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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開風氣又為師:讀《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

2019-1-11 09:12:51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雷聞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既開風氣又為師:讀《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

  在一個學術分工日益細化與專精的時代,一位學者能在一兩個領域裏研究有素已屬不易,精通兩個以上領域者更是鳳毛麟角。中華書局新刊的榮新江先生《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即為我們展示了一位視野宏闊的中古史學者的博雅與成熟,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還是二十多年來一段學術史的鮮活見證。此前姚崇新先生已對本書所蘊含的“學理與方法”作了深入剖析(《上海書評》2018年12月14日),本文則側重於“學誼”的梳理,以見其學術史意義。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體是新江師為其師友、門生的著述所作之序言,間亦有他主編之書刊之序或後記,都合39篇;下編則是新江師個人著述的自序或後記,計20篇。這59篇文章涉及的範圍大致包括了敦煌吐魯番研究、隋唐史、中外關係史、西域史等四大領域,其間亦有相互關聯之處。當然,它們並不能涵蓋新江師全部的學術版圖,至少他近些年用力頗深的馬可波羅研究就不在其中。

  如果説下編的20篇序跋充分展示了新江師著述之豐,則上編的序跋就為我們勾勒了他的一部分朋友圈,或如其本人所雲之“一個小小的學術圈子營造出的一些學術氛圍”(290頁)。作為一位老學生,筆者有幸獲賜過新江師下編所涉及的所有著作,而上編所涉及的著作也大多蒙新江師或原作者賜書,故這些文字早已先後拜讀,這次重新集中學習,則如對故人,時有會心之處。特別是新江師給筆者小書賜序亦列其中,讀來心頭更是一片溫暖,似乎又回到當年親聆教誨的舊時光中。

  上編所包含的39篇序跋,或可依新江師與原書或作者的關係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新江師本人主編的書刊,如《唐研究》這樣擔任主編二十三年之久的學術年刊,或是《北京大學盛唐研究叢書》、《敦煌講座書係》這樣的大型叢書,當然還包括他主編的幾本專題論文集,如《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及《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

  第二類的作者係新江師的同行師友,包括了著名的敦煌學前輩池田溫先生的《敦煌文書的世界》、林世田《敦煌遺書研究論集》、吳芳思《絲綢之路2000年》、徐俊《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米華健《絲綢之路》、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等。

  第三類作者多係新江師的學生,按目錄的次序排列,包括孟憲實、蒙曼、余欣、雷聞、姚崇新、畢波、王媛媛、廣中智之、王靜、孫英剛、朱玉麒、季愛民、慶昭蓉等。他們的著作,大多以博士論文或博士後出站報告為基礎,內容則涉及敦煌吐魯番學、唐代制度史、佛教史、三夷教、西域史、中古都市史乃至晚清學術史等,其中大多包含了新江師的無數心血,故賜序訓勉,亦在情理之中。

  讀罷全書,給人最大的感受,是一個人與一個時代的學術進步的關係。所謂“既開風氣又為師”,正是在個人著述與教書育人兩個方面,新江師為近二十年來中國中古史研究作出了獨特貢獻,影響了不止一代年輕學者。他在敦煌吐魯番研究、隋唐史、中外關係史、西域史等方面的典範性的研究,早就成為這些領域無法繞開的大山,而他所教導或影響下的諸多年輕一輩的學人,更是把他的學術品格與理念發揚光大。

  有兩種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書刊特別值得一提。

  首先是《唐研究》。本書上編的39篇序跋,以1995年的《唐研究》創刊號的“弁言”始,以2017年的第二十三卷“編後記”終,這樣的編排不僅是考慮到時間順序,其間當有其深意在焉。《唐研究》可能是中國最早、堅持時間最久的民間學術集刊之一,甚至被稱為引領風氣的標桿。新江師創辦《唐研究》時不過35歲,正是年輕人的銳氣和學術品味,使得這一新刊從一開始就顯得與眾不同。從創刊號起,筆者就有幸協助新江師從事編輯工作,一起備嘗二十多年的甘苦,故對刊物的理念與追求了然於心。例如,在發刊“弁言”中,新江師就強調了多學科交流的重要性(4頁),從後來的編輯實踐中,《唐研究》也的確在史學文章之外發表了不少唐代文學、唐代考古與藝術史等方面的論述,有意促進了相鄰學科的互相借鑒與學習。

