歲的南通人張謇進入淮軍名將吳長慶的幕府,“客其軍幕,治機要文書。”自此,這位日後將大魁天下的狀元與項城袁氏家族、廬江吳氏家族結下了不解之緣。

  項城袁氏自袁甲三始與廬江吳氏交往。袁甲三與吳廷香;袁保慶、袁保恒、袁保齡與吳長慶;袁世凱與吳保初均有交往。袁保慶、袁保齡兩人與吳長慶交往極深,而吳長慶則終生不與袁保齡之兄袁保恒交往。袁吳兩家雖有交誼,亦頗存芥蒂,這種矛盾既有家族之間的恩怨,也有淮軍內部的派系之爭,更有廟堂之上士族集團的利益之爭。

  袁吳兩家的關係,涉及咸豐年間的一段公案。

  光緒七年(1881),張謇在吳長慶“慶軍”幕府中已有五年之久。在參與吳長慶的軍機文牘,聊供咨問的同時,讀書備考是張謇最為重要的任務,制藝之餘,受吳長慶委託課袁氏子弟,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對張謇終生以師視之。

  張謇晚年有《嗇翁自訂年譜》,記錄了光緒七年(1881)吳長慶在登州軍營之時對他談及的袁吳兩家舊事。

  四月,項城袁慰廷世凱至登州,吳公命在營讀書,屬余為是正制藝。公語余曰:“昔贈公以團練剋復廬江,為賊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軍求救。端敏以詢子侄,子文誠公以地當強敵,兵不能分,主不救。侄篤臣以紳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遷延時日,而廬江陷,贈公殉。嗣與文誠絕不通問,而與篤臣訂兄弟之好。端敏後命隨營讀書以示恤,義不應命,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慰廷為篤臣嗣子,先是以事積忤族裏,眾欲苦之,故挈其家舊部數十人赴吳公,以為吳公督辦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務實無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幫辦營務處差。軍事簡,多讀書之暇,與曼君、彥升、怡庵諸人時有唱酬。

  在上述文字中,涉及人名頗多。慰廷乃袁世凱之字;“吳公”是指吳長慶;“袁端敏公”是指袁甲三,謚“端敏”;“文誠公”是指袁世凱從叔袁保恒,謚“文成”;“篤臣”是指袁世凱之嗣父袁保慶;“贈公”是指吳長慶之父吳廷香;“曼君”是指朱銘槃、“彥升”是指周嘉祿、“怡庵”是指林葵,三人均為吳長慶幕僚。袁世凱在慶軍大營之中師從張謇、周嘉祿讀書習文。

  吳長慶之父吳廷香優貢生出身,曾經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太平軍進攻廬江,城將不保之時,吳廷香向袁甲三求援,袁保恒不同意救援廬江,而袁世凱之父袁保慶認為廬江團練兵力不足,立主救援。在舉棋不定之時,吳廷香戰死,朝廷贈其四品卿銜,故稱之為“贈公”。此後,吳長慶舉兵,誓不與袁保恒交往,而與袁保慶訂交,且在袁保慶病逝于任所之時,為之料理喪事。張謇之所以能夠課讀袁世凱的原因是受吳長慶之托,而託付的緣由則是吳長慶為了報答當年袁世凱之父袁保慶,故此做出“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的決定。

  通過吳長慶與張謇的對話,能夠明顯感知到吳長慶對袁世凱的不屑,他的這種態度對張謇的影響是深遠的。無論是《柳西草堂日記》,還是《嗇翁自訂年譜》中,從北韓兵變,慶軍入朝直到甲午之役,乃至於後來與袁世凱有關的歷次重要事件,隱約可見吳長慶對袁世凱不高的評價在張謇心目中所産生的影響。

  對袁世凱的這種評價是張謇主觀的敘述,而且吳長慶所陳述的“事實”也是通過張謇的記錄得以流傳。張謇的“轉述”或者“記錄”究竟是否是事實,或者究竟有多少可信度,這些問題都需要其他史料的支援,並進行重新探究。

  在張謇的記錄中,袁世凱始終處在被動評價的範疇內。《嗇翁自訂年譜》中記錄了民國元年八月(1911年9月),張謇與袁世凱的一次見面。“八月,詣袁總統,説改革鹽法。”而在《張季子九錄》中的文字卻是“八月,詣袁慰廷,説改革鹽法。”從稱呼職位而改為直呼其字,兩字之差,褒貶立見。同時也看出張謇態度的轉換,並沒有對袁世凱報以始終如一的貶斥態度,而是在袁世凱職位變換後有所恭維。另外,張謇不得不承認辛亥前後之時的袁世凱已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

  關於袁世凱如何投奔吳長慶的記載,還見於胡嗣瑗在朱銘槃手書《與袁世凱絕交書》的題跋之中。

  世凱所生母微,不齒于諸父昆季。少無行,門以內幾不能堪,其嫡母諜訴諸官。陳州守令重世凱門閥,寢其事,陰貲之出遊。時李文忠督直隸,以通家子投謁。無所用,遂渡海往依吳武壯。

  將胡嗣瑗與吳長慶所表述的內容結合在一起,可以得知袁世凱離家投軍的真正原因所在。

  光緒十年(1884)6月,駐防在金州的吳長慶重病不起。此時,袁世凱欲轉投入李鴻章麾下,在張謇看來袁世凱此舉大有背棄吳長慶之意。在其日記中寫道“五月十一日。寫與慰廷訊。慰廷向驕恣,至此益甚,故移書切責之。”“切責”二字,足見張謇對袁世凱的態度。張謇在年譜中也留下了記載“公自北韓分其軍三營畀慰廷留防後,自統三營至奉。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一切變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難堪者,移書切讓之。”年譜裏提及的“書”就是十分著名的《與袁世凱絕交書》。 這封信函是張謇、張詧兄弟二人與朱銘槃共同草擬的,全文不足三千字,斥責袁世凱頑鄙貪名。袁世凱其人生性張揚有餘而沉穩不足,且好投機。這正是吳長慶、張謇所最為反感之處,也成為後人臧否袁世凱之處。

  袁保齡對從侄袁世凱愛憐有加,亦頗自得。李鴻章認為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從侄世凱,練北韓兵。朝之君臣極稱之。合肥欲令留彼攝戎事。”袁保齡對從侄的了解是全面的,更希望袁世凱能夠繼承祖業,有所作為。而為袁世凱之師的張謇則是從教育門人弟子的角度看待袁世凱,這就是屢見於其筆端諸如“剛而無學,專而嗜名”一類評價的由來。當然,就張謇來説,對袁世凱的總體印象並不佳,這一點在其子張孝若後來的轉述當中也有所體現。

  袁保齡、張謇二人對袁世凱的不同態度並沒有對二人的關係産生根本影響。在吳長慶病逝于金州防地之後,張謇與其兄張詧被難於慶軍將領黃仕林,及時出手相救者,唯有袁保齡。

  在《柳西草堂日記》中記載了光緒八年(1882)張謇與袁保齡的交遊,這是比較早見於文字的記錄。

  八月十八日。枚生來,久談。往為延陵陳進退之策,堅勸乘勢止足,譬諭再四,初亦然之,至是乃更變計,以袁、周為之畫計也。甚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難其人也。寫《北韓善後六策》稿。

