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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學術公案辨析

2019-8-14 13:45:04

來源:劉進寶 作者:劉進寶 選稿:桑怡

原標題:劉進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學術公案辨析

  《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載榮新江先生的《中國敦煌學研究與國際視野》(以下簡稱《視野》)一文,從“可恨可喜”與“以德報怨”、《劫余錄》與“傷心史”、倫敦留難與巴黎協作、“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四個方面,就貫穿中國敦煌學學術史的“國際視野”和“愛國主義”問題做了高屋建瓴的闡述。

  正如榮新江先生在《視野》一文中所説:“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擁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敦煌學史,沒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敦煌學史,更沒有‘評判高下,辨別優劣’的敦煌學學術史。”筆者非常贊同榮新江教授的論述,同時作為對榮教授大作的響應,也為了能對編寫敦煌學學術史貢獻一點綿薄之力,現對所謂藤枝晃“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提供一點補充。

  關於“敦煌在中國,教煌學在日本”之説,榮先生在《視野》中説:“正好就在大陸敦煌學剛剛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應天津南開大學之邀,來南開舉辦敦煌學講習班,並油印發行了《敦煌學導論》……然而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敦煌學界流傳著一種説法,説藤枝晃在南開講演時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一説在京都)。’這話一經傳開,就使得許多充滿愛國主義熱情的中國學者十分不滿。筆者曾經向幾位當時聽課的中國學者詢問這話的來歷,他們都説這話其實是請藤枝晃來講演的南開某位先生説的,意在請大家重視這位一般學子還比較陌生的敦煌學家。在今天看來,這話無疑是個誤傳。”


  藤枝晃教授來南開大學講演是1981年4—5月,講演結束後,南開大學歷史系于1981年6月將藤枝晃的講演稿整理為《敦煌學導論》油印,在油印稿的前言中説:“本稿為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專家,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藤枝晃教授今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在我係為本科學生講課的記錄稿。現應本係師生和前來聽課的兄弟院校同志們的要求,整理印刷(“刷”字原缺,據文意增補)供參考。……武漢大學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學張榮芳同志在聽課過程中也參與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謝意。”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能來南開講演,除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大的形勢外,與當時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歷史教學》總編輯、著名日本史專家吳廷璆教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1932—1936年吳廷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留學時,藤枝晃也恰好是京都大學史學科的學生,他們兩人是同學。

  正如榮新江先生所説,據幾位當時聽課的中國學者説,“這話其實是請藤枝晃來講演的南開某位先生説的,意在請大家重視這位一般學子還比較陌生的敦煌學家”。這裡的“南開某位先生”實際就是指吳廷璆教授。當時的敦煌學研究,雖然在國內已經起步,但對一般學人來説還是比較陌生的。正是為了讓大家重視這門還比較陌生的學問、重視國內一般學人還比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吳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剛來南開或來到南開前夕,就呼籲學界重視敦煌學和藤枝晃。在《外國史知識》1981年第4期上,有一篇“本刊專訪”,題目就是“誨人不倦的吳廷璆教授”。在這篇專訪的後面有一段話,很值得引起注意:

  吳先生還講了日本史學界近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經義疏》,歷來公認為是西元六、七世紀間日本聖徳太子所寫。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學老教授在研究我國敦煌寫經鈔本中發現這三部佛經中的《勝鬘經》義疏原來是魏晉時代中國人所寫,因此證明《三經義疏》根本不是聖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震動。説到這裡,吳先生深有感觸地説,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有志氣參與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不正常狀態,要有志氣改變史學研究的落後狀況。

  《外國史知識》當時是月刊,1981年第4期出版于4月14日,而藤枝晃教授是4月8日開始在南開演講的,前後只有一週時間,中間只隔5天。在當時的排版、印刷條件下,如果吳廷璆教授是4月8日所講,要在4月14日出版的雜誌上刊載,中間還有記者的採訪、雜誌社要預留版面等,應該是比較困難的。更可能的應該是在藤枝晃教授來南開前夕吳廷璆教授講了此話,講的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而不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由於吳廷璆教授已有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之説、之想,因此,當4月8日藤枝晃在南開演講,吳廷璆教授主持並介紹藤枝晃教授時講了此話。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了。

  由於藤枝晃1981年來中國時,他還沒有去過敦煌,因此這次的中國之行,還有去敦煌參觀的願望。當時,不論是天津,還是北京、上海,都沒有直達敦煌的航班。去敦煌必須要在蘭州中轉。這就有了藤枝晃在蘭州的演講。

