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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學生會:因愛國運動而興盛,但無法長期穩定發展

2018-10-12 09:15:2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盛差偲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民國的學生會:因愛國運動而興盛,但無法長期穩定發展

  梁啟超曾説道:“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儘管梁啟超所言係針對“學會”,但是,這句話也是近代中國各類新式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這一現象最好的注腳。國民革命時期,有人便認為,“學生的集合,還是一切民眾集合的第一步。”故而,學生會自然是這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新式社團之一。由於民國時期的學生會與當下的學生會並不完全一致,其內涵與表現形態亦一直在不斷地變化,因此本文首先將結合相關研究成果,簡要地介紹近代中國的學生會。

  《小學學生會的組織大綱及行動標準》,出自《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本文圖片均來源於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1926年,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曾對學生會下過這樣一個定義:“學生會就是各個學校裏面的全體學生,為互勵學業進步,改進學生利益,參加愛國運動而組織的整個的學生團體。換句話説,就是各個學校裏面的全體學生為達到解放民族和解放本身目的而必不可少的一種工具……沒有一個學校的學生不組織學生會而能很熱烈持久的參加愛國運動並且能求得學生利益之最低限度的滿足的,同時也就沒有一個學生於既了解他的地位與責任之後而不迫切的要求組織學生會的。”

  這樣一個簡單的定義並不能使我們完全了解民國時期的學生會,不過這至少揭示了學生會的出現,離不開近代史上為了救亡圖存而不斷發生的學生運動。

  嚴復的《學生會條規序》,出自《國聞報彙編》

  近代中國學生自治團體的出現,如桑兵所説,起于晚清,儘管被清廷目為非法,但在1903年前後紛紛涌現,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壯大。“五四運動能夠迅速發動並長期堅持,從學校到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各級學生團體起了重要作用。當然,五四學生團體並非辛亥的直接延續,但群體組織性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歷程卻是一脈相承。”其宗旨主要是這幾點:抵制壓迫,掙脫專制束縛;把自治自立與救亡圖存緊密聯繫起來;以學生自治為社會民主的先導表率。

  出自《日本神戶華僑同文學校三拾週年紀念刊》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學生社團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呂芳上指出,五四運動後北京大學最初成立的學生幹事會的總務股往往獨裁一切,易流於專斷,而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學生會,北京大學則效倣而將學生幹事會改組為學生會,故而學生會的組織是伴著五四運動的産物。此前的學生自治會是新教育運動的一種表現,以謀學生的自律、自學、自強為主,偏于校內,而此時的學生會則政治運動色彩較濃,以反抗賣國政府當局與向各界民眾宣傳,從事民眾運動為主,自然偏于校外。於是,後來多半學校的自治會都紛紛轉化為學生會,國內中等以上學校普遍都設有學生會。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亦明確指出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等與學生自治會有本質上的差別。惲代英則認為,“學生會是五四運動第一個主要的産物”,至於從前的學生自治會等學生團體,則是“有名無實”。

  1930年國民政府就學生自治會頒布的法規,出自《增訂國民政府司法例規》

  國民革命時期,學生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自不用多説。然而,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由於對學生運動的忌憚與執行反共政策,黃堅立指出,國民黨政權于1930年根據“戴—蔡政策路線”(戴季陶、蔡元培)規定學生聯合會從此改為學生自治會,並且只限于各學校單獨成立,不得干預校政,同時需要灌輸三民主義,其工作則限于教育與學生福利的範圍內,而攘除其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性。同時,各級學生自治會制定各自的規章,需要上呈國民黨各級黨部批准。

  1947年國民政府修訂的學生自治會法規,出自《中央日報》

  隨著國民黨當局越來越無法控制日益擴大的學生運動,1947年,國民黨修訂此前的規定,賦予學校當局直接控制學生自治會的全權。不過,事實上,這些限制事實上無法真正貫徹,不惟理論上應該被國民黨控制的學生自治會無法完全被國民黨所控制,其他的學生會組織更是不斷涌現。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將“學生組織”分為三種:各個學校之全體學生的組織,為學生會;全國或某省、某一都會、城鎮各校學生群眾之聯合組織,為學生聯合會;一部分學生為研究某種學術或進行某一部分之事業或娛樂的組織,為各種學生團體。不過,民國時期,無論是理論上受到學校與政府當局控制更多且其職能更狹小的學生自治會,還是理論上與之相反的學生聯合會,乃至於各類學生自治社團,如校友會等(自然也包括名字就叫做學生會的),許多時候被統稱為學生會。

  從前面的描述亦可看出,近代中國的學生會似乎可以被劃分為學生自治會與學生聯合會這兩個理念型。不過,理念型無法簡單概括世間紛繁複雜的萬事萬物,近代中國的學生會更是如此。以學生自治會為例,誠然,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規定,一開始許多學生自治會會長期為國民黨勢力,如三青糰所控制。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學生不認同國民黨當局,學生自治會中政治力量的天平逐漸向共産黨一方傾斜。