  日記中的“延陵”是指吳長慶,“袁”是指袁保齡,“周”是指周馥。八月十八日(9 月 29 日)張謇時在天津。張謇自進入吳長慶幕就參與軍機,得到吳長慶的信任,特別是在北韓壬午兵亂事件發生之後,慶軍奉命進駐北韓靖亂,張謇多有進言。吳長慶奉李鴻章之命率慶軍入北韓之後,出乎吳長慶與張謇意料的兩個問題出現了。一是袁世凱“敢作敢為,冒險妄動。” 漸為李鴻章所賞識。二是吳長慶的軍隊進入北韓之後,“遊勇頗多滋擾,殊為令名之累,似宜默查各營,如有餘勇散人,盡數資遣,商之雨亭,派船送回,免致逗留滋事。”由此可見,李鴻章對袁世凱才幹的褒揚與對吳長慶治軍的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吳長慶在北韓駐軍,初期頗得其朝野上下歡迎,因此吳長慶考量在靖亂之後繼續駐兵于北韓,張謇則認為應當止足,及早做歸計。對此,吳長慶猶豫不決。袁保齡、周馥則認為應當繼續駐紮,以防後亂,另外必須提防日本出兵,慶軍在北韓也可充作屏障。於是,袁保齡與張謇在慶軍是否應當繼續駐軍北韓問題上産生分歧。為此,張謇寫下了著名的《北韓善後六策》。就在張謇與袁保齡産生分歧7天以後,李鴻章不允慶軍東征公費,吳長慶才感到悔不聽張謇之言。光緒八年(1882),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有意命馬建忠執掌慶軍兵權,“八月。李相欲以慶軍屬馬建忠,而命公回天津。餘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公初韙之,旋以袁子九、周玉山之言而止。”這兩件事情對吳長慶來説均是極大的打擊。

  至於袁保齡、周馥在此事件中所充當的角色,也十分值得推敲。袁、週二人堪稱是李鴻章之左膀右臂,不會不知曉李鴻章對吳長慶的疑慮,對吳長慶表面上的“支援”帶有十分隱晦的意圖。此一節可以參閱袁保齡在是年12月寫給已經離開慶軍幕府返回故鄉的張謇信函中。袁保齡《致張季直》信函如下:

  數月以來,人事雜碌。屢屬瀚臣寄陳鄙見,想徹清聽。時局艱危,人謀舛迕。先生高臥柴桑,絜餐馨膳,天倫至樂。而悲人憫世,當亦有不能已者。南皮節度,當代之韓歐也,嶺表係天下安危,先生倘有意乎?脂轄何日,願早聞之。齡辱南皮眷睞已久,形跡頗疏。曩與廬江亦復如此,先生固稔知之。北韓必有事變,亦未期速發。乃爾三營將士誓死酬國恩,尚不辱武壯軍聲。而井上要盟,神人共憤。朝為越續,從此中華屬藩盡矣。可勝氣結。變初起時,齡上書當道,謂當遣李昰應從軍,往以維繫朝民忠義之心,而助孱王之氣。事未果行,徒存繞策。聊告知己,不足為外人道也。崢嶸歲暮,風急雲繁,懷人彌切。謹效唐五言律一篇,以送祖生擊楫之行。詩才窘澀,短句村歌,知不滿法家一笑,亦聊以寫我思耳。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此信函中“南皮”是指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廬江”是指吳長慶,已經於是年7月13日病逝于金州防地。吳氏故去之後,清廷以“武壯”謚之。吳長慶病逝之後,其在北韓駐紮的三營兵馬由提督吳兆有統帥,在金州駐紮的三營兵馬由提督黃仕林統帥。黃仕林駐紮金州,也為後來與張謇、張詧兄弟發生矛盾,張謇迅速離開慶軍幕府埋下了伏筆。

  另外,在信函中還涉及北韓壬午兵亂之事。對此,袁保齡的解釋是“變初起時,齡上書當道,謂當遣李昰應從軍,往以維繫朝民忠義之心,而助孱王之氣。事未果行,徒存繞策。聊告知己,不足為外人道也。”也就是説,袁保齡有自己的見解,只不過未被“當道”採納而已,這位“當道”所指之人應當就是李鴻章。袁保齡的這種表達是在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後的補充説明,此時早已事轉人非,空留議論而已。

  張謇在當時日記中的表述是“初亦然之,至是乃更變計,以袁、周為之畫計也。甚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難其人也。”對袁保齡、周馥的“畫計”表示出擔憂。此種擔憂隨著吳長慶在金州病逝而告結束。

  吳長慶以重病之軀調防奉天之後,駐軍金州,招回鄉修養的張謇至金州。張謇於是年五月七日(5月31日)抵達慶軍金州駐地,“卯刻氐柳樹灣。乘車詣金州。見筱公,則病甚。病之由誤于諂子,事之壞亦誤于諂子,可嘆也。金州荒涼特甚,麥裁如江南三月中旬時。”文字中流露出對吳長慶病情的擔憂,也指出了其致病之因是身邊多諂媚之人。五月十六日(6 月9日),吳長慶“病危甚,為之戚然”,張謇為吳長慶後事早作準備,於是給時在旅順口總辦海防工程的袁保齡寫信,求代為置辦棺槨。

  袁保齡收到張謇信函之後,立即安排諸多事宜,于5天之後復函張謇。

  十七夜奉答後即催促謝副將乘“湄雲”疾行,限二十二晨到柳樹屯。不知果無濡滯否?王壽山來,讀松亭軍門諸人致謝書,藉悉一切。王弁看船桅不中意,另選桱木長丈余徑尺余者十二根去。凡木曰桱,曰杉,曰花板,其實一物而已。若用良匠,選湊成之,尚無遺恨,卻較枬木為勝。枬木質過硬,合縫最難,卒辦尤難也。慮金州無佳生漆,因向雷營搜得數斤,並交帶去。木漆價均由弟發訖,非動官物,但願筱帥早愈,留此施濟他人耳。言之淚從心落,頃向筱帥乞假“海鏡”,備隨諸公巡海之行,大約至多十日,必無誤北韓用。倘可允,盼早來也。

  軍中一時沒有製作棺槨的中意木料,只好選用船桅,張謇派來的人又對木料不滿意。袁保齡考慮週詳,還蒐羅到生漆,木料、生漆的費用均為袁保齡自己承擔,不費公帑一錢。袁保齡希望吳長慶能夠康復,並且帶領屬將幕僚乘坐“海鏡”輪出海巡視。這是袁保齡的祝願,他期待吳長慶早日康復,但是對吳長慶來説已經來日無多。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1884年7月13日),慶軍統領吳長慶病逝于金州駐地。吳長慶的病逝令張謇悲痛不已,“感念舊義,悼痛何如。”張謇代已經病逝的吳長慶草擬了六十余件信函,為其寫哀啟,題寫牌位,撰寫行狀、輓聯、訃聞等,多繁雜瑣碎之事。

