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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雜誌:王選的遺産

2006年2月17日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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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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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選和方正在自主創新道路上取得的成績、獲得的思考、乃至遭受到的挫折,對後繼的中國企業都是莫大的財富

      2006年2月13日,王選去世。

      當此時,“自主創新”正被政府作為新一面旗幟,前所未有地張揚在中國科技界、産業界。而王選自覺地成為這面旗幟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殫精竭慮為之努力已有30餘年。

      這是一個在生前已經贏得了巨大榮譽的人,他和其團隊開發的技術在印刷領域改變了時代的進程,曾被譽為“當代畢昇”。

      他是自己所處時代的科技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是中國高科技産業自主創新的先驅者,終生探索不懈。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王選身上集中了諸多美德——勤奮,克己,寬容;作為一個科學家,王選對技術有狂熱的追求和超人的研究能力,並且對其産業化前景有敏銳的判斷力;作為一個教授,他
    發現、培養了難計其數的專業人才。

      作為一個企業的精神領袖,他的創造力成為了北大方正的顯著標誌。二十多年過去,提到北大方正,人們最直接的反應還是鐳射排版。事實上,儘管今天鐳射排版軟體業務在方正集團的營業額比重已經不到10%,但出版系統仍是方正的主要利潤來源。

      在人們看來,王選69歲的一生業已創造了太多的輝煌與榮光,此生當無悔,但是乘鶴西去的老人心底未嘗不會有一絲遺憾與掛念,關於他所開創的事業,關於中國高科技企業自主創新及其國際化的道路和前景。

      在王選去世的第二天,北大方正集團董事長魏新對《中國企業家》説,王老師在2006年元旦前後還在關注怎麼讓北大電腦研究所重新找到它的位置。方正集團即是該研究所與北大新技術公司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合併而成的産物。當時作為産學研結合的嘗試,在王選推動下,北大邁出將兩者合併的一步。但是十餘年後,顯然王選也好、魏新也好,對於該體制又有了更新的思考。“完全把研究所內化到企業是不行的,得讓一些人去做一些超前的研究與産品。”魏新説。

      儘管四年前,王選盡卸他在方正集團、方正控股等企業的職務,遠離方正權力中心,只留任北大方正集團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但方正的榮辱安危顯然仍和王選的血脈緊聯在一起。

      “我不是一個企業家。”王選生前不止一次説過。後來,他又説:“如果再年輕20歲,我也可能像蓋茨一樣,從技術專家走到企業家的位置上。”最後,在一篇文章中,王選寫道:“我只是一個科學家,即使年輕20歲,也不可能成為企業家和CEO,更不可能成為企業領袖,因為我不懂經營,對財務一竅不通,也不擅長管理,與企業家差距甚遠。”

      在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將近十年的輝煌後,方正頻頻陷入戰略不定、業績起伏、高層人事動蕩的不利局面中,已是人所共睹的不爭之實。這可能是王選及其一代方正人心中的隱痛:發明瞭領先的技術,並推動它走上了産業化的道路,但是沒有為借它誕生的公司樹立起明確的路標。一家曾經以自主創新技術一舉創下驕人業績、響亮品牌和聲譽的公司,為什麼沒能流暢地延續其傳奇?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2006年2月12日晚,王選再次病危,等在搶救室外的魏新聽人講到王選曾留話:希望死後遺體能夠捐獻;如果不行就不要搶救了,浪費國家那麼多人力物力。“他是一個對人生理解很透的人,”魏新説,“一個偉大的人,一個能給社會留下東西的人,根本的東西是人品(優秀),沒有這樣的人品做不出這樣的事情。”

      王志東(點擊科技總裁)回憶,王選的身體一直不好,在他發明鐳射排版系統的時候已經如此。現在通常的説法是,王選當年的課題來自國家的“748”工程,事實上,1974年王選開始自己的研究時,他還不是“748”工程的一員。

      上個世紀70年代,時任北大無線電係教師的王選因病得以脫離“改造思想”的學習班在家休養。當他聽到關於“748”工程(漢字資訊處理系統工程)的消息時,體內積蓄的創造力開始萌動。