  藤枝晃路過蘭州時,在西北師範學院(現西北師範大學)進行了學術演講。這次演講的主持人是著名隋唐史研究專家、時任甘肅省歷史學會會長、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的金寶祥教授,其介紹者就是吳廷璆教授。因為吳廷璆教授和金寶祥教授在20世紀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學的同事,兩人有著密切的交往,1986年秋,當兩位老人都70多歲時,吳廷璆教授還專程到了蘭州,住在金寶祥先生家中共敘友情。正因為有此友情與聯繫,當藤枝晃在南開講演結束去敦煌時,吳廷璆教授就寫信希望金寶祥教授給予接待。

  當時的蘭州還比較封閉,外國學者很少能來蘭州,再加上藤枝晃是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專家,甘肅又是敦煌學的故鄉,金寶祥教授也是當時甘肅少有的幾位敦煌學研究者之一。(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司在給教育部黨組的報告《關於發展敦煌學的建議》中説:估計國內現在對敦煌學有研究的學者,老中青合計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約四五十人。文中舉例説到“廈門大學的南韓磐教授,山東大學的王仲犖教授,西北師院的金寶祥教授,北京師院的寧可教授,天水師專的張鴻勳副教授等,都對敦煌學有所研究”。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會刊》,第186頁。)這種種因素的組合,就有了藤枝晃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並引起的轟動。


  藤枝晃在西北師範學院演講的時間是1981年5月26日下午,演講的題目是“現代敦煌學”,主辦方對藤枝晃的介紹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國際著名敦煌學專家、中西交通史專家藤枝晃博士”。當時在蘭州的高校、文化出版、機關、文博單位的上千人聽了演講,整個西北師範學院禮堂全部坐滿,甚至走廊中還站了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許多學生也聽了演講。

  當時敦煌學已經開始復蘇,蘭州大學于1979年建立了敦煌學研究小組,同時邀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傑先生和甘肅省圖書館的周丕顯先生為歷史系進修班開設了“敦煌學”課程,並於1989年2月出版了《蘭州大學學報》的“敦煌學”專刊(即《敦煌學輯刊》的第一期)。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在編輯《敦煌研究文集》,籌辦《敦煌研究》;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民族學院、甘肅社會科學院等單位,也有學者關注敦煌學。

  正是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中,藤枝晃説到:“有學者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同時還講到“高昌的文化有獨特的特色”等。

  在1981年那個極具愛國主義的時代,藤枝晃的演講,尤其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和“高昌文化的獨特性”之説,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爭論,許多聽講者還紛紛向中央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寫信反映。當晚我們宿舍中的同學也曾激烈爭論,有的同學甚至説:“藤枝晃是帝國主義者,怎能説高昌文化具有獨特性?這不是想將高昌從中國割裂出去嗎?”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樣一句學術評判為何會引起巨大的反響呢?這既與當時極具愛國主義的時代因素,即“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女排的“五連冠”引起國人的振奮等有關,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儘管“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但從國人的心態來説:此話我們可以説,但外人不能説。我們自己説,是我們的謙虛,我們有自知之明;外人説了就是對我們的小瞧,乃至對我們的污衊。就像誰的小孩有了錯誤,家長批評、責備,甚至打罵,都是天經地義的,但別人稍稍説一下,家長也是不樂意,甚至反感、氣憤的。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組組長宋家鈺研究員説:“日本一位學者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一齣,國內一些學者深感有傷我們的自尊。”(宋家鈺《“敦煌學中心説”引起的反思》,載《光明日報》2000年9月21日)可以説就是這一國民心態的寫照。

  “教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在中國引起較大的反響後,聽説藤枝晃曾有過辯解:原話不是他説的,他只是説有學者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而翻譯沒有將此話完全翻譯説明,因此造成了誤會。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的誤會,在整個八九十年代影響到了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據有的學者説,日本有些學者也指責藤枝晃,説他此説搞壞了中日學術關係,影響了中日兩國敦煌學的交流與合作。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主辦的“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在敦煌召開時,藤枝晃應邀參會,再次來到了敦煌。在來中國參會前,他還從日本專門給金寶祥先生寫信,希望去敦煌前,在蘭州西北師範學院見面座談。藤枝晃到蘭州後,在西北師範學院專家樓小會議室與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敦煌學研究所的老師如金寶祥教授、陳守忠教授和筆者等七八人座談約兩小時。從會議室出來後,我與藤枝晃先生走在一起,他對我説:“上次在你們這裡搞得很不愉快。”藤枝晃先生此話,顯然是指1981年5月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因為此前他只來過西北師範學院一次。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一經流傳,在當時那個極具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時代,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從政界到學者,都感到的是氣憤、震驚,而沒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不可否認,它“在客觀上無疑對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視野》,第174頁)。因為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加強敦煌學研究,就成了愛國主義的象徵,也是弘揚我民族精神的動力。此後,從官方到學界,都更加重視敦煌學的研究及有關研究組織的建設。1983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雖然是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但確實與“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説,此説促使了我們更快地加強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

  (本文原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收入《我們這代人的學問》,劉進寶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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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學術公案辨析