  又比如,新江師始終強調“國際視野”,從一開始,《唐研究》就是以一個“國際學術刊物”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這不僅表現在刊物發表過多篇英文論文,更體現在對刊發論文的要求上。如果一篇來稿所涉及的問題已經被海外學者研究過,新江師往往自己掏錢,讓我們複印這些論著郵寄給原作者參考,可以想見,這在當年海外學術資訊非常難得的環境下,是多麼難能可貴。另一方面,新江師對於海外的研究採取平視的態度,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他曾指示我在處理來稿時,需將文中那類“美國學者某某”、“日本學者某某”的國籍刪去,“因為我們是個國際性刊物”,完全不需要特意強調那些研究者的國籍。顯然,對於“國際視野”的重視,與國際學界頂級學者對話、爭長,既是新江師自身為學的一大特點,也是他辦刊的一個目標。

  “弁言”所強調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書評,其目的是“用書評的形式來評介近年有關唐研究的書刊,以期從學術史的角度總結唐研究的各個方面”(4頁)。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書評的位置始終比較尷尬,要麼是毫無節制的吹捧,要麼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酷評,嚴肅而有節制的學術書評直到今天才開始成為各大學術期刊提倡的方向,但現實依然不盡如人意。《唐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倡導學術書評,且每一卷都有相當數量,所評對象包括了中國大陸、港臺、日本及歐美新近出版的新書,一方面使學界及時了解了國際隋唐史方面最新的學術動態,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嚴肅學術書評的寫作新風。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來《唐研究》的書評始終堅持約稿制,基本上不接受來稿(尤其是原書作者推薦來的書評),而是由編輯部直接約請相關領域的專家來撰寫,這也代表了刊物對相關專家學術水準的認可,因此,新江師從不接受原書作者投來的反批評文字。可以説,《唐研究》這麼多年來的書評對學術界的貢獻,可能絲毫不亞於那些數量更多的論文。

  從完成第23卷的編輯工作之後,新江師宣佈不再擔任《唐研究》的主編,在本書上編的最後一篇文字即“《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編後記”中,新江師對多年來的編輯生涯作了總結,並對刊物的未來表達了良好祝願(189-191頁)。在這篇文字中,新江師對身邊的“年輕朋友”表示了感謝,其實,這些年輕朋友大多是伴隨著《唐研究》成長起來的,對於新江師和《唐研究》都充滿著感激之情。一個好的雜誌通常會用心培育作者,而對年輕學者的扶植,也是《唐研究》的特色之一,早在創刊號上,就發表了好幾篇在讀碩士生、博士生的文章,這對於當年其他刊物來説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其次是《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本書下編收錄了這本書的“前言”(259-263頁)與“後記”(264-265頁),值得特別重視。這本書是新江師在北大歷史系為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開設的“學術規範與論文寫作”課程的講義,雖然這門課遲至2007年才作為“北京大學研究生課程建設項目”立項,但此前一直以“週末雜談”的形式在新江師的學生內部開展,更重要的是,“規範”事實上一直都是新江師教學工作的關鍵詞。

  所謂規範,有兩個層面,一是道德規範,即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對於前人的發明不能掠美甚至剽竊;一是技術規範,即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的引文註釋甚至標點符號等,都要有嚴格的要求。新江師説得好:“我們要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冊’,即在沒有統一的規範之前,要從我做起,大家共同努力。”(262頁)在某種程度上,《唐研究》在倡導學術規範方面也起到了引領作用,而多年以來,受到新江師影響的眾多年輕學人在重視學術規範方面,也頗為引人矚目,在他們論著的最前面,批判性梳理學術史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的前提。這些規範如今看起來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直到今天真正能做到者也並不是太多,新江師當年的倡導依然沒有過時。

  新江師的序言有其自身特點,要言不煩,往往將作序之書放在自身的學術史脈絡中,以見其價值,進而從學理上分析該學科的發展方向,如果不是對這些領域的現狀瞭如指掌,自然很難做到這一點。如果説新江師的序跋有什麼遺憾之處,則如他自雲:“每篇序言的文字,我希望嚴格限定在兩頁紙的範圍內。”(290頁)我個人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似乎是新江師為了表示對大家一視同仁,不偏不倚,這自然是為師者的厚道與公正之處,不過,作為讀者,或許更希望新江師能夠放開了寫,不必過於拘泥字數。畢竟,以新江師的視野與才情,沒準兒會寫出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樣的名著來,豈不是又一番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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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開風氣又為師:讀《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