  就在張謇悲痛欲絕之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提督黃仕林“邀同三營僚友算賬于筱公靈前。”由於吳長慶留有遺言,“身後賓客去者各贈薪水三月。”於是在吳長慶病逝之後,幕僚欲按照遺言領取3個月薪水而去。矛盾就此引發,吳長慶夫人以及吳家諸人,還有黃仕林與幕僚等人之間爆發了由“算賬”而引起的爭端,千頭萬緒,眾説紛紜,人事糾紛于其中,矛頭所指向的則是張謇之兄張詧,還有負責慶軍賬目的袁鴻。張謇則是為叔兄張詧抱不平,故此與黃仕林、吳長慶夫人等人相爭辯,以致“人皆有吞噬恕堂而及于叔兄之心,群小之可畏甚矣。”張謇兄弟的處境十分被動。

  “算賬”風波持續了23天,最終以張詧、袁鴻歸還錢款而做結,黃仕林方才作罷。黃仕林之所以不再追究張氏兄弟。與袁保齡從中調解不無關係。張佩綸曾經給李鴻藻寫過一封信,信中多誇大之辭,卻也能夠看出在黃仕林“算賬”風波中袁保齡對張謇、張詧兄弟的關照。

  狀元張謇乃吳提督長慶幕客,與朱銘槃、范當世稱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處課讀。三怪伎倆不同,其為怪一也。吳小軒卒于軍中,張及其弟詧乾沒餉銀七千余兩,經其部將黃仕林察出,理諭不聽。黃本粗直人,怒而鎖之屋中,欲加刑訊。經袁子久輩調處,始吐實,繳出若干,彌補若干完結。一時有黃祖殺正平之嘲。後中南元,吳縣、虞山均亟稱其才華,氣焰復振。在籍處一小講席,干預公事,武斷鄉曲。每將吳縣、虞山所致書懸諸廳事以傲人,聞亦嘗就虞山之館,則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詳矣。

  信函中“吳縣”是指潘祖蔭,“虞山”是指翁同龢,“吳小軒”是指吳長慶,張佩綸在信函中誤將張詧認為張謇之弟。張佩綸極力詆毀張謇、朱銘槃、范當世等“南通三子”,將三子稱為“南通三怪”,其指斥可見一斑。此事引發的則是張謇以及眾幕僚的離去,用張謇的話説則是“賓客星散”。

  袁保齡《閣學公集》書札卷三中收錄有袁保齡致張謇三封信函。信函名目依順序分別是《致慶軍幕府張季直》《致慶軍幕府張》《致張季直》。第一函、第三函已經在上文中論及。第二封信函內容則涉及袁保齡説和“算賬”風波之事。

  傅都司致桱木行,曾上一書,計達記室。吳仁山兄乘“鎮海”至此,不踰時而去。弟初未之知,迨知之,急相訪而莫及。得津友函雲,筱帥公虧一節,合肥允為設法。仁山兄進取當須略緩再定,惟尚未知筱公事已奉恩旨如何。弟與祝三、玉山均極懸盼。海道間阻,津中無舟再來。仁山歸時所述雲何,特用函詢,伏乞示慰。松亭兄當能守畫一之規,為前人光。法艦趨閩,幼帥督兩營守馬尾,忠勇可敬。曾沅丈奉命議約,以十日為期,恐難得佳文字也。龍杠倘在金辦,鐵器尤著緊,且須多備換用者。弟昔扶先文誠兄柩行數日,深悉此苦,矧此長途。筱公長君已至否?遺疏草可得見否?伏惟道履,珍護不宣。曼君、恕堂諸兄均候。

  函件中人名頗多。“仁山”是指吳良儒;“筱帥”是指吳長慶;“祝三”是指宋慶;“玉山”是指周馥;“松亭”是指黃仕林;“幼帥”是指張佩綸;“曾沅丈”是指曾國荃;“文誠”是指袁保齡之兄袁保恒;“筱公長君”是指吳長慶長子吳保德;“曼君”是指朱銘槃;“恕堂”是指袁鴻。

  袁保齡致張謇此信之時,吳長慶已經病逝,棺槨也已完工。但是吳長慶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慶軍賬目上虧空了七千六百餘兩餉銀。此前,慶軍駐紮揚州之時,李鴻章批以“空餉”給慶軍,意在用所存之餉銀作抵,吳長慶則以自己俸銀填補“空餉”。在其去世之後,吳夫人就將七千余兩餉銀提走。慶軍賬目中虧空立現,無法發放 6、7 兩月的餉錢。且吳良儒指責袁鴻、張詧、張謇、朱銘槃等人沆瀣一氣,貪污款項,要求袁鴻、張詧諸人設法賠償。這其中又摻雜吳夫人、吳家諸人、黃仕林等人的參與。

  袁保齡在信函中提到吳良儒,其人為吳長慶心腹,乘坐“鎮海”輪到天津、煙臺,其實是向李鴻章稟報吳長慶病逝之後慶軍善後諸事。袁保齡之所以要立即在旅順口見到吳良儒,其目的在於想要盡力調停“算賬”風波,為張謇兄弟平復其事。

  六月二十四日(8月13日)吳良儒回到金州,要求袁鴻、張詧厘清賬目,否則訴訟興獄。據袁保齡自天津得到的消息,李鴻章正設法妥善處理慶軍虧空之事,另外提到黃仕林一定能夠繼統慶軍。這兩條其實是在暗示張謇不必多慮,“算賬”風波有李鴻章的意見參與必會穩妥解決。

  在這封信函中,袁保齡事無巨細,皆能達意。上至中法馬尾之役中張佩綸的行止,再到曾國荃赴中法和談;中至吳長慶身後受朝廷封賞之事,還有張謇為吳長慶代擬遺摺等事;下至吳長慶長子吳保德奔喪金州,需要準備扶棺歸裏的杠子,袁保齡根據以往自己為長兄袁保恒扶棺的經驗推薦用金屬杠子。可見袁保齡心思縝密,謹小慎微,絕無點滴疏漏之處。

  袁保齡同時致函分統金州三營的黃仕林。

  台灣將士平日訓練不精。省帥到防未久,基隆事出倉猝。挫我軍威,殊滋憤懣。聞有進攻馬尾之説,彼族姦狡,志在挾索重費。我輩責在疆場,但期厲兵秣馬,牧圉是捍,不聞其他也。鬱山兄已乘湄雲赴營口矣。另函件乞轉送交為感。

  “省帥”是指劉銘傳,“鬱山”是指周馥。袁保齡此信函很委婉,從劉銘傳駐紮台灣説起,又説到中法之間的對峙。“不聞其他也”一句點撥黃仕林不要用心於別處。雖然語氣婉轉,但是用意很明顯,借用法人艦列馬尾之事説明慶軍職責所在。希望黃仕林不要將“算賬”風波弄大,借此來為張謇兄弟寬宥。袁保齡很清楚黃仕林為人“慳嗇”,並不容易與其協調溝通。隨後,袁保齡在給周馥的信中説“金州交代事,恐傷故友體面。傾發書婉勸松亭,謂時艱至此,早了為宜,勿煩帥座,不知果見聽否?”從中可見袁保齡、周馥對吳長慶身後之事的持續關注,之所以如此高度關注,不惟是內政外交均處於危難之際,還有袁保齡等人對遼東一線,特別是對旅順口防務的高度重視等原因。

