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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蘇聯的1941年的失敗和1991年的解體

2014-12-5 09:20:13

來源:人民網 作者:徐焰 選稿:賈彥

  核心提示:蘇德戰爭的開始至今已經60年,蘇聯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10年。對蘇維埃國家仍充滿感情的一些人稱,這個聯盟國家的歷史上有兩場大悲劇:即1941年和1991年。雖然相隔50年,二者卻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畫中鐮刀斧頭圖案的破碎意味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標誌著兩大集團對抗的結束,兩極格局的終結。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5期。

  蘇德戰爭的開始至今已經60年,蘇聯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10年。對蘇維埃國家仍充滿感情的一些人稱,這個聯盟國家的歷史上有兩場大悲劇:即1941年和1991年。雖然相隔50年,二者卻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於1941年的悲劇,此後50年內蘇聯軍人一直刻骨銘心。在1941年入伍、八十年代擔任總參謀長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曾有一句概括性的總結——“蘇聯軍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劇重演。”不過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位元帥的認識與傳統的觀念一樣,只是強調戰前軍事準備不足,為此蘇聯在戰後四十多年的和平時期始終保持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力量。當1991年的“8.19”行動失敗後,這位元帥覺得比1941年更嚴重的悲劇已無法扭轉,便於8月24日上吊自殺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裏。

  蘇聯上層防範努力的這種失敗,使人們對1941年悲劇的原因確有必要重新認識。

  現代戰爭史上最慘重的勝利代價

  1941年蘇聯的悲劇,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起“閃擊戰”後,在五個月內不僅打到距莫斯科市區僅10公里處,還成建制地殲滅了蘇軍19個集團軍和250個師,使蘇聯真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此後,蘇聯依靠動員起來的巨大潛力,經過苦戰最後成為勝利者,從這點出發人們當然要從總體上肯定史達林的戰爭指導。然而現代觀念要求的不僅是可行性而且要追求最優性,進行戰爭也要講效益,即以少的損失取得大的戰果才能算指揮藝術高超。如果按照這種科學的思維方式,那麼就不能籠統地只歌頌勝利,同時還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損失。

  史達林于1945年春戰爭結束後即要求調查死亡數,得到的不完全統計是1500萬人,翌年他在演説中宣佈本國共死亡700萬人,其原因既是由於冷戰開始想避免暴露國力虛弱,同時也不願讓世界知道自己指揮的戰爭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赫魯曉夫當政後,宣佈了軍民總共死亡2000萬人的籠統數字,卻不談具體損失。到了蘇聯瓦解前夕,戈巴契夫提出要消滅歷史的“空白點”,國防部通過研究歷史檔案,于1990年公開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這近四年對德戰爭中的詳細損失數字如下:

  蘇軍死亡、失蹤共計1194.413萬人

  其中死亡688.5萬人(包括因傷、因病)

  失蹤455.9萬人

  應徵人員去前線途中死亡50萬人

  失蹤人員作為戰俘返回183.6萬人

  戰後找到失蹤者93.9萬人

  總計

  軍人總計死亡916.48萬人(其中隊列人員866.48萬人)

  實際被俘人員362萬人(被俘後死亡178.4萬人)

  蘇聯和平居民戰爭中死亡1740萬人(包括被屠殺、虐待致死)

  總計軍民共死亡2660萬人。蘇軍損失如此嚴重,在近現代戰爭史上實在是獨一無二的。相比之下,戰爭中蘇軍共擊斃德軍300多萬人,俘虜130萬人(不包括戰後受降),是以多於敵人幾倍的慘重代價取得了勝利,何況蘇聯在物質技術力量上並不弱于德國。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人長期對蘇聯的軍事模式並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於此。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蘇軍損失最慘重的階段又是1941年下半年。整個戰爭期間蘇軍被俘的362萬人(繳獲的德國資料中的俄國戰俘數是576萬人,統計的差異在於其中包括一些非軍人),至少有280萬人於此間被俘。同時蘇軍還有430萬人傷亡,連同逃散的80萬人(當時也列入失蹤統計),開戰後半年間的戰鬥損失總數便有800萬人。德軍同期的戰鬥傷亡失蹤,總計只有85萬人。俄羅斯的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週年的報告中比較客觀地敘述了這一時期的損失後,承認隨後“等於是重建了軍隊”。

