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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商會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2017-12-7 08:16:13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馮筱才 選稿:桑怡

原標題:近代上海商會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原標題:近代上海商會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視作上海歷史變遷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亦象徵著中國經濟近代化翻開新的一頁。由此開始,商會不僅成為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要溝通平臺,而且使工商業的行業自律以及各業之間的合作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自上海開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商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到民國初年,商會既是中國社會裏重要的法人社團,同時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與外國人談判的需要

  催生了中國人自己的商會

  在重商主義氛圍下,清政府到1900年之後開始認識到中外商約談判的重要性。當時,外國政府在對華談判時常與本國商會高度合作,而中國則缺乏此種官商溝通機制。因此,當1902年盛宣懷奉命來上海與外國人談判時,首先想到的是趕緊成立中國人自己的商會。因為如果沒有商會,政府對各個行業的狀況缺乏了解,對外談判中面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于國、于商均不利。於是,盛宣懷到上海不久,便大力勸導各業紳董迅速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便是中國最早成立的近代商會。

  1903年,清政府派員對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進行考察,肯定商會的價值,並打破前規成立商部。商部一成立,就將勸導各地成立商會列為首要之事。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成為全國各地組建商會時的學習榜樣。這種官商溝通的新平臺隨後幾年迅速從上海擴展到全國,甚至連邊陲之縣城、基層工商集鎮也開始出現商會組織。

  商會成立雖然有官方倡導的背景,但無論是經費籌措,還是內部管理,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質,政府立於監督地位。維持這些機構需要經費,因此類似于晚清大型企業創辦時的“官督商辦”,商會則採取“官倡商辦”。對於政府來説,有了商會,官員與商人打交道變得更便利,交易成本也更節省。

  早期成立商會,顯然還與經濟民族主義有關。當時的報道曾反覆強調國人在商戰中要防止局勢被洋商操縱在手,商人應該協力抵制。在這一問題上,官商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一屆商業會議公所總理是嚴信厚,與盛宣懷非常熟悉。他曾經講過,成立商業會議公所,就是要把商界的聲音集中起來、溝通上下,讓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因此,上海商會一開始主要是在對外商業談判中為政府提供諮詢意見。當然,後來商會承擔的角色,不僅僅是對外,而且也包括對內。比如在很多事情上,當政府需要商界協助時,便會先想到商會。特別是在財政、稅收、新興産業倡導等方面都得到了商會的幫助,這也使得商會擁有其他普通社團無法比擬的地位。

  更大範圍內共用資訊

  工商競爭合作也更加有序

  中國工商業的健康發展,始終與行業自律制度分不開。

  在傳統時代,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工商業會館或公所,是行業自律的關鍵機制。不過,傳統工商業通常是按商幫組織起來的。在一些地方,為加強各行幫之間的合作,商人們也有可能創建集體商業組織。這種組織通常是以聯盟性會館形式建立起來的,如清代重慶曾有過的“八省會館”。

  上海開埠前後,還存在各種按地域或行業組織起來的會館、公所,但缺乏聯合組織。而當上海超過蘇州、寧波等商埠,成為中國東南最重要的商貿中心時,工商社團仍是比較鬆散的狀態。因此,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使上海工商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強調合作與共贏的時代。行業自律開始超越業界,並且有了更規範的要求。在此種背景下,上海工商業的發展勢頭更加迅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合力在面臨中外經濟競爭時顯得尤為關鍵。

  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剛成立時,其實帶有很濃的各行業會館公所聯盟性質。從會員名錄中可以發現,代表各商業行幫的“合幫會員”在早期佔很高比例,到後來代表新興工商業、以工廠商號名義加入的“分幫會員”數量越來越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上海經濟發展的大致脈絡。

  正是由於工商業有新舊之分、大小之別,不同行業也可能存在利益交集,因此商會這種跨行業的整合性自律組織地位就日益重要。商會能夠協調商界不同聲音、不同利益,這對於上海的發展極為關鍵。上海成為中國第一通商口岸,與商會的這種協調整合力有密切關係。當然,商會的前後變化也頗大,但在行業自律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一貫的。

