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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昏侯劉賀三題

2017-7-17 08:10:10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辛德勇 劉彬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解海昏侯劉賀三題

  辛德勇 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讀書與藏書之間》《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困學書城》《中國印刷史研究》等。圖片由作者提供

西漢昌邑國及相關區域圖 圖片由作者提供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餅、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龍虎形玉佩及刻有“大劉記印”字樣的龜形玉印。 新華社發

刻有“安陽市”字樣的陶片(今山東巨野出土) 圖片由作者提供

  伴隨西漢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發現,第一代海昏侯劉賀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元平元年(前74年),漢昭帝駕崩,因無子,劉賀作為昌邑王被徵召入朝,被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天被廢。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令人讚嘆不已,而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更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問:海昏侯墓中財富從哪來

  自2011年發掘以來,海昏侯墓出土了一萬餘件(套)珍貴文物和五千多枚竹簡,黃金銅錢等物品種類豐富且數額巨大。這座墓葬基本沒有受到盜掘,陪葬物品保存完好。同時,由於海昏侯的特殊經歷,下葬前又已經除國,不再有後嗣繼承侯位,這些都是陪葬物品眾多的原因。

  因由這些陪葬品出發並結合江南其他地區出土的西漢文物,有學者認為,在西漢時期江南地區的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水準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個觀點有別於已有的歷史文獻記載。我認為,看待這一問題,應當相信《史記》《漢書》等基本傳世文獻。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寫道,“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是對西漢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區經濟開發狀況的總結。

  《史記‧貨殖列傳》曾記載“豫章出黃金”,但同時也提到,“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意思是在豫章地區開採黃金的成本比獲得的收益更大,往往得不償失,因而劉賀也不大可能從當地採取黃金。這些隨葬物品若非朝廷賜予,或在當地取得抑或從昌邑故國帶來。而我認為從昌邑國帶來的財富都佔據著陪葬物品中的主要部分。主要原因是當地的生産水準比昌邑國低很多。

  從歷史經濟地理角度,昌邑故國確實具有雄厚的物力與財力。1958年,史念海先生發表《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一文。這篇被視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經典名作從交通地理角度,對“陶”這一都邑在戰國時期得以繁榮的獨特區位優勢做了系統的闡發。

  文章提出《貨殖列傳》是《史記》中的特殊篇章,其中記述了一些發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在講春秋戰國以迄漢武帝時期全國各地區域地理特徵和重要經濟都會。在記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貿易通商的情況時,《貨殖列傳》記載:(范蠡)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首先,陶這個地方,屬於戰國時期魏國東遷以後的區域之內,而魏國之所以會放棄富庶的晉西南汾涑流域,轉遷都城于這一地區的大梁,就是因為這一地帶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東舊都之下。古時這一帶有一條很小的河流,稱作“菏水”。菏水從菏澤流出後,向東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兩條支流:一條是菏水注入的水道,就稱作泗水;另一條,是沂水。這兩大上游河流,在秦漢下邳縣附近,合而為一,匯合後亦稱作泗水。也就是説,泗水是幹流,沂水則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菏水是溝通黃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條人工渠道。據《國語》記載,它的具體開鑿時間,應當是春秋末期魯哀公十一年。而沿菏水進入淮水之後,不僅直接連通這個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還可以由此進一步南下,接通與長江航道的聯繫。溝通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的邗溝在春秋末年吳國就已通航在先。

  那麼,陶在地理位置上的這些優越性,又與昌邑國具有什麼關係呢?陶在西漢稱作定陶,昌邑國就在陶的東面,與之相鄰,而且昌邑國首縣昌邑縣,就設在菏水岸邊,同樣可以利用這條水道的航運,聯通四面八方。昌邑幾乎可以盡享陶作為天下之中所據有的所有地理優勢,從事商業貿易交換物品。

  史念海先生在論述陶為天下之中這一地位時指出,陶不僅是一個水陸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陸上交通中心。史念海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戰國時有一條聞名一時的“午道”,同樣也是從陶這裡通過。關於這條“午道”的記載,可見於《戰國策》以及寫成的《史記》相關記載之中。因為“午”字早期略近於後世“十”字的字形,我推測“午道”就如現今常見的十字交叉的通道。