      該工程有三個子項目,漢字通信系統、漢字情報檢索和精密排版。通過分析,王選認為漢字的精密排版是最有實際應用價值的項目。他準確的判斷力在後來得到了證明。而也是這個判斷,將他與當時中國大多數埋首科研、對技術應用(更別提産業化了)缺乏意識的科研人員區分開來。對此,他若干年後曾總結道:“在選題和確定技術途徑時要注意中國國情:要仔細研究哪些事情應該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國是不應該做或不能做的。如果只欣賞和堅持局部的創新,而忽略了整體上的大方向,有時會産生災難性後果。我國的科技人員過去習慣於拿國家的錢從事攻關,不管有無效益,有個鑒定會便可交帳,因此對決策正確與否的嚴重性重視不夠。”類似這樣的説法,聯想的柳傳志也説過。這樣的感悟,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像王選、柳傳志那一代對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科研體制有深刻體驗、又對技術産業化充滿渴望的知識分子獨特擁有的。

      於是,當時中國無處不在的“革命”人群裏出現了一個癡迷于外文資料的瘦弱身影。“我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借雜誌都有登記的,所以我知道從來沒人借過。”後來王選回憶。為了節省5分錢,王選經常在要到達的中國科技情報所前一站下車。後來,當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專車的時候,專車的使用率遠沒有他的自行車高。

      當時國際上的排版系統已經有了第四代,即鐳射排版,但是還處於研製階段。王選把第四代排版機作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其時國內的研究單位都在研製二代和三代排版機。1975年,王選38歲,解決了漢字字形資訊壓縮和用參數資訊使字體保真的技術,後者10年後才在國外出現。

      1988年,《經濟日報》全面採用王選的華光Ⅸ排版系統,在全國第一個廢除了鉛排作業。1991年,北大新技術公司與北大電腦科學研究所聯合推出北大方正電子出版系統——“北大方正”。12年間,中國的知識分子熱衷職稱、出國,中國的出版行業迷信國外技術,王選幾乎承擔了一個自主創新者所能受到的所有打擊。“我從1975年自己動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節。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奮鬥。18年裏頭沒有任何節假日,沒有禮拜天,也沒有元旦,也沒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兒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夠體會一句名言,‘一個獻身於學術的人就再也沒有權利像普通人那麼生活。’”(王選《我一生中的幾個重要選擇》)1989年底,在中國研製和銷售鐳射排版系統的英國蒙納、美國王安、HTS、日本寫研等公司全部退出中國市場。

      王選對新力公司創始人井深大的“獨創,絕不模倣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學”很欣賞。在很多地方,王選與井深大很相像。他們都有著對技術的狂熱,對創新的渴望。“井深大的偉大就在於能夠預見到新技術在生産中的應用價值,激勵工程師們在實現他所設立的目標中超越自己。”(約翰‧內森《新力的私人生活》)1967年,當首批12英寸單槍三束彩管從裝配線上下來時,面對研發人員,井深大深深鞠了一躬,“眼裏噙滿了淚水”。這是承受了多年巨大市場壓力的成果。王選對技術創新的執著、對市場前景的判斷與井深無二。1991年,國內的主流報紙幾乎全部採用了方正的技術,而之前兩年,王選建議已經做了四年排版系統的肖建國(現任方正首席技術官)從事“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去做圖像特別是彩色圖像處理系統。王選曾經回憶,1991年8月,當他向公司負責人和主要銷售人員介紹彩色出版系統時,大家反應冷淡,因為“中國沒有出彩報的習慣,只有少數幾家大印刷廠會買彩色系統,而他們都已有電分機”。該月底,王選在香港聽説ECRM即將宣佈能滿足彩報要求的Pelbox 1545排版機,王“大喜過望,當即要求他們以最快速度運一台到北京”,請北大新技術公司技術人員汪岳林擴充RIP記憶體以便適應ECRM 1545。當時北大電腦研究所和北大新技術公司還是兩個單位,王在公司沒有職務,為此做了兩次檢討:不該私自購買排版機,因為將動用北大新技術公司的錢,而未經公司的審批手續;不該私自佈置公司技術人員擴充RIP記憶體。1992年底,方正公司的銷售負責人告訴王選:“彩色出版系統的市場好得不得了。”