2019年8月14日 13:45 來源:劉進寶

原標題:劉進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學術公案辨析

  《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載榮新江先生的《中國敦煌學研究與國際視野》(以下簡稱《視野》)一文,從“可恨可喜”與“以德報怨”、《劫余錄》與“傷心史”、倫敦留難與巴黎協作、“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四個方面,就貫穿中國敦煌學學術史的“國際視野”和“愛國主義”問題做了高屋建瓴的闡述。

  正如榮新江先生在《視野》一文中所説:“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擁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敦煌學史,沒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敦煌學史,更沒有‘評判高下,辨別優劣’的敦煌學學術史。”筆者非常贊同榮新江教授的論述,同時作為對榮教授大作的響應,也為了能對編寫敦煌學學術史貢獻一點綿薄之力,現對所謂藤枝晃“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提供一點補充。

  關於“敦煌在中國,教煌學在日本”之説,榮先生在《視野》中説:“正好就在大陸敦煌學剛剛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應天津南開大學之邀,來南開舉辦敦煌學講習班,並油印發行了《敦煌學導論》……然而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敦煌學界流傳著一種説法,説藤枝晃在南開講演時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一説在京都)。’這話一經傳開,就使得許多充滿愛國主義熱情的中國學者十分不滿。筆者曾經向幾位當時聽課的中國學者詢問這話的來歷,他們都説這話其實是請藤枝晃來講演的南開某位先生説的,意在請大家重視這位一般學子還比較陌生的敦煌學家。在今天看來,這話無疑是個誤傳。”


  藤枝晃教授來南開大學講演是1981年4—5月,講演結束後,南開大學歷史系于1981年6月將藤枝晃的講演稿整理為《敦煌學導論》油印,在油印稿的前言中説:“本稿為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專家,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藤枝晃教授今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在我係為本科學生講課的記錄稿。現應本係師生和前來聽課的兄弟院校同志們的要求,整理印刷(“刷”字原缺,據文意增補)供參考。……武漢大學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學張榮芳同志在聽課過程中也參與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謝意。”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能來南開講演,除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大的形勢外,與當時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歷史教學》總編輯、著名日本史專家吳廷璆教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1932—1936年吳廷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留學時,藤枝晃也恰好是京都大學史學科的學生,他們兩人是同學。

  正如榮新江先生所説,據幾位當時聽課的中國學者説,“這話其實是請藤枝晃來講演的南開某位先生説的,意在請大家重視這位一般學子還比較陌生的敦煌學家”。這裡的“南開某位先生”實際就是指吳廷璆教授。當時的敦煌學研究,雖然在國內已經起步,但對一般學人來説還是比較陌生的。正是為了讓大家重視這門還比較陌生的學問、重視國內一般學人還比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吳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剛來南開或來到南開前夕,就呼籲學界重視敦煌學和藤枝晃。在《外國史知識》1981年第4期上,有一篇“本刊專訪”,題目就是“誨人不倦的吳廷璆教授”。在這篇專訪的後面有一段話,很值得引起注意:

  吳先生還講了日本史學界近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經義疏》,歷來公認為是西元六、七世紀間日本聖徳太子所寫。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學老教授在研究我國敦煌寫經鈔本中發現這三部佛經中的《勝鬘經》義疏原來是魏晉時代中國人所寫,因此證明《三經義疏》根本不是聖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震動。説到這裡,吳先生深有感觸地説,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有志氣參與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不正常狀態,要有志氣改變史學研究的落後狀況。

  《外國史知識》當時是月刊,1981年第4期出版于4月14日,而藤枝晃教授是4月8日開始在南開演講的,前後只有一週時間,中間只隔5天。在當時的排版、印刷條件下,如果吳廷璆教授是4月8日所講,要在4月14日出版的雜誌上刊載,中間還有記者的採訪、雜誌社要預留版面等,應該是比較困難的。更可能的應該是在藤枝晃教授來南開前夕吳廷璆教授講了此話,講的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而不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由於吳廷璆教授已有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之説、之想,因此,當4月8日藤枝晃在南開演講,吳廷璆教授主持並介紹藤枝晃教授時講了此話。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了。

  由於藤枝晃1981年來中國時,他還沒有去過敦煌,因此這次的中國之行,還有去敦煌參觀的願望。當時,不論是天津,還是北京、上海,都沒有直達敦煌的航班。去敦煌必須要在蘭州中轉。這就有了藤枝晃在蘭州的演講。

  藤枝晃路過蘭州時,在西北師範學院(現西北師範大學)進行了學術演講。這次演講的主持人是著名隋唐史研究專家、時任甘肅省歷史學會會長、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的金寶祥教授,其介紹者就是吳廷璆教授。因為吳廷璆教授和金寶祥教授在20世紀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學的同事,兩人有著密切的交往,1986年秋,當兩位老人都70多歲時,吳廷璆教授還專程到了蘭州,住在金寶祥先生家中共敘友情。正因為有此友情與聯繫,當藤枝晃在南開講演結束去敦煌時,吳廷璆教授就寫信希望金寶祥教授給予接待。