  在戰國時,陶曾一度成為“天下之中”,因而,經由函谷關而東西方向橫亙的交通大幹道,必然要從洛陽向東延伸途經大梁而抵達于陶。過了陶,再向東稍行,就是後來昌邑國的首縣昌邑縣。而若是由此昌邑進一步向東,受魯中山地高低起伏變化的影響,道路已經無法像平地一樣通暢了。這條東西向大幹道,在經過西漢昌邑縣治所之後,與一條略近於南北向的大幹道相連接。這條幹道,南端來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漢昌邑縣東側不遠的地方,轉而北上,經巨野澤東側,再向北,則抵達黃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末巨鹿之戰時,宋義、項羽率楚軍從彭城出發,北上救趙,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在通過後來西漢時期的昌邑縣以後不久,宋義讓軍隊駐紮在一個叫“安陽”的地方,而且一停就長達四十六天之久。在今山東省巨野縣境內,出土過帶有“安陽市”三字的秦朝陶片,從而可以推定,它應該在西漢昌邑縣東北不遠的地方。這一陸上交通樞紐地位表明,昌邑不僅可以利用陶所擁有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在陸上交通方面,它還具有某些比陶更為便利的優勢,或許更有利於與其他地區的人員的交往和貿易往來。

  秦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彭越的家鄉就在昌邑縣。史載他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在當時,巨野澤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眾聚於此,靜待天下形勢進一步明朗之後,再決定進退取捨,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巨野澤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達,同時又有豐富的生存資源,得以從容藏身其間這一項很重要的地理特點。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記載“彭越常往來為漢遊兵,擊楚,絕其後糧于梁地”。講述漢王劉邦在彭城戰敗之後,退據滎陽,依託敖倉之粟補給軍需,與追擊而來的項羽相對峙時期,彭越配合漢王,在楚軍後方展開的遊擊騷擾。彭越將兵在包括昌邑國境域在內的“梁地”亦即魏國故地,有效地阻斷楚軍糧食供應,是迫使項羽不得不與劉邦中分天下以退軍的關鍵因素。這一事件,突出顯示了昌邑國及其附近區域在經濟地理上的優勢地位。

  昌邑國境域經濟地理優勢對楚漢戰爭進程及其結局的影響,不僅僅直接導致項羽退兵後撤這麼簡單。正是在項羽率楚軍向東南方向後撤至陽夏的時候,彭越趁機攻奪“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舉佔領自己老家昌邑縣臨近區域的二十多座城邑。與此同時,本來已經打算如約西撤的劉邦,又聽從張良、陳平的謀劃,背信棄義,出兵追擊楚軍,試圖利用楚軍因“兵疲食盡”而不得不撤兵後退這一天賜良機,才一舉滅掉西楚霸王項羽。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所述,彭越還是動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獲得的十余萬斛谷米,供給漢王軍食,幫助劉邦的軍隊,保持基本的作戰能力。待劉邦封授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之後,彭越、韓信立即統兵加入會戰,並且配合劉邦最終全殲項羽之軍于垓下。至此可知,昌邑地區出産的糧食對楚漢雙方的戰略總決戰——垓下之戰的形成及其勝負,曾發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是昌邑地區糧食生産豐盛情況的一個很具體的反映。

  以上論述表明,昌邑國具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劉髆(劉賀父親)的封國被漢武帝選定在昌邑,實際上充分體現了劉徹對李夫人(劉髆生母)的寵愛,用以充分保障劉髆能夠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這樣看來,今天我們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應是來自富庶的昌邑故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劉髆,在位十一年,時間僅稍短于劉賀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或許有一部分應屬老昌邑王故物。目前所知所有帶有昌邑王年款的銅器和漆器,其最長的年數,即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製作于老昌邑王劉髆時期的可能。

  二問:墓室裏《齊論‧知道》的價值

  今天我們看到的《論語》,是張侯之後用《魯論》和《古論》形成的版本,但是《齊論》與《魯論》《古論》最大的區別就是多了兩篇,即《知道篇》《問王篇》。海昏侯墓裏發現的就是失傳1800餘年的《知道篇》。考古人員發佈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兩支竹簡的照片。我們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發現以及《齊論》的文獻學價值。