      方正以及曾經在方正工作過的人都提到王選對人才的培養和愛護。1989年,王選聽説中關村“街上”有一個小夥子為客戶更改了方正的系統,開始還不相信。後來,他知道那個小夥子叫王志東。他邀請王志東到方正來。“王選本來看好數學和電腦係的學生,而我是無線電係的;而且我是在街上混的,大家都擔心我有不太好的習慣。”王志東對《中國企業家》説,王選讓他進入方正是破了格的,並且王志東可以選擇讀王選的博士。這也讓他從一個“遊擊隊”變成了“正規軍”,他以後的道路實際上是那時候的延續。肖建國的感觸更深。1987年,肖建國在方正做畢業實習,第二年獲碩士學位,1993年晉陞教授。“我當時沒感覺到這意味著什麼。”多年以後,談及往事,王選跟肖建國説,四年時間從碩士升為教授,這個事情是很罕見的。當時肖住得遠,為了讓他安心工作,王選為他在北大找出一套房子。“他説過,一個年輕人,當他的工作獲得成就的時候,他在生活上、在其他安排上就不能跟其他人平等。”

      在方正員工眼裏,王選是一位有著非常敏銳的市場感覺的科學家。“(我的)第五個抉擇是在80年代初,致力於商品化、企業化,堅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業化的道路。這件事情我們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們都講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當時我們的艱難。到1986年也沒人這麼講,説要把技術變商品。”(王選《我一生中的幾個重要選擇》)1984年,王選向當時的北大校長丁石孫提議北大應該建立自己的開發公司。第二年,“北京大學科技開發公司”成立,即為北大方正的前身。“他不是企業家,但是市場下一步需要什麼技術他是知道的。在學者裏面,有點發明創造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像王選這樣把一個技術做成一個産品,把産品做成一個産業,全過程保持很大的關注和耐心,是不多的。”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肖建國説。

      1993年,香港《明報》向國際招標出版系統,方正系統的速度與同行相比慢半個小時。時任香港方正總裁的張旋龍問王選怎麼辦,王説可以用一週的時間解決這個問題。“我心裏七上八下,王老師説絕對沒問題。”張回憶,王選緊急抽調二十多人趕赴深圳(辦香港簽證已經來不及),用一個月時間改進了産品,得到了《明報》千萬美元的大單。之後,在台灣、日本等市場,王選都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對開拓市場的熱情讓他看上去像一個企業家而不是科學家。

      “方正可以活到今天,跟王選他本人要靠自主技術來支撐企業發展的戰略思維是分不開的。”現任方正控股(方正集團公司控股的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張旋龍認為。

      1993年,王選56歲,退出了科研一線,1999年後,又逐步脫離了公司管理。

      “我已經61歲了,”王選在1999年的一次演講中説,“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60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王老師從來沒有真正做過企業家。他是一個具有經濟頭腦或者商業頭腦的科學家。”2月14日,王選逝世次日,魏新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這樣總結道。

      他的意思是,王選已經盡到了他那一代科學家應該盡的責任,而且非常傑出。

      創新:持續之難

      1998年,方正控股首次出現嚴重虧損,虧損額達1.66億港幣。而這時候,北大方正已經是一個集電腦、系統集成、顯示器、鐳射印表機、房地産甚至高爾夫球場等於一體的多元化集團。

      1993年以後,方正在出版系統上的絕對優勢漸漸不再。隨著技術的普及,方正曾經擁有的高額壟斷利潤大大降低,同時在高檔彩印領域,方正開始落後於國外廠商。這時候的王選已經離開了科研一線,而按照他曾定下的成功産品的5個條件——採用國際最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有自己的創新而且用戶急需;與眾不同的賣點;貼近用戶、穩定可靠;研發進度得到控制,産品上市及時——除方正賴以起家的三大軟體外,符合這5條的産品並不多。靠鐳射排版技術起家的方正遇到了如何持續創新、持續發展的問題。