  滬江大學附中學生會出版的《滬潮》

  金衝及的日記中記載,同濟大學的校長丁文淵(堅決反共)1948年曾對學生説:“你們為什麼要搞自治會?你看復旦、暨南(均因為學生運動而被解散)也沒有,人家多安靜。”也就是説此時這些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已經成為了學生運動的主角之一,而為國民黨當局所忌諱。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9年即對武漢大學的學生自治會評述道:“校內公開活動之領導機構——學生自治會,係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為係級代表會,類似議院;其一為理事會,相當於內閣,其中的常務理事係由普選産生。三七學年度(指1948年)係級代表會被選舉者均為進步份子,自去年八月傳訊事件(1948年8月,武漢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對武漢大學的18名學生提出傳訊,在學生自治會等的鬥爭下,最終這18名學生被無罪開釋或是保釋)後,校內活動團體以各院、係、級會作核心,這些院、係、級會亦均為進步力量所掌握。”

  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有的學校,如雲南大學、福建泉州的養正中學、山東的泰安師範講習所等一大批大中小學,其學生自治會則被認為是由中共地下黨或者是“進步學生”所成立的。以至於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如金衝及所説,“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無論在規模上的波瀾壯闊還是鬥爭的激烈頻繁,都超過了以往各個時期。”在表面上發動與組織學生運動的,自然是各校形形色色的學生會。正因為很難説這些學生自治社團之間有多大涇渭分明的界限,於是,本文下面將利用抗戰文獻數據平臺上的相關史料,一定程度上描摹民國時期學生會的真實面貌,而不拘泥于這些學生會是學生聯合會還是學生自治會或者是其他的學生會。

  由寰球中國學生會出版的《友聲日報》

  平臺上有數十種民國時期學生會編輯出版的各類書、報、刊,至於與之相關的各類史料,則不可勝數。光看宗旨,民國時期的各個學生會皆是對於其未來有著美好的想像,同時,民國時期學生會最主要的成績自然是不斷由其在臺面上主導的學生運動。不過,相對於這些,筆者更關注這些學生會平時幹了什麼,其較長時段的發展歷程乃至於相關的檢討,並將選擇幾個不那麼出名的學生會進行介紹,這樣將更有利於我們了解民國時期學生會的實態。

  創刊于1919年的《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在封裏頁宣言式地寫道:“當這解放主義盛行的時候,我們社中的社員無省界、國界、男界、女界的限制,並且表同情的可以自由入社,不表同情的可以自由出社。”可見,該會有著鮮明的五四時期比較強調包容的風格。然而,不久後,革命年代來臨,便出現了另一種風格的學生會。1924年3月9日改組之後的廣州學生聯合會,吸取此前學聯分裂的教訓,在改組宣言中,即強調“永遠勿從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謬見,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殺!”此時的學生會,被革命力量基本視作為一個革命團體,自然則會更強調團結,而非簡單的自由。

  在第二期《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的末尾,寫道:“川、滇、黔三省地方之大,人民之眾,物産之富,山川之奇,皆為各省之冠。惜近年頗遭變亂,漫無統計確實之調查,而素懷野心之某國(自然指日本)人反得洞悉其蘊奧,編輯成書,同胞去購,備受譏誚。此非國人之大恥哉?本會抱定振興桑梓實業、教育、工商各務之志,近擬將三省各種調查情形逐期在本會週刊內發表,務使國內人士得悉真相知所策圖。因此特請學界諸君事余之暇從事調查,以極短之時間得收最大之利益。”

  出自《四川善後會議錄》

  簡而言之,該會便是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四川、雲南、貴州這三省的社會狀況,加以調查以資未來之利用。然而,就筆者所見,接下來的數期《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卻未見登載相關調查,可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光憑這一個學生會的力量,一時且不説改變這三省的社會現實,就連收到像樣的調查也難以做到。

  貴州留平學生會成立於1934年,成立時即主要通過下面四項決議:請中央及交通部減免貴州留外學生郵兌匯水;請貴州教育廳對留外學生無分科別,只要成績優良者均請撥給補助費;請代電國民政府飭令貴州當局徹底免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並代電貴州當局,徹底奉行;請貴州教育廳提高本省中小學之教育標準,期與省外中小學教育之最高標準並駕。

  貴州留平學生會的收支報告

  在貴州留平學生會的第一屆執委會、監委會聯席會議上,該會則決議呈文教育部,請轉令北平各校緩收貴州學生學費。(在此前後貴州處於戰事之中,“私人經濟破産”)在第一屆執委會的會議上,該會決議呈文國民政府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請拯救貴州難民,並將沒收侯之擔的財産添作拯救(侯之擔因為在紅軍的作戰中失利,被國民黨當局懲辦)。就筆者所見,該會提出的這些要求應當基本上未能落到實處。