  大部分人知道後世所傳漢武帝依從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説法,從而誤以為在此之後,便是家弦《詩經》戶誦《尚書》,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普遍影響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至於儒家經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設與社會教化,到東漢時期才日臻完善,併為後世所繼承。

  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學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面作用發揮也很顯著。劉賀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授《魯詩》的名家,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係以少子為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在內的多種儒家典籍,與《漢書》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後,在皇家子弟的培養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成為教授的核心內容,而元、成二帝以後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重要基礎;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齊論‧知道》的社會文化背景。

  那麼,能不能僅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而去證明劉賀知書達理、循規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認為,因為劉賀性本“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這些仁義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裏空走了一趟而已,他並沒有從中汲取營養,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謹嚴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詩經》以諫阻劉賀的驅馳遊獵行為,但這位公子哥兒卻是“復放從自若”。《詩經》《孝經》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産生什麼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説《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説的傳承與弘布闡揚方面,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面已經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自若”“終不改節”,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生絲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

  不過,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漢傳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在昭帝去世之後,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個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藉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藝文志》記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後面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聯,王陽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顏師古曾解釋道:“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王吉字子陽,其少時嘗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裏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但為什麼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陽”字?蓋古人兩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

  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的《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夫”,今本“天”字係東漢末鄭玄依據《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魯論》不同,仍作“天”字。

  鄭玄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並沒有怎麼利用《齊論》。武內義雄對比後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後指出,鄭氏只注出《古論》的不同寫法而沒有提及《齊論》。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教授的《齊論》與《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系統的一個實例。

  由此推測,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唯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因而,我們應當予以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於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書,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於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現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後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捨的一些具體情況。因為現存《論語》版本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後又經鄭玄刊改,而張禹版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後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能從《魯論》為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編成定本。

  因此,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唯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于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裏學到的《齊論》極為接近。這也就意味著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瞭。

  假如在今後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文本與《古論》的關係,認識張禹、鄭玄以後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為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了解《齊論》這一部分獨特構成的內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什麼對其棄而不用,價值有限,意義十分淺顯。

  三問:“海昏”地名的含義之謎

  在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簡牘文獻資料,而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剛剛拉開序幕。由於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因此也還沒有正式公佈大多數新發現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針對一些邊緣性問題,或是主要依據《漢書》等傳世基本典籍來研究劉賀的身世。但是,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海昏”這一爵號的來源,或者説是朝廷把劉賀的列侯名號定為“海昏”的依據到底是什麼?關於這一問題,有學者把“海昏”訓釋為“晦昏”,認為漢宣帝以此來寄寓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即用以表示對劉賀道德層次、行為風格和執政表現的全面否定。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漢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劉賀冊封為海昏侯,是一種善意的舉措,用以安撫劉賀以及其他劉姓皇室成員。因為,漢宣帝本人則是依賴霍光廢黜劉賀始得登上帝位,而劉姓皇族對霍光獨攬朝政且擅行廢立本已積怨甚久,這些人的怨恨情緒,需要適當紓解。在這種情況下,漢宣帝沒有必要特地琢磨一個侮辱性很強的爵號冠加在劉賀的頭上。此外,“海昏侯”一名當中的“海昏”兩字絕不可能寓有惡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東漢光武帝曾以此名稱冊封沈戎一事。

  對於一個具體地名來説,其構成文字和組合形態在特定歷史時期屬於怎樣一種慣行方式和體現著怎樣一種特徵,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判斷清楚。

  據《漢書‧王莽傳》等處記載,王莽曾向平帝上奏建議設立“西海郡”之前即已設置的東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緣由,乃是分別有大海在其東、南或者北面,而這個“西海郡”的名稱,則是得自郡境西側的一片內陸水域——這就是現在的青海湖。受“西海郡”一名影響始逐漸稱用“西海”,因而在《後漢書‧西羌傳》裏,明確看到這一湖泊被稱作“西海”的叫法。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海郡”名稱的確定,關鍵不在於當地是否有“西海”,也不是王莽強自命名了一個“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設立這個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稱。這愈加説明用“海”字來稱謂具有一定水域面積的湖泊,是漢人一種很流行做法。在此需要稍加補充説明的是,像“彭蠡澤”這樣以“澤”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稱?

