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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春秋︱鄒韜奮的辦刊生涯

2018-5-16 08:34:51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黎霞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檔案春秋︱鄒韜奮的辦刊生涯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去世,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10月7日,《解放日報》出了特刊,發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鄒韜奮為中國共産黨黨員,高度評價他的功績:“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到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報上還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鄒韜奮

  1926年,鄒韜奮受命主持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物《生活》,當時他還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他的理想只是追求“政治清明”和“實業的振興”。1930年鄒韜奮搬居萬宜坊54號,在胡愈之、杜重遠、金仲華等影響下,寫了不少抨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犀利檄文。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採取對日本不抵抗政策,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接連在《生活》雜誌上發表文章,用筆桿子呼喚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抗日。在他的帶動下,《生活》週刊逐漸走向政治的最前沿,成為當時廣大愛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和中國革命文化事業的先鋒,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

  1932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遊説,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鄒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鄒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鄒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胡離滬不久,蔣即從“剿共”前線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週刊。為了不使職教社的負責人為難,鄒韜奮公開聲明,《生活》週刊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係。1932年7月,鄒韜奮創辦《生活》週刊社,因為國民黨當局的壓迫,朝不保夕,鄒韜奮與胡愈之決定在內部組織一個生活出版合作社,1933年8月召開了第一次社員大會,並演變為生活書店。

  鄒韜奮還積極支援各地的愛國運動,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社團和接觸實際政治鬥爭,他很興奮,在《生活》週刊對同盟作了一些介紹。同盟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被特務暗殺了。鄒韜奮言論較多,觸犯較重,受暗殺的危險也比較大,1933年被迫離開上海。1933年12月,《生活》週刊被迫停刊。1934年2月10日,生活書店創刊《新生》,但卻因為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閒話皇帝》,也于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主編杜重遠被逮捕,鄒韜奮對此深為不滿,毅然決定回國,加入上海各界救國會與全國各界聯合執行委員會,並創辦了《大眾生活》。國民黨又派出了要員張道藩與劉健群進行勸説,但是這次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和結果。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約鄒韜奮到南京面談。為了免去鄒韜奮對安全的擔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鄒韜奮和救國會同志協商後,放了蔣介石的鴿子。《大眾生活》週刊被查封。鄒韜奮于1936年2月被迫逃到香港。

  1936年夏,不畏強權的鄒韜奮再次回到上海,將香港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宣傳抗日救亡。為了體現新聞性,雜誌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廣州,以及東京、紐約、倫敦、巴黎、莫斯科、柏林等重要地方,都約定了有豐富經驗的通訊員,經常提供各地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報告,密切配合當時的形勢發展,反映國內民眾抗日救國的呼聲。鄒韜奮本人也撰寫了《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等文章。1936年7月31日,他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對共産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和支援。他還和杜重遠等商定,由杜和其他東北愛國人士反覆向移駐西北的東北軍將士進行説服教育,曉以愛國大義,並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這對於西安事變促成全國一致聯合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鄒韜奮的表現得到了當時許多社會名流和進步青年的讚賞,他們稱他為硬骨頭。胡愈之後來回憶説:“與他相識,使我當時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悲觀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

  這年8月,日軍進犯綏遠,駐軍傅作義等部及愛國民眾奮起抗戰,這一壯舉振奮了人們的抗戰熱忱,得到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1936年11月22日鄒韜奮在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5號發表了社論《援助綏遠前線將士》,並與《東方雜誌》等30多家雜誌一起發起全國讀者“以一日貢獻綏軍抗戰”活動,對綏遠抗戰給予巨大的精神和物質支援。11月22日深夜,剛剛參加了援綏會議回到家的鄒韜奮即被國民黨政府拘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等6位進步人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出版了28期後,被國民黨當局查禁。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4號刊登了關於綏遠抗戰的照片