  侯之擔像

  然而,以上的兩個例子並不意味著我們今天應當否認民國時期學生會中的學生為了改造社會所付出的努力。換句話來説,也許正是當時的學生意識到無法通過日常的一般努力來改變現實,所以才促使他們走上了更激烈的道路。不過,筆者並無意于採用“歷史的輝格解釋”的方式來美化民國時期的學生會,畢竟,如果一味地美化過去,對今天來説也於事無補。下面,筆者將通過相關史料來反映民國時期學生會的一些缺點。

  1924年,陳獨秀指出:“中國愛國的青年學生,自‘五四’、‘六三’後,幾乎一蹶不振,各地學生會大半有名無實。尤其是學生之重鎮,上海、廣州學生會,連名也沒有了!”這一現狀,直到陳獨秀説這話時才有所改變,也就是國民革命開始的這一年,國共兩黨開始大規模支援學生運動。此後,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針對各校的學生會指出了一系列的缺點,排除掉一些時代特色過於鮮明的缺點以外,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條:

  上海法科大學學生會的反日宣言,出自《反日運動專刊》

  “有些學生會或學生聯合會,雖然有了組織,但未能注意如何使已有的組織堅實壯大起來,而能取得大多數群眾之參加,大半渙散而不能有號召或指揮多數學生的力量”。

  “只注意了上層的號召而未注意下層群眾的宣傳與組織。形成學聯會或學生會與群眾隔離,且有時因怯弱家長之壓迫與反動教職員之煽惑,而竟有一些同學視進行學生會工作為畏途,甚至於誤解學聯會或學生會之負責辦事的人為‘好事’,為‘出風頭’者。”

  “有好些學生,以為學生會僅只是一種參加某種愛國運動(如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日經濟絕交等)而組織的一種臨時團體,因之在愛國運動消沉的時候,即以為無組織學生會、學聯會之必要。”

  “有些地方的學生群眾,因政治主張,或主義信仰之不同,甚至於因籍貫鄉土之差異而分立派別,以致影響于學生會、學聯會工作之進行。”

  上海法科大學學生會的組織結構,出自《上海法科大學一覽》

  不難看出,儘管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的言説對像是國民革命時期的主要側重於參與革命的學生會,但是這些缺點不惟一針見血,同時許多也是一直存在的一些痼疾。1930年,北平鐵路大學學生會(北伐前名為畿輔大學)對該會的歷史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這一介紹將有利於了解前述的那些缺點。

  1924年,畿輔大學成立,1925年4月,該校便成立了學生會。五卅運動時,“學生會積極工作,北寧、平漢、平綏各路,皆見本校學生會職員隨車募款,援助工友,努力接濟”。然而,這一年的10月,在改選時,“以評議部與執行部發生意見,學生會遂呈停頓之勢。”而後有人一度努力恢復而未果。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該校學生組織濟案外交後援會,兼辦學生會事宜,北伐軍底定北平後,該會便正式改作學生會。

  1928年8月,該會再次“會務無形停頓”;恢復後不久,同年11月,又“會務稍有挫折”;在這個介紹寫作的時候,由於新老生換屆,新生“不免有情形不明之苦”,故而“會務進行,亦覺滯頓”。直至1930年,該會總結道其重要的工作為以下三點:聯絡各校學生會,互通聲氣,力謀黨政軍學聯合起來;當時本市黨部對於本校有誤解處,頗表不滿,經交際股奔走解釋,始蒙諒解;建議更改校名,國都南遷,畿輔二字,已不適用。最初擬改民生大學,學生會以民生二字過泛,且與本校宗旨亦不切合,遂要求另議,並提出改為北平鐵路大學。

  由上述介紹可見,該會存在著如下幾條特徵:發展十分不順利,幾度中斷或陷於內外紛爭之中;因為愛國運動而發展,也因為愛國運動的低落或結束而中斷;沒有可以持續發展的組織與新鮮血液,易受換屆等因素影響;與現實政治關係甚大,也十分容易受其影響。對於上述第二條特徵,惲代英早在國民革命時期便徑直指出,“我們以前學生會的事業,太偏于政治運動,否則便是關於學生反抗教職員的學潮,這實在是所以使學生會不能成為一個永久而普遍的真實結合的重大原因。”進一步來説,便是“可供號召以喚起一致的學生運動的政治問題不能常有,所以學生會平時因為沒有事做,而至於有名無實。”

  由第一交通大學學生會(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的《濟南慘案特刊》

  儘管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與惲代英提出這些缺點與意見時,是國民革命時期,但耐人尋味的是,畿輔大學以及其他民國時期學校的學生會所同樣暴露出來的這些缺點,卻是依然發生於國民革命以後,足見這些缺點確乎是痼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南京國民政府1928年明確指出,“學生會會費,應由學生自行設法籌措,不能由學校支給。”1930年,至多補充道:“學生自治會之經費,以會員會費及其他捐款充之,必要時得請求學校補助。”而1928年所通過的那條規定事實上得到延續,也就是説和以前未必有多少區別。在國民政府之前,各校的學生會經費亦是依靠會員會費與捐款,或者是革命政黨的補助,除非參與革命,否則就不用説有什麼長期穩定的資助了。