  光緒十年(1884)8月底,在金州的張謇心勞神疲,準備返回故鄉。

  令張謇意想不到的是在軍營之中竟然無有飯吃,還是金州廳海防同知陳士蕓請張謇、朱銘槃吃頓晚餐,想見其淒涼慘切之景。

  張謇日記中涉及袁保齡的資訊還有以下三則:

  七月十日。子九觀察借銀五十,書以謝之。

  七月十九日。寄叔兄、鶴洲司馬、子九觀察、小石丈訊。

  七月二十三日。寄叔兄、子九觀察、小石丈、曼君(寄帽)、滋卿訊。

  七月十日(8 月 30 日),袁保齡借給張謇五十兩銀子,實則是贈送給他。張謇旅食,薪俸有限,所以稱貸在外,窮困潦倒不堪。此時張謇尚在金州,作書答謝袁保齡,信函的內容並沒有記錄下來。當天晚上張謇仍然沒有飯吃,還是陳士蕓請他與朱銘槃吃飯,並贈送了 16 兩白銀與他二人,窮途末路,張謇感慨不已。當晚,張謇、朱銘槃、邱履平三人共同寫下了兩首七言詩。

  金州述別連句二首

  西風吹送幕庭寒曼君,萬里驚秋客袂單。

  遼海無因悲遠戍謇,燕雲有夢促徵鞍。

  清笳一迸州門淚邱履平心坦,苦酒難平壯士肝。

  出塞王師近乘勝曼君,一時諸將自登壇謇。

  平津賓客幾人存謇,往事低回仆射恩。

  豈謂生平托簪履履平,更煩涕泗到荃蓀。

  淒涼丹旐橫秋色曼君,零落青袍惜故痕。

  杖策何如歸隱好謇,迪維皇甫各山村履平。

  七月十四日(9 月 3 日)張謇、朱銘槃又寫下一首七言聯句。

  贈金州同知陳鶴洲士蕓聯句

  平生回首信陵門曼君,于我渠渠夏屋存。

  刀璧似聞求故器謇,風雲徒悔信招魂。

  金州司馬賢無對曼君,盛府賓僚事莫論。

  天壤皋牢成棄物謇,炊粱翦韭意何溫曼君。

  這三首詩均是聯句而成,沉鬱蒼茫又顯得十分無奈。對於張謇和他的幕友們來説,自入幕慶軍以來,屢受吳長慶恩惠,確實沒有想到會有此時此刻窘迫之境。張謇對陳士蕓頗為感激,認為其“非世俗勢利人也”。這位來自紹興的金州廳海防同知和袁保齡一樣,是張謇心懷感激之人。

  七月十九日(9月6日),張謇抵達上海,給袁保齡和陳士蕓寫信,這封《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的信保存在《張季子九錄》中。

  4天以後,張謇回到家中,再次給袁保齡寫信,信函內容不得而知。

  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概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扈上時,見故人束畏皇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復為勸駕,重以前説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于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馬端臨曰,三代選舉之法不行,天下人才歸於幕府。今之延士與所待延於人者,其所自處,殆亡古義。然少自重者,無不難進易退,以自慎其身名。往時于武壯公北韓功成,即萌退志,徒以相處七載,禮意有加,重以貧故,不得不因其維縶,委蛇而遷就,而于其卒也,不能無悔。天下事誠不可以來咎往,以彼例此,然使以義,早自裁決,亦何至此耶?南皮不就,益卻一切之招。懲羹而吹齏,傷桃而戒李,豈不自嗤?然竊于當世之所謂大人先達,思之熟矣。能以誠求士,以禮義進退之者誰乎?不予人以可輕者,必先能不予人以可重,我貧固我分也。明春當入都,挾吾所素業,刻勵以求於世,觀其合否。時方多故,紛然且雜途而進。吾誠有不久棄於世者,固將有所合也,其果我棄耶?將益退而博求天下之故以適我貧,貧而日不能一饘粥也,將於世所稍稍知我者,鬻其力以求數年之飽。謇今者之志,如是焉而已。北韓聞又內亂,亂作益厲。嗟乎。此固壬午八月謇于武壯公論北韓必不可為,籌所以救之而去就爭者也。謇于北韓,往者蓋不自量度,時有陳説。所謂《善後六策》《與其王若大臣書》及《北韓廢疾針廢》,及為武壯先後所擬奏,間有其國人所能誦者。今亂之作,不幸偶中。當事者夢夢,徒足死武壯,令武壯既歿而增重於天下耳。以所傳聞,日之藉端干預,顯然有跡,而曲直自在。可不待其有辭,而據義詰責,益賴經營防衛以持其後,則建威銷萌,鞏固本根之計也。僅曰靖亂,亂黨奚能為?一武將率三數百人,足制其死命矣,安用紛紛?然吾料北韓之終必不可有為也。厝火積薪,人以為安。曲突徙薪,舉世以為笑。自古而慨之久矣,可勝嘆哉。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雜以世故客氣之習,故舉動輒不勝有識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謝幼度也。方戍亂國,幸屬慎之。恃執事能愛我,能以義相質,故貢其狂愚,並陳至隱。且謝往惠,萬萬亮察。不宣。

  “束畏皇”是指束綸,“南皮”是指張之洞,“武壯”是指吳長慶,“慰廷”是指袁世凱。這是目前保留下來的唯一一封張謇寫給袁保齡的信函。

  在復袁保齡函中,張謇定下了“金州往事”的基調是“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這樣的語句不能不令人頓生悲觀之情。在信函中張謇講了四個問題。

  首先是感謝袁保齡舉薦其赴兩廣總督張之洞幕的好意,而張謇堅辭不就。在他看來,進入吳長慶幕府本身就是一種錯誤,而今不能重蹈覆轍,特別是“傷桃而戒李”一句,尤其耐人尋味。

  其次是張謇之所以旅食的原因是貧苦而無所依,因此決心赴考,拼一己之力以求溫飽。張謇屢試不中,而求功名之心愈增,意在日後奮力一搏。

  再次是談及北韓問題。張謇具有前瞻性的歷史眼光,看到了彼時北韓問題的本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博弈。對此,張謇素有自己的主張。他之所以對袁保齡談及北韓問題,有一層含義是要通過袁保齡向當道者傳達他的主張。

  最後是對袁保齡從侄袁世凱的評價問題。雖然張謇對袁世凱抱有極大的成見,也知曉袁保齡看重自己的從侄,可是依舊在袁保齡面前直言不諱針砭其侄是非,且提出懇切希望。就這一點來説,張謇確實將袁保齡看作知己。“執事能愛我,能以義相質。”只此看似簡單,實則意味深長的一句話為袁保齡與張謇的交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袁保齡與張謇交遊之際,正是北韓兵亂爆發,也是中日海軍力量開始較量之際。同時,中法戰爭爆發,隨後媾和。誠如袁保齡所言“此亦自古迄今四千餘年未有之變局也。”袁保齡、張謇皆為一時之人才,他們在波譎雲詭的晚清時勢中呈現出各自不同的人生態勢。

  本文摘錄自《袁保齡研究札記》,孫海鵬著,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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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海鵬:袁保齡與張謇交遊考