  “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面對國人的支援和努力,鄒韜奮心裏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致力於大眾謀福利的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鄒韜奮于8月19日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系統地分析和報道抗戰,後因受上海租界當局的干擾,從9月9日第7號起至第28號曾易名為《抵抗》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金仲華、張仲實、胡愈之、潘漢年、錢俊瑞、馮玉祥、宋慶齡、沈鈞儒、范長江、曹聚仁等,刊登有 《中國共産黨對時局的宣言》、報道 “一個八歲小弟弟獻銀救國”、郭沫若《抗戰頌》、章乃器《怎樣開展弄堂組織》、胡繩《戰爭時期的文化界》和《談內地的文化工作》、潘漢年《廣泛的遊擊戰爭》、李公樸 《全國動員告國人書 (上)─西戰場上的教訓》等文。戰局分析是《抗戰》三日刊上最能吸引讀者眼球的內容,主要為金仲華所撰,如《戰局一覽:大場血戰繼續進展》。該刊積極宣傳抗戰,鼓舞民眾鬥志,成為民眾了解戰局的重要渠道,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的聲音,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鄒韜奮還于1937年8月29 日創刊六天一期的《抗戰畫報》,後改為五日刊,相繼刊登了楊小梵、趙定明、夏曉霞及國際社記者赴前線拍攝的照片。如英勇抗敵的我軍將士、大世界落彈慘劇、救護抗戰的戰士、敵騎蹂躪下的天津、敵軍攻擊下的華北戰場、八路軍遊擊戰士等照片及《莫躲避責任》等漫畫。

  11月上海淪陷後,鄒韜奮在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等保護下,和生活書店一起轉移,先到香港,後到武漢。武漢淪陷後,又到重慶。他和讀書出版社的創辦人李公僕等先後創辦和出版了《抗戰》《抗戰畫報》《全民》週刊《全民抗戰》等刊物。在武漢和重慶,鄒韜奮與周恩來、潘漢年等人密切接觸,認識和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方向。他真誠地從廣大人民群眾出發,在大後方的大中城市相繼設立了56處生活書店分支店,並經常在刊物上刊登中共領導人撰寫的文章,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周恩來經常抽時間閱讀鄒韜奮主辦的刊物,並給予很高評價。一次,夏衍向周恩來彙報 《救亡日報》的工作,周恩來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意見後,説:“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闢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這就是方針。” 1940年3月的一天,周恩來勸説一心想到延安工作的生活書店黨員們,告訴他們,生活書店的事業是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參加生活書店就是參加革命。

  1937年重慶生活書店分店

  鄒韜奮在大後方通過生活書店的出版物和熱烈動人的演講宣傳活動,喚起了廣大讀者巨大的愛國熱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每到一處,青年們對他的熱烈歡迎甚至使國民黨當局感到害怕,於是不斷將他創辦的生活書店封閉。鄒韜奮多次抗議都沒有結果,本人的一言一行也受到監視。國民黨政府對愛國人士的摧殘和扼殺進步言論的行徑,終於使鄒韜奮對之徹底失望了,他辭去國民參議員一職,秘密出走香港。當時蔣介石得到消息,下令“堅決挽留”,鄒韜奮乘坐的飛機剛開走兩個小時,密令就到了,整個過程非常驚險。不久他的妻子沈粹縝也帶著兩個兒子乘亂逃到香港,一點生活費用都沒有了。鄒韜奮就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還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撰寫長篇史實性散文《抗戰以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香港,1942年底鄒韜奮在東江遊擊隊的接應下,毅然投奔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但已不幸患了耳癌,被秘密護送到上海治病。鄒韜奮病重時,生活書店店員扮成商人赴蘇北新四軍軍部向陳毅彙報鄒的病情,陳毅作了“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醫治”的指示。病中正值反動派發起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鄒韜奮抱病發表了《對國事的呼籲》,1944年在病榻上寫成了6萬字自傳性質的《患難余生記》,控訴國民黨對生活書店的迫害,彌留時他口授遺囑表達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願望和要求。

  鄒韜奮的鬥爭歷史,提供了革命知識分子所走道路的一個光輝榜樣。他的愛國、民主和真誠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正是共産主義者應該追尋和保持的精神。1958年11月,在鄒韜奮誕辰六十三週年紀念日,上海建成了鄒韜奮紀念館,以弘揚他的精神。

  鄒韜奮紀念館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18年04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部分圖片為上海市檔案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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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春秋︱鄒韜奮的辦刊生涯