  對戰爭初期的慘痛損失,蘇聯開始雖有意少報數字(史達林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公開講話中只承認戰爭開始的四個月間損失170萬人),卻無法回避。當時的解釋都説法西斯對愛好和平的蘇聯有突然襲擊的優勢,同時在兵力兵器上佔優勢,即推諉于客觀原因。其實,對敵人的突然襲擊防備不夠而存在和平麻痹,這本身就是主觀上的戰略判斷失誤。至於説到兵力,明顯的事實是蘇聯人口和軍隊數都遠遠多於德國。蘇聯的對外宣傳工業成就時,又一直説戰前的技術兵器生産數量及品質都超過了納粹德國,這一説法又與上述的解釋自相矛盾。

  蘇聯當時對領袖加以神化,實際上就失去了進行自我批評的可能。史達林只是在著名的1945年6月24日勝利大閱兵結束後的宴會上説過一句:“我國政府犯過不少錯誤”。誰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史達林,若説有間接的自我批評也就僅此一例。到了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時,走上另一個極端,把戰爭初期的失敗責任全部推到史達林身上,而回避體制上的原因。如此説來,又是個人品質決定勝敗和左右歷史,顯然與蘇聯領導人自己也宣佈信仰的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

  再看一下當年的蘇聯元帥們的回憶錄,談到1941年的失敗時差不多也都批評決策者戰備觀念差,並歸咎於裝備技術不如敵人。他們不進行更深層次的總結,原因也可以理解。

  1941年的慘敗真是由於裝備原因嗎?説史達林忽視戰備,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俄羅斯的重要傳統便是社會軍事化,這是從建國之初的蒙古基因中帶來並在對外擴張中滋長的。西方史學家稱:“彼得大帝把蒙古式的野蠻和西方的科技相結合,從而造就了俄帝國”。列寧在給俄帝國主義定性時,也在前面加了“封建的、軍事的”這樣的前置詞。蘇聯誕生後更突出軍事特色,在二次大戰前便是世界各大國中國防開支比例最高者。從1929年開始的的兩年五年計劃,史達林都反對發展“印花布工業”(即解決人民消費),而一直以“重工業-軍工”為主。

  1941年戰爭爆發前,蘇聯對居民的麵包、衣物都長期憑票限量供應,生活水準遠低於西方國家,而作戰飛機、坦克的數量則保持著世界第一。實際上,希特勒對蘇的“閃電”襲擊只能達成戰鬥的突然性,而蘇聯在戰略上早就為大戰進行著長期準備,史達林只是對戰爭爆發日期判斷有誤。開戰後僅兩星期,蘇軍總數便由500萬擴充到1000萬以上,説明對戰爭潛力的動員能力很強,一時的突襲對那樣廣闊且又長期軍事化的國家並不起決定作用。

  根據戰後蘇聯和德國的檔案材料統計出來併為軍界公認的數字,將1941年夏德蘇兩國在戰場上的軍隊和主戰裝備的數量(不包括西線德軍和遠東蘇軍)對比一下也能説明問題:

  前線作戰部隊作戰飛機坦克汽車火炮

  德國360萬3800架3400輛50萬台3.8萬門

  蘇聯400萬6000架12000輛42萬台4.6萬門

  現代武器不但講數量還要講品質。從裝備性能的綜合情況看,當時蘇德雙方各有長短,基本處於同一檔次。如蘇聯的新型坦克T-34是當時世界公認的最優秀的坦克,明顯強于德國的馬克-3和馬克-4型。德國的戰鬥機則稍優於蘇聯,不過數量相差很多。當然,德國此時有仆從國助戰,蘇聯卻也有盟國的援助,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在此未列入對比統計。

  戰後西方的戰史專家經分析都總結説,德軍于1941年對蘇開戰時,在裝備方面只擁有飛機性能和無線電通訊這兩項優勢,如果講後備的人力、物力資源,德國更是居於絕對劣勢。蘇聯當時把希特勒統治下的被佔領國也算入敵方的人力統計,其實德軍從那裏不但無法大規模徵兵,還要花費大量軍隊執行佔領和鎮壓任務。