  中國大學學生會給黎元洪的信,出自《北洋軍閥史料》

  同時,民國時期加入學生會也不能加學分,更不能借此留校任職,於是,一般而言其發展實態也就不難想見了。因此,不惟全國總的學生聯合會因為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而長期中斷,各個學校的學生會,從後來的歷史敘事可以看出,許多沒有形成長期穩定的發展,甚至只是創建於解放戰爭時學生運動格外勃興的時代。

  出自《師範教育法令彙編》

  民國時期,一般的學生對於學生會又有怎樣的看法呢?在學生會中任事的又是怎樣的人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涉及,下面將結合夏鼐的日記進一步加以了解。夏鼐在進入清華大學唸書以前,擔任過學生會會長等職,亦曾在溫州學生聯合會時給暑期平民夜校上過課並支取薪水,可謂既有長期的學生會工作歷史,又的確是切實做了相關工作。不過,我們在此前推送的《社會各界眼中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的一週(2)》一文中曾介紹過,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夏鼐相對而言對於相關社會活動便沒有那麼上心了。

  北京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

  1931年3月,清華大學學生會改選時,夏鼐留下了兩條相關的日記。為了拉票競選,“左右二派的人又各去活動”,對此,夏鼐則是“本來我沒有什麼成見,隨便在單子上依他們的推舉選出13人”。可見夏鼐此時對於學生會當選者為何人基本上是無所謂,儘管這只是他個人的看法,但是結合前述內容,便可以發現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指出的缺點確非無的放矢。幾天后,夏鼐在日記中記到,有人攻擊説學生會選舉時大一的文書作弊,夏鼐卻認為“這次選舉的當選人,確有人在後面運動。然只要在合法的範圍以內運動,不能算是作弊。”可見其時學生會的紛擾了。

  不過,競選中發生的混亂相較民國時期學生會中出現的不少賬目不清乃至於貪污的情況,便也不算什麼了。對此,呂芳上評論道:“實際上也不必把學生看作是遺世獨立,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群人。”可謂一語中的。直到解放戰爭期間,曾積極參與上海學生運動的桂世杭,亦回憶到當時學校當中的學生團體,有的相互之間對著幹,甚至是有“宗派主義情緒”。不過,儘管與學生會沒有太大關係,更值得一提的卻是後來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桂世杭的下面一段回憶:

  一次,上午我去參觀市農業展覽會,碰到魏文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也來參觀,我想他認識我,見了面不打招呼不好,就上前去,叫了一聲:“魏書記!”他一見是我,馬上與我握了手。

  不料下午,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説魏有事找我,魏也是上海局的秘書長,可説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就去他辦公室,他見了我,很嚴肅地説:“今天我要批評你!”

  ……(魏文伯説道)“那中央辦公廳有個關於黨內稱呼問題的文件你看到過沒有?”我一下子記起來了,“不是説,不能以黨內職務稱同志麼?”“那你今天上午怎麼搞的?你們辦公室同志怎麼稱呼的?”我説我們都是老×老×相互稱呼的,或者就是直呼其名。他笑了説:“那你為什麼不叫我老魏,或者叫我魏文伯呢?”我説,我不習慣。他一擺手肯定地説:“今後,你們辦公室的同志就叫我老魏,你去告訴大家一聲。”

  ……(桂世杭想道)回想自己在真如區,就是很樂於聽人家稱我:“桂主任”(區委秘書室主任)、“桂書記”(團區委書記)。

  馬克斯‧韋伯在論述“支配”一詞時,首先指出其對於語言共同體的影響,並特別強調道:“學校裏行使的支配則會持久且決定性地類型化官方學校用語的形式與優勢。”可見一個學校中的説話方式,繫於該校的權力結構與生態,不正當的權力關係,則會扭曲一個共同體中的説話方式,造成語言上的腐敗。

  總而言之,筆者前面談到了許多民國時期學生會的缺點,卻並不意味著筆者否定民國時期學生會與學生運動的成果,而恰恰相反。只是,我們應當承認民國時期的學生會缺少在相對平和的時期,能夠長期發展的基礎與客觀環境,最重要的是,民國時期的學生會存在這些缺點,也並不意味著這些缺點理應長存。最後,本文就以朱光潛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青年們常歡喜把社會一切毛病歸咎於站在臺上的人們,其實在臺上的人們也還是受過同樣的教育,經過同樣的青年階段,他們也曾同樣地埋怨過前一輩子人。由此例推,到我們這一輩子青年們上臺時,很可能地仍為下一輩子青年們不滿。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變成屈伏於事實而拋棄理想的墮落者。章宗祥領導過留日青年,打過媚敵辱國的蔡鈞,而這位章宗祥後來做了外交部長,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汪精衛投過炸彈,坐過牢,做過幾十年的革命工作,而這位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漢奸的領袖。許多青年們雖然沒有走到這個極端,但投身社會之後,投降于惡勢力的實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很可傷心的現象。”

  (本文原題為《民國的學生會》,首發于微信公眾號“抗戰文獻數據平臺”(ID:modern_history)。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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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學生會:因愛國運動而興盛,但無法長期穩定發展