2018年5月16日 08:34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檔案春秋︱鄒韜奮的辦刊生涯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去世,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10月7日,《解放日報》出了特刊,發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鄒韜奮為中國共産黨黨員,高度評價他的功績:“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到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報上還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鄒韜奮

  1926年,鄒韜奮受命主持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物《生活》,當時他還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他的理想只是追求“政治清明”和“實業的振興”。1930年鄒韜奮搬居萬宜坊54號,在胡愈之、杜重遠、金仲華等影響下,寫了不少抨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犀利檄文。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採取對日本不抵抗政策,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接連在《生活》雜誌上發表文章,用筆桿子呼喚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抗日。在他的帶動下,《生活》週刊逐漸走向政治的最前沿,成為當時廣大愛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和中國革命文化事業的先鋒,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

  1932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遊説,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鄒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鄒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鄒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胡離滬不久,蔣即從“剿共”前線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週刊。為了不使職教社的負責人為難,鄒韜奮公開聲明,《生活》週刊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係。1932年7月,鄒韜奮創辦《生活》週刊社,因為國民黨當局的壓迫,朝不保夕,鄒韜奮與胡愈之決定在內部組織一個生活出版合作社,1933年8月召開了第一次社員大會,並演變為生活書店。

  鄒韜奮還積極支援各地的愛國運動,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社團和接觸實際政治鬥爭,他很興奮,在《生活》週刊對同盟作了一些介紹。同盟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被特務暗殺了。鄒韜奮言論較多,觸犯較重,受暗殺的危險也比較大,1933年被迫離開上海。1933年12月,《生活》週刊被迫停刊。1934年2月10日,生活書店創刊《新生》,但卻因為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閒話皇帝》,也于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主編杜重遠被逮捕,鄒韜奮對此深為不滿,毅然決定回國,加入上海各界救國會與全國各界聯合執行委員會,並創辦了《大眾生活》。國民黨又派出了要員張道藩與劉健群進行勸説,但是這次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和結果。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約鄒韜奮到南京面談。為了免去鄒韜奮對安全的擔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鄒韜奮和救國會同志協商後,放了蔣介石的鴿子。《大眾生活》週刊被查封。鄒韜奮于1936年2月被迫逃到香港。

  1936年夏,不畏強權的鄒韜奮再次回到上海,將香港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宣傳抗日救亡。為了體現新聞性,雜誌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廣州,以及東京、紐約、倫敦、巴黎、莫斯科、柏林等重要地方,都約定了有豐富經驗的通訊員,經常提供各地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報告,密切配合當時的形勢發展,反映國內民眾抗日救國的呼聲。鄒韜奮本人也撰寫了《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等文章。1936年7月31日,他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對共産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和支援。他還和杜重遠等商定,由杜和其他東北愛國人士反覆向移駐西北的東北軍將士進行説服教育,曉以愛國大義,並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這對於西安事變促成全國一致聯合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鄒韜奮的表現得到了當時許多社會名流和進步青年的讚賞,他們稱他為硬骨頭。胡愈之後來回憶説:“與他相識,使我當時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悲觀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

  這年8月,日軍進犯綏遠,駐軍傅作義等部及愛國民眾奮起抗戰,這一壯舉振奮了人們的抗戰熱忱,得到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1936年11月22日鄒韜奮在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5號發表了社論《援助綏遠前線將士》,並與《東方雜誌》等30多家雜誌一起發起全國讀者“以一日貢獻綏軍抗戰”活動,對綏遠抗戰給予巨大的精神和物質支援。11月22日深夜,剛剛參加了援綏會議回到家的鄒韜奮即被國民黨政府拘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等6位進步人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出版了28期後,被國民黨當局查禁。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4號刊登了關於綏遠抗戰的照片

