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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高校內遷西南帶來了什麼?

2016-12-7 09:19:15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羅昕 選稿:鬱婷藶

原標題:抗戰中,高校內遷西南帶來了什麼?

  1937年8月,國立同濟大學吳淞校園被日寇軍機炸成一片廢墟。為保存文脈,同濟大學離開上海,遷往內地,輾轉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和吉安、廣西八步、越南河內、雲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遷至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

  今年是同濟大學自李莊回遷上海70週年。11月26日,同濟大學文科辦、同濟大學中文系、同濟大學校史館和四川宜賓市李莊産業園區管委會共同舉辦了紀念學術研討會。來自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史研究者們齊聚同濟,探討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大學與當地的文化互動。

  1937年同濟被日軍轟炸。圖片由同濟大學教授Max Fink拍攝,現存同濟大學檔案館。

  “抗戰期間,堅持辦學和文化抗戰的大學有不少。”同濟大學副校長江波説,“回憶抗日戰爭,我們不能忘記,中國的一批大學,在中國社會各界的支援下,不畏艱險、輾轉辦學。”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

  同濟大學黨委宣傳部長、原檔案館館長朱大章感慨,在同濟最困難的時候,李莊人以“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十六字電文支援同濟到李莊辦學。

  李莊鄉紳羅南陔發給同濟大學的電文內容。圖片來源:羅南陔的後代。

  於是,在6年多的時間裏,同濟學子在李莊的廟裏上課、在李莊的茶館自習。每逢週一週二,工學院的學生還堅持去工廠實習。同濟也以科學與知識回報李莊人。當時的同濟工學院用僅有的一台發電設備點亮了李莊的第一盞電燈,使得李莊鎮通電領先於宜賓縣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帶曾流行一種痹病。病人輕者周身乏力,皮膚發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瀉,四肢麻痹發展至胸部時即死亡,當地人驚恐地稱之為“麻腳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療亦無辦法。華西大學、中央大學曾派人去研究,都沒有結論。

  西遷李莊後,一日同濟人在宜賓中學聚餐,飯後有37人發病。同濟醫學院教授唐哲初診病患為鋇或磷中毒,其後還發表了《李莊所見之痹病》一文。內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後也發表了《痹病》一文。最終,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鄧瑞麟通過動物實驗和反覆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來是四川五通橋的食鹽中含著有毒的氯化鋇。成千上萬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鄧瑞麟的這一研究成果還獲得了國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學術獎勵一等獎。

  “小小李莊的居民們與數量眾多的來自外鄉的人們交流交融著。雖然時常也會有文化碰撞和不和諧,但從許多故事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同舟共濟’精神的故事。”江波如是説。

  帶動當地社會開化

  內遷高校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常有趣聞。比如同濟西遷李莊後,李莊老百姓看到有屍體被抬進同濟醫學院,而且“只見屍體進,不見屍體出”,滿腹疑惑又不敢吱聲。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頂,透過縫隙瞥到同濟師生穿著白大褂,正拿著刀子對臺子上的屍體“劃來劃去”,一旁還放著個滾水的鍋子。“下江人吃人啦!”(由於同濟來自長江下游,當地人就稱同濟人為“下江人”)一時消息傳開,李莊人鳴鑼驅鬼,聚眾抗議。

  後來,同濟醫學院和中央研究院辦了一次為期7天的科普展覽,公開展出了甲骨文、死屍和用於試驗的骨骼,向當地人介紹人體結構和基本的生理醫學知識。朱大章説:“在這以後,即便醫學院學生拎著 ‘骷髏頭’去茶館,當地人也都見怪不怪了。”

  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館長湯濤説起在抗戰時期,華東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大夏大學在學術上對貴州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啟動了少數民族調查研究,“1938年遷來貴陽後,大夏設置了社會經濟調查室,後更名為社會研究部,主要任務就是對貴州少數民族 ‘從事進行有系統之研究,以冀促成貴州社會建設之事業’。”

  “社會調查部的調查認為,重新認識、研究少數民族是開發建設的前提 。穩定西南,就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教育、交通等。他們這些觀點,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湯濤評價,社會調查部還組織了“西南邊區考察團”開展大量田野調查,先後出版了《爐山黑苗的生活》《威寧大花苗語字彙》《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等著作。直到今天,這些調查研究成果對研究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帶動當地教育發展

  抗戰時期,內遷的幾所高校不僅發展自身,也對周邊地區的文化教育産生影響。上海交通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歐七斤説,1936年交通大學入學新生有217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來自西南地區的僅有5名四川籍學子。但交大渝校明顯在西南地區增加招生,僅1944年入學的學生中,四川、重慶籍的就有63人。“生源結構的改變,反映了交大內遷後給西南地區適齡青年提供了更多學習的機會, 有利於提高本地區文化教育水準。”