  由於商會的引導和監督作用,上海工商業的發展總體上是從中受益的。政府當然也可以監管,但有時成本太高。面對政府各種管制政策,無良經營者也總是會想出各種應對辦法。因此,行業自身的內部約束和規範就極為重要。它不但可以減輕社會成本,而且對於秩序、創新也很有利。商會的存在,使得上海工商界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共用資訊,競爭合作也更加有序化。

  近代商會的成立,也標誌著行業自律的近代化。此前傳統同業組織的自律行為,常常建立在行業慣習的基礎上,一些規定未必符合工商界整體利益,抑或處罰過於嚴苛,與現代法制不合。上海總商會在1913年設立商事公斷處,對爭議各方以息訟和解為宗旨,減輕了司法行政壓力。商會後來規定的商事仲裁條例,既有法律依據,而且其運用過程也更符合近代商人的一些訴求。

  正是由於商會在行業自律方面有獨特的權威性,因此各屆政府在起草頒布與工商界有關法律時,往往會與商會再三磋商。後者也往往能代表工商界向政府陳情,提供專業意見,使得法律制訂更符合工商業界的整體利益。為規範商會事務,各屆政府還先後頒布了幾次商會法,不但保障了商會的地位,還使商會主導的行業自律活動有了更為完善的政策準繩。

  就上海商會來講,其自身建設也越來越健全。到1916年,上海總商會議事廳落成。這幢漂亮的建築後來成為重要的上海公共空間。1920年,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大樓建成。來自全國的物産商品有了一個布展陳列的地方,許多展覽會也在此舉行。同時,總商會亦開始辦起自己的圖書館和雜誌,創建為工商界舉辦的公益性商業學校,對青年職員或學徒進行文化教育與專業訓練。

  此外,商會人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例如,會長和重要職員的選舉,從早期的投黑白子錶決,到後來的選票制,都有章可循,程式較嚴格。上海商會會長的選舉競爭往往非常激烈,這也表明相關程式有一定的公正性。商會運作的制度化,為商會獲得廣泛社會聲譽進一步提供了保障。

  每當面臨各種秩序危機

  都會出來斡旋解決減輕損害

  在近代上海民眾眼裏,上海商會無疑是有信譽的經濟社會團體。這種認同,自然是與商會成立後的社會作為有緊密關係。

  就上海歷史來看,上海總商會不僅是工商界的自律組織,而且是近代上海的重要社會樞紐。舉例來講,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在近代都曾發生過嚴重的兵變,這些騷亂對金融穩定和社會秩序破壞甚烈。不過,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業都市,上海並沒有發生過此類嚴重兵變。個中原因很複雜,但商會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積極行動,是上海轉危為安的一個重要因素。

  大家對北洋軍閥時期社會的混亂都有一定了解。其實,不同的地方,面臨相似的軍閥武裝衝突或同樣有派系軍隊駐紮過,其變化態勢是各不相同的。有沒有負責任的社團或代表出來承擔與軍人交涉的事務,所産生的後果迥異。這裡面,各地的商會便扮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團體角色。其中,上海總商會的地位尤為突出。

  上海曾經發生過幾次戰事,每次打仗市民都很焦慮。此時,人們可能具體面臨三種危險:一是許多戰爭難民的出現。如果他們得不到救濟,社會秩序就會出現問題。二是參戰各方的逃兵,特別是失敗者會出現更多的潰兵。這些武裝人員如果涌到城裏,無序行動,市面肯定會混亂不堪。三是租界問題。外國人一直想擴大租界邊界,每次出現戰爭混亂,都可能導致外人越界行動,甚至將管轄權延展到華界。在這種情形下,中外人士共同認可的上海總商會,便成為協調各方的重要機構。同時,商會也隨之發展成可以調配各種資源、保護社會秩序的有力機構。