2019年9月11日 08:22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孫海鵬:袁保齡與張謇交遊考

  光緒二年(1876),24歲的南通人張謇進入淮軍名將吳長慶的幕府,“客其軍幕,治機要文書。”自此,這位日後將大魁天下的狀元與項城袁氏家族、廬江吳氏家族結下了不解之緣。

  項城袁氏自袁甲三始與廬江吳氏交往。袁甲三與吳廷香;袁保慶、袁保恒、袁保齡與吳長慶;袁世凱與吳保初均有交往。袁保慶、袁保齡兩人與吳長慶交往極深,而吳長慶則終生不與袁保齡之兄袁保恒交往。袁吳兩家雖有交誼,亦頗存芥蒂,這種矛盾既有家族之間的恩怨,也有淮軍內部的派系之爭,更有廟堂之上士族集團的利益之爭。

  袁吳兩家的關係,涉及咸豐年間的一段公案。

  光緒七年(1881),張謇在吳長慶“慶軍”幕府中已有五年之久。在參與吳長慶的軍機文牘,聊供咨問的同時,讀書備考是張謇最為重要的任務,制藝之餘,受吳長慶委託課袁氏子弟,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對張謇終生以師視之。

  張謇晚年有《嗇翁自訂年譜》,記錄了光緒七年(1881)吳長慶在登州軍營之時對他談及的袁吳兩家舊事。

  四月,項城袁慰廷世凱至登州,吳公命在營讀書,屬余為是正制藝。公語余曰:“昔贈公以團練剋復廬江,為賊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軍求救。端敏以詢子侄,子文誠公以地當強敵,兵不能分,主不救。侄篤臣以紳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遷延時日,而廬江陷,贈公殉。嗣與文誠絕不通問,而與篤臣訂兄弟之好。端敏後命隨營讀書以示恤,義不應命,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慰廷為篤臣嗣子,先是以事積忤族裏,眾欲苦之,故挈其家舊部數十人赴吳公,以為吳公督辦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務實無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幫辦營務處差。軍事簡,多讀書之暇,與曼君、彥升、怡庵諸人時有唱酬。

  在上述文字中,涉及人名頗多。慰廷乃袁世凱之字;“吳公”是指吳長慶;“袁端敏公”是指袁甲三,謚“端敏”;“文誠公”是指袁世凱從叔袁保恒,謚“文成”;“篤臣”是指袁世凱之嗣父袁保慶;“贈公”是指吳長慶之父吳廷香;“曼君”是指朱銘槃、“彥升”是指周嘉祿、“怡庵”是指林葵,三人均為吳長慶幕僚。袁世凱在慶軍大營之中師從張謇、周嘉祿讀書習文。

  吳長慶之父吳廷香優貢生出身,曾經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太平軍進攻廬江,城將不保之時,吳廷香向袁甲三求援,袁保恒不同意救援廬江,而袁世凱之父袁保慶認為廬江團練兵力不足,立主救援。在舉棋不定之時,吳廷香戰死,朝廷贈其四品卿銜,故稱之為“贈公”。此後,吳長慶舉兵,誓不與袁保恒交往,而與袁保慶訂交,且在袁保慶病逝于任所之時,為之料理喪事。張謇之所以能夠課讀袁世凱的原因是受吳長慶之托,而託付的緣由則是吳長慶為了報答當年袁世凱之父袁保慶,故此做出“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的決定。

  通過吳長慶與張謇的對話,能夠明顯感知到吳長慶對袁世凱的不屑,他的這種態度對張謇的影響是深遠的。無論是《柳西草堂日記》,還是《嗇翁自訂年譜》中,從北韓兵變,慶軍入朝直到甲午之役,乃至於後來與袁世凱有關的歷次重要事件,隱約可見吳長慶對袁世凱不高的評價在張謇心目中所産生的影響。

  對袁世凱的這種評價是張謇主觀的敘述,而且吳長慶所陳述的“事實”也是通過張謇的記錄得以流傳。張謇的“轉述”或者“記錄”究竟是否是事實,或者究竟有多少可信度,這些問題都需要其他史料的支援,並進行重新探究。

  在張謇的記錄中,袁世凱始終處在被動評價的範疇內。《嗇翁自訂年譜》中記錄了民國元年八月(1911年9月),張謇與袁世凱的一次見面。“八月,詣袁總統,説改革鹽法。”而在《張季子九錄》中的文字卻是“八月,詣袁慰廷,説改革鹽法。”從稱呼職位而改為直呼其字,兩字之差,褒貶立見。同時也看出張謇態度的轉換,並沒有對袁世凱報以始終如一的貶斥態度,而是在袁世凱職位變換後有所恭維。另外,張謇不得不承認辛亥前後之時的袁世凱已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

  關於袁世凱如何投奔吳長慶的記載,還見於胡嗣瑗在朱銘槃手書《與袁世凱絕交書》的題跋之中。

  世凱所生母微,不齒于諸父昆季。少無行,門以內幾不能堪,其嫡母諜訴諸官。陳州守令重世凱門閥,寢其事,陰貲之出遊。時李文忠督直隸,以通家子投謁。無所用,遂渡海往依吳武壯。

  將胡嗣瑗與吳長慶所表述的內容結合在一起,可以得知袁世凱離家投軍的真正原因所在。

  光緒十年(1884)6月,駐防在金州的吳長慶重病不起。此時,袁世凱欲轉投入李鴻章麾下,在張謇看來袁世凱此舉大有背棄吳長慶之意。在其日記中寫道“五月十一日。寫與慰廷訊。慰廷向驕恣,至此益甚,故移書切責之。”“切責”二字,足見張謇對袁世凱的態度。張謇在年譜中也留下了記載“公自北韓分其軍三營畀慰廷留防後,自統三營至奉。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一切變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難堪者,移書切讓之。”年譜裏提及的“書”就是十分著名的《與袁世凱絕交書》。 這封信函是張謇、張詧兄弟二人與朱銘槃共同草擬的,全文不足三千字,斥責袁世凱頑鄙貪名。袁世凱其人生性張揚有餘而沉穩不足,且好投機。這正是吳長慶、張謇所最為反感之處,也成為後人臧否袁世凱之處。

  袁保齡對從侄袁世凱愛憐有加,亦頗自得。李鴻章認為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從侄世凱,練北韓兵。朝之君臣極稱之。合肥欲令留彼攝戎事。”袁保齡對從侄的了解是全面的,更希望袁世凱能夠繼承祖業,有所作為。而為袁世凱之師的張謇則是從教育門人弟子的角度看待袁世凱,這就是屢見於其筆端諸如“剛而無學,專而嗜名”一類評價的由來。當然,就張謇來説,對袁世凱的總體印象並不佳,這一點在其子張孝若後來的轉述當中也有所體現。

  袁保齡、張謇二人對袁世凱的不同態度並沒有對二人的關係産生根本影響。在吳長慶病逝于金州防地之後,張謇與其兄張詧被難於慶軍將領黃仕林,及時出手相救者,唯有袁保齡。

  在《柳西草堂日記》中記載了光緒八年(1882)張謇與袁保齡的交遊,這是比較早見於文字的記錄。

  八月十八日。枚生來,久談。往為延陵陳進退之策,堅勸乘勢止足,譬諭再四,初亦然之,至是乃更變計,以袁、周為之畫計也。甚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難其人也。寫《北韓善後六策》稿。

