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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日︱修復記憶,修復社會

2017-5-19 08:32:2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徐堅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國際博物館日︱修復記憶,修復社會

  博物館通過記憶和失憶講述歷史。因此,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講述不可言説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探討博物館的記憶修復術。不過,博物館的記憶修復術並不新鮮。博物館裏呈現的歷史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它每時每刻、或多或少、或急或緩地修改甚至重組。如果脫離當下的文化多元主義,博物館歷史的校正往往是一種記憶對另一種記憶的單線式顛覆和替代,如同陶輪翻轉一樣。多少英雄聖賢轉眼間成為舊制度的殘渣餘孽,也有多少糟粕會裹著遺産瑰寶的外衣捲土重來。在單線式博物館敘事中,“有爭議的歷史”非但不能成為彌合衝突的黏合劑,反而會加劇社會的撕裂。這樣的記憶術既無新意,也不吸引人。

  新博物館運動中,“講述不可言説的歷史”的真正新意在於坦承,甚至鼓勵歷史記憶的多元性,修復那些被忽視甚至抹去的成分。“不可言説的歷史”顯然一度是特定的價值判斷的犧牲品,因此,記憶修復術傳遞了對“暗流”傳統的追認和價值觀的矯正意味,這是最值得稱道的。

  博物館應該記憶英雄人物,也應該記憶普羅大眾,而且後者既不應該以群體複數的形式存在,也不僅是前者面目模糊的背景板。傑斐遜的蒙蒂塞洛種植園一度是立意鮮明的領袖紀念場地。一如常規,博物館以充滿個性魅力的理想方式建構了對作為革命者和啟蒙者的傑斐遜的歷史記憶,蒙蒂塞洛只具有地理空間價值,長期以來生活在種植園裏的大量黑奴幾乎只字未提。黑奴的存在不容否定,但又被刻意忽略,導致觀眾也以極其個性化的方式建立起傑斐遜與女奴赫明斯的緋聞記憶,引起博物館的不安和反彈。直到博物館試圖從共同社區角度重新認識蒙蒂塞洛,平等地建構包括傑斐遜在內的每一個人的歷史記憶時,博物館內多種歷史的衝突才最終得到緩解。類似關係也見於其他的領袖紀念場地中。廣東中山的翠亨村雖然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之外,但卻罕見地被紀念館以極有遠見的方式整體性保護下來。如果將這座連續居住長達三個世紀的村落視為尋常的嶺南古村,這無疑低估了它的價值。翠亨村也不是泛泛而論意義上的孫中山早年生涯的空間和背景,事實上,如同蒙蒂塞洛之於傑斐遜,翠亨村成為避免孫中山的歷史記憶重蹈歷史主角形象營構舊路的關鍵制掣手段。

  翠亨村孫中山故居(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翠亨村楊殷故居及鄰近建築

  博物館應該記憶宏大的進程,但也需要記憶瑣碎的日常。廣州舊城大東門外的東濠涌博物館以表彰污水治理成就為主旨,但是博物館托身於一幢歷史建築之中,博物館周邊環境是沿河整治的結果,甚至得到有效治理的東濠涌本身就是廣州歷史上最具活力的地帶。因此,如果東濠涌博物館僅僅保留現代城市改造的記憶,裁剪甚至遺忘歷史上的城廂生活記憶的話,那麼對於東濠涌社區而言,博物館不過是一塊外來飛地。這家博物館最終融入社區的方式也是通過接納在地日常生活記憶實現的。

  廣州東濠涌博物館外景

  東濠涌博物館內部陳設

  博物館不應該僅僅保存甜蜜、榮耀和偉岸的記憶,也應該記錄苦澀、屈辱和卑微的記憶。對於被輕視甚至被剝奪的邊緣群體而言,記憶中必不可少苦澀的成分。苦澀記憶該如何處理?曾經有人善意地希望在“一切向前看”的大度之下輕輕抹除,或者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傷疤都應該小心翼翼地掩蓋,而不是公之於眾。事實上,這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而不是有切身體會的文化所有者的觀點。作為紐約最早的移民聚集區,下東城一度人口高度膨脹,環境惡劣,治安混亂,被上城高尚社區的人們視為社會毒瘤。但是,已經離開下東城的移民後裔深感有必要記住自己的祖輩如何度過最初的困難時日,以及如何塑造了紐約城市的特質,強烈的苦澀記憶促成了果園街97號廉租公寓博物館。中國當前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也觸及到同樣的社會問題,廣州白雲區馬務村裏建立了中國第一家農民工博物館。勇於正視城市中的農民工問題無疑值得肯定,但也有觀眾敏銳而中肯地指出,農民工博物館需要更真實地保留苦澀記憶。

  記憶是有歸屬權的,“不可言説”的記憶得以修復實際上就是博物館中的權力讓渡,就是賦予那些曾經被壓制和剝奪的人們以發聲的權力。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記憶修復術成為博物館中“弱者的武器”,也間接成為社會修復和和解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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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日︱修復記憶,修復社會