2018年10月12日 09:15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民國的學生會:因愛國運動而興盛,但無法長期穩定發展

  梁啟超曾説道:“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儘管梁啟超所言係針對“學會”,但是,這句話也是近代中國各類新式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這一現象最好的注腳。國民革命時期,有人便認為,“學生的集合,還是一切民眾集合的第一步。”故而,學生會自然是這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新式社團之一。由於民國時期的學生會與當下的學生會並不完全一致,其內涵與表現形態亦一直在不斷地變化,因此本文首先將結合相關研究成果,簡要地介紹近代中國的學生會。

  《小學學生會的組織大綱及行動標準》,出自《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本文圖片均來源於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1926年,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曾對學生會下過這樣一個定義:“學生會就是各個學校裏面的全體學生,為互勵學業進步,改進學生利益,參加愛國運動而組織的整個的學生團體。換句話説,就是各個學校裏面的全體學生為達到解放民族和解放本身目的而必不可少的一種工具……沒有一個學校的學生不組織學生會而能很熱烈持久的參加愛國運動並且能求得學生利益之最低限度的滿足的,同時也就沒有一個學生於既了解他的地位與責任之後而不迫切的要求組織學生會的。”

  這樣一個簡單的定義並不能使我們完全了解民國時期的學生會,不過這至少揭示了學生會的出現,離不開近代史上為了救亡圖存而不斷發生的學生運動。

  嚴復的《學生會條規序》,出自《國聞報彙編》

  近代中國學生自治團體的出現,如桑兵所説,起于晚清,儘管被清廷目為非法,但在1903年前後紛紛涌現,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壯大。“五四運動能夠迅速發動並長期堅持,從學校到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各級學生團體起了重要作用。當然,五四學生團體並非辛亥的直接延續,但群體組織性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歷程卻是一脈相承。”其宗旨主要是這幾點:抵制壓迫,掙脫專制束縛;把自治自立與救亡圖存緊密聯繫起來;以學生自治為社會民主的先導表率。

  出自《日本神戶華僑同文學校三拾週年紀念刊》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學生社團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呂芳上指出,五四運動後北京大學最初成立的學生幹事會的總務股往往獨裁一切,易流於專斷,而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學生會,北京大學則效倣而將學生幹事會改組為學生會,故而學生會的組織是伴著五四運動的産物。此前的學生自治會是新教育運動的一種表現,以謀學生的自律、自學、自強為主,偏于校內,而此時的學生會則政治運動色彩較濃,以反抗賣國政府當局與向各界民眾宣傳,從事民眾運動為主,自然偏于校外。於是,後來多半學校的自治會都紛紛轉化為學生會,國內中等以上學校普遍都設有學生會。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亦明確指出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等與學生自治會有本質上的差別。惲代英則認為,“學生會是五四運動第一個主要的産物”,至於從前的學生自治會等學生團體,則是“有名無實”。

  1930年國民政府就學生自治會頒布的法規,出自《增訂國民政府司法例規》

  國民革命時期,學生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自不用多説。然而,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由於對學生運動的忌憚與執行反共政策,黃堅立指出,國民黨政權于1930年根據“戴—蔡政策路線”(戴季陶、蔡元培)規定學生聯合會從此改為學生自治會,並且只限于各學校單獨成立,不得干預校政,同時需要灌輸三民主義,其工作則限于教育與學生福利的範圍內,而攘除其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性。同時,各級學生自治會制定各自的規章,需要上呈國民黨各級黨部批准。

  1947年國民政府修訂的學生自治會法規,出自《中央日報》

  隨著國民黨當局越來越無法控制日益擴大的學生運動,1947年,國民黨修訂此前的規定,賦予學校當局直接控制學生自治會的全權。不過,事實上,這些限制事實上無法真正貫徹,不惟理論上應該被國民黨控制的學生自治會無法完全被國民黨所控制,其他的學生會組織更是不斷涌現。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將“學生組織”分為三種:各個學校之全體學生的組織,為學生會;全國或某省、某一都會、城鎮各校學生群眾之聯合組織,為學生聯合會;一部分學生為研究某種學術或進行某一部分之事業或娛樂的組織,為各種學生團體。不過,民國時期,無論是理論上受到學校與政府當局控制更多且其職能更狹小的學生自治會,還是理論上與之相反的學生聯合會,乃至於各類學生自治社團,如校友會等(自然也包括名字就叫做學生會的),許多時候被統稱為學生會。

  從前面的描述亦可看出,近代中國的學生會似乎可以被劃分為學生自治會與學生聯合會這兩個理念型。不過,理念型無法簡單概括世間紛繁複雜的萬事萬物,近代中國的學生會更是如此。以學生自治會為例,誠然,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規定,一開始許多學生自治會會長期為國民黨勢力,如三青糰所控制。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學生不認同國民黨當局,學生自治會中政治力量的天平逐漸向共産黨一方傾斜。