  在這樣的力量對比下,蘇聯方面又是正義戰爭,按理説應該佔有人心士氣上的優勢,初期的戰術果卻與正常推理相反。過去一講開戰爭之初,蘇聯便宣傳有多少人踴躍參戰,並歌頌失敗時仍英勇不屈的勇士,這些無疑是事實。然而另一方面無法回避的事實又是:數百萬身體健全、手持武器的軍人面對國家的敵人竟會棄械就俘(蘇軍恰恰又不許官兵投降被俘,規定對其家屬還要流放),這本身就不能僅用軍事原因而要從政治層次來研究。如果具體看一下蘇聯瓦解前後解密的一些歷史檔案記載,許多事例就更驚心——開戰後的第二個月,在白俄羅斯戰場竟有三個整師不戰而集體向敵繳械,投降時還打死了各級政委。同月,史達林的長子亞科夫大尉被俘,當時混在人群中身著士兵服裝,馬上被旁邊的人向德軍指認出來。陷入包圍圈中的蘇聯元帥庫利克(戰後被處決,五十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們一同突圍時,首先要脫掉元帥服,換上坦克兵的連褲衣,目的也是防備內部壞分子的暗算。從這裡得出一個人們不願承認卻又難以反駁的原因,便是戰前的蘇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當多的群眾擁護。如果看看三十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者死亡的事實,其造成的後遺症在隨後的戰爭中不表現出來反倒會是怪事。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當年在內部傳達,毛主席于1956年得知《秘密報告》的內容後,曾感慨説過:“蘇聯揭露史達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因此毛主席日思夜想的,就是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李慎之:《烏“晝”啼》,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版)應該説,1941年的悲劇發生有著複雜的綜合因素。與諸如開戰日期估計錯誤、訓練水準和經驗不如敵軍等原因相比,政治體制上的弊病應該是第一位的。蘇聯官方長期卻回避最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訓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軍事力量超出現實和潛在的對手,從而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備競賽。

  被希特勒踢門反使危房更堅

  其實,希特勒于1941年敢於進攻蘇聯,首先考慮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當時攻蘇不僅犯了兩線作戰的大忌,德國上層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綜合國力並不佔優勢。作為“第三帝國”二號人物的戈林于開戰當天,便在日記中寫下了“東線:死線”這不祥的預言。面對周圍將帥的憂慮,希特勒卻自信地解釋説:“只要我們在俄國的門上狠狠踢一腳,它整個*社會制度的房子就會倒塌下來!”

  德軍開戰後兩星期便長驅直入500公里,英美等國的輿論普遍預測蘇聯會崩潰,可能分裂成許多個民族國家(這些在50年後倒成為事實)。然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德國入侵後的殘暴掠奪和屠殺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佔領區還不肯解散集體農莊,認為利用這一組織便於徵收糧食和管理居民。許多過去不滿蘇維埃政府的人特別是農民,很快就紛紛投身遊擊隊(此前蘇聯還不允許在百姓中發武器建立民兵遊擊隊),敵後廣大農村在幾個月內實際又回到了蘇聯的控制下,從而使深入腹地的德軍兩面受敵。蘇軍的意志在戰爭中也變得越來越強。在歷史檔案中曾有一份列寧格勒方面軍的投敵統計,在1941年每月都數以千計,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計,下半年以十計,至1943年便基本不再有這種可恥現象。