      何況,方正的崛起有它特殊的一面,與國家的支援密不可分。正如魏新所説:“方正的成功是在一個小氣候下的成功。早期是國家投給學校錢,而且國家在産業鏈也給了一些支援,形成了上下游,就是讓《經濟日報》做這個事情(用方正的産品)。”1980年,時任進出口管委會副主任的江澤民在了解了鐳射排版項目後,給國務院寫信,為這一項目進口國外設備爭取到20萬美元的額度,同時對其他部門欲與國外機構合作開發鐳射排版系統的請求表示“擬暫不考慮”。據王選回憶,從1975年到1995年的20年裏,北大鐳射排版系統得到國家撥款累計1000萬元。王選的傑出研究能力和市場敏感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援,因此能夠在一個基本空白的市場上暫時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王選曾在文章中寫道:“創新型的企業要有自主創新能力,而企業的技術發展與政府支援是分不開的。當年鐳射排版獲得了國家支援,得以發展壯大,現在在排版領域,方正在國內報業的準確市場佔有率是百分之九十;告別紙與筆、以采編為核心的整套系統,方正在國內的市場佔有率是百分之八十,這都跟當年政府的支援分不開。”而在方正獲取了第一波超額利潤之後,企業能否形成成熟、自立的管理機制與研發機制,以此與市場形成某種“正反饋”,這對方正是個相當的挑戰。不無遺憾的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方正當年沒能把握乘勢開始第二輪技術與市場正向迴圈的機會。

      在魏新看來,方正當年搞多元化有個客觀的原因就是方正創業時以鐳射排版技術介入的市場領域其實很窄。由於方正技術尖端,它很快就把整個行業都基本上壟斷了(方正排版系統佔了國內出版業和報業80%、海外華文報刊90%以上市場。),市場的狹窄與飽和驅使著方正“拿了一些錢幹了別的、和創新沒有關係的東西,像化工、稀土、房地産、高爾夫球場、精細化工。”

      魏新説,方正早期很多創業者、包括一些經營管理人員都是從技術老師出身,在企業管理、研發管理上難免缺乏經驗,所以造成了一些研發投資失誤。“在研發項目的管理上,早期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不像美國的大企業一樣有一套管理的方式,有一個過程的監控。”魏新以他的視角分析道,技術家在追求商業成功時很難把握某種平衡,即專注與超脫的平衡。“作為技術專家,你要想成功你必須專注,不專注你就研發不出新技術,但是你同時可能就很難拓展思路去引導研發人員往市場真正需要的方向走。”

      王選曾經提到新力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在經濟情況不景氣的形勢下,可以用7年時間支援新力創始人、技術專家井深大搞彩色顯像管,借此説明企業家對企業的重要性。井深大能安心沉醉在他的技術世界、為新力的技術戰略一路引航,和在經營上鼎力輔佐他的盛田昭夫密不可分,是盛田,把新力的産品賣向市場、賣向美國。1955年,盛田昭夫到美國開拓市場,一個客戶準備購買10萬台新力收音機,前提是用自己的牌子,因為“沒人知道新力”。新力董事會要求盛田昭夫接受,盛田昭夫沒有從命。很快,他找到了另一個經銷商。如果沒有盛田的堅持,新力在美國的命運可能大不一樣。井深大有盛田昭夫,比爾‧蓋茨有史蒂夫‧巴爾默,但王選和方正沒有這麼幸運。2005年10月,王選在《企業技術發展與政府支援分不開》一文中寫道:“我覺得要做到産學研結合,有三類人非常重要。第一類人,是創新的靈魂人物,專心致志,癡迷技術,但是也懂得市場,在網路出版方面,我們有這樣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類人,是一支強有力的商品化隊伍,能夠根據市場的要求,很快地把技術實現商品化,不斷做出適合市場的創新,方正在這方面也有一批骨幹。還有一類人,我看得非常重,是對産業方向的前景能夠看得很清楚,善於開拓市場,能夠領導整個産業的人。”他沒説第三類人在方正是不是存在。

      魏新認為,在那個年代,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商人,實際上都是在一條前人未曾走過的路上孤獨地探索。在北大電腦科學技術研究所和北大新技術公司聯手迅速創造出商業奇跡後,王選參考美國公司研發機制的經驗,即提出要“建立高校、科學院與企業的聯合經濟實體”,以解決計算所和公司之間在轉讓費、科研管理和人才使用等方面的分歧。如此,1992年,北大方正集團正式成立。三年後,北大計算所與方正集團聯合成立方正技術研究院。看上去,方正式的産學研體制取得了進一步深化發展。但以後的事實證明,在這個由多方力量聯姻、搭織而成的方正家庭內,市場與研究、商業與技術的矛盾來得比一般的高科技企業更加猛烈而不可調和。比如早期,計算所作研發的費用都是由國家出,一結合之後,錢就要由方正集團出,這導致研發人員和市場經營人員之間産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王老師實際上沒有真正介入經營管理,但是技術是他直接管理的,這裡面肯定是有矛盾的。他和當年管經營的領導,基本認識是一致的,都是要向研發投入,只是投多投少的問題,王老師希望多投一點。”魏新説。

