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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凱旋:東歐知識分子有何特質

2019-1-11 08:59:37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景凱旋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景凱旋:東歐知識分子有何特質

  本文係景凱旋《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東方出版社2018年12月)一書的“緒論”。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原文較長,此為節錄。

  對東歐知識分子來説,“東歐”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包含前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前南斯拉伕、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八國,這些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捷克戰前曾是民主國家,東德屬於納粹德國,而其他國家或是君主政體,或是獨裁政府,居民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東正教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但這八個國家都是在二戰後加入蘇聯陣營,並且在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了制度轉型。因此,東歐又是一個歷史概念。按照英國歷史學家本‧福凱斯的分期,東歐的時間範圍始於1944年,結束于1989年。其國家特徵是外部強加的制度,軍事因素具有很大作用。東歐國家最初都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成立民族愛國陣線,在建立政權後又開始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同時提倡國際主義,反對各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上則以蘇聯為中心,形成一個共同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陣營。正是由於此,今天許多人已經不再使用“東歐”一詞,而是採用“中歐”“巴爾幹歐洲”等名稱。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由於蘇聯式制度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都迥異於西方,從而使東歐各國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圈,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都與西方人不同。另一方面,東歐國家的精英傳統在歷史上又屬於西方,近代更深受西方的政治與文化影響。而俄羅斯文化在歷史上既沒有過柏拉圖,也沒有發生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所以在冷戰時期,像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只願意將自己的國家稱作中歐。用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話説,東歐是“另一個歐洲”。對他們來説,東歐轉型的意義不僅意味著制度的改變,更意味著回歸西方文化。

  本書是對這一時期歐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歐洲的普遍主義精神,又能對現代歐洲的多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東歐觀念的研究,尤其是東歐知識分子對現代性危機的揭示與回應。之所以把東歐觀念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是因為東歐國家既有著制度上的共性,同時又有著地理上的獨特性,所以東歐觀念在整體上有別於西方和蘇聯。歷史上,這些國家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混合,近代曾分別被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征服或控制,20世紀更是經歷了兩個極權制度的統治。這使得東歐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歐洲的普遍主義精神,又能對現代歐洲的多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正如波蘭的米奇尼克所説,東歐是一個多民族的組合,“這裡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雜揉在一起。同樣,他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一種多元化社會理念的實現——一個小型的多民族的歐洲——在較小的空間之內實現最大差異”。而按照他的説法,東歐精神的特點是“忠誠、自我嘲諷、執拗地堅持價值和有勇氣相信羅曼蒂克的理想”。如本書將要討論的,在許多東歐作家身上,往往同時存在這種自我嘲諷和理想主義的特質。

  更重要的是,東歐觀念産生於20世紀人道主義的悲劇經驗。東歐人曾生活在一個踐行烏托邦的年代,政權以建立人間天堂的名義剝奪人的基本自由,壓制生活的多樣性,社會受到嚴密控制,甚至完全消失。正如波蘭詩人米沃什所説:“無疑存在著兩個歐洲,並且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第二個歐洲的居民們,命定墜入了20世紀的‘黑暗中心’。”由於這一特殊的經驗,加之深刻了解整個歐洲文明史的變遷,東歐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處的世紀和境況看得非常清楚。他們目睹的種種暴行在20世紀之前是難以想像的,這個世紀的中心事實就是野蠻,是對個人生命和尊嚴的完全無視,而這一切都是在人類進步的烏托邦名義下進行的。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它與知識分子有什麼關係?

  自柏拉圖到啟蒙運動,歐洲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但隨著現代性(即世俗性)的進程,這一主流不斷面臨非理性主義或浪漫主義的挑戰,歐洲文化在世界觀上越來越趨向特殊主義,表現為價值的多元化和碎片化。早在1928年,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在其著作《知識分子的背叛》中就指出,知識分子的職責在於訴説普遍價值。他認為,從前的知識分子採用超驗和抽象的原理著書立説,探討那些永恒的普遍事物,儘管“他們也沒有阻止住世俗大眾讓全部歷史充滿了仇恨和殺戮,但是他們制止了這些世俗大眾形成崇尚仇恨和殺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們而具有的成就感。我們可以説,正是由於有了他們,在兩千年裏,人類雖然行惡,但是崇善。這一矛盾是人類的榮耀。人類文明正是在這一矛盾所造成的夾縫中發展出來的”。也就是説,歷史上道德雖然經常遭到破壞,但道德的觀念始終還是完整的。