  當時的蘭州還比較封閉,外國學者很少能來蘭州,再加上藤枝晃是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專家,甘肅又是敦煌學的故鄉,金寶祥教授也是當時甘肅少有的幾位敦煌學研究者之一。(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司在給教育部黨組的報告《關於發展敦煌學的建議》中説:估計國內現在對敦煌學有研究的學者,老中青合計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約四五十人。文中舉例説到“廈門大學的南韓磐教授,山東大學的王仲犖教授,西北師院的金寶祥教授,北京師院的寧可教授,天水師專的張鴻勳副教授等,都對敦煌學有所研究”。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會刊》,第186頁。)這種種因素的組合,就有了藤枝晃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並引起的轟動。


  藤枝晃在西北師範學院演講的時間是1981年5月26日下午,演講的題目是“現代敦煌學”,主辦方對藤枝晃的介紹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國際著名敦煌學專家、中西交通史專家藤枝晃博士”。當時在蘭州的高校、文化出版、機關、文博單位的上千人聽了演講,整個西北師範學院禮堂全部坐滿,甚至走廊中還站了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許多學生也聽了演講。

  當時敦煌學已經開始復蘇,蘭州大學于1979年建立了敦煌學研究小組,同時邀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傑先生和甘肅省圖書館的周丕顯先生為歷史系進修班開設了“敦煌學”課程,並於1989年2月出版了《蘭州大學學報》的“敦煌學”專刊(即《敦煌學輯刊》的第一期)。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在編輯《敦煌研究文集》,籌辦《敦煌研究》;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民族學院、甘肅社會科學院等單位,也有學者關注敦煌學。

  正是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中,藤枝晃説到:“有學者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同時還講到“高昌的文化有獨特的特色”等。

  在1981年那個極具愛國主義的時代,藤枝晃的演講,尤其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和“高昌文化的獨特性”之説,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爭論,許多聽講者還紛紛向中央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寫信反映。當晚我們宿舍中的同學也曾激烈爭論,有的同學甚至説:“藤枝晃是帝國主義者,怎能説高昌文化具有獨特性?這不是想將高昌從中國割裂出去嗎?”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樣一句學術評判為何會引起巨大的反響呢?這既與當時極具愛國主義的時代因素,即“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女排的“五連冠”引起國人的振奮等有關,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儘管“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但從國人的心態來説:此話我們可以説,但外人不能説。我們自己説,是我們的謙虛,我們有自知之明;外人説了就是對我們的小瞧,乃至對我們的污衊。就像誰的小孩有了錯誤,家長批評、責備,甚至打罵,都是天經地義的,但別人稍稍説一下,家長也是不樂意,甚至反感、氣憤的。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組組長宋家鈺研究員説:“日本一位學者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一齣,國內一些學者深感有傷我們的自尊。”(宋家鈺《“敦煌學中心説”引起的反思》,載《光明日報》2000年9月21日)可以説就是這一國民心態的寫照。

  “教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在中國引起較大的反響後,聽説藤枝晃曾有過辯解:原話不是他説的,他只是説有學者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而翻譯沒有將此話完全翻譯説明,因此造成了誤會。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的誤會,在整個八九十年代影響到了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據有的學者説,日本有些學者也指責藤枝晃,説他此説搞壞了中日學術關係,影響了中日兩國敦煌學的交流與合作。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主辦的“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在敦煌召開時,藤枝晃應邀參會,再次來到了敦煌。在來中國參會前,他還從日本專門給金寶祥先生寫信,希望去敦煌前,在蘭州西北師範學院見面座談。藤枝晃到蘭州後,在西北師範學院專家樓小會議室與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敦煌學研究所的老師如金寶祥教授、陳守忠教授和筆者等七八人座談約兩小時。從會議室出來後,我與藤枝晃先生走在一起,他對我説:“上次在你們這裡搞得很不愉快。”藤枝晃先生此話,顯然是指1981年5月在西北師範學院的演講,因為此前他只來過西北師範學院一次。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一經流傳,在當時那個極具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時代,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從政界到學者,都感到的是氣憤、震驚,而沒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不可否認,它“在客觀上無疑對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視野》,第174頁)。因為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加強敦煌學研究,就成了愛國主義的象徵,也是弘揚我民族精神的動力。此後,從官方到學界,都更加重視敦煌學的研究及有關研究組織的建設。1983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雖然是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但確實與“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説,此説促使了我們更快地加強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

  (本文原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收入《我們這代人的學問》,劉進寶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