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中國(54)|秦嶺巍峨祐長安

2020-7-10 12:30   來源:湘軍湘語   作者:管蘇清   選稿:黃雪婷

  庚子年過得快,一眨眼農曆閏四月十五了,不禁想起西安城墻上的月色,靜謐晶瑩,紫氣陪伴,像從隋唐走來。

  隋唐長安,世界仰望,唯一人口超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城墻圈定的都城,比千餘年後的北京大一倍多。現存的城墻建於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年—1378年),是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築起來的,歷史可以上溯到6世紀建造的隋大興城。明西安城墻初建時,只有東南西北四座城門,依次名曰長樂、永寧、安定、安遠,包含當時人們對平安、快樂生活的企盼。

  城墻是一本無字史書。古城長安,先後有西周、秦、西漢等13個王朝在此建都。史志記載:長安發展規模空前絕後,長安城面積84萬平方千米,幾乎是世界古都名城巴格達3倍,羅馬6倍,拜佔庭7倍,宮城與皇城之間的街道寬達220米。經過風吹雨打,戰火人禍,西安城墻還算幸運,比較完整地保留著13.74公里,使之成為古老西安的醒目名片,令人欣慰。

  在清以前各朝代,軍事行動以冷兵器為主,城墻起到極為重要的防禦功能。各朝各代將維修城墻作為地方軍政長官重要職責,如果失職,輕則革職問罪,重則人頭落地。熱兵器盛行,城墻命運出現危機。

  第一次出現拆除城墻的潮流,發生在民國初期,全國各地城市建設蓬勃發展,城墻命運多舛。1907年,湖北漢口拆除了城墻。此後,上海、杭州、廣州、泉州、九江、長沙、梧州、重慶、武昌……紛紛對城墻下手,將其拆除。1927年,陜西省建設廳擬出了拆除西安城墻的草案,幸運的是,維護城墻耗費鉅資,但拆除城墻依然需要一筆鉅款。陜西省建設廳拿不出這筆費用,加上國立西北大學師生反對,此案不了了之。

  後來戰火頻繁,西安城墻又有了“用武之地”。抗戰時期,西安軍民利用城墻修建了600多個防空洞,抵抗日軍的轟炸。城墻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戰結束後,要不要拆除城墻?西安的主政者認為,城市建設發展交通,可以多開幾個城門,作為補充。西安又開設了14座城門,共有18個城門。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出現了拆除城墻的聲音,梁思成、羅哲文、陳佔祥等人提出保留舊城,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的建議,可惜未落地……從1952年開始,北京拆城墻,引起了全國各地的效倣。這次,西安依然沒有跟風。1953年,西安在做城市總體規劃的時候,提出將西安城墻和護城河進行保護,建設成為文化景觀和城市骨架。不得不説,這種理念在當時是超前的。

  轉眼到了1958年,這一次西安城墻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拆城”威脅。“這一年中國進入“大躍進”,全國掀起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拆城”浪潮。與拆除派的有理有據比起來,保護派要單薄得多,只能以歷史悠久、有研究和欣賞價值來回擊,明顯不符合當年的趨勢。時任陜西省文化局副局長的武伯綸,深知情勢危急,果斷聯絡了幾名文物專家,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名義向國務院寫信,請求保護西安城墻。當時的省長趙伯平也是保護派,他很快將信轉到了北京。

  也許是上天冥冥中的護祐,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接到了這封信,他第一時間批示:西安城墻是重要的文物古跡,應當保護不能拆除。在習仲勳的支援下,文化部又寫了一份關於西安城墻的資料遞到國務院。1958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國務院關於保護西安城墻的通知》,“拆城”事宜總算有了個結果。12月28日,西安市長劉庚簽署了一份文件,“自即日起嚴禁拆取城磚、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壞城墻的行為”,命懸一線的城墻逃過大劫。

  回首往事,西安城墻的運氣實在好,每一個重要節點,都有人挺身而出,讓錯誤決策胎死腹中,真是萬幸!從下到上,居功至偉。1958年5月17日,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説:我們搞建設,必鬚髮動群眾。昨天有同志講,"跟著某個人走,就不會錯的",這個"某個人"就是指的我毛澤東。這話要考慮。我説,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裏糊塗地跟。

  什麼都跟就不正常,糊裏糊塗地跟很危險,歷史教訓慘不忍睹。如今功利常見,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傷害不容小覷。過去的人常説: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窮”是指精神上,社會是一個精神貧窮的社會,但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碰到不該跟的,你不投反對票則罷,千萬別瞎起鬨。否則,又會留下大笑話、大教訓。

  有靈魂的西安城墻,在巍峨秦嶺的呵護下,沒有辜負"長安"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