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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變焦”:歐美明史研究的新趨勢

2018-6-14 14:09:53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胡簫白 選稿:桑怡

原標題:“大明變焦”:歐美明史研究的新趨勢

  2018年5月18-19日,“大明變焦:2018年明史國際研討會”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召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是海外明史研究重鎮,匯聚了諸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阮思德(Bruce Rusk)、單國鉞(Leo Shin)等多位明史專家,該校畢業的明史研究博士也多在北美高校任教。此次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明史團隊組織並承辦的會議是歐美明史學界一大盛事,相關資訊在北美明史學會網頁上不斷更新,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經過篩選,來自哈佛、賓大、康奈爾、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磯、萊頓等諸多歐美高校及研究機構逾40名學者參加會議。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會議在青壯年學者以外,亦邀請數位博士生參會。老中青三代學者在會場內外針對明史研究領域的諸多議題展開熱烈討論,使得此次會議成為管窺歐美明史研究發展趨勢的極佳窗口。

  會議伊始,組織人之一,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阮思德教授先致引言。他談到,北美明史學會已經多年沒有開過專題會議了,因此此次會議的初衷之一便是盡可能囊括明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不至於在議題選擇方面顯得失衡。又關於會議主題“Scaling the Ming”,阮思德做了專門解釋。Scale用為名詞,指代規模、比例,用為動詞,則蘊含丈量、測度之意。因此此次會議的要旨便在於檢審不同維度、不同規模的明代國家與社會,看待時人如何理解和度量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不同向度與程度的國家行為或個人舉動。而我們作為研究者,則應該不斷“變焦”,採取或微觀、或宏觀的視角來理解明代中國的方方面面。Scaling the Ming作為會議主題是一非常抽象的表達,本文將之譯為“大明變焦”其實並不能足夠精準的傳達英文原題背後的複雜意涵,所幸大多數會議論文皆與會議主題進行了一定的互動,通過了解這些論文的觀照課題,讀者們應該能夠對會議主旨産生更為深刻的認識。

  會議現場

  本次會議依照主題,將與會論文分為8組,分別關涉:氣候與環境、身體與醫療、物質文化、對外關係、地方社會與邊疆治理、思想與知識、文本與文學、資訊傳播與建構。筆者並不打算對所有會議報告做地毯式的鋪排,而希望擇取會議相關報告,輔以歐美學界近年來出版的明史著作,對歐美明史研究新趨勢談一談自己的理解。

  晚明之“夢”

  從會議論文的主題可見,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文化史研究仍然是歐美明史學界最為火熱的議題。8個會議組中即有4個與之相關。一方面晚明史料的豐富多元使得文化史視角的文獻詮釋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這也延續了海外歐洲史、美國史學界的學術關懷。與會者從書籍、醫療、藝術與物質文化等角度討論知識的養成與傳播,文化現象的形成,以及地理景觀的建構等議題。從文本分析視角討論晚明文化者有印第安納大學榮休教授司徒琳(Lynn Struve)。她對晚明“夢”文化的關注別有意趣。司徒琳認為,16世紀中後期至17世紀末是中國“夢”文化發展最為豐富多彩的一段時期。人們如何表達夢境,以及為何有些夢境母題反覆出現,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司徒琳認為對人們關於夢的記錄的文本細讀是進入這些作者內心的一個極佳視角,這與現在頗為流行的情感史研究甚是契合。與文本分析相關者還有書籍文化的研究。書籍史是近年來歐美明史學界中較為流行的議題,近年來亦出版不少專題著作,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何予明2013齣版的《家與世界:在16至17世紀的雕版印刷物中編輯“皇明”》(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戴思哲(Joseph Dennis)所著《帝制中國的地方誌編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前者還獲得了2015年的列文森獎。本次會議中,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白健瑞(Sarah Basham)報告了她關於《武備志》的研究。不止于就“書”論“書”,白健瑞更希望通過一部書考察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風氣。作者認為,在晚明多數士人無法通過科考獲得聲名時,一部“暢銷書”往往成為士人聞名天下的別樣選擇。對於茅元儀來説,利用經世學的一套論述在文人士大夫圈中推廣一部關乎崇兵尚武的實學著作迎合了晚明知識分子圈子中治邊興國的關懷。以書聞“名”是晚明士子在社會上升渠道愈加收緊以後的常用策略,茅元儀對《武備志》的行銷即是此一風潮的典型。

  此次會議有數個報告涉及明代的視覺文化,或對木刻版畫、文人繪畫進行檢審,或通過圖畫分析關注作品背後的文化圈子。典型者如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副教授吳穎慧關於晚明藝術中對身體的視覺呈現的報告。報告人認為在晚明木刻版畫中存在著三種表現身體的方式:人像、全景與遠景。人像式的表現手法強調人物的面部表達和身體姿態,因之容易凸顯圖畫背後故事中蘊含的戲劇性;全景式表達將相對較小的人物放置在植被景觀與建築群落的背景裏,以凸顯圖畫所描繪生活之精緻富麗;而在遠景模式的呈現裏,人物僅得到微小的表現,因此“身體”被浸入到宏大的自然景觀中,主要目的是對天人合一進行詩性表達。

  黑死病發源於中國?