  滬江大學附中學生會出版的《滬潮》

  金衝及的日記中記載,同濟大學的校長丁文淵(堅決反共)1948年曾對學生説:“你們為什麼要搞自治會?你看復旦、暨南(均因為學生運動而被解散)也沒有,人家多安靜。”也就是説此時這些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已經成為了學生運動的主角之一,而為國民黨當局所忌諱。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9年即對武漢大學的學生自治會評述道:“校內公開活動之領導機構——學生自治會,係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為係級代表會,類似議院;其一為理事會,相當於內閣,其中的常務理事係由普選産生。三七學年度(指1948年)係級代表會被選舉者均為進步份子,自去年八月傳訊事件(1948年8月,武漢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對武漢大學的18名學生提出傳訊,在學生自治會等的鬥爭下,最終這18名學生被無罪開釋或是保釋)後,校內活動團體以各院、係、級會作核心,這些院、係、級會亦均為進步力量所掌握。”

  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有的學校,如雲南大學、福建泉州的養正中學、山東的泰安師範講習所等一大批大中小學,其學生自治會則被認為是由中共地下黨或者是“進步學生”所成立的。以至於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如金衝及所説,“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無論在規模上的波瀾壯闊還是鬥爭的激烈頻繁,都超過了以往各個時期。”在表面上發動與組織學生運動的,自然是各校形形色色的學生會。正因為很難説這些學生自治社團之間有多大涇渭分明的界限,於是,本文下面將利用抗戰文獻數據平臺上的相關史料,一定程度上描摹民國時期學生會的真實面貌,而不拘泥于這些學生會是學生聯合會還是學生自治會或者是其他的學生會。

  由寰球中國學生會出版的《友聲日報》

  平臺上有數十種民國時期學生會編輯出版的各類書、報、刊,至於與之相關的各類史料,則不可勝數。光看宗旨,民國時期的各個學生會皆是對於其未來有著美好的想像,同時,民國時期學生會最主要的成績自然是不斷由其在臺面上主導的學生運動。不過,相對於這些,筆者更關注這些學生會平時幹了什麼,其較長時段的發展歷程乃至於相關的檢討,並將選擇幾個不那麼出名的學生會進行介紹,這樣將更有利於我們了解民國時期學生會的實態。

  創刊于1919年的《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在封裏頁宣言式地寫道:“當這解放主義盛行的時候,我們社中的社員無省界、國界、男界、女界的限制,並且表同情的可以自由入社,不表同情的可以自由出社。”可見,該會有著鮮明的五四時期比較強調包容的風格。然而,不久後,革命年代來臨,便出現了另一種風格的學生會。1924年3月9日改組之後的廣州學生聯合會,吸取此前學聯分裂的教訓,在改組宣言中,即強調“永遠勿從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謬見,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殺!”此時的學生會,被革命力量基本視作為一個革命團體,自然則會更強調團結,而非簡單的自由。

  在第二期《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的末尾,寫道:“川、滇、黔三省地方之大,人民之眾,物産之富,山川之奇,皆為各省之冠。惜近年頗遭變亂,漫無統計確實之調查,而素懷野心之某國(自然指日本)人反得洞悉其蘊奧,編輯成書,同胞去購,備受譏誚。此非國人之大恥哉?本會抱定振興桑梓實業、教育、工商各務之志,近擬將三省各種調查情形逐期在本會週刊內發表,務使國內人士得悉真相知所策圖。因此特請學界諸君事余之暇從事調查,以極短之時間得收最大之利益。”

  出自《四川善後會議錄》

  簡而言之,該會便是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四川、雲南、貴州這三省的社會狀況,加以調查以資未來之利用。然而,就筆者所見,接下來的數期《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卻未見登載相關調查,可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光憑這一個學生會的力量,一時且不説改變這三省的社會現實,就連收到像樣的調查也難以做到。

  貴州留平學生會成立於1934年,成立時即主要通過下面四項決議:請中央及交通部減免貴州留外學生郵兌匯水;請貴州教育廳對留外學生無分科別,只要成績優良者均請撥給補助費;請代電國民政府飭令貴州當局徹底免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並代電貴州當局,徹底奉行;請貴州教育廳提高本省中小學之教育標準,期與省外中小學教育之最高標準並駕。

  貴州留平學生會的收支報告

  在貴州留平學生會的第一屆執委會、監委會聯席會議上,該會則決議呈文教育部,請轉令北平各校緩收貴州學生學費。(在此前後貴州處於戰事之中,“私人經濟破産”)在第一屆執委會的會議上,該會決議呈文國民政府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請拯救貴州難民,並將沒收侯之擔的財産添作拯救(侯之擔因為在紅軍的作戰中失利,被國民黨當局懲辦)。就筆者所見,該會提出的這些要求應當基本上未能落到實處。

