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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死刑復核權致編制緊缺 最高法緊急調配人員

2005年11月3日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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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喜遷新辦公樓,人員編制也將增加。


      
       
      
      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綱要針對當前中國司法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確定了涉及八方面的50項改革措施。
      
      其中提到,“在未來五年內,最高法將採取積極行動,收回地方各級高院對目前部分死刑案件的死刑核準權”。
      
      綱要的公佈使得“死刑復核權上收最高法”這一司法命題繼全國兩會後,於今年再次引發公眾關注。
     
     
      此前,法學界早已形成共識,“死刑復核權下放”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嚴打”社會治安惡化背景下,一直與刑事法律相齟齬。
      
      該種死刑復核模式在嚴控死刑適用、統一死刑適用標準方面屢遭司法界及法律人士詬病,也成為落實2004年新修訂憲法中關於保障人權相關規定的障礙。
      
      《新京報》採訪獲悉,在死刑復核權下放省級高院的20多年中,最高法內部曾多次探討廢除這一死刑復核方式,但在決策時囿於人員編制等問題幾經反覆。
      
      “死刑復核權收回的時機已經成熟。”最高法一位權威人士表示。
      
      今年,中央同意最高法新增三個刑庭專司死刑復核,並增加法官編制。與此同時,300—400名專司死刑復核的工作人員招聘以及內部選調工作業已展開。
      
      未來的死刑復核工作,不僅會最大限度地減少死刑數量,而且將朝更具透明性的方向發展。
      
      “權宜之計”變成常法
      

      “這種做法(部分死刑案件由地方高院行使)一是不符合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二是不利於保證死刑案件品質。”
      
      最高法一位負責人在10月26日向公眾作上述表示。
      
      新中國的死刑復核制度最早見於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該法規定死刑復核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共同行使。
      
      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上收死刑復核權,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
      
      中國公安大學教授崔敏告訴《新京報》,由於當時剛經歷過社會浩劫,這一立法規定,目的在於嚴控死刑的適用。
      
      然而轉折時期的高犯罪率還是成為立法者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
      
      儘管《刑法》僅對28個罪名規定適用死刑,但對當時惡性犯罪現象頻發的社會現實來説,可判死刑的案件還是讓當時僅有100多人編制的最高法院難以承受。
      
      1980年2月12日,就在《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實施僅一個多月後,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即批准,對1980年內的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等犯有嚴重罪行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準。
      
      1981年6月10日通過的《關於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又將上述授權延長至1983年。
      
      “死刑核準權的下放,最初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形勢發展超出了原來的設想。權宜之計也就變成了常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崔敏教授説。
      
      由於無法有效遏止頻繁發生的惡性犯罪現象,1983年秋天,全國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嚴打”鬥爭。
      
      為配合這次嚴打,當年9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以下簡稱《9‧2決定》)。
      
      《9‧2決定》一改前兩次授權的期限限制,採取了更具靈活性的表述:“最高法在必要時,得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也即《9‧2決定》通過後5天,最高法發出《關於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殺人、強姦、搶劫、爆炸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犯罪死刑案件。
      
      隨著毒品犯罪的迅猛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1年起陸續授權滇、粵、桂、川、甘、黔六省(區)高級法院,對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準權。
      
      1996年、1997年,全國人大先後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進行修訂。
      
      修訂重申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定。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在1997年1月1日生效,新《刑法》將於1997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
      
      崔敏回憶,當年5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召開“刑事訴訟法實施座談會”。有各相關部門負責人和部分在京學者參加。
      
      會後,王漢斌副委員長設宴款待與會專家。他感慨地説:“廢除《9‧2決定》去掉了我的一塊心病。”但就在新《刑法》即將實施的前五天,最高法于9月26日再次發佈《通知》,將部分死刑案件核準權繼續授權由各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
      
      《刑事訴訟法》和《刑法》的規定再遭擱置,死刑核準權的“二元格局”一如從前。
      
      最高法院的編制問題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曾任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的周道鸞介紹,1996年,最高法院曾就上收死刑復核權一事派員到東北和華東地區進行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省市的法院都表示希望最高法院能儘快收回死刑復核權。
      
      但出於社會治安形勢嚴峻,這一考慮只能暫時擱置。
      
      最高法在1997年9月的《通知》中解釋了繼續授權的原因:鋻於目前治安形勢以及及時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周道鸞認為,當時最高法遲遲沒有收回死刑核準權的原因還有一個,即最高法的人員編制嚴重不足。
      
      崔敏則回憶,1996年舉行的一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一位負責人表示,“按照規定,是應該收回,但必須給最高法增加一倍編制。”
      
      最高法當時有人員600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也就意味著再增加600多人。
      
      “先不説如此龐大的編制不易解決,就是相應的辦公場所、住房以及後勤保障等問題也難解決。最高法將死刑核準權下放實屬無奈。”崔敏説。
      
      不過,最高法的一位負責人當時曾公開表示:“(死刑復核權)最高法遲早是要收回來的”。
      
      死刑復核權的收回正變成一個時機問題,而轉眼又近十年,中國繼續發生著巨大變化。
      
      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被寫入憲法。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權建設水準不斷推進。
      
      繼1997年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中國在2003年廢除了《收容遣送條例》,並於2004年將“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的規定寫入憲法。
      