  文化史以外,此次會議的報告選題還體現了歐美明史學界另一前沿趨勢,環境史。會議第一組“全球氣候與地方環境”(Global Climate and Local Environment)便討論環境議題,充分説明會議對此領域的重視。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張海浩 (Desmond Cheung)報告了他關於明代蝗災管制的研究。因應會議主題,張海浩主要討論了蝗災相關的三種“規模”:蟲災本身的規模,治蝗知識的傳播規模,以及政府治蝗行動的規模。作者主要利用正史材料如《明史‧五行志》,官員奏疏如徐光啟的《除蝗疏》以及日用類書中的相關記載,輔以基層社會中關涉劉猛將軍信仰的民間文獻展開討論,呈現了一幅明代認識蝗災、治理蝗災的圖景。此外另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卜正民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吳挺志從環境角度看待明朝歷史。卜正民在明史領域浸淫數十年,筆耕不輟,被譽為“海外明史研究第一人”。近年來他號召以環境史維度重審明代歷史,並於2010年出版《掙扎的帝國‧元與明》(The Troubled Empire :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從環境維度重新理解元明兩代之間的變化與連續。此次會議報告即是他新近關於明代瘟疫的研究。卜正民的報告中充滿了生物學與病理學知識,讓在場聽眾頗難消化。報告認為麥克尼爾40年前的經典著作《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對於疫病在中國傳播的解讀因為誤解文獻,結論有誤,而作者則在大量借鑒基因理論的相關研究前提下,嘗試挑戰“歐洲黑死病發源於中國”這一定論。卜正民利用存世文獻重構了明代的氣候變遷情況,並與疫病爆發史料記載比對,尋找其中的相關性。雖然此研究尚未完全完成,但卜正民以環境史視角重新審視明代歷史的野心已為在場學者頗為讚賞。本小組另一位報告人吳挺志(Wu Ting-chih)彙報了他關於明代寧夏屯田與灌溉的相關研究。作者在比照唐代以來寧夏屯田的面積變化程度以後,認為明廷並無法突破生態瓶頸大幅擴大屯田面積。而于地方建設的灌溉系統亦因為惡劣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災害需要頻繁維護或重修。吳挺志通過檢審史籍,發現1500年以前灌溉系統多受旱災影響,而在1500年以後則常遭洪水衝擊受損。環境因素對寧夏灌溉系統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在時人關於糧食生産的變化態度上。1500年以前,明廷仍為了擴大糧食儲量不斷新開屯田,1500年之後則因持續水患放棄新辟農地。環境變遷和人類活動之間的相關性由此可見一斑。

  吳挺志文章對寧夏土地開發與人地關係的關注其實體現了歐美明史學界對邊疆史議題與日俱增的興趣。此次會議另有賓州州立大學副教授凱瑟琳‧巴爾丹扎(Kathlene Baldanza)就中越邊境瘴癘問題展開的討論,同樣結合環境和邊疆議題。馬爾丹扎報告從中越邊區的馬援崇拜與馬援以薏苡治瘴的故事入手,彰顯了瘴癘之於明代中越邊境形成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如何應對瘴癘是永樂南征過程中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環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本地叛亂,最終導致明軍北撤。今天的我們很熟悉“明越相爭刺激了越南民族主義的崛起”這樣的敘述,但尤有意趣的是,惡劣的環境不僅為明軍南征造成了麻煩,也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越南勢力的北擴。巴爾丹扎提醒我們有時換一個角度從所謂的“他者”視角看待歷史,常常能夠得出新鮮的見解。

  明代的邊疆與外交

  環境史會議組以外,會議專有兩個小組以邊疆與外交為小組主題,報告人多關注帝國外交政策和邊疆認知,同時也以自下而上的視角觀照邊地人群如何理解帝國管控。近年來,歐美明史學者不斷提倡以跨國別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角度重審明朝中國,將明代放在東亞地緣政治、甚至歐亞大陸比較框架下進行考察。前述巴爾丹扎即于2017齣版討論明代中國與越南邊境互動的專著(Ming China and Vietnam: Negotiating Borders in Early Modern Asia),柯蓋德大學的魯大維(David Robinson)亦不斷提醒學界關註明代中國的“內亞性”,從制度、文化、社會結構能多方面重審蒙元帝國在明代的遺産。

  關於邊疆議題,本次會議中有多篇相關報告,涉及明帝國各個方向的邊疆地區。來自加州洛杉磯分校的李善圭(Lee Sunkyu)論文利用一批邊防圖討論明廷對帝國北部邊境的認知變化。李善圭的報告比較了15與16世紀的邊防圖繪,認為圖繪中地域規模的贏縮反映的是明代對北部邊防體系認知的變化。因為邊防事務吃緊,明代從將各個防區理解為獨立單元,逐步發展到將北部防區理解為一體,即所謂的“九邊”。李善圭認為明代邊防圖中存在的種種變化與明廷在財政與軍政層面對北部邊區加強的干預同步,這體現了明代對東部歐亞大陸地緣格局的認知變化:從保持著文化層面的優越感理解地區外交,到以較為現實的考量與周邊政治體互動。