  澤與湖之間,常常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有些澤也可以稱之為“海”。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稱“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其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澤,這是雖以“澤”名卻仍可稱“海”的確證。《漢書》乃徑以“海上”一語稱述濱湖的草地,這裡也就是所謂蘇武牧羊之處。“海上”意即“海濱”“海畔”,是濱海的陸地。

  中國古代在定立地名時,採用所處位置與陽光的方位關係來做組合專名的通名,應該説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所謂“山南水北為陽”,當然,反之則為“某陰”,即如洛陽、華陰之類。

  這一稱謂的重要性,在於它與我們所要討論的“海昏”一樣,是以“海”表述一片內陸水域,再在其後附綴表示相對位置關係的詞語,以指稱與其相關的某一地理區域。這使我們進一步看到,“海昏”這一地名的本義,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澤西南之地。

  同在西漢時期,在中原腹地的陳留郡,還設有一個叫作“東昏”的縣,在地名構成形式上,與“海昏”頗有相同之處,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東昏”兩字在當時會具有諸如“昏亂”“昏穢”之類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這就提示我們,這兩個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個表示用作地名通稱的尾碼。

  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這類地名中應該是用來表示西南方位,那麼,在“東昏”的東北方向上,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可以作為比照依據的叫作“東”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這裡正好有一處“東”地,不僅歷史悠久,還很有名。

  秦漢東郡與東昏縣所在的陳留郡毗鄰,正在東昏的東北。把“東昏”與“東”的方位關係同“海昏”與彭蠡澤這處內陸之“海”的方位關係兩相並觀,似乎使我們更有理由推定:海昏縣的名稱,或許就是緣于該地位於彭蠡澤的西南。“海昏”只是西漢豫章郡下的一個普通縣名,而以這樣的封地原有地名來做爵號,本是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一般做法。“海昏”是一個至遲在西漢就已經出現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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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昏侯劉賀三題

2017年7月17日 08:1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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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德勇 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讀書與藏書之間》《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困學書城》《中國印刷史研究》等。圖片由作者提供

西漢昌邑國及相關區域圖 圖片由作者提供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餅、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龍虎形玉佩及刻有“大劉記印”字樣的龜形玉印。 新華社發

刻有“安陽市”字樣的陶片(今山東巨野出土) 圖片由作者提供

  伴隨西漢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發現,第一代海昏侯劉賀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元平元年(前74年),漢昭帝駕崩,因無子,劉賀作為昌邑王被徵召入朝,被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天被廢。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令人讚嘆不已,而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更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問:海昏侯墓中財富從哪來

  自2011年發掘以來,海昏侯墓出土了一萬餘件(套)珍貴文物和五千多枚竹簡,黃金銅錢等物品種類豐富且數額巨大。這座墓葬基本沒有受到盜掘,陪葬物品保存完好。同時,由於海昏侯的特殊經歷,下葬前又已經除國,不再有後嗣繼承侯位,這些都是陪葬物品眾多的原因。

  因由這些陪葬品出發並結合江南其他地區出土的西漢文物,有學者認為,在西漢時期江南地區的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水準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個觀點有別於已有的歷史文獻記載。我認為,看待這一問題,應當相信《史記》《漢書》等基本傳世文獻。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寫道,“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是對西漢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區經濟開發狀況的總結。

  《史記‧貨殖列傳》曾記載“豫章出黃金”,但同時也提到,“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意思是在豫章地區開採黃金的成本比獲得的收益更大,往往得不償失,因而劉賀也不大可能從當地採取黃金。這些隨葬物品若非朝廷賜予,或在當地取得抑或從昌邑故國帶來。而我認為從昌邑國帶來的財富都佔據著陪葬物品中的主要部分。主要原因是當地的生産水準比昌邑國低很多。

  從歷史經濟地理角度,昌邑故國確實具有雄厚的物力與財力。1958年,史念海先生發表《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一文。這篇被視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經典名作從交通地理角度,對“陶”這一都邑在戰國時期得以繁榮的獨特區位優勢做了系統的闡發。

