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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之子羅箭:上海是讓父親又愛又痛的地方

2014年2月24日 09:48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羅箭 選稿:賈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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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國慶節,羅瑞卿大將在天安門城樓上 

    原標題為:羅瑞卿與上海

    【作者簡介】羅箭 原名羅小卿(羅小青),1938年4月生於延安。抗戰勝利後到河北阜平縣,後入“八‧一小學”(原榮臻小學),1949年進入北京,畢業後上北京師大二附中(即現在的北京一零一中),中學畢業後,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原子能係,1961年2月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核物理系,畢業後分配到國防科工委第21試驗基地研究所,參加了我國第一次、第二次核子試驗,兩次榮立三等功。1966年因受父親問題牽連,被停職。1970年被按戰士復員處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繅絲廠當工人。1976年落實政策回到21試驗基地研究所,1978年調入國防科工委機關,後到國防科工委工程設計研究總院任政委,之後又調入後勤部任副政委,1994年被授以少將軍銜。1996年退休。

  有人説中國的歷史“千年看西安,百年看上海”。上海從一個小小的漁村發展成中國第一大工業、商業、金融城市,走過了百多年的歷史。這一個多世紀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幾乎都和上海有關。我的父親羅瑞卿也和上海存著深深地牽連。他從這裡走向蘇區,加入中央紅軍跟隨毛主席奮鬥終生,又在這裡栽倒,成為“文革罪人”。上海是讓他又愛又痛的地方。總在時時勾連我們的記憶。

  一

  我的父親第一次到上海是1928年8月,之前他是武漢黃埔的學生,為了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由武漢黃埔學生組成的教導團從武漢乘船南下,經過九江時被張發奎阻攔並解散了,公開了組織關係的隨陳毅南下找朱德率領的起義部隊了,沒有暴露政治面目的學生被遣散了。父親回到了武漢大病一場,得的是斑疹傷寒,差一點送了命,靠一個姓熊的龕師每天喂他一點兒米湯慢慢好起來。但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後來聽人説黨中央在上海,到上海可能會找到組織的人,這樣他和幾個四川籍的黃埔同學輾轉來到上海。這是他第一次來到上海,幾經輾轉,中央派歐陽欽(解放後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同志在黃浦灘(今外灘)公園和父親接上了頭,通知他關係已恢復,以後由一位交通叫陳德的與他聯繫,並送了文件和生活費。這樣,他就像一個長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樣,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踏實多了。1962年我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臨去哈爾濱之前,他跟我講了這段經歷,還交代我星期天可以去看歐陽欽伯伯。他始終不忘這艱難的尋找和接頭,這是他幾十年軍旅生活的開頭呀!

  因為他是黃埔的學生,中國工農紅軍急需懂軍事的人才,1929年3月期間,毛主席、朱總司令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東征,一路打到閩西,打下了汀州,軍委決定派父親到閩西找中央紅軍。於是,父親乘坐一艘日本船,同行的共有七人,離開了上海去廈門。直到上海解放後的五十年代,父親才回到上海,這一去二十多年,中國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間正道是滄桑。

  二

  離開上海前,聽説梅蘭芳到了上海,父親是個戲迷,特別崇拜梅老闆,有梅老闆的戲,一定要想法去聽,他當了自己的鋪蓋買了一張站票,過了一把戲迷癮。解放後見到梅蘭芳説起這段往事,梅老闆説:怎麼,和我要鋪蓋錢呀!……説起這段上海經歷,父親眉飛色舞、感慨萬千!

  全國解放後,父親出任公安部部長,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數就多了。我第一次隨父親去上海是1951年2月。當時我在武漢上小學,我們的學校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飛機轟炸上了廬山,父親從廣州北上沿路視察各地的公安工作,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他到南昌和我們匯合後就隨他路經上海回北京,和他同行的還有我大妹妹羅峪田,鄧發烈士的女兒鄧金娜。我們幾個孩子都沒有到過上海,到了上海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眼睛都不夠使了。我們先上了外灘當時最高的大廈,第一次坐電梯上了十八層鳥瞰外灘和全上海。又去逛了南京路,進了號稱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買了一些日用品,又按媽媽的意見買了兩輛兒童自行車。當時公司還有摸獎活動,小孩子愛熱鬧,就由我去摸,竟然摸到了一個頭等獎,那可是個大獎,有500萬(舊幣,相當於現在的500元),爸爸媽媽當時還是供給制,每個月只有幾十塊錢津貼,500萬在當時也算個天文數字了,結果驚動了老闆,出來打圓場,説解放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佔老百姓便宜,不應拿這麼多錢。帶我們去的秘書、警衛員更沒有要他這個錢的意思,老闆不好意思就請我們吃了一頓飯,我們還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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