  相較于李善圭,以及過往學者對明代北部邊區的關注,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胡簫白關註明代的西部漢藏邊區。不滿足於將“羌”僅作為一個族群概念理解,胡簫白此次報告關註明代“羌”這一概念的內涵演變。報告人將“羌”放置在明代漢藏勢力互動的歷史語境下理解,看待所謂的羌之“漢化”“藏化”究竟承擔了何種內涵,以及是在什麼歷史情境下發生。胡簫白認為明初的“羌”概唸經歷了從對異域的浪漫想像到具體的地域指代的過渡。而明中後期因為蒙古勢力擴張到了青海,引起了明代對西部邊疆政策和防禦體系的新一輪調整。在這個背景下,“羌”概念指涉的地域與人群亦同時發生改變。胡簫白認為檢審“羌”這樣一個標簽的意涵演化,是理解明代的西部邊區認知的極佳窗口。

  本文作者胡簫白在作報告

  來自匹茲堡大學的克裏斯托弗‧鄂可森(Christopher Eirkson)報告典型體現了歐美明史學者將明代中國放置在廣大的歐亞語境中進行考察的努力。同樣關註明代對長城的營建,鄂可森認為“建墻”不僅僅是明代中國所獨有的現象,而在其時歐亞大陸各處廣泛存在。鄂可森報告尤其著眼于沙俄帝國的“建墻”之舉。從莫斯科大公國時代開始,沙俄帝國不斷向南擴張,遂與草原遊牧民族發生摩擦。對於歐亞大陸的定居族群來説,建墻,似乎成了諸多政權應對具備高機動性的遊牧者為數不多的選擇。鄂可森在報告仲介紹了沙俄帝國的三輪“建墻”行動及其發生的時代背景和地緣格局,並與明代建造長城相對比,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報告最後,鄂可森總結道,明代中國在諸多方面都與其他歐亞政權具備可比性。例如正統皇帝被遊牧民族擄走並囚禁之事,其實在歐亞大陸西端的奧特曼帝國同樣發生過。1402年,奧特曼帝國蘇丹巴耶濟德一世被帖木兒大軍在戰爭中俘獲並囚禁,此一史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奧特曼帝國政體在之後的發展方向。歐美的清史學界這些年在比較帝國史領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明史學者亦應該迎頭趕上,將明代中國放置在更為宏大的框架下進行考慮。

  除卻這幾篇關註明代邊疆的報告以外,本次會議中尚有雪城大學的劉晶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埃洛伊絲‧萊特(Eloise Wright)分別報告他們對明代東北海疆以及大理地區的研究,討論了地方衛所軍官在動蕩的地緣政治中的輾轉騰挪以及帝國知識體系對邊地景觀文化的重構。邊疆議題可謂是歐美明史學界方興未艾的領域。

  明代的外交專題同樣是本次會議的一大熱點。與會學者討論了明朝與東北亞地區、以及南洋諸多政權的互動。而在這些討論中,尤其可以看出跨國別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對於歐美明史學界的影響。學者們不僅僅從明代的角度理解大國外交,也廣泛運用域外史料看外交對象們是如何認識與明代的互動的。前揭凱瑟琳‧巴爾丹扎即運用越南文獻討論瘴癘對明、越雙方政權擴張的影響,來自哈佛大學的趙一秀(Ilsoo Cho)報告討論了北韓在明朝與滿清對抗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報告人認為,過去對於壬辰戰爭以後的中朝關係,學者們往往強調北韓的“事大”忠誠以及雙邊關係的積極健康。學界一貫的表述是因為壬辰戰爭中明朝的大力支援,北韓避免了慘遭滅國的命運。因此北韓在明對滿清的作戰過程中,與明結盟,從東邊向滿清施加壓力。但趙一秀在檢審了一系列北韓史料,尤其是李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以後,提出不同看法。報告人認為李朝實錄中對北韓忠誠形象的描繪實際是一種事後的建構,是在仁祖去世以後對他形象的重新書寫。而在《承政院日記》,一部更為貼近當時歷史的文獻中,則充滿了北韓宮廷中關於置身事外,盡力避免捲入明-滿清戰爭的討論。北韓態度的轉變一則來自明廷出使太監的瘋狂索賄,引得北韓朝野上下非常反感;二來由於大量的戰爭流民進入北韓疆域,使得朝方疲於應付。從西邊不斷傳來的消息讓北韓宮廷慢慢接受明廷氣數已盡的事實,因此也在暗中不斷與滿人交往。趙一秀報告引用多條史料展現北韓在經濟和政治層面與滿清的多元互動,從北韓的角度看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加深了我們對明代外交史的認識。近年來將明代中國放置在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使用多語言文字進行考察蔚然成風。南密西西比大學的軍事史家石康(Kenneth Swope)即有《龍頭蛇尾:明帝國和第一次東亞戰爭》(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從明、朝、日三個角度審視此次會戰。該書不僅僅是英文學界對此一地緣動蕩的首次系統研究,更以東亞史事參與進了全球軍事史比較研究的對話當中,是此一領域的代表性作品。

  本次會議本邀請了荷蘭萊頓大學教授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做主題演講,重審明代與葡萄牙在16世紀的交往互動,惜宋教授因事未能前往。因此由卜正民教授代替,發表了從佛教維度考察永樂時期的明朝帝國外交的主題演講。值得一提的是,會議為了讓學術討論走出象牙塔,多與公共聽眾接觸,特將一個藝術史會議組(Large within Small: Landscape, Garden, Rock, Flower)以及主題演講安排在溫哥華中國城的中山公園(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內。會議組織方如此用心,在緊張的議程中安排了小型參訪活動,這在海外學術會議中並不多見。