  本來在人數和武器裝備數量方面便佔優勢的蘇軍,一旦振奮起鬥志,又利用了敵軍的兵力分散和不適應冬季作戰,不久便扭轉了戰局。希特勒兇狠的一腳踢到蘇聯的國門上,卻使俄羅斯各階層又團結凝聚起來。二十年代便被取締的東正教會被蘇維埃政府允許恢復活動,牧師們都以稱德國人是“惡魔”,頌揚史達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動員教徒們參戰。當初列寧曾號召“大家都去與鄧尼金作鬥爭”,這個昔日頭號白衛軍頭目此時卻在美國流亡地發表聲明,呼籲海外白俄援助過去的死敵布爾什維克抗德。俄羅斯檔案還説明,1942年間蘇聯駐美大使館甚至與鄧尼金商談了讓他回國的地位安排等條件。只是由於隨後戰局扭轉,史達林考慮到讓他回國則對已鎮壓和仍關押的許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議。1943年初史達林格勒會戰結局已定後,德國被迫實行“總動員”,在武器裝備的産量上超過了蘇聯,此後卻反而無法抵擋戰鬥力日益增強的蘇軍。有的學者認為,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入侵,從某種意義上倒是鞏固了這個戰前已經潛伏著重大危機的國家。不過從消極面而言,殘酷激烈的對外戰爭雖可以鍛鍊人,卻也會掩蓋內部矛盾。戰後的蘇聯在幾十年裏遇到勞動生産率落後於西方,人民日用品匱乏及種種社會弊病,都推諉于戰爭的破壞,以致不少人抱怨説:“德國當年的入侵成了我們的培圾箱”。由於對1941年的教訓乃至衛國戰爭的結果做了片面的總結,戰後的蘇聯仍然堅持國防優於一切的舊有體制。自二十年代後期結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後,強調高度計劃經濟的史達林體制形成。這一體制強調集中財力於重工業和軍工,在特定時期對保衛國家安全有某些作用,卻存在著忽視人民生活改善、效率低下等與生俱來的弊病。五十年代以後蘇聯雖批判過史達林的肅反政策,對其經濟體制卻始終沒有根本性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時期甚至還加以強化。本來,蘇聯擁有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可比擬的豐富工農業資源,高科技水準也屬一流,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趕上西方應不成問題。然而蘇聯在經濟總量只及美國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況下與對手展開幾十年的軍備競賽,長期把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於軍事及相關部門,這只有靠壓低人民生活和延緩民用工業發展來維持,長此以往必然形成惡性遁環。蘇聯在軍備上能與美國比肩,衛星上了天,百姓卻買不到足夠鞋襪。

  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國人:“我們的妻子襪子破,你們的衣服確實好,但是德國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達,卻進不了莫斯科!”此話在戰爭年代講起來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年代,讓人民長年陷入“襪子破”的境地,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蘇聯雖然長期在軍事上對西方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政治上卻要靠“柏林墻”一類的封閉措施取守勢。一旦按照過激的“新思維”突然打開國門,讓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實情,過去政治宣傳維繫的思想信條便會從根本上動搖,這是多少優勢武器裝備也無法扭轉的。

  靠得到實惠的人民擁護是根本之計

  蘇聯長期潛伏的危機,終於在1991年那個炎熱的夏天總爆發。8月下旬,在青年人紛紛上街的一片喧囂中,只有幾個胸前挂著舊日勳章的老人為自殺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舉行了葬禮。合棺之前,元帥的妻子在丈夫涼冷的額頭上最後吻了一下,痛心地講道:“他從十八歲起便參加了同德國法西斯的戰鬥,可是如今我們的國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從內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這一用詞是否妥當姑且不論,擁有世界最強軍事力量的蘇聯確實是從內部被攻破。1991年出現的國家瓦解,其政治原因這次再無法回避。人們可以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總結出千條百條經驗教訓,然而最基本的一條還是人心向背問題,即原來蘇聯的錯誤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滿和失望。

  唯物主義者都承認的一條基本原理,就是物質是第一性的。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應該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最終達到物資極大豐富,國防建設只是其保障手段。軍事方面的投資不能缺少,卻要有一個適當的限度,如果片面強調國防而忽視人民生活,便是手段吞食了目的。勒緊褲帶搞武器,只能適用於戰爭或臨戰特殊時期。和平時期長此以往,人民在建設中得不到實惠,不僅會嚴重影響生産積極性,政治上也難免離心離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窮兵黷武同樣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麼,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得到群眾擁護的國防,才是最鞏固的國防,無論武器裝備發展到什麼水準這都是真理。看看蘇聯的教訓,再回顧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所擺正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以及由之而來的改革開放後的繁榮局面,人們更會感慨尤深。

  對於中國人來説,研究蘇聯的經驗教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孫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長期學習了蘇聯模式後,人們又應得到的體會是,在進行各項建設包括國防建設時,非以俄為戒同樣斷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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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蘇聯的1941年的失敗和1991年的解體