  但是,自從19世紀末以來,受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所宣揚的特殊價值的誘惑,知識分子放棄了捍衛普遍價值的個人獨立立場,甘願成為國家、民族或階級的附庸,公然鼓吹崇惡的觀念。班達將知識分子這種放棄普遍價值,轉而追求實際利益和權力的行為稱為背叛。在班達看來,這一切都是因為現代人不再相信在國家、民族或階級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秩序。這個秩序實際上就是傳統的主客體統一的宇宙圖景,而那些堅持精神活動的人必然會關注這種圖景下的永恒而普遍的事物。

  正是在班達重新強調普遍主義這個意義上,東歐知識分子堅守了他們的職責。一般而言,生活在不自由社會的人們出於自我保存的本能,往往會發展出更加自私的品質,但那些追求精神活動的人們同時也能産生出自由人所沒有的對真理的感受。即使這種感受是多麼不合時宜,他們也照樣會有著追求真理的自信,就像捷克作家哈維爾所説:“為了了解真理,我們必須降到痛苦的最底層,就像為了觀察星辰,我們必須下到井底一樣。”

  由於處在“黑暗中心”,他們更能看清現代性的真正危機所在——既不是理性的建構,也不是非理性的自我,而是社會倫理的普遍缺失。他們對烏托邦社會的批判,主要也是基於倫理價值的立場。從尋求失去的意義出發,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從前那種對世界的整體性觀念,思考某種超驗事物的存在,強調理性與良知的結合,並把這種結合視為人的統一性與唯一性。捷裔美國學者厄納茲姆‧科哈克即注意到東歐觀念的超驗維度,稱其為“中世紀的現實主義”。

  為了闡明東歐知識分子的觀念,同時避免概述式的歷史敘述,本書首先從觀念史的角度,就現代性、理性與浪漫、烏托邦理念三個重要問題,對東歐知識分子的言説進行了總體性的考察,然後將昆德拉、哈維爾和克裏瑪三位捷克作家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著重分析和比較他們在創作和文論中所展示的思想。對於觀念的考察,從文學切入是一個有效的角度,這是因為嚴肅的作家往往是根據某種價值去觀察事實。在東歐國家則體現為歷史目標與生活目標的衝突,情感(非理性)與理性的衝突。同時,這三個人都是思想型、知識型的作家,喜歡在作品中討論人生問題,可以説他們的作品既是一種見證的文學,又是一種觀念的文學,這使得本書可以從觀念角度去研究他們的作品。

  總體上講,東歐知識分子具有堅定的個人自由觀念和反抗極權體制的共同傾向,在其作品中對非人化的現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時由於他們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文學知識分子,其專業興趣和知識使得他們更多是從人性的角度去關注現代的重大問題和意義危機,探討人的存在境況和人的心靈的積極或消極的素質,這些重大問題和人的素質在東歐的特殊語境下體現得尤為充分,促使他們重新去思考歐洲文明的倫理基礎。因此,在分析這三位作家的思想時,本書將不局限在文學批評的範疇,而是採用文學、哲學、歷史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正是他們對世界和人生所持有的整體性認識,使我意識到,現代那種分門別類的學科研究以及純粹藝術形式的分析,既無法理解他們的創作,也無法理解他們的真正價值所在。

  由於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撰寫一部東歐文學史,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昆德拉、哈維爾和克裏瑪所關心的問題和他們的觀念上。我覺得這三位作家代表了東歐知識分子的獨特觀念,同時他們對於理性、情感和慾望的態度又有著明顯的差異,分別代表了在世界觀上強調經驗與強調超驗,在創作觀上偏重反諷與偏重激情的兩類東歐作家,通過對他們思想的比較可以闡明東歐觀念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昆德拉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在觀念和寫作上更接近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現實採取的是解構意義的方式,當他反諷的對象指向捷克社會現實時,他對人類激情的批判入木三分,充滿智力上的優越感。他憎惡歷史運動的非人化傾向,尤其是它的絕對化,因為它摧毀了個人自由和生活的多樣性。但是,當他將反諷的目光投向存在的意義時,卻又走向了價值虛無。