  卜正民的主題演講與其寫作一樣引人入勝,他從一個關於錫蘭(今斯里蘭卡)佛牙的故事開始,以鄭和捲入南洋的政治紛爭為引子,講述他對明初帝國的認識。卜正民認為鄭和在數次下南洋過程中與錫蘭政權頻繁互動,主要目的是獲得當地保存的釋迦牟尼佛牙,而這背後則是永樂皇帝希冀以聖物證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訴求。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卜正民帶領大家閱讀了至今樹立在斯里蘭卡加勒港的鄭和碑。該碑于1911年由英國工程師亨瑞‧托瑪林(Henry Tomalin)發現,碑上刻有漢文、泰米爾文及波斯文三種文字的碑記,而三種文字的表述的內容又有所不同。至於為何選取這三種文字,碑記的內容為何不同,立碑的位置有何講究,卜正民與在場學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將這顆佛牙的故事聯繫永樂對藏傳佛教勢力的贊助,卜正民希望大家重新反思元明連續性的問題,明代宮廷如何繼承了蒙元遺産,又如何、以及從何時開始對其進行改造與內化,明帝國與同樣活躍在南洋的葡萄牙人、甚至之後的英國人在何種程度上具備可比性,明帝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帝國,這都是在場學者激烈討論後意猶未盡的話題。

  數位人文與明史研究

  數位人文在今天的歐美學界炙手可熱,這一股風潮也影響到了明史學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簡稱“馬普所”)在數位人文方面發展迅猛,已然成為學界重鎮。眾多歐美明史學者在馬普所或攻讀博士後,或進行短期訪學,以數位人文的方法進行明史研究,已然取得豐碩成果。如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的戴思哲(Joseph Dennis)利用馬普所搭建的地方誌數據庫(LoGart)進行了明代知識生産與書籍流通的研究。通過從大量數位化的地方誌中以關鍵詞形式檢索相關資訊並搭建數據庫(corpus building),並利用數據庫進行大數據(metadata)的資訊發掘(data mining)、標簽(data tagging)、分類(data categorization)、或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戴思哲意圖對明代的知識版圖做一全方位的呈現,並利用社交網路分析手段(network analysis)對各地官學和書院在資訊流通層面的意義進行全面檢審。又如馬普所博士後,畢業于耶魯大學的長谷川正人(Masato Hasegawa)在馬普所進行明-北韓邊區社會的研究。長谷川關心技術、動物及自然環境對17世紀上半葉明-朝邊境地方社會的影響,他廣泛利用GIS技術,自下而上,以數位人文視角關註明朝關係史,對相關領域的推進做出了長足的貢獻。此外尚有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費絲言教授正于馬普所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訪學,費教授在出版明代南京相關著述以後,將學術興趣轉移到邊疆史,現在正在進行與萬曆三大徵前後的人口擄掠問題相關的研究。而此次會議中,馬普所科學史部主任薛鳳(Dagmar Sch fer)的報告關註明代地方誌中的“匠”。匠戶是明代戶籍系統中的重要一類,承擔多類型的徭役。但是朝廷與各地官員是如何理解種種匠人的?薛鳳本報告尤其關注地方誌中對“匠”的分類標準與背後的原因。利用數位人文技術,薛鳳對明代地方誌中記載的匠人資訊做了大數據的處理,從而得以對明代的匠戶系統做細緻考察。馬普所現已成為歐洲中國史研究及交流的重鎮,相關研究成果及動態值得國內學者關注。

  會議在報告之外,現場聽眾與講者互動過程中的諸多提問與應答頗有啟發意義,點評人的質詢則更是引人深思。如單國鉞(Leo Shin)在擔任多個會議組評議人時問道,在討論諸如女性、邊疆等議題時,“明代”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有價值的分析單元。而在環境史、科技史的相關討論中,史料與現代科學結論應該如何搭配使用,歷史研究的意義又在何處。在面對蒙古史視野下的元史研究,新清史視角中的清史研究,學者應該如何從“斷裂”和“連續”的角度理解明代?以及重審明代在歐亞大陸世界中的角色?數位人文、歷史人類學、歷史語文學這些新興研究方法應該如何應用在明史研究中,而在應用時又應該注意些什麼?這些都是學界應該進一步思考與討論的問題。

  “大明變焦:2018年明史國際研討會”會議標誌著歐美明史學界的研究前沿,筆者進行選擇性的介紹,主要目的是管中窺豹,希望由此看到海外學界的學術關注和興趣所在。在2018年三月于華盛頓舉辦的美國亞洲學會年會(AAS Annual Conference)上,明史學會進行了換屆,並增選理事,並決定定期舉辦明史研究的線上研討會(digital seminar),吸引全球明史學者參與。筆者亦新近當選明史學會的學生理事,將在近期上線美國明史學會的微信公眾號,介紹學人及相關學訊,希望以此推進海內外學界的交流和互動。此次會議上較少有來自大陸高校的學者參與,希望日後能在海外會議中多多聽到國內學者的聲音,見到有意義的爭鳴。如此,海內外學界積極而有價值的對話才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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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變焦”:歐美明史研究的新趨勢