2017年5月19日 08:32 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國際博物館日︱修復記憶,修復社會

  博物館通過記憶和失憶講述歷史。因此,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講述不可言説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探討博物館的記憶修復術。不過,博物館的記憶修復術並不新鮮。博物館裏呈現的歷史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它每時每刻、或多或少、或急或緩地修改甚至重組。如果脫離當下的文化多元主義,博物館歷史的校正往往是一種記憶對另一種記憶的單線式顛覆和替代,如同陶輪翻轉一樣。多少英雄聖賢轉眼間成為舊制度的殘渣餘孽,也有多少糟粕會裹著遺産瑰寶的外衣捲土重來。在單線式博物館敘事中,“有爭議的歷史”非但不能成為彌合衝突的黏合劑,反而會加劇社會的撕裂。這樣的記憶術既無新意,也不吸引人。

  新博物館運動中,“講述不可言説的歷史”的真正新意在於坦承,甚至鼓勵歷史記憶的多元性,修復那些被忽視甚至抹去的成分。“不可言説的歷史”顯然一度是特定的價值判斷的犧牲品,因此,記憶修復術傳遞了對“暗流”傳統的追認和價值觀的矯正意味,這是最值得稱道的。

  博物館應該記憶英雄人物,也應該記憶普羅大眾,而且後者既不應該以群體複數的形式存在,也不僅是前者面目模糊的背景板。傑斐遜的蒙蒂塞洛種植園一度是立意鮮明的領袖紀念場地。一如常規,博物館以充滿個性魅力的理想方式建構了對作為革命者和啟蒙者的傑斐遜的歷史記憶,蒙蒂塞洛只具有地理空間價值,長期以來生活在種植園裏的大量黑奴幾乎只字未提。黑奴的存在不容否定,但又被刻意忽略,導致觀眾也以極其個性化的方式建立起傑斐遜與女奴赫明斯的緋聞記憶,引起博物館的不安和反彈。直到博物館試圖從共同社區角度重新認識蒙蒂塞洛,平等地建構包括傑斐遜在內的每一個人的歷史記憶時,博物館內多種歷史的衝突才最終得到緩解。類似關係也見於其他的領袖紀念場地中。廣東中山的翠亨村雖然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之外,但卻罕見地被紀念館以極有遠見的方式整體性保護下來。如果將這座連續居住長達三個世紀的村落視為尋常的嶺南古村,這無疑低估了它的價值。翠亨村也不是泛泛而論意義上的孫中山早年生涯的空間和背景,事實上,如同蒙蒂塞洛之於傑斐遜,翠亨村成為避免孫中山的歷史記憶重蹈歷史主角形象營構舊路的關鍵制掣手段。

  翠亨村孫中山故居(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翠亨村楊殷故居及鄰近建築

  博物館應該記憶宏大的進程,但也需要記憶瑣碎的日常。廣州舊城大東門外的東濠涌博物館以表彰污水治理成就為主旨,但是博物館托身於一幢歷史建築之中,博物館周邊環境是沿河整治的結果,甚至得到有效治理的東濠涌本身就是廣州歷史上最具活力的地帶。因此,如果東濠涌博物館僅僅保留現代城市改造的記憶,裁剪甚至遺忘歷史上的城廂生活記憶的話,那麼對於東濠涌社區而言,博物館不過是一塊外來飛地。這家博物館最終融入社區的方式也是通過接納在地日常生活記憶實現的。

  廣州東濠涌博物館外景

  東濠涌博物館內部陳設

  博物館不應該僅僅保存甜蜜、榮耀和偉岸的記憶,也應該記錄苦澀、屈辱和卑微的記憶。對於被輕視甚至被剝奪的邊緣群體而言,記憶中必不可少苦澀的成分。苦澀記憶該如何處理?曾經有人善意地希望在“一切向前看”的大度之下輕輕抹除,或者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傷疤都應該小心翼翼地掩蓋,而不是公之於眾。事實上,這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而不是有切身體會的文化所有者的觀點。作為紐約最早的移民聚集區,下東城一度人口高度膨脹,環境惡劣,治安混亂,被上城高尚社區的人們視為社會毒瘤。但是,已經離開下東城的移民後裔深感有必要記住自己的祖輩如何度過最初的困難時日,以及如何塑造了紐約城市的特質,強烈的苦澀記憶促成了果園街97號廉租公寓博物館。中國當前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也觸及到同樣的社會問題,廣州白雲區馬務村裏建立了中國第一家農民工博物館。勇於正視城市中的農民工問題無疑值得肯定,但也有觀眾敏銳而中肯地指出,農民工博物館需要更真實地保留苦澀記憶。

  記憶是有歸屬權的,“不可言説”的記憶得以修復實際上就是博物館中的權力讓渡,就是賦予那些曾經被壓制和剝奪的人們以發聲的權力。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記憶修復術成為博物館中“弱者的武器”,也間接成為社會修復和和解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