  1924年的江浙戰爭便是一個顯著例子。戰爭爆發前,經由上海總商會和其他重要商會的調停,蘇浙兩省本來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使得戰爭延遲了一年爆發。戰爭開始後,總商會不僅承擔難民救濟責任,而且負責籌措大筆經費以安頓遣散潰兵,避免了嚴重的兵災。六千名潰兵能迅速被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收繳其槍械,並且緊急調運輪船北運人員,沒有商會的支援顯然是難以做到的。

  近代上海商會在秩序挽救方面的作為,當然不僅收容潰兵這一件事。每當上海面臨各種秩序危機,商會都會出來斡旋解決、減輕損害。上海曾經出現過幾次非常大的金融風潮,如1910年的橡膠股票風潮、1921年證券交易所瘋狂投機熱潮導致的信交風潮等。發生這麼大的金融風潮之際,如果沒有商會和錢業公會、銀行公會這樣的機構出面協調解決並承擔責任,可能導致市面動蕩。

  另外,上海是國際通商大埠,中外人士雜居一城,租界華界毗鄰交錯。上海商會總會成立之時,便面臨調解俄國水手殺死寧波車夫的重大交涉事件。次年,更是發生了嚴重的大鬧公堂案與抵制美貨風潮。商會對這些事情的處理,都直接關乎社會秩序。之後,政治民族主義浪潮越來越激烈,商會始終處於風口浪尖。一方面,要肩負社會救濟的責任;另一方面,工商界自然不希望秩序失寧、市面動蕩。為此,上海總商會與上海各類工人組織需要加深合作。

  縱觀20世紀上半葉的風雲變幻,商會無疑是上海經濟繁榮與城市發展的砥柱。它不僅在溝通政府與商界、行業自律、社會秩序責任承擔等方面積極作為,而且在其他諸如制度創新、技術移植、社會教育,風俗改良等領域亦發揮作用。相信上海總商會的歷史遺産,對於今天經濟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都有借鑒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文化上海主題之“風從海上來——近代上海經濟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講速記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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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商會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2017年12月7日 08:16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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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視作上海歷史變遷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亦象徵著中國經濟近代化翻開新的一頁。由此開始,商會不僅成為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要溝通平臺,而且使工商業的行業自律以及各業之間的合作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自上海開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商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到民國初年,商會既是中國社會裏重要的法人社團,同時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與外國人談判的需要

  催生了中國人自己的商會

  在重商主義氛圍下,清政府到1900年之後開始認識到中外商約談判的重要性。當時,外國政府在對華談判時常與本國商會高度合作,而中國則缺乏此種官商溝通機制。因此,當1902年盛宣懷奉命來上海與外國人談判時,首先想到的是趕緊成立中國人自己的商會。因為如果沒有商會,政府對各個行業的狀況缺乏了解,對外談判中面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于國、于商均不利。於是,盛宣懷到上海不久,便大力勸導各業紳董迅速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便是中國最早成立的近代商會。

  1903年,清政府派員對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進行考察,肯定商會的價值,並打破前規成立商部。商部一成立,就將勸導各地成立商會列為首要之事。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成為全國各地組建商會時的學習榜樣。這種官商溝通的新平臺隨後幾年迅速從上海擴展到全國,甚至連邊陲之縣城、基層工商集鎮也開始出現商會組織。

  商會成立雖然有官方倡導的背景,但無論是經費籌措,還是內部管理,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質,政府立於監督地位。維持這些機構需要經費,因此類似于晚清大型企業創辦時的“官督商辦”,商會則採取“官倡商辦”。對於政府來説,有了商會,官員與商人打交道變得更便利,交易成本也更節省。