  “大學的發展是學校和所在地方的雙向互動。”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軍以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與雲南為例,“雲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就西南聯大遷至昆明的1938年而言,雲南全省人口約1152萬,中學生所佔比例僅為2.23%,師資力量更是捉襟見肘。而抗戰時期全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西南聯大則為教育事業相對落後的雲南帶來了新氣象。

  西南聯大的西遷極大推動了雲南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對雲南當時僅有的高等學校——雲南大學的發展産生了極大影響。金富軍説,當時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抓住時機,為雲大增添了吳文藻、鄭天挺、劉文典、費孝通、趙忠堯、嚴濟慈、華羅庚、趙訪雄、 陳省身等一批學者。金富軍認為:“西南聯大辦學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積極服務雲南地方並取得良好社會效益也可以説是成功的表徵之一,這對於我們今天的大學辦學是非常有啟迪意義的。”

  為抗戰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撐

  “西遷辦學是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大學為延續中華文明、保存知識分子、 服務抗戰建國而不得不實施的一項偉大壯舉。”在浙江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張淑鏘看來,那時的大學已然成為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交大渝校師生之中,以後成為院士者多達21人,其中有“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我國第一艘萬噸輪設計者”許學彥、我國航太事業的奠基者莊逢甘、自動化工程奠基人張鐘俊、“中國通訊元勳”張煦等。

  杜公振、鄧瑞麟兩人的研究成果獲1943年教育部學術獎勵一等獎。

  “曾經川江(從四川宜賓至湖北宜昌之間的長江上游河段)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歐七斤説,內遷重慶後,交大造船係的系主任葉在馥主持設計了川江輪船,一舉解決了千百年來長江上游航運不能順利通航的難題,“這也為抗戰時期西南地區的人員物資運輸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濟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江鴻波也稱,從1937年同濟大學內遷開始到1945年同濟從李莊回遷上海,同濟大學工學院尤其是機械系為抗戰培養了近千名的軍工人才。當時中國軍工系統,包括魚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術領域都遍佈同濟畢業生的身影。

  武漢大學校史館主任秦然總結:“高校內遷的意義有三。一是保存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二是為抗戰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撐,三是促進了西南、西北邊疆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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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高校內遷西南帶來了什麼?

2016年12月7日 09:19 來源:東方早報

原標題:抗戰中,高校內遷西南帶來了什麼?

  1937年8月,國立同濟大學吳淞校園被日寇軍機炸成一片廢墟。為保存文脈,同濟大學離開上海,遷往內地,輾轉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和吉安、廣西八步、越南河內、雲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遷至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

  今年是同濟大學自李莊回遷上海70週年。11月26日,同濟大學文科辦、同濟大學中文系、同濟大學校史館和四川宜賓市李莊産業園區管委會共同舉辦了紀念學術研討會。來自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史研究者們齊聚同濟,探討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大學與當地的文化互動。

  1937年同濟被日軍轟炸。圖片由同濟大學教授Max Fink拍攝,現存同濟大學檔案館。

  “抗戰期間,堅持辦學和文化抗戰的大學有不少。”同濟大學副校長江波説,“回憶抗日戰爭,我們不能忘記,中國的一批大學,在中國社會各界的支援下,不畏艱險、輾轉辦學。”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

  同濟大學黨委宣傳部長、原檔案館館長朱大章感慨,在同濟最困難的時候,李莊人以“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十六字電文支援同濟到李莊辦學。

  李莊鄉紳羅南陔發給同濟大學的電文內容。圖片來源:羅南陔的後代。

  於是,在6年多的時間裏,同濟學子在李莊的廟裏上課、在李莊的茶館自習。每逢週一週二,工學院的學生還堅持去工廠實習。同濟也以科學與知識回報李莊人。當時的同濟工學院用僅有的一台發電設備點亮了李莊的第一盞電燈,使得李莊鎮通電領先於宜賓縣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帶曾流行一種痹病。病人輕者周身乏力,皮膚發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瀉,四肢麻痹發展至胸部時即死亡,當地人驚恐地稱之為“麻腳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療亦無辦法。華西大學、中央大學曾派人去研究,都沒有結論。

  西遷李莊後,一日同濟人在宜賓中學聚餐,飯後有37人發病。同濟醫學院教授唐哲初診病患為鋇或磷中毒,其後還發表了《李莊所見之痹病》一文。內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後也發表了《痹病》一文。最終,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鄧瑞麟通過動物實驗和反覆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來是四川五通橋的食鹽中含著有毒的氯化鋇。成千上萬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鄧瑞麟的這一研究成果還獲得了國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學術獎勵一等獎。