      從某種意義上,這些矛盾與衝突並非是方正內部個人的恩怨與衝突,他們觸摸到的是在不成熟的産學研合作體制和不成熟的公司治理下的深層次痛苦。曾被視作完美搭檔的王選與方正總裁張玉峰後來的分手,也許只是這種體制下內在矛盾的具象化而已。在經過1999年著名的“逼宮”事件後,王選和張玉峰雙雙退出了方正權力中心,張玉峰更是徹底告別方正。研究所內化于企業帶來的內耗與衝突,這正是導致王選、魏新等人最近兩年來開始思考要不要將研究所重新獨立於方正、再度“放養”于北大的原因之一。

      在王選逝世當天,對王選、張玉峰、張旋龍等方正人物有過多次採訪的IT記者劉韌,在他部落格裏寫下一段話:“從科學到技術再到企業,王選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學商業化嘗試……此時,我最想知道的是,作為王選的合作者、合作破裂者張玉峰的真實感受。兩個強人本可以將方正舉得更高,兩個強人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互相妥協,問題究竟出在哪?”

      在為方正尋找真正企業家式人物的方面,王選等人雖備感困擾,但始終沒有停止探索。1999年原惠普(中國)主管銷售的副總裁李漢生“空降”方正,成為方正電子總裁,即是典型一例。而2001年10月魏新正式出任方正集團董事長一職,則似乎意味著方正終於找到了一個兼具北大基因和市場能力、能在北大這樣一個不無獨特的校辦企業里長期立足的企業家。

      王選對魏新的期待之深可以想見。魏新上任後,提了一個名為《關於方正集團發展戰略思路和企業文化重塑》的報告,王選當時身體不好,沒去報告現場,但他寫了一份書面文件表達自己對魏“施政“綱領的認同:1、同意魏新提出的在專業化基礎上多元化的思路。2、同意魏新講的企業文化和校園文化應該有差異之分、層次之分的問題,重新確定方正的企業文化和核心競爭力。3、在每個專業化領域應該請專業經理人來經營。

      顯然,王選在身體力行他十多年前(1992年)就作出的他人生中的第六次重要抉擇:花大的力量來扶植年輕人,讓年輕一代出來逐步取代他的作用。就自主創新而言,儘管魏新並不是技術出身,但他是“以市場換技術”鮮明的反對者,力倡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對於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經濟的必要性。在他看來,網路出版是方正繼鐳射排版之後有可能以自主創新技術取得競爭優勢的相關領域,為此,他正推動著方正在該領域內進行全力投資和整合。

      曾經在中國高科技企業裏張揚了“自主創新”風氣之先、也領受了“自主創新”之惠的方正,還能在中國産業界這一輪自主創新浪潮裏繼續領跑嗎?王選逝矣,他給方正留下的最大的財富也許並不是一項帶來源源財富的技術,而是將“持續創新”的基因明確注入到了方正體內,這是他至今、並且今後仍是方正靈魂領袖的根本原因。

      曾經有過那麼一個機會,王選與方正把技術和經營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但接下來,什麼使王選的夢沒能在他有生之年完美地持續?

      在他人生的後30年,他和方正在自主創新道路上取得的成績、獲得的思考、乃至遭受到的挫折,對後繼的中國企業都是莫大的財富。柳傳志評價道:“王選院士是第一批把科研技術推向市場的人,通過創辦方正,不僅實現了經濟效益,還帶來了思想的變革。”

      外人恐難擅自分辨晚年王選心中對方正事業的悲欣之情。好在他還有不少理性聲音留下,令來者可追。2004年,王選在中國企業創新年會上作出如下發言:

      “中國經濟發展中最稀缺、最可貴的資源之一就是企業家。一項技術可以使一個企業很快的發展,但真正的長期發展必須要靠企業家,因為企業家是主宰企業的核心。

      “我非常希望中國企業擁有自主技術的高科技産品能進入國際市場,我也非常希望中國出現一批跨國公司的大企業家,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意味著中國經濟真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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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稿:石素芳    來源:《中國企業家》雜誌  作者:劉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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