  哈維爾是一位有著強烈道德情感的人,他意志堅強,熱愛正義,在文學創作上採用荒誕派的寫法,卻具有宗教式的超驗意識,堅信有一個高於人類的絕對的存在。在對世界的根本認識上,哈維爾是一個本質主義者和普遍主義者,強調良知與理性的結合,對現實採取的是建構意義的方式,即以認識論的烏托邦去反抗社會的烏托邦,這賦予他一種罕見的道德勇氣和責任感。

  克裏瑪可以説是介於昆德拉與哈維爾之間,他採用寫實的方法描寫荒誕現實,對生活的日常性抱有親切的人文主義的理解,同時又對永恒、普遍和抽象的道德價值有著持續的關懷和熱情,這使他的作品既有現實的批判性,又有尋求意義世界的抒情性。本書也討論了克裏瑪在捷克轉型之後的作品,自由制度並沒有使社會的精神危機消失,對克裏瑪來説,尋求意義永遠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

  總之,無論這三位作家在觀念上存在著多大分歧,他們之間仍然具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那就是對人類命運的強烈不安。這表明,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懷疑與激情,有的懷疑通向玩世,有的懷疑通向探索;有的激情導致專制思維,有的激情導致個人精神獨立。正如波蘭學者米奇尼克在評價科拉科夫斯基關於牧師和弄臣這兩種歐洲思維模式時指出,只要保持謙虛和虔敬,這兩種思維模式都是我們所需要的。昆德拉早期的懷疑和反諷解構了極權思維的價值絕對,同時也激發了哈維爾和克裏瑪的激情與信仰,去探求價值的超驗根源,從而揭示出現代人主觀思維的虛無主義實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現代性的問題上,他們都是反歷史主義的,認為正是歷史主義降低了人對德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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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凱旋:東歐知識分子有何特質

2019年1月11日 08:59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景凱旋:東歐知識分子有何特質

  本文係景凱旋《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東方出版社2018年12月)一書的“緒論”。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原文較長,此為節錄。

  對東歐知識分子來説,“東歐”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包含前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前南斯拉伕、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八國,這些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捷克戰前曾是民主國家,東德屬於納粹德國,而其他國家或是君主政體,或是獨裁政府,居民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東正教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但這八個國家都是在二戰後加入蘇聯陣營,並且在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了制度轉型。因此,東歐又是一個歷史概念。按照英國歷史學家本‧福凱斯的分期,東歐的時間範圍始於1944年,結束于1989年。其國家特徵是外部強加的制度,軍事因素具有很大作用。東歐國家最初都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成立民族愛國陣線,在建立政權後又開始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同時提倡國際主義,反對各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上則以蘇聯為中心,形成一個共同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陣營。正是由於此,今天許多人已經不再使用“東歐”一詞,而是採用“中歐”“巴爾幹歐洲”等名稱。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由於蘇聯式制度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都迥異於西方,從而使東歐各國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圈,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都與西方人不同。另一方面,東歐國家的精英傳統在歷史上又屬於西方,近代更深受西方的政治與文化影響。而俄羅斯文化在歷史上既沒有過柏拉圖,也沒有發生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所以在冷戰時期,像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只願意將自己的國家稱作中歐。用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話説,東歐是“另一個歐洲”。對他們來説,東歐轉型的意義不僅意味著制度的改變,更意味著回歸西方文化。