2018年6月14日 14:0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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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8-19日,“大明變焦:2018年明史國際研討會”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召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是海外明史研究重鎮,匯聚了諸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阮思德(Bruce Rusk)、單國鉞(Leo Shin)等多位明史專家,該校畢業的明史研究博士也多在北美高校任教。此次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明史團隊組織並承辦的會議是歐美明史學界一大盛事,相關資訊在北美明史學會網頁上不斷更新,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經過篩選,來自哈佛、賓大、康奈爾、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磯、萊頓等諸多歐美高校及研究機構逾40名學者參加會議。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會議在青壯年學者以外,亦邀請數位博士生參會。老中青三代學者在會場內外針對明史研究領域的諸多議題展開熱烈討論,使得此次會議成為管窺歐美明史研究發展趨勢的極佳窗口。

  會議伊始,組織人之一,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阮思德教授先致引言。他談到,北美明史學會已經多年沒有開過專題會議了,因此此次會議的初衷之一便是盡可能囊括明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不至於在議題選擇方面顯得失衡。又關於會議主題“Scaling the Ming”,阮思德做了專門解釋。Scale用為名詞,指代規模、比例,用為動詞,則蘊含丈量、測度之意。因此此次會議的要旨便在於檢審不同維度、不同規模的明代國家與社會,看待時人如何理解和度量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不同向度與程度的國家行為或個人舉動。而我們作為研究者,則應該不斷“變焦”,採取或微觀、或宏觀的視角來理解明代中國的方方面面。Scaling the Ming作為會議主題是一非常抽象的表達,本文將之譯為“大明變焦”其實並不能足夠精準的傳達英文原題背後的複雜意涵,所幸大多數會議論文皆與會議主題進行了一定的互動,通過了解這些論文的觀照課題,讀者們應該能夠對會議主旨産生更為深刻的認識。

  會議現場

  本次會議依照主題,將與會論文分為8組,分別關涉:氣候與環境、身體與醫療、物質文化、對外關係、地方社會與邊疆治理、思想與知識、文本與文學、資訊傳播與建構。筆者並不打算對所有會議報告做地毯式的鋪排,而希望擇取會議相關報告,輔以歐美學界近年來出版的明史著作,對歐美明史研究新趨勢談一談自己的理解。

  晚明之“夢”

  從會議論文的主題可見,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文化史研究仍然是歐美明史學界最為火熱的議題。8個會議組中即有4個與之相關。一方面晚明史料的豐富多元使得文化史視角的文獻詮釋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這也延續了海外歐洲史、美國史學界的學術關懷。與會者從書籍、醫療、藝術與物質文化等角度討論知識的養成與傳播,文化現象的形成,以及地理景觀的建構等議題。從文本分析視角討論晚明文化者有印第安納大學榮休教授司徒琳(Lynn Struve)。她對晚明“夢”文化的關注別有意趣。司徒琳認為,16世紀中後期至17世紀末是中國“夢”文化發展最為豐富多彩的一段時期。人們如何表達夢境,以及為何有些夢境母題反覆出現,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司徒琳認為對人們關於夢的記錄的文本細讀是進入這些作者內心的一個極佳視角,這與現在頗為流行的情感史研究甚是契合。與文本分析相關者還有書籍文化的研究。書籍史是近年來歐美明史學界中較為流行的議題,近年來亦出版不少專題著作,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何予明2013齣版的《家與世界:在16至17世紀的雕版印刷物中編輯“皇明”》(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戴思哲(Joseph Dennis)所著《帝制中國的地方誌編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前者還獲得了2015年的列文森獎。本次會議中,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白健瑞(Sarah Basham)報告了她關於《武備志》的研究。不止于就“書”論“書”,白健瑞更希望通過一部書考察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風氣。作者認為,在晚明多數士人無法通過科考獲得聲名時,一部“暢銷書”往往成為士人聞名天下的別樣選擇。對於茅元儀來説,利用經世學的一套論述在文人士大夫圈中推廣一部關乎崇兵尚武的實學著作迎合了晚明知識分子圈子中治邊興國的關懷。以書聞“名”是晚明士子在社會上升渠道愈加收緊以後的常用策略,茅元儀對《武備志》的行銷即是此一風潮的典型。

  此次會議有數個報告涉及明代的視覺文化,或對木刻版畫、文人繪畫進行檢審,或通過圖畫分析關注作品背後的文化圈子。典型者如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副教授吳穎慧關於晚明藝術中對身體的視覺呈現的報告。報告人認為在晚明木刻版畫中存在著三種表現身體的方式:人像、全景與遠景。人像式的表現手法強調人物的面部表達和身體姿態,因之容易凸顯圖畫背後故事中蘊含的戲劇性;全景式表達將相對較小的人物放置在植被景觀與建築群落的背景裏,以凸顯圖畫所描繪生活之精緻富麗;而在遠景模式的呈現裏,人物僅得到微小的表現,因此“身體”被浸入到宏大的自然景觀中,主要目的是對天人合一進行詩性表達。

  黑死病發源於中國?