2019年1月11日 09:12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既開風氣又為師:讀《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

  在一個學術分工日益細化與專精的時代,一位學者能在一兩個領域裏研究有素已屬不易,精通兩個以上領域者更是鳳毛麟角。中華書局新刊的榮新江先生《學理與學誼:榮新江序跋集》即為我們展示了一位視野宏闊的中古史學者的博雅與成熟,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還是二十多年來一段學術史的鮮活見證。此前姚崇新先生已對本書所蘊含的“學理與方法”作了深入剖析(《上海書評》2018年12月14日),本文則側重於“學誼”的梳理,以見其學術史意義。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體是新江師為其師友、門生的著述所作之序言,間亦有他主編之書刊之序或後記,都合39篇;下編則是新江師個人著述的自序或後記,計20篇。這59篇文章涉及的範圍大致包括了敦煌吐魯番研究、隋唐史、中外關係史、西域史等四大領域,其間亦有相互關聯之處。當然,它們並不能涵蓋新江師全部的學術版圖,至少他近些年用力頗深的馬可波羅研究就不在其中。

  如果説下編的20篇序跋充分展示了新江師著述之豐,則上編的序跋就為我們勾勒了他的一部分朋友圈,或如其本人所雲之“一個小小的學術圈子營造出的一些學術氛圍”(290頁)。作為一位老學生,筆者有幸獲賜過新江師下編所涉及的所有著作,而上編所涉及的著作也大多蒙新江師或原作者賜書,故這些文字早已先後拜讀,這次重新集中學習,則如對故人,時有會心之處。特別是新江師給筆者小書賜序亦列其中,讀來心頭更是一片溫暖,似乎又回到當年親聆教誨的舊時光中。

  上編所包含的39篇序跋,或可依新江師與原書或作者的關係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新江師本人主編的書刊,如《唐研究》這樣擔任主編二十三年之久的學術年刊,或是《北京大學盛唐研究叢書》、《敦煌講座書係》這樣的大型叢書,當然還包括他主編的幾本專題論文集,如《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及《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

  第二類的作者係新江師的同行師友,包括了著名的敦煌學前輩池田溫先生的《敦煌文書的世界》、林世田《敦煌遺書研究論集》、吳芳思《絲綢之路2000年》、徐俊《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米華健《絲綢之路》、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等。

  第三類作者多係新江師的學生,按目錄的次序排列,包括孟憲實、蒙曼、余欣、雷聞、姚崇新、畢波、王媛媛、廣中智之、王靜、孫英剛、朱玉麒、季愛民、慶昭蓉等。他們的著作,大多以博士論文或博士後出站報告為基礎,內容則涉及敦煌吐魯番學、唐代制度史、佛教史、三夷教、西域史、中古都市史乃至晚清學術史等,其中大多包含了新江師的無數心血,故賜序訓勉,亦在情理之中。

  讀罷全書,給人最大的感受,是一個人與一個時代的學術進步的關係。所謂“既開風氣又為師”,正是在個人著述與教書育人兩個方面,新江師為近二十年來中國中古史研究作出了獨特貢獻,影響了不止一代年輕學者。他在敦煌吐魯番研究、隋唐史、中外關係史、西域史等方面的典範性的研究,早就成為這些領域無法繞開的大山,而他所教導或影響下的諸多年輕一輩的學人,更是把他的學術品格與理念發揚光大。

  有兩種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書刊特別值得一提。

  首先是《唐研究》。本書上編的39篇序跋,以1995年的《唐研究》創刊號的“弁言”始,以2017年的第二十三卷“編後記”終,這樣的編排不僅是考慮到時間順序,其間當有其深意在焉。《唐研究》可能是中國最早、堅持時間最久的民間學術集刊之一,甚至被稱為引領風氣的標桿。新江師創辦《唐研究》時不過35歲,正是年輕人的銳氣和學術品味,使得這一新刊從一開始就顯得與眾不同。從創刊號起,筆者就有幸協助新江師從事編輯工作,一起備嘗二十多年的甘苦,故對刊物的理念與追求了然於心。例如,在發刊“弁言”中,新江師就強調了多學科交流的重要性(4頁),從後來的編輯實踐中,《唐研究》也的確在史學文章之外發表了不少唐代文學、唐代考古與藝術史等方面的論述,有意促進了相鄰學科的互相借鑒與學習。