  早期成立商會,顯然還與經濟民族主義有關。當時的報道曾反覆強調國人在商戰中要防止局勢被洋商操縱在手,商人應該協力抵制。在這一問題上,官商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一屆商業會議公所總理是嚴信厚,與盛宣懷非常熟悉。他曾經講過,成立商業會議公所,就是要把商界的聲音集中起來、溝通上下,讓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因此,上海商會一開始主要是在對外商業談判中為政府提供諮詢意見。當然,後來商會承擔的角色,不僅僅是對外,而且也包括對內。比如在很多事情上,當政府需要商界協助時,便會先想到商會。特別是在財政、稅收、新興産業倡導等方面都得到了商會的幫助,這也使得商會擁有其他普通社團無法比擬的地位。

  更大範圍內共用資訊

  工商競爭合作也更加有序

  中國工商業的健康發展,始終與行業自律制度分不開。

  在傳統時代,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工商業會館或公所,是行業自律的關鍵機制。不過,傳統工商業通常是按商幫組織起來的。在一些地方,為加強各行幫之間的合作,商人們也有可能創建集體商業組織。這種組織通常是以聯盟性會館形式建立起來的,如清代重慶曾有過的“八省會館”。

  上海開埠前後,還存在各種按地域或行業組織起來的會館、公所,但缺乏聯合組織。而當上海超過蘇州、寧波等商埠,成為中國東南最重要的商貿中心時,工商社團仍是比較鬆散的狀態。因此,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使上海工商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強調合作與共贏的時代。行業自律開始超越業界,並且有了更規範的要求。在此種背景下,上海工商業的發展勢頭更加迅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合力在面臨中外經濟競爭時顯得尤為關鍵。

  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剛成立時,其實帶有很濃的各行業會館公所聯盟性質。從會員名錄中可以發現,代表各商業行幫的“合幫會員”在早期佔很高比例,到後來代表新興工商業、以工廠商號名義加入的“分幫會員”數量越來越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上海經濟發展的大致脈絡。

  正是由於工商業有新舊之分、大小之別,不同行業也可能存在利益交集,因此商會這種跨行業的整合性自律組織地位就日益重要。商會能夠協調商界不同聲音、不同利益,這對於上海的發展極為關鍵。上海成為中國第一通商口岸,與商會的這種協調整合力有密切關係。當然,商會的前後變化也頗大,但在行業自律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一貫的。

  由於商會的引導和監督作用,上海工商業的發展總體上是從中受益的。政府當然也可以監管,但有時成本太高。面對政府各種管制政策,無良經營者也總是會想出各種應對辦法。因此,行業自身的內部約束和規範就極為重要。它不但可以減輕社會成本,而且對於秩序、創新也很有利。商會的存在,使得上海工商界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共用資訊,競爭合作也更加有序化。

  近代商會的成立,也標誌著行業自律的近代化。此前傳統同業組織的自律行為,常常建立在行業慣習的基礎上,一些規定未必符合工商界整體利益,抑或處罰過於嚴苛,與現代法制不合。上海總商會在1913年設立商事公斷處,對爭議各方以息訟和解為宗旨,減輕了司法行政壓力。商會後來規定的商事仲裁條例,既有法律依據,而且其運用過程也更符合近代商人的一些訴求。

  正是由於商會在行業自律方面有獨特的權威性,因此各屆政府在起草頒布與工商界有關法律時,往往會與商會再三磋商。後者也往往能代表工商界向政府陳情,提供專業意見,使得法律制訂更符合工商業界的整體利益。為規範商會事務,各屆政府還先後頒布了幾次商會法,不但保障了商會的地位,還使商會主導的行業自律活動有了更為完善的政策準繩。

  就上海商會來講,其自身建設也越來越健全。到1916年,上海總商會議事廳落成。這幢漂亮的建築後來成為重要的上海公共空間。1920年,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大樓建成。來自全國的物産商品有了一個布展陳列的地方,許多展覽會也在此舉行。同時,總商會亦開始辦起自己的圖書館和雜誌,創建為工商界舉辦的公益性商業學校,對青年職員或學徒進行文化教育與專業訓練。