      在上述背景下,各地的一些冤案錯案使得死刑復核權下放的弊端再次凸顯。
      
      “高級法院一般並不對死刑案件再次進行復核,而只是在本院的二審判決書(或裁定書)的後邊加注一句:“此判決(或裁定)即為本院的死刑復核決定‘”一位地方高法人士向記者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二審法院與核準法院的“合二為一”導致死刑復核程式名存實亡,根本達不到貫徹國家“少殺、慎殺、嚴防錯殺”的死刑政策的要求,死刑數量控制不下來。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2004年的兩會工作報告中披露,最高法院全年共審結死刑核準案件和刑事再審案件300件中,最高院改判94件,指令下級法院再審24件。
      
      法學界人士據此分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意味著死刑的數量將立即減少三分之一。
      
      此外,由各地分散行使,還會造成死刑適用尺度的不統一。
      
      “同樣一個案件,在這個地方可能判10年,在另一個地方,説不定就斃了,這顯然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陜西嘉瑞律師事務所主任朱佔平説。
      
      2004年兩會期間,山西省高級法院院長李玉臻曾以同樣的理由詢問肖揚院長:最高法院能否儘快收回死刑核準權?
      
      肖揚表示,最高法院對此正進行考慮,已成立了班子進行論證,但具體時間尚未確定。
      
      第三種方案獲批
      

      正是在這樣背景下,“上收死刑復核權”也開始進入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視野。
      
      最高法一位權威人士透露,去年年底,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有關司法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收回死刑復核權。
      
      有關部門也為此增加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編制。死刑復核權收回的時機已經成熟。
      
      統計數字顯示,由各省高級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佔全部核準案件的90%,收回死刑核準權後,以過去死刑案件數計算,最高法院的工作量將驟增9倍。
      
      一名知情人士介紹,與是否收回相比,最高法內部思考更多是如何收回的問題。
      
      據了解,當初被提出的方案主要有三種。
      
      一是按照幾個大行政區域設立分院,專門負責轄區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死刑案件的核準工作。
      
      分院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法院,而是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部分,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職權。與此相關,分院具體的人、財、物也由最高法院管理。
      
      上述人士稱,最高法內部一度傾向採納此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咏2004年5月,在《訴訟法學研究》上對上述方案進行了論述。
      
      二是設立巡迴法庭,定期到一定地區進行巡迴復核。
      
      三是直接在最高法院內部增設死刑復核庭。
      
      專家指出,第一種方案由於可能涉及到現行《憲法》關於法院體系的規定,很難成行。第二種方案在操作上也會面臨諸多問題:比如巡迴不定的復核工作,如何解決法官的家庭生活?
      
      第三種方案,雖然最為方便直接,但是如何解決偏遠地區的犯罪嫌疑人的押解問題也待考量。
      
      據了解,中央最終批准第三種方案,並同意增加三個復核庭,增加法官的編制。
      
      據知情人介紹,上述專司刑事復核的審判庭已於今年8月前完成設置,相關負責人也已于8月28日,經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的人事任命。
      
      其中引人關注的是張軍和熊選國兩個副院長的任命,上述兩人均曾于9月初以新身份亮相“世界法律大會”。
      
      據了解,張軍在2003年7月赴任司法部副部長之前,即為最高法副院長,此番調回最高法,即與原任刑二庭庭長的熊選國共同主管刑事方面工作。
      
      知情人士介紹,上述二人均是著名的中青年刑法學專家,張軍不滿五十歲,熊選國年僅41歲。
      
      張軍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而法學博士出身的熊選國是多所國內大學的兼職教授,並有多部學術著作。
      
      新獲任命的刑五庭庭長高貴君此前為最高法審判監督庭副庭長。曾主辦過一系列大案要案。其中包括劉涌、胡長清、成克傑等案。
      
      與此同時,專司死刑復核的工作人員招聘工作也已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繼去年面向全國招聘20名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工作人員後,今年最高法將招聘的數量增加到50名。
      
      並將資歷限制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學專業碩士以上學歷,且其中20名需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驗。
      
      與此同時,來自法院系統內部的選調工作業已展開。據了解,此番為準備死刑復核的人員編制將達300- 400人。
      
      死刑復核或舉行聽證會
      

      與此同時,一個有關死刑復核程式的司法解釋正在制定過程當中。
      
      一位接近該司法解釋起草小組的人士向《新京報》介紹,儘管尚未最終成稿,但一些思路將被重點考慮。包括增加復核庭人數,對重大、疑難的死刑案件採取聽證會的方式等等。
      
      “總體方向,將使死刑復核擺脫目前行政化的色彩,對控辯雙方更具透明性。”上述人士表示。
      
      據介紹,採取聽證會方式的死刑復核將吸收辯護律師、檢察機關、被告人、被害人等相關各方的參加,以便最大限度地發現“客觀真實”,避免錯案發生。
      
      “我們起草的規則將會最大限度限制死刑適用。只要案情還有一點點可疑之處,便堅決不殺。”該人士向《新京報》引述了該起草小組一位負責人的話。
      
      除此之外,司法解釋擬對死刑復核程式予以完善,對一二審程式進行改革。
      
      上述人士舉例,現行規定當中,對於刑事案件的二審,並未強制規定開庭審理。
      
      實踐當中,許多法院便僅僅對書面材料進行審查。
      
      “對於簡單案件來説,這無可厚非,但對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來説,顯然不利於保護被告人的權益。”該人士表示,死刑案件須規定“二審必須要開庭審理”。
      
      此外,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率不高,存在許多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僅靠證人證言即予定案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會逐步得以改變。
      
      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上述相關制度的完善,顯然已非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實現。
      
      許多規定實際上涉及到《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訂。
      
      記者日前從全國人大法工委處得到消息,上述兩法的修訂工作已在提速。目前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的各專家組都在抓緊工作,爭取提交明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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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稿:喬德建    來源:新京報  作者:謝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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