  又比如,新江師始終強調“國際視野”,從一開始,《唐研究》就是以一個“國際學術刊物”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這不僅表現在刊物發表過多篇英文論文,更體現在對刊發論文的要求上。如果一篇來稿所涉及的問題已經被海外學者研究過,新江師往往自己掏錢,讓我們複印這些論著郵寄給原作者參考,可以想見,這在當年海外學術資訊非常難得的環境下,是多麼難能可貴。另一方面,新江師對於海外的研究採取平視的態度,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他曾指示我在處理來稿時,需將文中那類“美國學者某某”、“日本學者某某”的國籍刪去,“因為我們是個國際性刊物”,完全不需要特意強調那些研究者的國籍。顯然,對於“國際視野”的重視,與國際學界頂級學者對話、爭長,既是新江師自身為學的一大特點,也是他辦刊的一個目標。

  “弁言”所強調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書評,其目的是“用書評的形式來評介近年有關唐研究的書刊,以期從學術史的角度總結唐研究的各個方面”(4頁)。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書評的位置始終比較尷尬,要麼是毫無節制的吹捧,要麼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酷評,嚴肅而有節制的學術書評直到今天才開始成為各大學術期刊提倡的方向,但現實依然不盡如人意。《唐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倡導學術書評,且每一卷都有相當數量,所評對象包括了中國大陸、港臺、日本及歐美新近出版的新書,一方面使學界及時了解了國際隋唐史方面最新的學術動態,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嚴肅學術書評的寫作新風。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來《唐研究》的書評始終堅持約稿制,基本上不接受來稿(尤其是原書作者推薦來的書評),而是由編輯部直接約請相關領域的專家來撰寫,這也代表了刊物對相關專家學術水準的認可,因此,新江師從不接受原書作者投來的反批評文字。可以説,《唐研究》這麼多年來的書評對學術界的貢獻,可能絲毫不亞於那些數量更多的論文。

  從完成第23卷的編輯工作之後,新江師宣佈不再擔任《唐研究》的主編,在本書上編的最後一篇文字即“《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編後記”中,新江師對多年來的編輯生涯作了總結,並對刊物的未來表達了良好祝願(189-191頁)。在這篇文字中,新江師對身邊的“年輕朋友”表示了感謝,其實,這些年輕朋友大多是伴隨著《唐研究》成長起來的,對於新江師和《唐研究》都充滿著感激之情。一個好的雜誌通常會用心培育作者,而對年輕學者的扶植,也是《唐研究》的特色之一,早在創刊號上,就發表了好幾篇在讀碩士生、博士生的文章,這對於當年其他刊物來説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其次是《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本書下編收錄了這本書的“前言”(259-263頁)與“後記”(264-265頁),值得特別重視。這本書是新江師在北大歷史系為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開設的“學術規範與論文寫作”課程的講義,雖然這門課遲至2007年才作為“北京大學研究生課程建設項目”立項,但此前一直以“週末雜談”的形式在新江師的學生內部開展,更重要的是,“規範”事實上一直都是新江師教學工作的關鍵詞。

  所謂規範,有兩個層面,一是道德規範,即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對於前人的發明不能掠美甚至剽竊;一是技術規範,即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的引文註釋甚至標點符號等,都要有嚴格的要求。新江師説得好:“我們要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冊’,即在沒有統一的規範之前,要從我做起,大家共同努力。”(262頁)在某種程度上,《唐研究》在倡導學術規範方面也起到了引領作用,而多年以來,受到新江師影響的眾多年輕學人在重視學術規範方面,也頗為引人矚目,在他們論著的最前面,批判性梳理學術史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的前提。這些規範如今看起來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直到今天真正能做到者也並不是太多,新江師當年的倡導依然沒有過時。

  新江師的序言有其自身特點,要言不煩,往往將作序之書放在自身的學術史脈絡中,以見其價值,進而從學理上分析該學科的發展方向,如果不是對這些領域的現狀瞭如指掌,自然很難做到這一點。如果説新江師的序跋有什麼遺憾之處,則如他自雲:“每篇序言的文字,我希望嚴格限定在兩頁紙的範圍內。”(290頁)我個人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似乎是新江師為了表示對大家一視同仁,不偏不倚,這自然是為師者的厚道與公正之處,不過,作為讀者,或許更希望新江師能夠放開了寫,不必過於拘泥字數。畢竟,以新江師的視野與才情,沒準兒會寫出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樣的名著來,豈不是又一番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