  侯之擔像

  然而,以上的兩個例子並不意味著我們今天應當否認民國時期學生會中的學生為了改造社會所付出的努力。換句話來説,也許正是當時的學生意識到無法通過日常的一般努力來改變現實,所以才促使他們走上了更激烈的道路。不過,筆者並無意于採用“歷史的輝格解釋”的方式來美化民國時期的學生會,畢竟,如果一味地美化過去,對今天來説也於事無補。下面,筆者將通過相關史料來反映民國時期學生會的一些缺點。

  1924年,陳獨秀指出:“中國愛國的青年學生,自‘五四’、‘六三’後,幾乎一蹶不振,各地學生會大半有名無實。尤其是學生之重鎮,上海、廣州學生會,連名也沒有了!”這一現狀,直到陳獨秀説這話時才有所改變,也就是國民革命開始的這一年,國共兩黨開始大規模支援學生運動。此後,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針對各校的學生會指出了一系列的缺點,排除掉一些時代特色過於鮮明的缺點以外,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條:

  上海法科大學學生會的反日宣言,出自《反日運動專刊》

  “有些學生會或學生聯合會,雖然有了組織,但未能注意如何使已有的組織堅實壯大起來,而能取得大多數群眾之參加,大半渙散而不能有號召或指揮多數學生的力量”。

  “只注意了上層的號召而未注意下層群眾的宣傳與組織。形成學聯會或學生會與群眾隔離,且有時因怯弱家長之壓迫與反動教職員之煽惑,而竟有一些同學視進行學生會工作為畏途,甚至於誤解學聯會或學生會之負責辦事的人為‘好事’,為‘出風頭’者。”

  “有好些學生,以為學生會僅只是一種參加某種愛國運動(如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日經濟絕交等)而組織的一種臨時團體,因之在愛國運動消沉的時候,即以為無組織學生會、學聯會之必要。”

  “有些地方的學生群眾,因政治主張,或主義信仰之不同,甚至於因籍貫鄉土之差異而分立派別,以致影響于學生會、學聯會工作之進行。”

  上海法科大學學生會的組織結構,出自《上海法科大學一覽》

  不難看出,儘管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的言説對像是國民革命時期的主要側重於參與革命的學生會,但是這些缺點不惟一針見血,同時許多也是一直存在的一些痼疾。1930年,北平鐵路大學學生會(北伐前名為畿輔大學)對該會的歷史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這一介紹將有利於了解前述的那些缺點。

  1924年,畿輔大學成立,1925年4月,該校便成立了學生會。五卅運動時,“學生會積極工作,北寧、平漢、平綏各路,皆見本校學生會職員隨車募款,援助工友,努力接濟”。然而,這一年的10月,在改選時,“以評議部與執行部發生意見,學生會遂呈停頓之勢。”而後有人一度努力恢復而未果。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該校學生組織濟案外交後援會,兼辦學生會事宜,北伐軍底定北平後,該會便正式改作學生會。

  1928年8月,該會再次“會務無形停頓”;恢復後不久,同年11月,又“會務稍有挫折”;在這個介紹寫作的時候,由於新老生換屆,新生“不免有情形不明之苦”,故而“會務進行,亦覺滯頓”。直至1930年,該會總結道其重要的工作為以下三點:聯絡各校學生會,互通聲氣,力謀黨政軍學聯合起來;當時本市黨部對於本校有誤解處,頗表不滿,經交際股奔走解釋,始蒙諒解;建議更改校名,國都南遷,畿輔二字,已不適用。最初擬改民生大學,學生會以民生二字過泛,且與本校宗旨亦不切合,遂要求另議,並提出改為北平鐵路大學。

  由上述介紹可見,該會存在著如下幾條特徵:發展十分不順利,幾度中斷或陷於內外紛爭之中;因為愛國運動而發展,也因為愛國運動的低落或結束而中斷;沒有可以持續發展的組織與新鮮血液,易受換屆等因素影響;與現實政治關係甚大,也十分容易受其影響。對於上述第二條特徵,惲代英早在國民革命時期便徑直指出,“我們以前學生會的事業,太偏于政治運動,否則便是關於學生反抗教職員的學潮,這實在是所以使學生會不能成為一個永久而普遍的真實結合的重大原因。”進一步來説,便是“可供號召以喚起一致的學生運動的政治問題不能常有,所以學生會平時因為沒有事做,而至於有名無實。”

  由第一交通大學學生會(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的《濟南慘案特刊》

  儘管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與惲代英提出這些缺點與意見時,是國民革命時期,但耐人尋味的是,畿輔大學以及其他民國時期學校的學生會所同樣暴露出來的這些缺點,卻是依然發生於國民革命以後,足見這些缺點確乎是痼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南京國民政府1928年明確指出,“學生會會費,應由學生自行設法籌措,不能由學校支給。”1930年,至多補充道:“學生自治會之經費,以會員會費及其他捐款充之,必要時得請求學校補助。”而1928年所通過的那條規定事實上得到延續,也就是説和以前未必有多少區別。在國民政府之前,各校的學生會經費亦是依靠會員會費與捐款,或者是革命政黨的補助,除非參與革命,否則就不用説有什麼長期穩定的資助了。