  本書是對這一時期歐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歐洲的普遍主義精神,又能對現代歐洲的多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東歐觀念的研究,尤其是東歐知識分子對現代性危機的揭示與回應。之所以把東歐觀念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是因為東歐國家既有著制度上的共性,同時又有著地理上的獨特性,所以東歐觀念在整體上有別於西方和蘇聯。歷史上,這些國家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混合,近代曾分別被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征服或控制,20世紀更是經歷了兩個極權制度的統治。這使得東歐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歐洲的普遍主義精神,又能對現代歐洲的多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正如波蘭的米奇尼克所説,東歐是一個多民族的組合,“這裡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雜揉在一起。同樣,他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一種多元化社會理念的實現——一個小型的多民族的歐洲——在較小的空間之內實現最大差異”。而按照他的説法,東歐精神的特點是“忠誠、自我嘲諷、執拗地堅持價值和有勇氣相信羅曼蒂克的理想”。如本書將要討論的,在許多東歐作家身上,往往同時存在這種自我嘲諷和理想主義的特質。

  更重要的是,東歐觀念産生於20世紀人道主義的悲劇經驗。東歐人曾生活在一個踐行烏托邦的年代,政權以建立人間天堂的名義剝奪人的基本自由,壓制生活的多樣性,社會受到嚴密控制,甚至完全消失。正如波蘭詩人米沃什所説:“無疑存在著兩個歐洲,並且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第二個歐洲的居民們,命定墜入了20世紀的‘黑暗中心’。”由於這一特殊的經驗,加之深刻了解整個歐洲文明史的變遷,東歐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處的世紀和境況看得非常清楚。他們目睹的種種暴行在20世紀之前是難以想像的,這個世紀的中心事實就是野蠻,是對個人生命和尊嚴的完全無視,而這一切都是在人類進步的烏托邦名義下進行的。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它與知識分子有什麼關係?

  自柏拉圖到啟蒙運動,歐洲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但隨著現代性(即世俗性)的進程,這一主流不斷面臨非理性主義或浪漫主義的挑戰,歐洲文化在世界觀上越來越趨向特殊主義,表現為價值的多元化和碎片化。早在1928年,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在其著作《知識分子的背叛》中就指出,知識分子的職責在於訴説普遍價值。他認為,從前的知識分子採用超驗和抽象的原理著書立説,探討那些永恒的普遍事物,儘管“他們也沒有阻止住世俗大眾讓全部歷史充滿了仇恨和殺戮,但是他們制止了這些世俗大眾形成崇尚仇恨和殺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們而具有的成就感。我們可以説,正是由於有了他們,在兩千年裏,人類雖然行惡,但是崇善。這一矛盾是人類的榮耀。人類文明正是在這一矛盾所造成的夾縫中發展出來的”。也就是説,歷史上道德雖然經常遭到破壞,但道德的觀念始終還是完整的。

  但是,自從19世紀末以來,受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所宣揚的特殊價值的誘惑,知識分子放棄了捍衛普遍價值的個人獨立立場,甘願成為國家、民族或階級的附庸,公然鼓吹崇惡的觀念。班達將知識分子這種放棄普遍價值,轉而追求實際利益和權力的行為稱為背叛。在班達看來,這一切都是因為現代人不再相信在國家、民族或階級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秩序。這個秩序實際上就是傳統的主客體統一的宇宙圖景,而那些堅持精神活動的人必然會關注這種圖景下的永恒而普遍的事物。

  正是在班達重新強調普遍主義這個意義上,東歐知識分子堅守了他們的職責。一般而言,生活在不自由社會的人們出於自我保存的本能,往往會發展出更加自私的品質,但那些追求精神活動的人們同時也能産生出自由人所沒有的對真理的感受。即使這種感受是多麼不合時宜,他們也照樣會有著追求真理的自信,就像捷克作家哈維爾所説:“為了了解真理,我們必須降到痛苦的最底層,就像為了觀察星辰,我們必須下到井底一樣。”

  由於處在“黑暗中心”,他們更能看清現代性的真正危機所在——既不是理性的建構,也不是非理性的自我,而是社會倫理的普遍缺失。他們對烏托邦社會的批判,主要也是基於倫理價值的立場。從尋求失去的意義出發,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從前那種對世界的整體性觀念,思考某種超驗事物的存在,強調理性與良知的結合,並把這種結合視為人的統一性與唯一性。捷裔美國學者厄納茲姆‧科哈克即注意到東歐觀念的超驗維度,稱其為“中世紀的現實主義”。