  日記中的“延陵”是指吳長慶,“袁”是指袁保齡,“周”是指周馥。八月十八日(9 月 29 日)張謇時在天津。張謇自進入吳長慶幕就參與軍機,得到吳長慶的信任,特別是在北韓壬午兵亂事件發生之後,慶軍奉命進駐北韓靖亂,張謇多有進言。吳長慶奉李鴻章之命率慶軍入北韓之後,出乎吳長慶與張謇意料的兩個問題出現了。一是袁世凱“敢作敢為,冒險妄動。” 漸為李鴻章所賞識。二是吳長慶的軍隊進入北韓之後,“遊勇頗多滋擾,殊為令名之累,似宜默查各營,如有餘勇散人,盡數資遣,商之雨亭,派船送回,免致逗留滋事。”由此可見,李鴻章對袁世凱才幹的褒揚與對吳長慶治軍的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吳長慶在北韓駐軍,初期頗得其朝野上下歡迎,因此吳長慶考量在靖亂之後繼續駐兵于北韓,張謇則認為應當止足,及早做歸計。對此,吳長慶猶豫不決。袁保齡、周馥則認為應當繼續駐紮,以防後亂,另外必須提防日本出兵,慶軍在北韓也可充作屏障。於是,袁保齡與張謇在慶軍是否應當繼續駐軍北韓問題上産生分歧。為此,張謇寫下了著名的《北韓善後六策》。就在張謇與袁保齡産生分歧7天以後,李鴻章不允慶軍東征公費,吳長慶才感到悔不聽張謇之言。光緒八年(1882),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有意命馬建忠執掌慶軍兵權,“八月。李相欲以慶軍屬馬建忠,而命公回天津。餘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公初韙之,旋以袁子九、周玉山之言而止。”這兩件事情對吳長慶來説均是極大的打擊。

  至於袁保齡、周馥在此事件中所充當的角色,也十分值得推敲。袁、週二人堪稱是李鴻章之左膀右臂,不會不知曉李鴻章對吳長慶的疑慮,對吳長慶表面上的“支援”帶有十分隱晦的意圖。此一節可以參閱袁保齡在是年12月寫給已經離開慶軍幕府返回故鄉的張謇信函中。袁保齡《致張季直》信函如下:

  數月以來,人事雜碌。屢屬瀚臣寄陳鄙見,想徹清聽。時局艱危,人謀舛迕。先生高臥柴桑,絜餐馨膳,天倫至樂。而悲人憫世,當亦有不能已者。南皮節度,當代之韓歐也,嶺表係天下安危,先生倘有意乎?脂轄何日,願早聞之。齡辱南皮眷睞已久,形跡頗疏。曩與廬江亦復如此,先生固稔知之。北韓必有事變,亦未期速發。乃爾三營將士誓死酬國恩,尚不辱武壯軍聲。而井上要盟,神人共憤。朝為越續,從此中華屬藩盡矣。可勝氣結。變初起時,齡上書當道,謂當遣李昰應從軍,往以維繫朝民忠義之心,而助孱王之氣。事未果行,徒存繞策。聊告知己,不足為外人道也。崢嶸歲暮,風急雲繁,懷人彌切。謹效唐五言律一篇,以送祖生擊楫之行。詩才窘澀,短句村歌,知不滿法家一笑,亦聊以寫我思耳。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此信函中“南皮”是指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廬江”是指吳長慶,已經於是年7月13日病逝于金州防地。吳氏故去之後,清廷以“武壯”謚之。吳長慶病逝之後,其在北韓駐紮的三營兵馬由提督吳兆有統帥,在金州駐紮的三營兵馬由提督黃仕林統帥。黃仕林駐紮金州,也為後來與張謇、張詧兄弟發生矛盾,張謇迅速離開慶軍幕府埋下了伏筆。

  另外,在信函中還涉及北韓壬午兵亂之事。對此,袁保齡的解釋是“變初起時,齡上書當道,謂當遣李昰應從軍,往以維繫朝民忠義之心,而助孱王之氣。事未果行,徒存繞策。聊告知己,不足為外人道也。”也就是説,袁保齡有自己的見解,只不過未被“當道”採納而已,這位“當道”所指之人應當就是李鴻章。袁保齡的這種表達是在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後的補充説明,此時早已事轉人非,空留議論而已。

  張謇在當時日記中的表述是“初亦然之,至是乃更變計,以袁、周為之畫計也。甚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難其人也。”對袁保齡、周馥的“畫計”表示出擔憂。此種擔憂隨著吳長慶在金州病逝而告結束。

  吳長慶以重病之軀調防奉天之後,駐軍金州,招回鄉修養的張謇至金州。張謇於是年五月七日(5月31日)抵達慶軍金州駐地,“卯刻氐柳樹灣。乘車詣金州。見筱公,則病甚。病之由誤于諂子,事之壞亦誤于諂子,可嘆也。金州荒涼特甚,麥裁如江南三月中旬時。”文字中流露出對吳長慶病情的擔憂,也指出了其致病之因是身邊多諂媚之人。五月十六日(6 月9日),吳長慶“病危甚,為之戚然”,張謇為吳長慶後事早作準備,於是給時在旅順口總辦海防工程的袁保齡寫信,求代為置辦棺槨。

  袁保齡收到張謇信函之後,立即安排諸多事宜,于5天之後復函張謇。

  十七夜奉答後即催促謝副將乘“湄雲”疾行,限二十二晨到柳樹屯。不知果無濡滯否?王壽山來,讀松亭軍門諸人致謝書,藉悉一切。王弁看船桅不中意,另選桱木長丈余徑尺余者十二根去。凡木曰桱,曰杉,曰花板,其實一物而已。若用良匠,選湊成之,尚無遺恨,卻較枬木為勝。枬木質過硬,合縫最難,卒辦尤難也。慮金州無佳生漆,因向雷營搜得數斤,並交帶去。木漆價均由弟發訖,非動官物,但願筱帥早愈,留此施濟他人耳。言之淚從心落,頃向筱帥乞假“海鏡”,備隨諸公巡海之行,大約至多十日,必無誤北韓用。倘可允,盼早來也。

  軍中一時沒有製作棺槨的中意木料,只好選用船桅,張謇派來的人又對木料不滿意。袁保齡考慮週詳,還蒐羅到生漆,木料、生漆的費用均為袁保齡自己承擔,不費公帑一錢。袁保齡希望吳長慶能夠康復,並且帶領屬將幕僚乘坐“海鏡”輪出海巡視。這是袁保齡的祝願,他期待吳長慶早日康復,但是對吳長慶來説已經來日無多。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1884年7月13日),慶軍統領吳長慶病逝于金州駐地。吳長慶的病逝令張謇悲痛不已,“感念舊義,悼痛何如。”張謇代已經病逝的吳長慶草擬了六十余件信函,為其寫哀啟,題寫牌位,撰寫行狀、輓聯、訃聞等,多繁雜瑣碎之事。