  文化史以外,此次會議的報告選題還體現了歐美明史學界另一前沿趨勢,環境史。會議第一組“全球氣候與地方環境”(Global Climate and Local Environment)便討論環境議題,充分説明會議對此領域的重視。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張海浩 (Desmond Cheung)報告了他關於明代蝗災管制的研究。因應會議主題,張海浩主要討論了蝗災相關的三種“規模”:蟲災本身的規模,治蝗知識的傳播規模,以及政府治蝗行動的規模。作者主要利用正史材料如《明史‧五行志》,官員奏疏如徐光啟的《除蝗疏》以及日用類書中的相關記載,輔以基層社會中關涉劉猛將軍信仰的民間文獻展開討論,呈現了一幅明代認識蝗災、治理蝗災的圖景。此外另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卜正民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吳挺志從環境角度看待明朝歷史。卜正民在明史領域浸淫數十年,筆耕不輟,被譽為“海外明史研究第一人”。近年來他號召以環境史維度重審明代歷史,並於2010年出版《掙扎的帝國‧元與明》(The Troubled Empire :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從環境維度重新理解元明兩代之間的變化與連續。此次會議報告即是他新近關於明代瘟疫的研究。卜正民的報告中充滿了生物學與病理學知識,讓在場聽眾頗難消化。報告認為麥克尼爾40年前的經典著作《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對於疫病在中國傳播的解讀因為誤解文獻,結論有誤,而作者則在大量借鑒基因理論的相關研究前提下,嘗試挑戰“歐洲黑死病發源於中國”這一定論。卜正民利用存世文獻重構了明代的氣候變遷情況,並與疫病爆發史料記載比對,尋找其中的相關性。雖然此研究尚未完全完成,但卜正民以環境史視角重新審視明代歷史的野心已為在場學者頗為讚賞。本小組另一位報告人吳挺志(Wu Ting-chih)彙報了他關於明代寧夏屯田與灌溉的相關研究。作者在比照唐代以來寧夏屯田的面積變化程度以後,認為明廷並無法突破生態瓶頸大幅擴大屯田面積。而于地方建設的灌溉系統亦因為惡劣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災害需要頻繁維護或重修。吳挺志通過檢審史籍,發現1500年以前灌溉系統多受旱災影響,而在1500年以後則常遭洪水衝擊受損。環境因素對寧夏灌溉系統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在時人關於糧食生産的變化態度上。1500年以前,明廷仍為了擴大糧食儲量不斷新開屯田,1500年之後則因持續水患放棄新辟農地。環境變遷和人類活動之間的相關性由此可見一斑。

  吳挺志文章對寧夏土地開發與人地關係的關注其實體現了歐美明史學界對邊疆史議題與日俱增的興趣。此次會議另有賓州州立大學副教授凱瑟琳‧巴爾丹扎(Kathlene Baldanza)就中越邊境瘴癘問題展開的討論,同樣結合環境和邊疆議題。馬爾丹扎報告從中越邊區的馬援崇拜與馬援以薏苡治瘴的故事入手,彰顯了瘴癘之於明代中越邊境形成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如何應對瘴癘是永樂南征過程中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環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本地叛亂,最終導致明軍北撤。今天的我們很熟悉“明越相爭刺激了越南民族主義的崛起”這樣的敘述,但尤有意趣的是,惡劣的環境不僅為明軍南征造成了麻煩,也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越南勢力的北擴。巴爾丹扎提醒我們有時換一個角度從所謂的“他者”視角看待歷史,常常能夠得出新鮮的見解。

  明代的邊疆與外交

  環境史會議組以外,會議專有兩個小組以邊疆與外交為小組主題,報告人多關注帝國外交政策和邊疆認知,同時也以自下而上的視角觀照邊地人群如何理解帝國管控。近年來,歐美明史學者不斷提倡以跨國別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角度重審明朝中國,將明代放在東亞地緣政治、甚至歐亞大陸比較框架下進行考察。前述巴爾丹扎即于2017齣版討論明代中國與越南邊境互動的專著(Ming China and Vietnam: Negotiating Borders in Early Modern Asia),柯蓋德大學的魯大維(David Robinson)亦不斷提醒學界關註明代中國的“內亞性”,從制度、文化、社會結構能多方面重審蒙元帝國在明代的遺産。

  關於邊疆議題,本次會議中有多篇相關報告,涉及明帝國各個方向的邊疆地區。來自加州洛杉磯分校的李善圭(Lee Sunkyu)論文利用一批邊防圖討論明廷對帝國北部邊境的認知變化。李善圭的報告比較了15與16世紀的邊防圖繪,認為圖繪中地域規模的贏縮反映的是明代對北部邊防體系認知的變化。因為邊防事務吃緊,明代從將各個防區理解為獨立單元,逐步發展到將北部防區理解為一體,即所謂的“九邊”。李善圭認為明代邊防圖中存在的種種變化與明廷在財政與軍政層面對北部邊區加強的干預同步,這體現了明代對東部歐亞大陸地緣格局的認知變化:從保持著文化層面的優越感理解地區外交,到以較為現實的考量與周邊政治體互動。