  “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面對國人的支援和努力,鄒韜奮心裏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致力於大眾謀福利的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鄒韜奮于8月19日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系統地分析和報道抗戰,後因受上海租界當局的干擾,從9月9日第7號起至第28號曾易名為《抵抗》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金仲華、張仲實、胡愈之、潘漢年、錢俊瑞、馮玉祥、宋慶齡、沈鈞儒、范長江、曹聚仁等,刊登有 《中國共産黨對時局的宣言》、報道 “一個八歲小弟弟獻銀救國”、郭沫若《抗戰頌》、章乃器《怎樣開展弄堂組織》、胡繩《戰爭時期的文化界》和《談內地的文化工作》、潘漢年《廣泛的遊擊戰爭》、李公樸 《全國動員告國人書 (上)─西戰場上的教訓》等文。戰局分析是《抗戰》三日刊上最能吸引讀者眼球的內容,主要為金仲華所撰,如《戰局一覽:大場血戰繼續進展》。該刊積極宣傳抗戰,鼓舞民眾鬥志,成為民眾了解戰局的重要渠道,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的聲音,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鄒韜奮還于1937年8月29 日創刊六天一期的《抗戰畫報》,後改為五日刊,相繼刊登了楊小梵、趙定明、夏曉霞及國際社記者赴前線拍攝的照片。如英勇抗敵的我軍將士、大世界落彈慘劇、救護抗戰的戰士、敵騎蹂躪下的天津、敵軍攻擊下的華北戰場、八路軍遊擊戰士等照片及《莫躲避責任》等漫畫。

  11月上海淪陷後,鄒韜奮在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等保護下,和生活書店一起轉移,先到香港,後到武漢。武漢淪陷後,又到重慶。他和讀書出版社的創辦人李公僕等先後創辦和出版了《抗戰》《抗戰畫報》《全民》週刊《全民抗戰》等刊物。在武漢和重慶,鄒韜奮與周恩來、潘漢年等人密切接觸,認識和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方向。他真誠地從廣大人民群眾出發,在大後方的大中城市相繼設立了56處生活書店分支店,並經常在刊物上刊登中共領導人撰寫的文章,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周恩來經常抽時間閱讀鄒韜奮主辦的刊物,並給予很高評價。一次,夏衍向周恩來彙報 《救亡日報》的工作,周恩來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意見後,説:“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闢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這就是方針。” 1940年3月的一天,周恩來勸説一心想到延安工作的生活書店黨員們,告訴他們,生活書店的事業是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參加生活書店就是參加革命。

  1937年重慶生活書店分店

  鄒韜奮在大後方通過生活書店的出版物和熱烈動人的演講宣傳活動,喚起了廣大讀者巨大的愛國熱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每到一處,青年們對他的熱烈歡迎甚至使國民黨當局感到害怕,於是不斷將他創辦的生活書店封閉。鄒韜奮多次抗議都沒有結果,本人的一言一行也受到監視。國民黨政府對愛國人士的摧殘和扼殺進步言論的行徑,終於使鄒韜奮對之徹底失望了,他辭去國民參議員一職,秘密出走香港。當時蔣介石得到消息,下令“堅決挽留”,鄒韜奮乘坐的飛機剛開走兩個小時,密令就到了,整個過程非常驚險。不久他的妻子沈粹縝也帶著兩個兒子乘亂逃到香港,一點生活費用都沒有了。鄒韜奮就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還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撰寫長篇史實性散文《抗戰以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香港,1942年底鄒韜奮在東江遊擊隊的接應下,毅然投奔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但已不幸患了耳癌,被秘密護送到上海治病。鄒韜奮病重時,生活書店店員扮成商人赴蘇北新四軍軍部向陳毅彙報鄒的病情,陳毅作了“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醫治”的指示。病中正值反動派發起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鄒韜奮抱病發表了《對國事的呼籲》,1944年在病榻上寫成了6萬字自傳性質的《患難余生記》,控訴國民黨對生活書店的迫害,彌留時他口授遺囑表達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願望和要求。

  鄒韜奮的鬥爭歷史,提供了革命知識分子所走道路的一個光輝榜樣。他的愛國、民主和真誠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正是共産主義者應該追尋和保持的精神。1958年11月,在鄒韜奮誕辰六十三週年紀念日,上海建成了鄒韜奮紀念館,以弘揚他的精神。

  鄒韜奮紀念館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18年04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部分圖片為上海市檔案館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