2014年12月5日 09:20 來源:人民網

  核心提示:蘇德戰爭的開始至今已經60年,蘇聯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10年。對蘇維埃國家仍充滿感情的一些人稱,這個聯盟國家的歷史上有兩場大悲劇:即1941年和1991年。雖然相隔50年,二者卻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畫中鐮刀斧頭圖案的破碎意味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標誌著兩大集團對抗的結束,兩極格局的終結。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5期。

  蘇德戰爭的開始至今已經60年,蘇聯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10年。對蘇維埃國家仍充滿感情的一些人稱,這個聯盟國家的歷史上有兩場大悲劇:即1941年和1991年。雖然相隔50年,二者卻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於1941年的悲劇,此後50年內蘇聯軍人一直刻骨銘心。在1941年入伍、八十年代擔任總參謀長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曾有一句概括性的總結——“蘇聯軍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劇重演。”不過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位元帥的認識與傳統的觀念一樣,只是強調戰前軍事準備不足,為此蘇聯在戰後四十多年的和平時期始終保持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力量。當1991年的“8.19”行動失敗後,這位元帥覺得比1941年更嚴重的悲劇已無法扭轉,便於8月24日上吊自殺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裏。

  蘇聯上層防範努力的這種失敗,使人們對1941年悲劇的原因確有必要重新認識。

  現代戰爭史上最慘重的勝利代價

  1941年蘇聯的悲劇,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起“閃擊戰”後,在五個月內不僅打到距莫斯科市區僅10公里處,還成建制地殲滅了蘇軍19個集團軍和250個師,使蘇聯真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此後,蘇聯依靠動員起來的巨大潛力,經過苦戰最後成為勝利者,從這點出發人們當然要從總體上肯定史達林的戰爭指導。然而現代觀念要求的不僅是可行性而且要追求最優性,進行戰爭也要講效益,即以少的損失取得大的戰果才能算指揮藝術高超。如果按照這種科學的思維方式,那麼就不能籠統地只歌頌勝利,同時還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損失。

  史達林于1945年春戰爭結束後即要求調查死亡數,得到的不完全統計是1500萬人,翌年他在演説中宣佈本國共死亡700萬人,其原因既是由於冷戰開始想避免暴露國力虛弱,同時也不願讓世界知道自己指揮的戰爭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赫魯曉夫當政後,宣佈了軍民總共死亡2000萬人的籠統數字,卻不談具體損失。到了蘇聯瓦解前夕,戈巴契夫提出要消滅歷史的“空白點”,國防部通過研究歷史檔案,于1990年公開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這近四年對德戰爭中的詳細損失數字如下:

  蘇軍死亡、失蹤共計1194.413萬人

  其中死亡688.5萬人(包括因傷、因病)

  失蹤455.9萬人

  應徵人員去前線途中死亡50萬人

  失蹤人員作為戰俘返回183.6萬人

  戰後找到失蹤者93.9萬人

  總計

  軍人總計死亡916.48萬人(其中隊列人員866.48萬人)

  實際被俘人員362萬人(被俘後死亡178.4萬人)

  蘇聯和平居民戰爭中死亡1740萬人(包括被屠殺、虐待致死)

  總計軍民共死亡2660萬人。蘇軍損失如此嚴重,在近現代戰爭史上實在是獨一無二的。相比之下,戰爭中蘇軍共擊斃德軍300多萬人,俘虜130萬人(不包括戰後受降),是以多於敵人幾倍的慘重代價取得了勝利,何況蘇聯在物質技術力量上並不弱于德國。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人長期對蘇聯的軍事模式並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於此。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蘇軍損失最慘重的階段又是1941年下半年。整個戰爭期間蘇軍被俘的362萬人(繳獲的德國資料中的俄國戰俘數是576萬人,統計的差異在於其中包括一些非軍人),至少有280萬人於此間被俘。同時蘇軍還有430萬人傷亡,連同逃散的80萬人(當時也列入失蹤統計),開戰後半年間的戰鬥損失總數便有800萬人。德軍同期的戰鬥傷亡失蹤,總計只有85萬人。俄羅斯的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週年的報告中比較客觀地敘述了這一時期的損失後,承認隨後“等於是重建了軍隊”。