  中國大學學生會給黎元洪的信,出自《北洋軍閥史料》

  同時,民國時期加入學生會也不能加學分,更不能借此留校任職,於是,一般而言其發展實態也就不難想見了。因此,不惟全國總的學生聯合會因為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而長期中斷,各個學校的學生會,從後來的歷史敘事可以看出,許多沒有形成長期穩定的發展,甚至只是創建於解放戰爭時學生運動格外勃興的時代。

  出自《師範教育法令彙編》

  民國時期,一般的學生對於學生會又有怎樣的看法呢?在學生會中任事的又是怎樣的人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涉及,下面將結合夏鼐的日記進一步加以了解。夏鼐在進入清華大學唸書以前,擔任過學生會會長等職,亦曾在溫州學生聯合會時給暑期平民夜校上過課並支取薪水,可謂既有長期的學生會工作歷史,又的確是切實做了相關工作。不過,我們在此前推送的《社會各界眼中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的一週(2)》一文中曾介紹過,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夏鼐相對而言對於相關社會活動便沒有那麼上心了。

  北京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

  1931年3月,清華大學學生會改選時,夏鼐留下了兩條相關的日記。為了拉票競選,“左右二派的人又各去活動”,對此,夏鼐則是“本來我沒有什麼成見,隨便在單子上依他們的推舉選出13人”。可見夏鼐此時對於學生會當選者為何人基本上是無所謂,儘管這只是他個人的看法,但是結合前述內容,便可以發現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指出的缺點確非無的放矢。幾天后,夏鼐在日記中記到,有人攻擊説學生會選舉時大一的文書作弊,夏鼐卻認為“這次選舉的當選人,確有人在後面運動。然只要在合法的範圍以內運動,不能算是作弊。”可見其時學生會的紛擾了。

  不過,競選中發生的混亂相較民國時期學生會中出現的不少賬目不清乃至於貪污的情況,便也不算什麼了。對此,呂芳上評論道:“實際上也不必把學生看作是遺世獨立,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群人。”可謂一語中的。直到解放戰爭期間,曾積極參與上海學生運動的桂世杭,亦回憶到當時學校當中的學生團體,有的相互之間對著幹,甚至是有“宗派主義情緒”。不過,儘管與學生會沒有太大關係,更值得一提的卻是後來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桂世杭的下面一段回憶:

  一次,上午我去參觀市農業展覽會,碰到魏文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也來參觀,我想他認識我,見了面不打招呼不好,就上前去,叫了一聲:“魏書記!”他一見是我,馬上與我握了手。

  不料下午,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説魏有事找我,魏也是上海局的秘書長,可説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就去他辦公室,他見了我,很嚴肅地説:“今天我要批評你!”

  ……(魏文伯説道)“那中央辦公廳有個關於黨內稱呼問題的文件你看到過沒有?”我一下子記起來了,“不是説,不能以黨內職務稱同志麼?”“那你今天上午怎麼搞的?你們辦公室同志怎麼稱呼的?”我説我們都是老×老×相互稱呼的,或者就是直呼其名。他笑了説:“那你為什麼不叫我老魏,或者叫我魏文伯呢?”我説,我不習慣。他一擺手肯定地説:“今後,你們辦公室的同志就叫我老魏,你去告訴大家一聲。”

  ……(桂世杭想道)回想自己在真如區,就是很樂於聽人家稱我:“桂主任”(區委秘書室主任)、“桂書記”(團區委書記)。

  馬克斯‧韋伯在論述“支配”一詞時,首先指出其對於語言共同體的影響,並特別強調道:“學校裏行使的支配則會持久且決定性地類型化官方學校用語的形式與優勢。”可見一個學校中的説話方式,繫於該校的權力結構與生態,不正當的權力關係,則會扭曲一個共同體中的説話方式,造成語言上的腐敗。

  總而言之,筆者前面談到了許多民國時期學生會的缺點,卻並不意味著筆者否定民國時期學生會與學生運動的成果,而恰恰相反。只是,我們應當承認民國時期的學生會缺少在相對平和的時期,能夠長期發展的基礎與客觀環境,最重要的是,民國時期的學生會存在這些缺點,也並不意味著這些缺點理應長存。最後,本文就以朱光潛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青年們常歡喜把社會一切毛病歸咎於站在臺上的人們,其實在臺上的人們也還是受過同樣的教育,經過同樣的青年階段,他們也曾同樣地埋怨過前一輩子人。由此例推,到我們這一輩子青年們上臺時,很可能地仍為下一輩子青年們不滿。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變成屈伏於事實而拋棄理想的墮落者。章宗祥領導過留日青年,打過媚敵辱國的蔡鈞,而這位章宗祥後來做了外交部長,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汪精衛投過炸彈,坐過牢,做過幾十年的革命工作,而這位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漢奸的領袖。許多青年們雖然沒有走到這個極端,但投身社會之後,投降于惡勢力的實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很可傷心的現象。”

  (本文原題為《民國的學生會》,首發于微信公眾號“抗戰文獻數據平臺”(ID:modern_history)。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