  相較于李善圭,以及過往學者對明代北部邊區的關注,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胡簫白關註明代的西部漢藏邊區。不滿足於將“羌”僅作為一個族群概念理解,胡簫白此次報告關註明代“羌”這一概念的內涵演變。報告人將“羌”放置在明代漢藏勢力互動的歷史語境下理解,看待所謂的羌之“漢化”“藏化”究竟承擔了何種內涵,以及是在什麼歷史情境下發生。胡簫白認為明初的“羌”概唸經歷了從對異域的浪漫想像到具體的地域指代的過渡。而明中後期因為蒙古勢力擴張到了青海,引起了明代對西部邊疆政策和防禦體系的新一輪調整。在這個背景下,“羌”概念指涉的地域與人群亦同時發生改變。胡簫白認為檢審“羌”這樣一個標簽的意涵演化,是理解明代的西部邊區認知的極佳窗口。

  本文作者胡簫白在作報告

  來自匹茲堡大學的克裏斯托弗‧鄂可森(Christopher Eirkson)報告典型體現了歐美明史學者將明代中國放置在廣大的歐亞語境中進行考察的努力。同樣關註明代對長城的營建,鄂可森認為“建墻”不僅僅是明代中國所獨有的現象,而在其時歐亞大陸各處廣泛存在。鄂可森報告尤其著眼于沙俄帝國的“建墻”之舉。從莫斯科大公國時代開始,沙俄帝國不斷向南擴張,遂與草原遊牧民族發生摩擦。對於歐亞大陸的定居族群來説,建墻,似乎成了諸多政權應對具備高機動性的遊牧者為數不多的選擇。鄂可森在報告仲介紹了沙俄帝國的三輪“建墻”行動及其發生的時代背景和地緣格局,並與明代建造長城相對比,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報告最後,鄂可森總結道,明代中國在諸多方面都與其他歐亞政權具備可比性。例如正統皇帝被遊牧民族擄走並囚禁之事,其實在歐亞大陸西端的奧特曼帝國同樣發生過。1402年,奧特曼帝國蘇丹巴耶濟德一世被帖木兒大軍在戰爭中俘獲並囚禁,此一史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奧特曼帝國政體在之後的發展方向。歐美的清史學界這些年在比較帝國史領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明史學者亦應該迎頭趕上,將明代中國放置在更為宏大的框架下進行考慮。

  除卻這幾篇關註明代邊疆的報告以外,本次會議中尚有雪城大學的劉晶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埃洛伊絲‧萊特(Eloise Wright)分別報告他們對明代東北海疆以及大理地區的研究,討論了地方衛所軍官在動蕩的地緣政治中的輾轉騰挪以及帝國知識體系對邊地景觀文化的重構。邊疆議題可謂是歐美明史學界方興未艾的領域。

  明代的外交專題同樣是本次會議的一大熱點。與會學者討論了明朝與東北亞地區、以及南洋諸多政權的互動。而在這些討論中,尤其可以看出跨國別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對於歐美明史學界的影響。學者們不僅僅從明代的角度理解大國外交,也廣泛運用域外史料看外交對象們是如何認識與明代的互動的。前揭凱瑟琳‧巴爾丹扎即運用越南文獻討論瘴癘對明、越雙方政權擴張的影響,來自哈佛大學的趙一秀(Ilsoo Cho)報告討論了北韓在明朝與滿清對抗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報告人認為,過去對於壬辰戰爭以後的中朝關係,學者們往往強調北韓的“事大”忠誠以及雙邊關係的積極健康。學界一貫的表述是因為壬辰戰爭中明朝的大力支援,北韓避免了慘遭滅國的命運。因此北韓在明對滿清的作戰過程中,與明結盟,從東邊向滿清施加壓力。但趙一秀在檢審了一系列北韓史料,尤其是李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以後,提出不同看法。報告人認為李朝實錄中對北韓忠誠形象的描繪實際是一種事後的建構,是在仁祖去世以後對他形象的重新書寫。而在《承政院日記》,一部更為貼近當時歷史的文獻中,則充滿了北韓宮廷中關於置身事外,盡力避免捲入明-滿清戰爭的討論。北韓態度的轉變一則來自明廷出使太監的瘋狂索賄,引得北韓朝野上下非常反感;二來由於大量的戰爭流民進入北韓疆域,使得朝方疲於應付。從西邊不斷傳來的消息讓北韓宮廷慢慢接受明廷氣數已盡的事實,因此也在暗中不斷與滿人交往。趙一秀報告引用多條史料展現北韓在經濟和政治層面與滿清的多元互動,從北韓的角度看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加深了我們對明代外交史的認識。近年來將明代中國放置在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使用多語言文字進行考察蔚然成風。南密西西比大學的軍事史家石康(Kenneth Swope)即有《龍頭蛇尾:明帝國和第一次東亞戰爭》(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從明、朝、日三個角度審視此次會戰。該書不僅僅是英文學界對此一地緣動蕩的首次系統研究,更以東亞史事參與進了全球軍事史比較研究的對話當中,是此一領域的代表性作品。

  本次會議本邀請了荷蘭萊頓大學教授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做主題演講,重審明代與葡萄牙在16世紀的交往互動,惜宋教授因事未能前往。因此由卜正民教授代替,發表了從佛教維度考察永樂時期的明朝帝國外交的主題演講。值得一提的是,會議為了讓學術討論走出象牙塔,多與公共聽眾接觸,特將一個藝術史會議組(Large within Small: Landscape, Garden, Rock, Flower)以及主題演講安排在溫哥華中國城的中山公園(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內。會議組織方如此用心,在緊張的議程中安排了小型參訪活動,這在海外學術會議中並不多見。