  就在張謇悲痛欲絕之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提督黃仕林“邀同三營僚友算賬于筱公靈前。”由於吳長慶留有遺言,“身後賓客去者各贈薪水三月。”於是在吳長慶病逝之後,幕僚欲按照遺言領取3個月薪水而去。矛盾就此引發,吳長慶夫人以及吳家諸人,還有黃仕林與幕僚等人之間爆發了由“算賬”而引起的爭端,千頭萬緒,眾説紛紜,人事糾紛于其中,矛頭所指向的則是張謇之兄張詧,還有負責慶軍賬目的袁鴻。張謇則是為叔兄張詧抱不平,故此與黃仕林、吳長慶夫人等人相爭辯,以致“人皆有吞噬恕堂而及于叔兄之心,群小之可畏甚矣。”張謇兄弟的處境十分被動。

  “算賬”風波持續了23天,最終以張詧、袁鴻歸還錢款而做結,黃仕林方才作罷。黃仕林之所以不再追究張氏兄弟。與袁保齡從中調解不無關係。張佩綸曾經給李鴻藻寫過一封信,信中多誇大之辭,卻也能夠看出在黃仕林“算賬”風波中袁保齡對張謇、張詧兄弟的關照。

  狀元張謇乃吳提督長慶幕客,與朱銘槃、范當世稱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處課讀。三怪伎倆不同,其為怪一也。吳小軒卒于軍中,張及其弟詧乾沒餉銀七千余兩,經其部將黃仕林察出,理諭不聽。黃本粗直人,怒而鎖之屋中,欲加刑訊。經袁子久輩調處,始吐實,繳出若干,彌補若干完結。一時有黃祖殺正平之嘲。後中南元,吳縣、虞山均亟稱其才華,氣焰復振。在籍處一小講席,干預公事,武斷鄉曲。每將吳縣、虞山所致書懸諸廳事以傲人,聞亦嘗就虞山之館,則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詳矣。

  信函中“吳縣”是指潘祖蔭,“虞山”是指翁同龢,“吳小軒”是指吳長慶,張佩綸在信函中誤將張詧認為張謇之弟。張佩綸極力詆毀張謇、朱銘槃、范當世等“南通三子”,將三子稱為“南通三怪”,其指斥可見一斑。此事引發的則是張謇以及眾幕僚的離去,用張謇的話説則是“賓客星散”。

  袁保齡《閣學公集》書札卷三中收錄有袁保齡致張謇三封信函。信函名目依順序分別是《致慶軍幕府張季直》《致慶軍幕府張》《致張季直》。第一函、第三函已經在上文中論及。第二封信函內容則涉及袁保齡説和“算賬”風波之事。

  傅都司致桱木行,曾上一書,計達記室。吳仁山兄乘“鎮海”至此,不踰時而去。弟初未之知,迨知之,急相訪而莫及。得津友函雲,筱帥公虧一節,合肥允為設法。仁山兄進取當須略緩再定,惟尚未知筱公事已奉恩旨如何。弟與祝三、玉山均極懸盼。海道間阻,津中無舟再來。仁山歸時所述雲何,特用函詢,伏乞示慰。松亭兄當能守畫一之規,為前人光。法艦趨閩,幼帥督兩營守馬尾,忠勇可敬。曾沅丈奉命議約,以十日為期,恐難得佳文字也。龍杠倘在金辦,鐵器尤著緊,且須多備換用者。弟昔扶先文誠兄柩行數日,深悉此苦,矧此長途。筱公長君已至否?遺疏草可得見否?伏惟道履,珍護不宣。曼君、恕堂諸兄均候。

  函件中人名頗多。“仁山”是指吳良儒;“筱帥”是指吳長慶;“祝三”是指宋慶;“玉山”是指周馥;“松亭”是指黃仕林;“幼帥”是指張佩綸;“曾沅丈”是指曾國荃;“文誠”是指袁保齡之兄袁保恒;“筱公長君”是指吳長慶長子吳保德;“曼君”是指朱銘槃;“恕堂”是指袁鴻。

  袁保齡致張謇此信之時,吳長慶已經病逝,棺槨也已完工。但是吳長慶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慶軍賬目上虧空了七千六百餘兩餉銀。此前,慶軍駐紮揚州之時,李鴻章批以“空餉”給慶軍,意在用所存之餉銀作抵,吳長慶則以自己俸銀填補“空餉”。在其去世之後,吳夫人就將七千余兩餉銀提走。慶軍賬目中虧空立現,無法發放 6、7 兩月的餉錢。且吳良儒指責袁鴻、張詧、張謇、朱銘槃等人沆瀣一氣,貪污款項,要求袁鴻、張詧諸人設法賠償。這其中又摻雜吳夫人、吳家諸人、黃仕林等人的參與。

  袁保齡在信函中提到吳良儒,其人為吳長慶心腹,乘坐“鎮海”輪到天津、煙臺,其實是向李鴻章稟報吳長慶病逝之後慶軍善後諸事。袁保齡之所以要立即在旅順口見到吳良儒,其目的在於想要盡力調停“算賬”風波,為張謇兄弟平復其事。

  六月二十四日(8月13日)吳良儒回到金州,要求袁鴻、張詧厘清賬目,否則訴訟興獄。據袁保齡自天津得到的消息,李鴻章正設法妥善處理慶軍虧空之事,另外提到黃仕林一定能夠繼統慶軍。這兩條其實是在暗示張謇不必多慮,“算賬”風波有李鴻章的意見參與必會穩妥解決。

  在這封信函中,袁保齡事無巨細,皆能達意。上至中法馬尾之役中張佩綸的行止,再到曾國荃赴中法和談;中至吳長慶身後受朝廷封賞之事,還有張謇為吳長慶代擬遺摺等事;下至吳長慶長子吳保德奔喪金州,需要準備扶棺歸裏的杠子,袁保齡根據以往自己為長兄袁保恒扶棺的經驗推薦用金屬杠子。可見袁保齡心思縝密,謹小慎微,絕無點滴疏漏之處。

  袁保齡同時致函分統金州三營的黃仕林。

  台灣將士平日訓練不精。省帥到防未久,基隆事出倉猝。挫我軍威,殊滋憤懣。聞有進攻馬尾之説,彼族姦狡,志在挾索重費。我輩責在疆場,但期厲兵秣馬,牧圉是捍,不聞其他也。鬱山兄已乘湄雲赴營口矣。另函件乞轉送交為感。

  “省帥”是指劉銘傳,“鬱山”是指周馥。袁保齡此信函很委婉,從劉銘傳駐紮台灣説起,又説到中法之間的對峙。“不聞其他也”一句點撥黃仕林不要用心於別處。雖然語氣婉轉,但是用意很明顯,借用法人艦列馬尾之事説明慶軍職責所在。希望黃仕林不要將“算賬”風波弄大,借此來為張謇兄弟寬宥。袁保齡很清楚黃仕林為人“慳嗇”,並不容易與其協調溝通。隨後,袁保齡在給周馥的信中説“金州交代事,恐傷故友體面。傾發書婉勸松亭,謂時艱至此,早了為宜,勿煩帥座,不知果見聽否?”從中可見袁保齡、周馥對吳長慶身後之事的持續關注,之所以如此高度關注,不惟是內政外交均處於危難之際,還有袁保齡等人對遼東一線,特別是對旅順口防務的高度重視等原因。

