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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2017-10-13 11:29:49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高世良 選稿:桑怡

原標題: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原標題: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立於永定門燕墩上的乾隆禦制石碑

  清代乾隆皇帝在永定門內外先後立了三座1.45米寬,8米高的大型方石碑:第一座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永定門燕墩上立的方碑,碑上刻乾隆寫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因此碑立在顯要位置高墩臺上,風光無限;第二座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皇帝修建天橋至永定門石板路排水渠並重修天橋後,在天橋西側重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規制內容與燕墩上的碑完全相同;第三座則是同時在天橋東側立的《正陽橋疏渠記》碑。

  燕墩屬火,為北京城五個鎮物之一。燕墩由元代興建,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擴建北京外城時,將燕墩四麵包砌城磚,清代乾隆年間又在頂部矗立一方形石碑,石碑上有乾隆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兩首七律詩。《帝都篇》説的是中國歷史上的都城,《皇都篇》説的是清朝都城北京。該文總結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史,並指出就都城而言,全國有四個地方適宜做都城,而北京最有優勢,“右擁太行左滄海,南襟河濟北居庸。”西有太行山,東有渤海,南有黃河,北有居庸關,北京為風水寶地,遼金以來為多朝首都。不過,乾隆也認識到,光憑優越條件也不成,還要以德治國、居安思危的治國理念,“然在德不在險,則又鞏金甌之要道也。”

  天橋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是明清皇帝祭天時專用的禮儀橋,天橋因只允許天子(皇帝)行走其上而得名,天橋位於天壇北路西頭十字路口南中軸線上,是北京中軸線上七座橋之一。明朝及清初是木板橋,雍正七年(1729年)于天橋至永定門之間修建了一條石禦路,石路兩側東高西低,西側常積水,風沙堆壅先農罈罈墻。為此,乾隆皇帝在石路兩側挖排水渠,以利排水,並用挖渠之土修築二丈寬土路專供行車,還用多餘之土堆積成土山,在土山上種植樹木。1791年乾隆重修時將天橋改為單孔拱形漢白玉石橋,橋為南北走向,橋下是東西流淌的龍須溝。

  此項工程完工後,乾隆皇帝在天橋東西兩側各立規格相同的一石碑,東側立他撰文手書的《正陽橋疏渠記》石碑,西側立的則是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乾隆為什麼在永定門內外立規制內容完全相同的兩座石碑呢?

  文物專家王世仁先生認為,按古代禮儀,祭天應在城南郊外進行,天壇原在郊外,明代嘉靖修建外城後,天壇由郊外變為城內了,與郊祀的規定不符。要遷移天壇到郊外,或在郊外重建天壇,工程巨大,難以實施。乾隆對此也很糾結,為此他在天橋重建“國門”,將天橋作為象徵性的新國門,在此立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就表示天壇處在郊外了。

  天橋歷經變遷,石碑也是輾轉多處。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皇帝因白蓮教攻入紫禁城,聽信風水先生胡言,下旨將乾隆修建的天橋河渠填埋。光緒三十二年(1900年)整修永定門外的道路時,降低了橋拱,1906年修正陽門至永定門馬路時,將原來鋪的石板拆除,改成碎石子馬路。1929年通行有軌電車時又拆除石橋,改為暗溝。後來,天橋西側的《正陽橋疏渠記》石碑移至天壇北路的紅廟街78號院(明清時期的小廟弘濟院),保存至今,石碑完好無損地放在密集的居民房中,用鐵柵欄保護。在天橋西側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則被移至天橋西北的清康熙建的鬥姆宮(廟),民國年間,小廟坍塌,石碑移至先農壇東北外壇墻下,後又移至內壇墻東北角。上世紀六十年代,碑被埋入地下。改革開放後,北京市文物局一直在尋找存放于先農壇的石碑,因埋入地下,時間較長,都説不清準確地點,用探測儀進行探測,也沒有滿意的結果。後來專家從一位老者那裏探詢得知,石碑埋入北京方便食品廠地下,於是專家們順藤摸瓜,于2004年11月在食品廠一平房內挖出乾隆禦碑。石碑保存完好,歷經220多年的風雨滄桑,字跡清晰。石碑為漢白玉石材,總高8米,重40多噸,碑首為四角攢尖式,碑座為束腰須彌座,刻有卷草花紋,精美異常。碑上刻有乾隆皇帝書寫的《帝都篇》和《皇都篇》,並用滿漢兩種文字寫成。2006年,該石碑立於復興路南新建的首都博物館東北角,並用玻璃罩加以保護。

  而另一座位於永定門燕墩上的石碑,一直得以保存,2004年在復建永定門時,永定門周邊的違法建築被拆除,燕墩露出真容,現在燕墩上的石碑實行封閉管理。

  2013年在天橋舊址偏南處,復建了天橋,並複製了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以及《正陽橋疏渠記》石碑,分別立於天橋兩側,恢復了天橋原有一河一橋雙碑的景觀。筆者建議,可將《正陽橋疏渠記》石碑從大雜院裏亮出來,這樣,永定門外的廣場以及永定門內的街心花園,與燕墩、天橋景觀形成一體,成為人們了解歷史文化的好地方。 高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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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2017年10月13日 11:29 來源:北京晚報