  對戰爭初期的慘痛損失,蘇聯開始雖有意少報數字(史達林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公開講話中只承認戰爭開始的四個月間損失170萬人),卻無法回避。當時的解釋都説法西斯對愛好和平的蘇聯有突然襲擊的優勢,同時在兵力兵器上佔優勢,即推諉于客觀原因。其實,對敵人的突然襲擊防備不夠而存在和平麻痹,這本身就是主觀上的戰略判斷失誤。至於説到兵力,明顯的事實是蘇聯人口和軍隊數都遠遠多於德國。蘇聯的對外宣傳工業成就時,又一直説戰前的技術兵器生産數量及品質都超過了納粹德國,這一説法又與上述的解釋自相矛盾。

  蘇聯當時對領袖加以神化,實際上就失去了進行自我批評的可能。史達林只是在著名的1945年6月24日勝利大閱兵結束後的宴會上説過一句:“我國政府犯過不少錯誤”。誰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史達林,若説有間接的自我批評也就僅此一例。到了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時,走上另一個極端,把戰爭初期的失敗責任全部推到史達林身上,而回避體制上的原因。如此説來,又是個人品質決定勝敗和左右歷史,顯然與蘇聯領導人自己也宣佈信仰的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

  再看一下當年的蘇聯元帥們的回憶錄,談到1941年的失敗時差不多也都批評決策者戰備觀念差,並歸咎於裝備技術不如敵人。他們不進行更深層次的總結,原因也可以理解。

  1941年的慘敗真是由於裝備原因嗎?説史達林忽視戰備,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俄羅斯的重要傳統便是社會軍事化,這是從建國之初的蒙古基因中帶來並在對外擴張中滋長的。西方史學家稱:“彼得大帝把蒙古式的野蠻和西方的科技相結合,從而造就了俄帝國”。列寧在給俄帝國主義定性時,也在前面加了“封建的、軍事的”這樣的前置詞。蘇聯誕生後更突出軍事特色,在二次大戰前便是世界各大國中國防開支比例最高者。從1929年開始的的兩年五年計劃,史達林都反對發展“印花布工業”(即解決人民消費),而一直以“重工業-軍工”為主。

  1941年戰爭爆發前,蘇聯對居民的麵包、衣物都長期憑票限量供應,生活水準遠低於西方國家,而作戰飛機、坦克的數量則保持著世界第一。實際上,希特勒對蘇的“閃電”襲擊只能達成戰鬥的突然性,而蘇聯在戰略上早就為大戰進行著長期準備,史達林只是對戰爭爆發日期判斷有誤。開戰後僅兩星期,蘇軍總數便由500萬擴充到1000萬以上,説明對戰爭潛力的動員能力很強,一時的突襲對那樣廣闊且又長期軍事化的國家並不起決定作用。

  根據戰後蘇聯和德國的檔案材料統計出來併為軍界公認的數字,將1941年夏德蘇兩國在戰場上的軍隊和主戰裝備的數量(不包括西線德軍和遠東蘇軍)對比一下也能説明問題:

  前線作戰部隊作戰飛機坦克汽車火炮

  德國360萬3800架3400輛50萬台3.8萬門

  蘇聯400萬6000架12000輛42萬台4.6萬門

  現代武器不但講數量還要講品質。從裝備性能的綜合情況看,當時蘇德雙方各有長短,基本處於同一檔次。如蘇聯的新型坦克T-34是當時世界公認的最優秀的坦克,明顯強于德國的馬克-3和馬克-4型。德國的戰鬥機則稍優於蘇聯,不過數量相差很多。當然,德國此時有仆從國助戰,蘇聯卻也有盟國的援助,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在此未列入對比統計。

  戰後西方的戰史專家經分析都總結説,德軍于1941年對蘇開戰時,在裝備方面只擁有飛機性能和無線電通訊這兩項優勢,如果講後備的人力、物力資源,德國更是居於絕對劣勢。蘇聯當時把希特勒統治下的被佔領國也算入敵方的人力統計,其實德軍從那裏不但無法大規模徵兵,還要花費大量軍隊執行佔領和鎮壓任務。

