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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冊

2018-9-14 09:11:03

來源:搜狐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冊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將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魘。

  因此,對於功臣宿將來説,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為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驚受怕,而且還可以確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説:“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才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

  所以對於眾多功臣宿將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騖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茍全性命于“盛世”,不求聞達于“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茍延殘喘。一句話,作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為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於他總是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為蕓蕓眾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將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説,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迴到自己的頭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殫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態,自斂鋒芒,韜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為將的韜略已修煉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煉不夠,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飲苦酒,自認倒楣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將幾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鑾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厭惡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誅之而後訣,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驁不馴、強梁不羈,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拿戰功作炫耀的資本,憑實力討價還價,到最後忘乎所以,上演“總把新桃換舊符”的逼宮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裏腸子彎彎,心思歪歪,“不識廬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實則居心叵測,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強,精明能幹,文武雙修,反襯出皇帝們的顢頇無能、酒囊飯袋,這樣叫寡人如何駕馭,而且實有傷自己神聖的面子。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傾向,一門心思奔事業,展抱負,愛惜羽毛,反而對吃喝玩樂不發生興趣。這樣一來,自己在九重宮闕里紙迷金醉,窮奢極欲,導致物議橫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則因夙夜匪解,勤勞國事,克己奉公,聲望逐漸提升,人氣日益旺盛。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有此四點,要想不殺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來便是對症下藥的問題了。你不是怕我桀驁不馴嗎?我就改弦更張,做出一副與世無爭的模樣;你不是怕我陰懷二心嗎?我就裝扮出最大的忠誠給你看;你不是顧忌我能力強、手段高嗎?我就向你證明世上就數我最庸碌無能;文不能斷文識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討厭我熱衷工作,不肯享受嗎?我就醉生夢死,瀟灑走一回,讓你知道我是夠標準的尸位素餐者。

  這就是中國古代功臣宿將以“自晦”“自污”途徑來全身避禍的自我保存之道。

  應該説,這一招是比較靈驗的,相當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專吃這一套,於是乎,許多功臣宿將終於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級,安安穩穩以享天年。

  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與人生韜略盡萃于斯,這既叫我們在今天為之驕傲,因為它大大削減了歷史上的血腥屠戮場面;同時卻也讓我們在今天為之悲哀,因為它使中國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無論是皇帝、功臣,還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於琢磨人,對付人。而“人才”過剩“事才”匱乏,正是中國封建政冶沒有希望的標誌!

  功臣宿將全身遠禍最直截了當也最立竿見影的途徑,自然是退出江湖,飄然高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下卷”上講:“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説的就是歷代功臣宿將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時期越國滅吳稱霸的第一號功臣范蠡,無疑是較早洞察君臣關係的實質,未雨綢繆,及時“脫然高引”,飄然倏逝從而全身遠禍的一個典範。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當時正值晉楚爭霸如火如荼之際,晉國為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優勢地位,聯合和扶持吳國,南北夾攻楚國,使其處於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處境。“三駕而楚不能競”。為了擺脫這種局面,楚國如法炮製,決定策動越國在吳國後方進行騷擾,牽制吳國方面的戰略行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范蠡與另一位楚人、戰略家文種,就是為實現楚國這一戰略企圖而受命奔赴越國展開軍事外交活動的。

  到了越國之後,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戰勝吳國以報世仇的越王勾踐的極大信任,擔任了越國大夫,主持越國的軍事及外交鬥爭,“(文)種躬正內,(范)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為勾踐指明瞭對付吳國的正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積聚實力,等待時機,見機而作,“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自處柔弱卑下的地位,爭取有利的時機,創造條件,轉弱為強,“不為天下先”,以時間換空間,欲擒先縱,後發制人,最後達到“柔弱勝剛強”的目的。

  越王勾踐正是依據他的這一戰略方針,並在他的具體輔佐下,發揚“臥薪嘗膽”的“膽劍”精神,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勵精圖治,足兵求強,同時大玩“美女計”,搞性賄賂,使夫差在溫柔之鄉中流連忘返,與西施、鄭旦“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務,自廢武功,從而徹底改變了吳越雙方之間的優劣態勢,通過偷襲吳都、笠澤殲敵、圍攻姑蘇等重大戰役,最終滅亡了吳國。