  卜正民的主題演講與其寫作一樣引人入勝,他從一個關於錫蘭(今斯里蘭卡)佛牙的故事開始,以鄭和捲入南洋的政治紛爭為引子,講述他對明初帝國的認識。卜正民認為鄭和在數次下南洋過程中與錫蘭政權頻繁互動,主要目的是獲得當地保存的釋迦牟尼佛牙,而這背後則是永樂皇帝希冀以聖物證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訴求。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卜正民帶領大家閱讀了至今樹立在斯里蘭卡加勒港的鄭和碑。該碑于1911年由英國工程師亨瑞‧托瑪林(Henry Tomalin)發現,碑上刻有漢文、泰米爾文及波斯文三種文字的碑記,而三種文字的表述的內容又有所不同。至於為何選取這三種文字,碑記的內容為何不同,立碑的位置有何講究,卜正民與在場學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將這顆佛牙的故事聯繫永樂對藏傳佛教勢力的贊助,卜正民希望大家重新反思元明連續性的問題,明代宮廷如何繼承了蒙元遺産,又如何、以及從何時開始對其進行改造與內化,明帝國與同樣活躍在南洋的葡萄牙人、甚至之後的英國人在何種程度上具備可比性,明帝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帝國,這都是在場學者激烈討論後意猶未盡的話題。

  數位人文與明史研究

  數位人文在今天的歐美學界炙手可熱,這一股風潮也影響到了明史學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簡稱“馬普所”)在數位人文方面發展迅猛,已然成為學界重鎮。眾多歐美明史學者在馬普所或攻讀博士後,或進行短期訪學,以數位人文的方法進行明史研究,已然取得豐碩成果。如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的戴思哲(Joseph Dennis)利用馬普所搭建的地方誌數據庫(LoGart)進行了明代知識生産與書籍流通的研究。通過從大量數位化的地方誌中以關鍵詞形式檢索相關資訊並搭建數據庫(corpus building),並利用數據庫進行大數據(metadata)的資訊發掘(data mining)、標簽(data tagging)、分類(data categorization)、或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戴思哲意圖對明代的知識版圖做一全方位的呈現,並利用社交網路分析手段(network analysis)對各地官學和書院在資訊流通層面的意義進行全面檢審。又如馬普所博士後,畢業于耶魯大學的長谷川正人(Masato Hasegawa)在馬普所進行明-北韓邊區社會的研究。長谷川關心技術、動物及自然環境對17世紀上半葉明-朝邊境地方社會的影響,他廣泛利用GIS技術,自下而上,以數位人文視角關註明朝關係史,對相關領域的推進做出了長足的貢獻。此外尚有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費絲言教授正于馬普所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訪學,費教授在出版明代南京相關著述以後,將學術興趣轉移到邊疆史,現在正在進行與萬曆三大徵前後的人口擄掠問題相關的研究。而此次會議中,馬普所科學史部主任薛鳳(Dagmar Sch fer)的報告關註明代地方誌中的“匠”。匠戶是明代戶籍系統中的重要一類,承擔多類型的徭役。但是朝廷與各地官員是如何理解種種匠人的?薛鳳本報告尤其關注地方誌中對“匠”的分類標準與背後的原因。利用數位人文技術,薛鳳對明代地方誌中記載的匠人資訊做了大數據的處理,從而得以對明代的匠戶系統做細緻考察。馬普所現已成為歐洲中國史研究及交流的重鎮,相關研究成果及動態值得國內學者關注。

  會議在報告之外,現場聽眾與講者互動過程中的諸多提問與應答頗有啟發意義,點評人的質詢則更是引人深思。如單國鉞(Leo Shin)在擔任多個會議組評議人時問道,在討論諸如女性、邊疆等議題時,“明代”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有價值的分析單元。而在環境史、科技史的相關討論中,史料與現代科學結論應該如何搭配使用,歷史研究的意義又在何處。在面對蒙古史視野下的元史研究,新清史視角中的清史研究,學者應該如何從“斷裂”和“連續”的角度理解明代?以及重審明代在歐亞大陸世界中的角色?數位人文、歷史人類學、歷史語文學這些新興研究方法應該如何應用在明史研究中,而在應用時又應該注意些什麼?這些都是學界應該進一步思考與討論的問題。

  “大明變焦:2018年明史國際研討會”會議標誌著歐美明史學界的研究前沿,筆者進行選擇性的介紹,主要目的是管中窺豹,希望由此看到海外學界的學術關注和興趣所在。在2018年三月于華盛頓舉辦的美國亞洲學會年會(AAS Annual Conference)上,明史學會進行了換屆,並增選理事,並決定定期舉辦明史研究的線上研討會(digital seminar),吸引全球明史學者參與。筆者亦新近當選明史學會的學生理事,將在近期上線美國明史學會的微信公眾號,介紹學人及相關學訊,希望以此推進海內外學界的交流和互動。此次會議上較少有來自大陸高校的學者參與,希望日後能在海外會議中多多聽到國內學者的聲音,見到有意義的爭鳴。如此,海內外學界積極而有價值的對話才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