  在這樣的力量對比下,蘇聯方面又是正義戰爭,按理説應該佔有人心士氣上的優勢,初期的戰術果卻與正常推理相反。過去一講開戰爭之初,蘇聯便宣傳有多少人踴躍參戰,並歌頌失敗時仍英勇不屈的勇士,這些無疑是事實。然而另一方面無法回避的事實又是:數百萬身體健全、手持武器的軍人面對國家的敵人竟會棄械就俘(蘇軍恰恰又不許官兵投降被俘,規定對其家屬還要流放),這本身就不能僅用軍事原因而要從政治層次來研究。如果具體看一下蘇聯瓦解前後解密的一些歷史檔案記載,許多事例就更驚心——開戰後的第二個月,在白俄羅斯戰場竟有三個整師不戰而集體向敵繳械,投降時還打死了各級政委。同月,史達林的長子亞科夫大尉被俘,當時混在人群中身著士兵服裝,馬上被旁邊的人向德軍指認出來。陷入包圍圈中的蘇聯元帥庫利克(戰後被處決,五十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們一同突圍時,首先要脫掉元帥服,換上坦克兵的連褲衣,目的也是防備內部壞分子的暗算。從這裡得出一個人們不願承認卻又難以反駁的原因,便是戰前的蘇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當多的群眾擁護。如果看看三十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者死亡的事實,其造成的後遺症在隨後的戰爭中不表現出來反倒會是怪事。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當年在內部傳達,毛主席于1956年得知《秘密報告》的內容後,曾感慨説過:“蘇聯揭露史達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因此毛主席日思夜想的,就是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李慎之:《烏“晝”啼》,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版)應該説,1941年的悲劇發生有著複雜的綜合因素。與諸如開戰日期估計錯誤、訓練水準和經驗不如敵軍等原因相比,政治體制上的弊病應該是第一位的。蘇聯官方長期卻回避最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訓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軍事力量超出現實和潛在的對手,從而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備競賽。

  被希特勒踢門反使危房更堅

  其實,希特勒于1941年敢於進攻蘇聯,首先考慮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當時攻蘇不僅犯了兩線作戰的大忌,德國上層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綜合國力並不佔優勢。作為“第三帝國”二號人物的戈林于開戰當天,便在日記中寫下了“東線:死線”這不祥的預言。面對周圍將帥的憂慮,希特勒卻自信地解釋説:“只要我們在俄國的門上狠狠踢一腳,它整個*社會制度的房子就會倒塌下來!”

  德軍開戰後兩星期便長驅直入500公里,英美等國的輿論普遍預測蘇聯會崩潰,可能分裂成許多個民族國家(這些在50年後倒成為事實)。然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德國入侵後的殘暴掠奪和屠殺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佔領區還不肯解散集體農莊,認為利用這一組織便於徵收糧食和管理居民。許多過去不滿蘇維埃政府的人特別是農民,很快就紛紛投身遊擊隊(此前蘇聯還不允許在百姓中發武器建立民兵遊擊隊),敵後廣大農村在幾個月內實際又回到了蘇聯的控制下,從而使深入腹地的德軍兩面受敵。蘇軍的意志在戰爭中也變得越來越強。在歷史檔案中曾有一份列寧格勒方面軍的投敵統計,在1941年每月都數以千計,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計,下半年以十計,至1943年便基本不再有這種可恥現象。