  顯而易見,范蠡(連同他的夥伴文種)是越國滅吳、勃然興起、稱霸中原的決定性人物,是越國的大功臣、勾踐的大恩人。

  不過,范蠡的睿智和高明,還不僅僅在於他才能的出眾、韜略的超群,而更在於他頭腦的清醒、識見的不凡。他沒有讓勝利淹沒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諧的表面現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斷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為楚國人士,執行的是楚國的戰略使命,這一點必定會成為自己與越王勾踐之間的隔閡,在勝利尚未實現的情況下,雙方為了滅吳的共同戰略目標尚可以攜手合作,和衷共濟;但是一旦勝利降臨,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這種隔閡一定會迅速擴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溝壑。

  另外,在和勾踐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對其人的性格、氣質、為人都已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踐“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履危,不可與安”,是一個“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的角色,所以自己當明白“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的危殆處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勳,這時其實恰好已成為了自己惹禍殺身的催命符、奪魂律了。總之,“功高震主”與外來客卿雙重因素的結合,使自己(當然也包括文種)處於隨時被殺殞命的危險之中。

  鋻於這樣的判斷,范蠡他不管勾踐説什麼花言巧語,許諾什麼君臣共治之願,怎麼懇求,怎麼挽留,都毫不動搖,只認準一條選擇,那就是見好就收,及時抽身,飄然高隱,杳如黃鶴,棄高官尊爵如敝屣,視富貴榮華似浮雲。

  就這樣,范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巔峰,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攜帶著紅顏知音、絕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跡天涯,英雄美人,劍膽琴心,譜寫了其人生中更為華麗、更為燦爛的篇章。先後遊歷齊地、陶邑,隱姓埋名、盡洗鉛華,稱鴟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導經商活動,“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大獲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後的白圭、子貢等人一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下海”並取得輝煌成功的富商巨賈。

  范蠡功成身退,以“飄然高隱”的方式,巧妙地躲避過越王勾踐屠戮功臣之劫難,成為後人醉心嚮往的全身避禍之道的楷模。無數人欽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識見、艷羨他的際遇、效倣他的選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真可謂“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復中追問,方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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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4日 09:11 來源:搜狐

原標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冊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將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魘。

  因此,對於功臣宿將來説,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為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驚受怕,而且還可以確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説:“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才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

  所以對於眾多功臣宿將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騖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茍全性命于“盛世”,不求聞達于“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茍延殘喘。一句話,作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為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於他總是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為蕓蕓眾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將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説,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迴到自己的頭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殫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態,自斂鋒芒,韜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為將的韜略已修煉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煉不夠,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飲苦酒,自認倒楣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將幾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鑾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厭惡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誅之而後訣,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驁不馴、強梁不羈,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拿戰功作炫耀的資本,憑實力討價還價,到最後忘乎所以,上演“總把新桃換舊符”的逼宮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裏腸子彎彎,心思歪歪,“不識廬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實則居心叵測,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強,精明能幹,文武雙修,反襯出皇帝們的顢頇無能、酒囊飯袋,這樣叫寡人如何駕馭,而且實有傷自己神聖的面子。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傾向,一門心思奔事業,展抱負,愛惜羽毛,反而對吃喝玩樂不發生興趣。這樣一來,自己在九重宮闕里紙迷金醉,窮奢極欲,導致物議橫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則因夙夜匪解,勤勞國事,克己奉公,聲望逐漸提升,人氣日益旺盛。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有此四點,要想不殺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來便是對症下藥的問題了。你不是怕我桀驁不馴嗎?我就改弦更張,做出一副與世無爭的模樣;你不是怕我陰懷二心嗎?我就裝扮出最大的忠誠給你看;你不是顧忌我能力強、手段高嗎?我就向你證明世上就數我最庸碌無能;文不能斷文識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討厭我熱衷工作,不肯享受嗎?我就醉生夢死,瀟灑走一回,讓你知道我是夠標準的尸位素餐者。

  這就是中國古代功臣宿將以“自晦”“自污”途徑來全身避禍的自我保存之道。

  應該説,這一招是比較靈驗的,相當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專吃這一套,於是乎,許多功臣宿將終於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級,安安穩穩以享天年。

  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與人生韜略盡萃于斯,這既叫我們在今天為之驕傲,因為它大大削減了歷史上的血腥屠戮場面;同時卻也讓我們在今天為之悲哀,因為它使中國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無論是皇帝、功臣,還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於琢磨人,對付人。而“人才”過剩“事才”匱乏,正是中國封建政冶沒有希望的標誌!