  光緒十年(1884)8月底,在金州的張謇心勞神疲,準備返回故鄉。

  令張謇意想不到的是在軍營之中竟然無有飯吃,還是金州廳海防同知陳士蕓請張謇、朱銘槃吃頓晚餐,想見其淒涼慘切之景。

  張謇日記中涉及袁保齡的資訊還有以下三則:

  七月十日。子九觀察借銀五十,書以謝之。

  七月十九日。寄叔兄、鶴洲司馬、子九觀察、小石丈訊。

  七月二十三日。寄叔兄、子九觀察、小石丈、曼君(寄帽)、滋卿訊。

  七月十日(8 月 30 日),袁保齡借給張謇五十兩銀子,實則是贈送給他。張謇旅食,薪俸有限,所以稱貸在外,窮困潦倒不堪。此時張謇尚在金州,作書答謝袁保齡,信函的內容並沒有記錄下來。當天晚上張謇仍然沒有飯吃,還是陳士蕓請他與朱銘槃吃飯,並贈送了 16 兩白銀與他二人,窮途末路,張謇感慨不已。當晚,張謇、朱銘槃、邱履平三人共同寫下了兩首七言詩。

  金州述別連句二首

  西風吹送幕庭寒曼君,萬里驚秋客袂單。

  遼海無因悲遠戍謇,燕雲有夢促徵鞍。

  清笳一迸州門淚邱履平心坦,苦酒難平壯士肝。

  出塞王師近乘勝曼君,一時諸將自登壇謇。

  平津賓客幾人存謇,往事低回仆射恩。

  豈謂生平托簪履履平,更煩涕泗到荃蓀。

  淒涼丹旐橫秋色曼君,零落青袍惜故痕。

  杖策何如歸隱好謇,迪維皇甫各山村履平。

  七月十四日(9 月 3 日)張謇、朱銘槃又寫下一首七言聯句。

  贈金州同知陳鶴洲士蕓聯句

  平生回首信陵門曼君,于我渠渠夏屋存。

  刀璧似聞求故器謇,風雲徒悔信招魂。

  金州司馬賢無對曼君,盛府賓僚事莫論。

  天壤皋牢成棄物謇,炊粱翦韭意何溫曼君。

  這三首詩均是聯句而成,沉鬱蒼茫又顯得十分無奈。對於張謇和他的幕友們來説,自入幕慶軍以來,屢受吳長慶恩惠,確實沒有想到會有此時此刻窘迫之境。張謇對陳士蕓頗為感激,認為其“非世俗勢利人也”。這位來自紹興的金州廳海防同知和袁保齡一樣,是張謇心懷感激之人。

  七月十九日(9月6日),張謇抵達上海,給袁保齡和陳士蕓寫信,這封《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的信保存在《張季子九錄》中。

  4天以後,張謇回到家中,再次給袁保齡寫信,信函內容不得而知。

  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概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扈上時,見故人束畏皇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復為勸駕,重以前説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于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馬端臨曰,三代選舉之法不行,天下人才歸於幕府。今之延士與所待延於人者,其所自處,殆亡古義。然少自重者,無不難進易退,以自慎其身名。往時于武壯公北韓功成,即萌退志,徒以相處七載,禮意有加,重以貧故,不得不因其維縶,委蛇而遷就,而于其卒也,不能無悔。天下事誠不可以來咎往,以彼例此,然使以義,早自裁決,亦何至此耶?南皮不就,益卻一切之招。懲羹而吹齏,傷桃而戒李,豈不自嗤?然竊于當世之所謂大人先達,思之熟矣。能以誠求士,以禮義進退之者誰乎?不予人以可輕者,必先能不予人以可重,我貧固我分也。明春當入都,挾吾所素業,刻勵以求於世,觀其合否。時方多故,紛然且雜途而進。吾誠有不久棄於世者,固將有所合也,其果我棄耶?將益退而博求天下之故以適我貧,貧而日不能一饘粥也,將於世所稍稍知我者,鬻其力以求數年之飽。謇今者之志,如是焉而已。北韓聞又內亂,亂作益厲。嗟乎。此固壬午八月謇于武壯公論北韓必不可為,籌所以救之而去就爭者也。謇于北韓,往者蓋不自量度,時有陳説。所謂《善後六策》《與其王若大臣書》及《北韓廢疾針廢》,及為武壯先後所擬奏,間有其國人所能誦者。今亂之作,不幸偶中。當事者夢夢,徒足死武壯,令武壯既歿而增重於天下耳。以所傳聞,日之藉端干預,顯然有跡,而曲直自在。可不待其有辭,而據義詰責,益賴經營防衛以持其後,則建威銷萌,鞏固本根之計也。僅曰靖亂,亂黨奚能為?一武將率三數百人,足制其死命矣,安用紛紛?然吾料北韓之終必不可有為也。厝火積薪,人以為安。曲突徙薪,舉世以為笑。自古而慨之久矣,可勝嘆哉。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雜以世故客氣之習,故舉動輒不勝有識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謝幼度也。方戍亂國,幸屬慎之。恃執事能愛我,能以義相質,故貢其狂愚,並陳至隱。且謝往惠,萬萬亮察。不宣。

  “束畏皇”是指束綸,“南皮”是指張之洞,“武壯”是指吳長慶,“慰廷”是指袁世凱。這是目前保留下來的唯一一封張謇寫給袁保齡的信函。

  在復袁保齡函中,張謇定下了“金州往事”的基調是“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這樣的語句不能不令人頓生悲觀之情。在信函中張謇講了四個問題。

  首先是感謝袁保齡舉薦其赴兩廣總督張之洞幕的好意,而張謇堅辭不就。在他看來,進入吳長慶幕府本身就是一種錯誤,而今不能重蹈覆轍,特別是“傷桃而戒李”一句,尤其耐人尋味。

  其次是張謇之所以旅食的原因是貧苦而無所依,因此決心赴考,拼一己之力以求溫飽。張謇屢試不中,而求功名之心愈增,意在日後奮力一搏。

  再次是談及北韓問題。張謇具有前瞻性的歷史眼光,看到了彼時北韓問題的本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博弈。對此,張謇素有自己的主張。他之所以對袁保齡談及北韓問題,有一層含義是要通過袁保齡向當道者傳達他的主張。

  最後是對袁保齡從侄袁世凱的評價問題。雖然張謇對袁世凱抱有極大的成見,也知曉袁保齡看重自己的從侄,可是依舊在袁保齡面前直言不諱針砭其侄是非,且提出懇切希望。就這一點來説,張謇確實將袁保齡看作知己。“執事能愛我,能以義相質。”只此看似簡單,實則意味深長的一句話為袁保齡與張謇的交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袁保齡與張謇交遊之際,正是北韓兵亂爆發,也是中日海軍力量開始較量之際。同時,中法戰爭爆發,隨後媾和。誠如袁保齡所言“此亦自古迄今四千餘年未有之變局也。”袁保齡、張謇皆為一時之人才,他們在波譎雲詭的晚清時勢中呈現出各自不同的人生態勢。

  本文摘錄自《袁保齡研究札記》,孫海鵬著,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