  為了闡明東歐知識分子的觀念,同時避免概述式的歷史敘述,本書首先從觀念史的角度,就現代性、理性與浪漫、烏托邦理念三個重要問題,對東歐知識分子的言説進行了總體性的考察,然後將昆德拉、哈維爾和克裏瑪三位捷克作家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著重分析和比較他們在創作和文論中所展示的思想。對於觀念的考察,從文學切入是一個有效的角度,這是因為嚴肅的作家往往是根據某種價值去觀察事實。在東歐國家則體現為歷史目標與生活目標的衝突,情感(非理性)與理性的衝突。同時,這三個人都是思想型、知識型的作家,喜歡在作品中討論人生問題,可以説他們的作品既是一種見證的文學,又是一種觀念的文學,這使得本書可以從觀念角度去研究他們的作品。

  總體上講,東歐知識分子具有堅定的個人自由觀念和反抗極權體制的共同傾向,在其作品中對非人化的現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時由於他們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文學知識分子,其專業興趣和知識使得他們更多是從人性的角度去關注現代的重大問題和意義危機,探討人的存在境況和人的心靈的積極或消極的素質,這些重大問題和人的素質在東歐的特殊語境下體現得尤為充分,促使他們重新去思考歐洲文明的倫理基礎。因此,在分析這三位作家的思想時,本書將不局限在文學批評的範疇,而是採用文學、哲學、歷史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正是他們對世界和人生所持有的整體性認識,使我意識到,現代那種分門別類的學科研究以及純粹藝術形式的分析,既無法理解他們的創作,也無法理解他們的真正價值所在。

  由於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撰寫一部東歐文學史,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昆德拉、哈維爾和克裏瑪所關心的問題和他們的觀念上。我覺得這三位作家代表了東歐知識分子的獨特觀念,同時他們對於理性、情感和慾望的態度又有著明顯的差異,分別代表了在世界觀上強調經驗與強調超驗,在創作觀上偏重反諷與偏重激情的兩類東歐作家,通過對他們思想的比較可以闡明東歐觀念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昆德拉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在觀念和寫作上更接近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現實採取的是解構意義的方式,當他反諷的對象指向捷克社會現實時,他對人類激情的批判入木三分,充滿智力上的優越感。他憎惡歷史運動的非人化傾向,尤其是它的絕對化,因為它摧毀了個人自由和生活的多樣性。但是,當他將反諷的目光投向存在的意義時,卻又走向了價值虛無。

  哈維爾是一位有著強烈道德情感的人,他意志堅強,熱愛正義,在文學創作上採用荒誕派的寫法,卻具有宗教式的超驗意識,堅信有一個高於人類的絕對的存在。在對世界的根本認識上,哈維爾是一個本質主義者和普遍主義者,強調良知與理性的結合,對現實採取的是建構意義的方式,即以認識論的烏托邦去反抗社會的烏托邦,這賦予他一種罕見的道德勇氣和責任感。

  克裏瑪可以説是介於昆德拉與哈維爾之間,他採用寫實的方法描寫荒誕現實,對生活的日常性抱有親切的人文主義的理解,同時又對永恒、普遍和抽象的道德價值有著持續的關懷和熱情,這使他的作品既有現實的批判性,又有尋求意義世界的抒情性。本書也討論了克裏瑪在捷克轉型之後的作品,自由制度並沒有使社會的精神危機消失,對克裏瑪來説,尋求意義永遠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

  總之,無論這三位作家在觀念上存在著多大分歧,他們之間仍然具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那就是對人類命運的強烈不安。這表明,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懷疑與激情,有的懷疑通向玩世,有的懷疑通向探索;有的激情導致專制思維,有的激情導致個人精神獨立。正如波蘭學者米奇尼克在評價科拉科夫斯基關於牧師和弄臣這兩種歐洲思維模式時指出,只要保持謙虛和虔敬,這兩種思維模式都是我們所需要的。昆德拉早期的懷疑和反諷解構了極權思維的價值絕對,同時也激發了哈維爾和克裏瑪的激情與信仰,去探求價值的超驗根源,從而揭示出現代人主觀思維的虛無主義實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現代性的問題上,他們都是反歷史主義的,認為正是歷史主義降低了人對德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