  功臣宿將全身遠禍最直截了當也最立竿見影的途徑,自然是退出江湖,飄然高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下卷”上講:“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説的就是歷代功臣宿將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時期越國滅吳稱霸的第一號功臣范蠡,無疑是較早洞察君臣關係的實質,未雨綢繆,及時“脫然高引”,飄然倏逝從而全身遠禍的一個典範。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當時正值晉楚爭霸如火如荼之際,晉國為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優勢地位,聯合和扶持吳國,南北夾攻楚國,使其處於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處境。“三駕而楚不能競”。為了擺脫這種局面,楚國如法炮製,決定策動越國在吳國後方進行騷擾,牽制吳國方面的戰略行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范蠡與另一位楚人、戰略家文種,就是為實現楚國這一戰略企圖而受命奔赴越國展開軍事外交活動的。

  到了越國之後,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戰勝吳國以報世仇的越王勾踐的極大信任,擔任了越國大夫,主持越國的軍事及外交鬥爭,“(文)種躬正內,(范)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為勾踐指明瞭對付吳國的正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積聚實力,等待時機,見機而作,“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自處柔弱卑下的地位,爭取有利的時機,創造條件,轉弱為強,“不為天下先”,以時間換空間,欲擒先縱,後發制人,最後達到“柔弱勝剛強”的目的。

  越王勾踐正是依據他的這一戰略方針,並在他的具體輔佐下,發揚“臥薪嘗膽”的“膽劍”精神,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勵精圖治,足兵求強,同時大玩“美女計”,搞性賄賂,使夫差在溫柔之鄉中流連忘返,與西施、鄭旦“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務,自廢武功,從而徹底改變了吳越雙方之間的優劣態勢,通過偷襲吳都、笠澤殲敵、圍攻姑蘇等重大戰役,最終滅亡了吳國。

  顯而易見,范蠡(連同他的夥伴文種)是越國滅吳、勃然興起、稱霸中原的決定性人物,是越國的大功臣、勾踐的大恩人。

  不過,范蠡的睿智和高明,還不僅僅在於他才能的出眾、韜略的超群,而更在於他頭腦的清醒、識見的不凡。他沒有讓勝利淹沒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諧的表面現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斷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為楚國人士,執行的是楚國的戰略使命,這一點必定會成為自己與越王勾踐之間的隔閡,在勝利尚未實現的情況下,雙方為了滅吳的共同戰略目標尚可以攜手合作,和衷共濟;但是一旦勝利降臨,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這種隔閡一定會迅速擴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溝壑。

  另外,在和勾踐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對其人的性格、氣質、為人都已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踐“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履危,不可與安”,是一個“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的角色,所以自己當明白“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的危殆處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勳,這時其實恰好已成為了自己惹禍殺身的催命符、奪魂律了。總之,“功高震主”與外來客卿雙重因素的結合,使自己(當然也包括文種)處於隨時被殺殞命的危險之中。

  鋻於這樣的判斷,范蠡他不管勾踐説什麼花言巧語,許諾什麼君臣共治之願,怎麼懇求,怎麼挽留,都毫不動搖,只認準一條選擇,那就是見好就收,及時抽身,飄然高隱,杳如黃鶴,棄高官尊爵如敝屣,視富貴榮華似浮雲。

  就這樣,范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巔峰,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攜帶著紅顏知音、絕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跡天涯,英雄美人,劍膽琴心,譜寫了其人生中更為華麗、更為燦爛的篇章。先後遊歷齊地、陶邑,隱姓埋名、盡洗鉛華,稱鴟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導經商活動,“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大獲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後的白圭、子貢等人一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下海”並取得輝煌成功的富商巨賈。

  范蠡功成身退,以“飄然高隱”的方式,巧妙地躲避過越王勾踐屠戮功臣之劫難,成為後人醉心嚮往的全身避禍之道的楷模。無數人欽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識見、艷羨他的際遇、效倣他的選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真可謂“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復中追問,方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最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