  此外,商會人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例如,會長和重要職員的選舉,從早期的投黑白子錶決,到後來的選票制,都有章可循,程式較嚴格。上海商會會長的選舉競爭往往非常激烈,這也表明相關程式有一定的公正性。商會運作的制度化,為商會獲得廣泛社會聲譽進一步提供了保障。

  每當面臨各種秩序危機

  都會出來斡旋解決減輕損害

  在近代上海民眾眼裏,上海商會無疑是有信譽的經濟社會團體。這種認同,自然是與商會成立後的社會作為有緊密關係。

  就上海歷史來看,上海總商會不僅是工商界的自律組織,而且是近代上海的重要社會樞紐。舉例來講,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在近代都曾發生過嚴重的兵變,這些騷亂對金融穩定和社會秩序破壞甚烈。不過,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業都市,上海並沒有發生過此類嚴重兵變。個中原因很複雜,但商會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積極行動,是上海轉危為安的一個重要因素。

  大家對北洋軍閥時期社會的混亂都有一定了解。其實,不同的地方,面臨相似的軍閥武裝衝突或同樣有派系軍隊駐紮過,其變化態勢是各不相同的。有沒有負責任的社團或代表出來承擔與軍人交涉的事務,所産生的後果迥異。這裡面,各地的商會便扮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團體角色。其中,上海總商會的地位尤為突出。

  上海曾經發生過幾次戰事,每次打仗市民都很焦慮。此時,人們可能具體面臨三種危險:一是許多戰爭難民的出現。如果他們得不到救濟,社會秩序就會出現問題。二是參戰各方的逃兵,特別是失敗者會出現更多的潰兵。這些武裝人員如果涌到城裏,無序行動,市面肯定會混亂不堪。三是租界問題。外國人一直想擴大租界邊界,每次出現戰爭混亂,都可能導致外人越界行動,甚至將管轄權延展到華界。在這種情形下,中外人士共同認可的上海總商會,便成為協調各方的重要機構。同時,商會也隨之發展成可以調配各種資源、保護社會秩序的有力機構。

  1924年的江浙戰爭便是一個顯著例子。戰爭爆發前,經由上海總商會和其他重要商會的調停,蘇浙兩省本來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使得戰爭延遲了一年爆發。戰爭開始後,總商會不僅承擔難民救濟責任,而且負責籌措大筆經費以安頓遣散潰兵,避免了嚴重的兵災。六千名潰兵能迅速被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收繳其槍械,並且緊急調運輪船北運人員,沒有商會的支援顯然是難以做到的。

  近代上海商會在秩序挽救方面的作為,當然不僅收容潰兵這一件事。每當上海面臨各種秩序危機,商會都會出來斡旋解決、減輕損害。上海曾經出現過幾次非常大的金融風潮,如1910年的橡膠股票風潮、1921年證券交易所瘋狂投機熱潮導致的信交風潮等。發生這麼大的金融風潮之際,如果沒有商會和錢業公會、銀行公會這樣的機構出面協調解決並承擔責任,可能導致市面動蕩。

  另外,上海是國際通商大埠,中外人士雜居一城,租界華界毗鄰交錯。上海商會總會成立之時,便面臨調解俄國水手殺死寧波車夫的重大交涉事件。次年,更是發生了嚴重的大鬧公堂案與抵制美貨風潮。商會對這些事情的處理,都直接關乎社會秩序。之後,政治民族主義浪潮越來越激烈,商會始終處於風口浪尖。一方面,要肩負社會救濟的責任;另一方面,工商界自然不希望秩序失寧、市面動蕩。為此,上海總商會與上海各類工人組織需要加深合作。

  縱觀20世紀上半葉的風雲變幻,商會無疑是上海經濟繁榮與城市發展的砥柱。它不僅在溝通政府與商界、行業自律、社會秩序責任承擔等方面積極作為,而且在其他諸如制度創新、技術移植、社會教育,風俗改良等領域亦發揮作用。相信上海總商會的歷史遺産,對於今天經濟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都有借鑒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文化上海主題之“風從海上來——近代上海經濟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講速記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