  本來在人數和武器裝備數量方面便佔優勢的蘇軍,一旦振奮起鬥志,又利用了敵軍的兵力分散和不適應冬季作戰,不久便扭轉了戰局。希特勒兇狠的一腳踢到蘇聯的國門上,卻使俄羅斯各階層又團結凝聚起來。二十年代便被取締的東正教會被蘇維埃政府允許恢復活動,牧師們都以稱德國人是“惡魔”,頌揚史達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動員教徒們參戰。當初列寧曾號召“大家都去與鄧尼金作鬥爭”,這個昔日頭號白衛軍頭目此時卻在美國流亡地發表聲明,呼籲海外白俄援助過去的死敵布爾什維克抗德。俄羅斯檔案還説明,1942年間蘇聯駐美大使館甚至與鄧尼金商談了讓他回國的地位安排等條件。只是由於隨後戰局扭轉,史達林考慮到讓他回國則對已鎮壓和仍關押的許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議。1943年初史達林格勒會戰結局已定後,德國被迫實行“總動員”,在武器裝備的産量上超過了蘇聯,此後卻反而無法抵擋戰鬥力日益增強的蘇軍。有的學者認為,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入侵,從某種意義上倒是鞏固了這個戰前已經潛伏著重大危機的國家。不過從消極面而言,殘酷激烈的對外戰爭雖可以鍛鍊人,卻也會掩蓋內部矛盾。戰後的蘇聯在幾十年裏遇到勞動生産率落後於西方,人民日用品匱乏及種種社會弊病,都推諉于戰爭的破壞,以致不少人抱怨説:“德國當年的入侵成了我們的培圾箱”。由於對1941年的教訓乃至衛國戰爭的結果做了片面的總結,戰後的蘇聯仍然堅持國防優於一切的舊有體制。自二十年代後期結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後,強調高度計劃經濟的史達林體制形成。這一體制強調集中財力於重工業和軍工,在特定時期對保衛國家安全有某些作用,卻存在著忽視人民生活改善、效率低下等與生俱來的弊病。五十年代以後蘇聯雖批判過史達林的肅反政策,對其經濟體制卻始終沒有根本性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時期甚至還加以強化。本來,蘇聯擁有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可比擬的豐富工農業資源,高科技水準也屬一流,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趕上西方應不成問題。然而蘇聯在經濟總量只及美國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況下與對手展開幾十年的軍備競賽,長期把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於軍事及相關部門,這只有靠壓低人民生活和延緩民用工業發展來維持,長此以往必然形成惡性遁環。蘇聯在軍備上能與美國比肩,衛星上了天,百姓卻買不到足夠鞋襪。

  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國人:“我們的妻子襪子破,你們的衣服確實好,但是德國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達,卻進不了莫斯科!”此話在戰爭年代講起來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年代,讓人民長年陷入“襪子破”的境地,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蘇聯雖然長期在軍事上對西方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政治上卻要靠“柏林墻”一類的封閉措施取守勢。一旦按照過激的“新思維”突然打開國門,讓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實情,過去政治宣傳維繫的思想信條便會從根本上動搖,這是多少優勢武器裝備也無法扭轉的。

  靠得到實惠的人民擁護是根本之計

  蘇聯長期潛伏的危機,終於在1991年那個炎熱的夏天總爆發。8月下旬,在青年人紛紛上街的一片喧囂中,只有幾個胸前挂著舊日勳章的老人為自殺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舉行了葬禮。合棺之前,元帥的妻子在丈夫涼冷的額頭上最後吻了一下,痛心地講道:“他從十八歲起便參加了同德國法西斯的戰鬥,可是如今我們的國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從內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這一用詞是否妥當姑且不論,擁有世界最強軍事力量的蘇聯確實是從內部被攻破。1991年出現的國家瓦解,其政治原因這次再無法回避。人們可以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總結出千條百條經驗教訓,然而最基本的一條還是人心向背問題,即原來蘇聯的錯誤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滿和失望。

  唯物主義者都承認的一條基本原理,就是物質是第一性的。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應該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最終達到物資極大豐富,國防建設只是其保障手段。軍事方面的投資不能缺少,卻要有一個適當的限度,如果片面強調國防而忽視人民生活,便是手段吞食了目的。勒緊褲帶搞武器,只能適用於戰爭或臨戰特殊時期。和平時期長此以往,人民在建設中得不到實惠,不僅會嚴重影響生産積極性,政治上也難免離心離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窮兵黷武同樣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麼,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得到群眾擁護的國防,才是最鞏固的國防,無論武器裝備發展到什麼水準這都是真理。看看蘇聯的教訓,再回顧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所擺正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以及由之而來的改革開放後的繁榮局面,人們更會感慨尤深。

  對於中國人來説,研究蘇聯的經驗教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孫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長期學習了蘇聯模式後,人們又應得到的體會是,在進行各項建設包括國防建設時,非以俄為戒同樣斷無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