  文章提出《貨殖列傳》是《史記》中的特殊篇章,其中記述了一些發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在講春秋戰國以迄漢武帝時期全國各地區域地理特徵和重要經濟都會。在記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貿易通商的情況時,《貨殖列傳》記載:(范蠡)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首先,陶這個地方,屬於戰國時期魏國東遷以後的區域之內,而魏國之所以會放棄富庶的晉西南汾涑流域,轉遷都城于這一地區的大梁,就是因為這一地帶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東舊都之下。古時這一帶有一條很小的河流,稱作“菏水”。菏水從菏澤流出後,向東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兩條支流:一條是菏水注入的水道,就稱作泗水;另一條,是沂水。這兩大上游河流,在秦漢下邳縣附近,合而為一,匯合後亦稱作泗水。也就是説,泗水是幹流,沂水則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菏水是溝通黃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條人工渠道。據《國語》記載,它的具體開鑿時間,應當是春秋末期魯哀公十一年。而沿菏水進入淮水之後,不僅直接連通這個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還可以由此進一步南下,接通與長江航道的聯繫。溝通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的邗溝在春秋末年吳國就已通航在先。

  那麼,陶在地理位置上的這些優越性,又與昌邑國具有什麼關係呢?陶在西漢稱作定陶,昌邑國就在陶的東面,與之相鄰,而且昌邑國首縣昌邑縣,就設在菏水岸邊,同樣可以利用這條水道的航運,聯通四面八方。昌邑幾乎可以盡享陶作為天下之中所據有的所有地理優勢,從事商業貿易交換物品。

  史念海先生在論述陶為天下之中這一地位時指出,陶不僅是一個水陸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陸上交通中心。史念海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戰國時有一條聞名一時的“午道”,同樣也是從陶這裡通過。關於這條“午道”的記載,可見於《戰國策》以及寫成的《史記》相關記載之中。因為“午”字早期略近於後世“十”字的字形,我推測“午道”就如現今常見的十字交叉的通道。

  在戰國時,陶曾一度成為“天下之中”,因而,經由函谷關而東西方向橫亙的交通大幹道,必然要從洛陽向東延伸途經大梁而抵達于陶。過了陶,再向東稍行,就是後來昌邑國的首縣昌邑縣。而若是由此昌邑進一步向東,受魯中山地高低起伏變化的影響,道路已經無法像平地一樣通暢了。這條東西向大幹道,在經過西漢昌邑縣治所之後,與一條略近於南北向的大幹道相連接。這條幹道,南端來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漢昌邑縣東側不遠的地方,轉而北上,經巨野澤東側,再向北,則抵達黃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末巨鹿之戰時,宋義、項羽率楚軍從彭城出發,北上救趙,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在通過後來西漢時期的昌邑縣以後不久,宋義讓軍隊駐紮在一個叫“安陽”的地方,而且一停就長達四十六天之久。在今山東省巨野縣境內,出土過帶有“安陽市”三字的秦朝陶片,從而可以推定,它應該在西漢昌邑縣東北不遠的地方。這一陸上交通樞紐地位表明,昌邑不僅可以利用陶所擁有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在陸上交通方面,它還具有某些比陶更為便利的優勢,或許更有利於與其他地區的人員的交往和貿易往來。

  秦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彭越的家鄉就在昌邑縣。史載他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在當時,巨野澤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眾聚於此,靜待天下形勢進一步明朗之後,再決定進退取捨,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巨野澤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達,同時又有豐富的生存資源,得以從容藏身其間這一項很重要的地理特點。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記載“彭越常往來為漢遊兵,擊楚,絕其後糧于梁地”。講述漢王劉邦在彭城戰敗之後,退據滎陽,依託敖倉之粟補給軍需,與追擊而來的項羽相對峙時期,彭越配合漢王,在楚軍後方展開的遊擊騷擾。彭越將兵在包括昌邑國境域在內的“梁地”亦即魏國故地,有效地阻斷楚軍糧食供應,是迫使項羽不得不與劉邦中分天下以退軍的關鍵因素。這一事件,突出顯示了昌邑國及其附近區域在經濟地理上的優勢地位。