  “小小李莊的居民們與數量眾多的來自外鄉的人們交流交融著。雖然時常也會有文化碰撞和不和諧,但從許多故事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同舟共濟’精神的故事。”江波如是説。

  帶動當地社會開化

  內遷高校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常有趣聞。比如同濟西遷李莊後,李莊老百姓看到有屍體被抬進同濟醫學院,而且“只見屍體進,不見屍體出”,滿腹疑惑又不敢吱聲。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頂,透過縫隙瞥到同濟師生穿著白大褂,正拿著刀子對臺子上的屍體“劃來劃去”,一旁還放著個滾水的鍋子。“下江人吃人啦!”(由於同濟來自長江下游,當地人就稱同濟人為“下江人”)一時消息傳開,李莊人鳴鑼驅鬼,聚眾抗議。

  後來,同濟醫學院和中央研究院辦了一次為期7天的科普展覽,公開展出了甲骨文、死屍和用於試驗的骨骼,向當地人介紹人體結構和基本的生理醫學知識。朱大章説:“在這以後,即便醫學院學生拎著 ‘骷髏頭’去茶館,當地人也都見怪不怪了。”

  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館長湯濤説起在抗戰時期,華東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大夏大學在學術上對貴州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啟動了少數民族調查研究,“1938年遷來貴陽後,大夏設置了社會經濟調查室,後更名為社會研究部,主要任務就是對貴州少數民族 ‘從事進行有系統之研究,以冀促成貴州社會建設之事業’。”

  “社會調查部的調查認為,重新認識、研究少數民族是開發建設的前提 。穩定西南,就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教育、交通等。他們這些觀點,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湯濤評價,社會調查部還組織了“西南邊區考察團”開展大量田野調查,先後出版了《爐山黑苗的生活》《威寧大花苗語字彙》《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等著作。直到今天,這些調查研究成果對研究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帶動當地教育發展

  抗戰時期,內遷的幾所高校不僅發展自身,也對周邊地區的文化教育産生影響。上海交通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歐七斤説,1936年交通大學入學新生有217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來自西南地區的僅有5名四川籍學子。但交大渝校明顯在西南地區增加招生,僅1944年入學的學生中,四川、重慶籍的就有63人。“生源結構的改變,反映了交大內遷後給西南地區適齡青年提供了更多學習的機會, 有利於提高本地區文化教育水準。”

  “大學的發展是學校和所在地方的雙向互動。”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軍以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與雲南為例,“雲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就西南聯大遷至昆明的1938年而言,雲南全省人口約1152萬,中學生所佔比例僅為2.23%,師資力量更是捉襟見肘。而抗戰時期全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西南聯大則為教育事業相對落後的雲南帶來了新氣象。

  西南聯大的西遷極大推動了雲南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對雲南當時僅有的高等學校——雲南大學的發展産生了極大影響。金富軍説,當時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抓住時機,為雲大增添了吳文藻、鄭天挺、劉文典、費孝通、趙忠堯、嚴濟慈、華羅庚、趙訪雄、 陳省身等一批學者。金富軍認為:“西南聯大辦學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積極服務雲南地方並取得良好社會效益也可以説是成功的表徵之一,這對於我們今天的大學辦學是非常有啟迪意義的。”

  為抗戰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撐

  “西遷辦學是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大學為延續中華文明、保存知識分子、 服務抗戰建國而不得不實施的一項偉大壯舉。”在浙江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張淑鏘看來,那時的大學已然成為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交大渝校師生之中,以後成為院士者多達21人,其中有“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我國第一艘萬噸輪設計者”許學彥、我國航太事業的奠基者莊逢甘、自動化工程奠基人張鐘俊、“中國通訊元勳”張煦等。

  杜公振、鄧瑞麟兩人的研究成果獲1943年教育部學術獎勵一等獎。

  “曾經川江(從四川宜賓至湖北宜昌之間的長江上游河段)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歐七斤説,內遷重慶後,交大造船係的系主任葉在馥主持設計了川江輪船,一舉解決了千百年來長江上游航運不能順利通航的難題,“這也為抗戰時期西南地區的人員物資運輸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濟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江鴻波也稱,從1937年同濟大學內遷開始到1945年同濟從李莊回遷上海,同濟大學工學院尤其是機械系為抗戰培養了近千名的軍工人才。當時中國軍工系統,包括魚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術領域都遍佈同濟畢業生的身影。

  武漢大學校史館主任秦然總結:“高校內遷的意義有三。一是保存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二是為抗戰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撐,三是促進了西南、西北邊疆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