原標題: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原標題:永定門和天橋的三座石碑

立於永定門燕墩上的乾隆禦制石碑

  清代乾隆皇帝在永定門內外先後立了三座1.45米寬,8米高的大型方石碑:第一座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永定門燕墩上立的方碑,碑上刻乾隆寫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因此碑立在顯要位置高墩臺上,風光無限;第二座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皇帝修建天橋至永定門石板路排水渠並重修天橋後,在天橋西側重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規制內容與燕墩上的碑完全相同;第三座則是同時在天橋東側立的《正陽橋疏渠記》碑。

  燕墩屬火,為北京城五個鎮物之一。燕墩由元代興建,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擴建北京外城時,將燕墩四麵包砌城磚,清代乾隆年間又在頂部矗立一方形石碑,石碑上有乾隆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兩首七律詩。《帝都篇》説的是中國歷史上的都城,《皇都篇》説的是清朝都城北京。該文總結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史,並指出就都城而言,全國有四個地方適宜做都城,而北京最有優勢,“右擁太行左滄海,南襟河濟北居庸。”西有太行山,東有渤海,南有黃河,北有居庸關,北京為風水寶地,遼金以來為多朝首都。不過,乾隆也認識到,光憑優越條件也不成,還要以德治國、居安思危的治國理念,“然在德不在險,則又鞏金甌之要道也。”

  天橋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是明清皇帝祭天時專用的禮儀橋,天橋因只允許天子(皇帝)行走其上而得名,天橋位於天壇北路西頭十字路口南中軸線上,是北京中軸線上七座橋之一。明朝及清初是木板橋,雍正七年(1729年)于天橋至永定門之間修建了一條石禦路,石路兩側東高西低,西側常積水,風沙堆壅先農罈罈墻。為此,乾隆皇帝在石路兩側挖排水渠,以利排水,並用挖渠之土修築二丈寬土路專供行車,還用多餘之土堆積成土山,在土山上種植樹木。1791年乾隆重修時將天橋改為單孔拱形漢白玉石橋,橋為南北走向,橋下是東西流淌的龍須溝。

  此項工程完工後,乾隆皇帝在天橋東西兩側各立規格相同的一石碑,東側立他撰文手書的《正陽橋疏渠記》石碑,西側立的則是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乾隆為什麼在永定門內外立規制內容完全相同的兩座石碑呢?

  文物專家王世仁先生認為,按古代禮儀,祭天應在城南郊外進行,天壇原在郊外,明代嘉靖修建外城後,天壇由郊外變為城內了,與郊祀的規定不符。要遷移天壇到郊外,或在郊外重建天壇,工程巨大,難以實施。乾隆對此也很糾結,為此他在天橋重建“國門”,將天橋作為象徵性的新國門,在此立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就表示天壇處在郊外了。

  天橋歷經變遷,石碑也是輾轉多處。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皇帝因白蓮教攻入紫禁城,聽信風水先生胡言,下旨將乾隆修建的天橋河渠填埋。光緒三十二年(1900年)整修永定門外的道路時,降低了橋拱,1906年修正陽門至永定門馬路時,將原來鋪的石板拆除,改成碎石子馬路。1929年通行有軌電車時又拆除石橋,改為暗溝。後來,天橋西側的《正陽橋疏渠記》石碑移至天壇北路的紅廟街78號院(明清時期的小廟弘濟院),保存至今,石碑完好無損地放在密集的居民房中,用鐵柵欄保護。在天橋西側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則被移至天橋西北的清康熙建的鬥姆宮(廟),民國年間,小廟坍塌,石碑移至先農壇東北外壇墻下,後又移至內壇墻東北角。上世紀六十年代,碑被埋入地下。改革開放後,北京市文物局一直在尋找存放于先農壇的石碑,因埋入地下,時間較長,都説不清準確地點,用探測儀進行探測,也沒有滿意的結果。後來專家從一位老者那裏探詢得知,石碑埋入北京方便食品廠地下,於是專家們順藤摸瓜,于2004年11月在食品廠一平房內挖出乾隆禦碑。石碑保存完好,歷經220多年的風雨滄桑,字跡清晰。石碑為漢白玉石材,總高8米,重40多噸,碑首為四角攢尖式,碑座為束腰須彌座,刻有卷草花紋,精美異常。碑上刻有乾隆皇帝書寫的《帝都篇》和《皇都篇》,並用滿漢兩種文字寫成。2006年,該石碑立於復興路南新建的首都博物館東北角,並用玻璃罩加以保護。

  而另一座位於永定門燕墩上的石碑,一直得以保存,2004年在復建永定門時,永定門周邊的違法建築被拆除,燕墩露出真容,現在燕墩上的石碑實行封閉管理。

  2013年在天橋舊址偏南處,復建了天橋,並複製了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以及《正陽橋疏渠記》石碑,分別立於天橋兩側,恢復了天橋原有一河一橋雙碑的景觀。筆者建議,可將《正陽橋疏渠記》石碑從大雜院裏亮出來,這樣,永定門外的廣場以及永定門內的街心花園,與燕墩、天橋景觀形成一體,成為人們了解歷史文化的好地方。 高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