  昌邑國境域經濟地理優勢對楚漢戰爭進程及其結局的影響,不僅僅直接導致項羽退兵後撤這麼簡單。正是在項羽率楚軍向東南方向後撤至陽夏的時候,彭越趁機攻奪“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舉佔領自己老家昌邑縣臨近區域的二十多座城邑。與此同時,本來已經打算如約西撤的劉邦,又聽從張良、陳平的謀劃,背信棄義,出兵追擊楚軍,試圖利用楚軍因“兵疲食盡”而不得不撤兵後退這一天賜良機,才一舉滅掉西楚霸王項羽。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所述,彭越還是動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獲得的十余萬斛谷米,供給漢王軍食,幫助劉邦的軍隊,保持基本的作戰能力。待劉邦封授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之後,彭越、韓信立即統兵加入會戰,並且配合劉邦最終全殲項羽之軍于垓下。至此可知,昌邑地區出産的糧食對楚漢雙方的戰略總決戰——垓下之戰的形成及其勝負,曾發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是昌邑地區糧食生産豐盛情況的一個很具體的反映。

  以上論述表明,昌邑國具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劉髆(劉賀父親)的封國被漢武帝選定在昌邑,實際上充分體現了劉徹對李夫人(劉髆生母)的寵愛,用以充分保障劉髆能夠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這樣看來,今天我們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應是來自富庶的昌邑故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劉髆,在位十一年,時間僅稍短于劉賀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或許有一部分應屬老昌邑王故物。目前所知所有帶有昌邑王年款的銅器和漆器,其最長的年數,即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製作于老昌邑王劉髆時期的可能。

  二問:墓室裏《齊論‧知道》的價值

  今天我們看到的《論語》,是張侯之後用《魯論》和《古論》形成的版本,但是《齊論》與《魯論》《古論》最大的區別就是多了兩篇,即《知道篇》《問王篇》。海昏侯墓裏發現的就是失傳1800餘年的《知道篇》。考古人員發佈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兩支竹簡的照片。我們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發現以及《齊論》的文獻學價值。

  大部分人知道後世所傳漢武帝依從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説法,從而誤以為在此之後,便是家弦《詩經》戶誦《尚書》,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普遍影響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至於儒家經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設與社會教化,到東漢時期才日臻完善,併為後世所繼承。

  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學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面作用發揮也很顯著。劉賀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授《魯詩》的名家,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係以少子為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在內的多種儒家典籍,與《漢書》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後,在皇家子弟的培養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成為教授的核心內容,而元、成二帝以後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重要基礎;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齊論‧知道》的社會文化背景。

  那麼,能不能僅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而去證明劉賀知書達理、循規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認為,因為劉賀性本“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這些仁義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裏空走了一趟而已,他並沒有從中汲取營養,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謹嚴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詩經》以諫阻劉賀的驅馳遊獵行為,但這位公子哥兒卻是“復放從自若”。《詩經》《孝經》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産生什麼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説《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説的傳承與弘布闡揚方面,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面已經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自若”“終不改節”,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生絲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

  不過,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漢傳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在昭帝去世之後,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個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藉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藝文志》記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後面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聯,王陽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顏師古曾解釋道:“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王吉字子陽,其少時嘗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裏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但為什麼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陽”字?蓋古人兩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

  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的《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夫”,今本“天”字係東漢末鄭玄依據《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魯論》不同,仍作“天”字。

  鄭玄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並沒有怎麼利用《齊論》。武內義雄對比後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後指出,鄭氏只注出《古論》的不同寫法而沒有提及《齊論》。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教授的《齊論》與《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系統的一個實例。

  由此推測,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唯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因而,我們應當予以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於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書,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於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現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後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捨的一些具體情況。因為現存《論語》版本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後又經鄭玄刊改,而張禹版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後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能從《魯論》為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編成定本。

  因此,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唯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于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裏學到的《齊論》極為接近。這也就意味著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瞭。

  假如在今後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文本與《古論》的關係,認識張禹、鄭玄以後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為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了解《齊論》這一部分獨特構成的內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什麼對其棄而不用,價值有限,意義十分淺顯。

  三問:“海昏”地名的含義之謎

  在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簡牘文獻資料,而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剛剛拉開序幕。由於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因此也還沒有正式公佈大多數新發現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針對一些邊緣性問題,或是主要依據《漢書》等傳世基本典籍來研究劉賀的身世。但是,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海昏”這一爵號的來源,或者説是朝廷把劉賀的列侯名號定為“海昏”的依據到底是什麼?關於這一問題,有學者把“海昏”訓釋為“晦昏”,認為漢宣帝以此來寄寓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即用以表示對劉賀道德層次、行為風格和執政表現的全面否定。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漢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劉賀冊封為海昏侯,是一種善意的舉措,用以安撫劉賀以及其他劉姓皇室成員。因為,漢宣帝本人則是依賴霍光廢黜劉賀始得登上帝位,而劉姓皇族對霍光獨攬朝政且擅行廢立本已積怨甚久,這些人的怨恨情緒,需要適當紓解。在這種情況下,漢宣帝沒有必要特地琢磨一個侮辱性很強的爵號冠加在劉賀的頭上。此外,“海昏侯”一名當中的“海昏”兩字絕不可能寓有惡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東漢光武帝曾以此名稱冊封沈戎一事。

  對於一個具體地名來説,其構成文字和組合形態在特定歷史時期屬於怎樣一種慣行方式和體現著怎樣一種特徵,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判斷清楚。

  據《漢書‧王莽傳》等處記載,王莽曾向平帝上奏建議設立“西海郡”之前即已設置的東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緣由,乃是分別有大海在其東、南或者北面,而這個“西海郡”的名稱,則是得自郡境西側的一片內陸水域——這就是現在的青海湖。受“西海郡”一名影響始逐漸稱用“西海”,因而在《後漢書‧西羌傳》裏,明確看到這一湖泊被稱作“西海”的叫法。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海郡”名稱的確定,關鍵不在於當地是否有“西海”,也不是王莽強自命名了一個“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設立這個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稱。這愈加説明用“海”字來稱謂具有一定水域面積的湖泊,是漢人一種很流行做法。在此需要稍加補充説明的是,像“彭蠡澤”這樣以“澤”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稱?

  澤與湖之間,常常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有些澤也可以稱之為“海”。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稱“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其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澤,這是雖以“澤”名卻仍可稱“海”的確證。《漢書》乃徑以“海上”一語稱述濱湖的草地,這裡也就是所謂蘇武牧羊之處。“海上”意即“海濱”“海畔”,是濱海的陸地。

  中國古代在定立地名時,採用所處位置與陽光的方位關係來做組合專名的通名,應該説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所謂“山南水北為陽”,當然,反之則為“某陰”,即如洛陽、華陰之類。

  這一稱謂的重要性,在於它與我們所要討論的“海昏”一樣,是以“海”表述一片內陸水域,再在其後附綴表示相對位置關係的詞語,以指稱與其相關的某一地理區域。這使我們進一步看到,“海昏”這一地名的本義,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澤西南之地。

  同在西漢時期,在中原腹地的陳留郡,還設有一個叫作“東昏”的縣,在地名構成形式上,與“海昏”頗有相同之處,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東昏”兩字在當時會具有諸如“昏亂”“昏穢”之類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這就提示我們,這兩個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個表示用作地名通稱的尾碼。

  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這類地名中應該是用來表示西南方位,那麼,在“東昏”的東北方向上,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可以作為比照依據的叫作“東”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這裡正好有一處“東”地,不僅歷史悠久,還很有名。

  秦漢東郡與東昏縣所在的陳留郡毗鄰,正在東昏的東北。把“東昏”與“東”的方位關係同“海昏”與彭蠡澤這處內陸之“海”的方位關係兩相並觀,似乎使我們更有理由推定:海昏縣的名稱,或許就是緣于該地位於彭蠡澤的西南。“海昏”只是西漢豫章郡下的一個普通縣名,而以這樣的封地原有地名來做爵號,本是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一般做法。“海昏”是一個至遲在西漢就已經出現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